二 “理论热”后“理论”何为？

上述提及的韦勒克和沃伦对经典阅读有效性的批评，大约发生在20世纪上半期，因此，从时间上看，与本章所说的我国近阶段发出“经典重估”之呼声的时间相差了60余年，两者似乎有点互不相干。不过，其批评的指称对象是基本一致的。韦勒克所说的“由于对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部分的是指当时美国等欧美文学研究者对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文学理论十分热衷，而对文学文本也就是文学经典本身的阅读十分冷漠，甚至根本不去细读经典文本，因此，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脱离文本，批评家对文本研读的能力低下，理论与文学及文本之间出现“脱节”现象。

与之相仿，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大量接纳西方现当代文论，从而出现了两度“理论热”，其间也出现了文学研究中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现象。对此，批评者众。特别是近几年来，批评更为强烈，而且更自觉、更有理性和力度，体现了对“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的深度反思，这种“深度”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国学者张江通过“强制阐释论”“理论中心论”等一系列论文与著作对西方现代文论所作的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评判。他指出，“强制阐释”抹杀了文学理论及其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了文学[3]，其结果是文学研究远离了作家、作品和读者，滑向了“理论中心”。“理论中心”的基本标志是，“放弃文学本来的对象；理论生成理论；理论对实践进行强制阐释，实践服从理论；理论成为文学存在的全部根据”[4]。受这种西方“理论”的影响，我国文学研究领域也存在着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弊端。张江的一系列论述以及所提出的新观点，对我国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研究有拨乱反正的作用。

不过，要纠正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弊病，并非通过号召文学批评与研究者回到文本多啃读经典作品就大功告成的，因为有效的文本解读与阐释是需要适当、适度而又丰富的理论为指导的；“理论热”即便是消退了，我们的文学研究界也不可能顷刻间自发地生成天然适合于自我需要的文学理论。因此，如果我国文学界在“理论热”过后真的进入了“后理论”阶段，[5]那么，这个阶段不是理论的空白，而是理论创新与创造的时代。在“经典重估”的呼吁中，就包含着对理论指导的急切期盼。

需要警觉的是，当我们对“理论热”以及西方文学理论的不足之处给出了富有价值与意义的批评的同时，是否在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中让一些研究者萌生了抵制理论的潜在欲望和心理冲动呢？或者说，某些批评者是否已经表现出对理论的不屑、抛弃并提出肤浅而毫无学理依据的所谓“批评”呢？若此，就不免有讳疾忌医之嫌了。

西方现代文论确实存在“强制阐释”及“理论中心”之弊，“走上了一条理论为主、理论至上的道路”[6]，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直接而生硬地用于文学批评与研究，就有可能闹出非驴非马、文不对题的笑话。但是，文学的文本解读与文学批评不同于纯粹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一种认识性活动，其目的是将经验归纳中所涉猎的非系统的知识，按照对象物的内部关系和联系予以合逻辑的概括、抽象，使之成为系统的有机整体，并将其提升为一种普遍性真理。与之不同，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是一种实践性活动，其目的是将普遍性真理（即理论）用于客观对象物（即文本及各种文学现象），并在对象物中进行合规律的阐发，其方法不是演绎、归纳和思辨，而是分析和阐释。我们在借鉴西方文论展开文学评论时，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理论研究的演绎推理、理论思辨的方法直接套用到文学批评与评论中来，从而混淆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之间的差别（遗憾的是我们不少人这么做了却又反过来埋怨理论本身）。由此而论，在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过程中，运用和渗透某种理论与观念，体现阐释主体和评论主体对研究所持的某种审美的和人文的价值判断，是合情合理、合乎文学研究与评论之规律与规范的，与“强制阐释”“理论中心”之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们要理性而清醒地看到现代西方文论的确存在的先天不足，并且要看到它在融入我国文学与文化传统中还有水土不服，但是，我们不能由此便忽视许多外来理论运用者在研究实践中存在的理论素养不足、文本解读能力低下的客观现象，进而忽略经典阅读、文学批评与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理论运用以及我们责无旁贷的理论原创与建设的历史责任。特别需要指出，我们反对文学研究从“理论”到“理论”的“场外阐释”，而要从文本出发，着力纠正前述的“脱节”现象，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经典解读不需要理论的指导与引领。

说到“经典重估”，我们大概首先会想到为什么“重估”、重估的“标准”是什么。“重估”意味着对既有的经典体系进行重新评价，进而对这个体系做出当下的调整。那么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在既往对经典进行评判的人文、审美等价值标准基础上又融入了新的价值内涵的理论系统，其中包含了“新”与“旧”两部分内容。若完全以传统的“旧”价值评价标准去解读经典，那么就不存在什么“重估”了；反之，完全用“新”标准——暂且不说是不是存在这种纯粹的新标准——就意味着对传统经典体系的彻底颠覆与否定，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要很好地融合“新”与“旧”的价值标准对经典进行有效的评价与解读，就要求评论者与解读者拥有比较完善的文本解读与评判研究的能力与水平，也就是要具备比较成熟而丰厚的文学理论素养，这是作为文学专业工作者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会出现前述引用的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许多研究者在解读作品时“对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从而陷入“一筹莫展”或者就“理论”而研究“理论”的窘境。至于一般的读者，也必须在具备了基本的文学鉴赏素养后才能实现对文学经典基本有效的业余性阅读与欣赏。

显而易见，要完成准确而有深度的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与研究，并不是解读者和研究者主观上努力追求并在实践中做到“从文本出发”“反复阅读”就能奏效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辩证升华过程，没有先期的理论获得、积淀与储藏是万万难以实现专业化有效阅读与阐释的，也就谈不上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以及对经典的“重估”。现代西方文论以及我国学界在“理论热”中出现的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理论”本身存在“强制阐释”的弊端，本身是非文学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理论”运用者自己生硬地套用“理论”，强制地、外加地去“套读”文学文本。这后一种情况在我国学界比较普遍地存在，这是研究者理论与能力匮乏的表现，需要研究者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对理论的领悟、理解与应用的能力，而不是由此否定与抛弃理论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重估经典”适逢“理论热”消退后的“后理论”阶段，要求文学研究者冷静地对待理论——包括我们给予了诸多关论的有先天缺陷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不能忽略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研究创新对理论的需要；我们既需要对本民族理论传统的继承，又永远需要他民族之理论的“源头活水”，尤其是：我们不能忽视“理论引领”对“经典重估”和专业化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