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理论经典与理论创新
在“理论热”中我国研究者崇拜的主要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而对此前的西方传统文学理论相当“冷漠”。这种“冷热不均”的现象本身就值得反思。今天，当我们强调理论建设需要重视本民族的理论传统的继承，也要汲取他民族理论之“源头活水”时，意味着对中外文学理论优秀传统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才是“理论热”后对理论思考和建设应该抱有的冷静、理性的态度，才能在理论重构中实现理论创新，形成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体系。因此，对20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理论的重新审视和在此基础上的包容与接纳，是理论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实，我们倡导的“经典重估”，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重估，同时应该包括对重大文学史现象和文学理论经典的重估，因为理论和创作是文学实践的两个方面并共同构成了文学史上的重大文学史现象。历史上的文学理论既基于文学创作实践，也指导和服务于文学创作，因此要准确“重估”经典，离开彼时的重大文学史现象和文学理论经典的参照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角度看，“理论热”时期表现出来的对西方传统理论和现当代理论的一冷一热，这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判断和取向上的谬误，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对异民族理论的“偏食”——一方面过于重视并吸纳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而忽略了西方传统文学理论，把后者视为“过时”；另一方面，由于对西方传统文学理论的理解长期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水平，对其接纳也停留于一知半解、残缺不全的水平上，这是又一种意义上的“偏食”。比如说，对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文学理论的理解，大多数学者会认为对它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理解、研究和借鉴，因此，关于西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我们无须再多予以关注和研究。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表述中，自然主义始终是与现实主义“捆绑”在一起的。人们或者说它是“现实主义的极端化”，或者说它是“现实主义的发展”，或者说它是“现实主义的堕落”，等等，不一而足。无独有偶，如果对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文献稍加检索，人们很容易便可发现当时左拉们也是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个术语“捆绑”在一起来使用的。通常的情形是，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术语作为同位语“并置”使用，例如，在爱德蒙·德·龚古尔写于1879年的《〈臧加诺兄弟〉序》中，便有“决定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文学上如实研究的胜利的伟大战役，并不在……”[7]这样的表述；在另外的情形中，人们则干脆直接用现实主义指称自然主义。
上面已经谈到，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是举着反对浪漫主义的旗帜占领文坛的。基于当时文坛的情势与格局，左拉等人在理论领域反对浪漫主义、确立自然主义的斗争，除了从文学外部大力借助当代哲学及科学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外，还在文学内部从传统文学那里掘取资源为自己辩护。而2000多年以来基本始终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传统文学理论，便是由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后来又常常被人们唤为“再现说”）奠基的“写实论”，对此西方文学史家常以“摹仿现实主义”名之。[8]这正是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将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术语“捆绑”在一起使用的缘由。这种混用，虽然造成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概念的混乱（估计左拉在当时肯定会为这种“混乱”而感到高兴），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这并非不可理解和不可接受的。就此而言，当初左拉们与当今国内学界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两种“捆绑”，显然有共通之处——都是拿现实主义来界定自然主义；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历史的联系也未可知——前者的“捆绑”或许为后者的“捆绑”提供了启发与口实？但这两种“捆绑”显然又有巨大不同：非但历史语境不同，而且价值判断尤其不同。在这两种不同的“捆绑”用法中，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术语的内涵与外延迥然有别。
左拉等人是将自然主义与“摹仿现实主义”“捆绑”在一起的，而我们则是将自然主义与高尔基命名的“批判现实主义”或恩格斯所界定的那种“现实主义”“捆绑”在一起的。左拉那里的现实主义是“摹仿现实主义”。作为西方文学传统的代名词，“摹仿现实主义”指称的是2000多年来西方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笼而统之的“写实”精神，因而是一个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常数”。作为一个“常数”概念，左拉所说的“现实主义”，其内涵和外延都非常广，甚至大致等同于“传统西方文学”的概念。正因为如此，在某些西方批评家那里才有了“无边的现实主义”这样的说法。而在国内学人的笔下，“现实主义”非但指称一个具体的文学思潮（声称确立于1830年但迄今一直没有给出截止时间的文学主潮），而且是指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由恩格斯所命名的、以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进步乃至是“至上”的、显然不同于一般“摹仿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同于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之基于文学运动的策略选择，中国文学界对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术语的“捆绑”，其出发点有着明显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背景。国人的表述在文学和诗学层面上都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并循着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思维逻辑重新人为地设定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内涵与外延。
在主要由左拉提供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文献中，其将自然主义扩大化、常态化的论述有时候甚至真的到了“无边”的程度：
自然主义会把我们重新带到我们民族戏剧的本原上去。人们在高乃依的悲剧和莫里哀的喜剧中，恰恰可以发现我所需要的对人物心理与行为的连续分析。[9]
甚至在18世纪的时候，在狄德罗和梅西埃那里，自然主义戏剧的基础就已经确凿无疑地被建立起来了。[10]
在我看来，当人类写下第一行文字，自然主义就已经开始存在了……自然主义的根系一直伸展到远古时代，而其血脉则一直流淌在既往的一连串时代之中。[11]
这从侧面再次表明，左拉用作为“常数”的现实主义来指称自然主义只是出于一种“运动”的策略，并非表明自然主义真的等同于作为“常数”的现实主义。否则，我们就只好也将他所提到的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都当成自然主义了。正如人们常常因为自然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攻击，而忽略其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人们也常常甚至更常常因为自然主义对“摹仿现实主义”的攀附，而混淆其与“摹仿现实主义”的本质区别。其实，新文学在选择以“运动”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合法文坛地位的时候，不管“攻击”还是“攀附”，这都只不过是行动的策略，而根本目的只是获得自身新质的确立。事实上，在反对古典主义的斗争中，浪漫主义也曾反身向西方的文学传统寻求支援，我们是否也可以由此得出浪漫主义等同于“摹仿现实主义”的结论呢？显然不能，因为浪漫主义已经在对古典主义的革命反叛中确立了自己的“新质”。虽然为了给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提供确凿的辩护曾将自然主义的外延拓展得非常宽阔，但在要害关键处，左拉与龚古尔兄弟等人都不忘强调：“自然主义形式的成功，其实并不在于模仿前人的文学手法，而在于将本世纪的科学方法运用在一切题材中。”[12]“本世纪的文学推进力非自然主义莫属。当下，这股力量正日益强大，犹如汹涌的大潮席卷一切，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小说和戏剧更是首当其冲，几被连根拔起。”[13]这种表述无疑是在告诉人们，自然主义是一种有了自己“新质”的、不同于“常数”“摹仿现实主义”的现代文学形态。
“写实”乃西方文学的悠久传统，但这一传统并非一块晶莹剔透的模板。如果对以荷马史诗为端点的古希腊叙事传统与以《圣经》为端点的希伯来叙事传统稍加考察比较，当可发现：所谓“写实”的西方文学传统，原来在其形成之初便有着不同的叙事形态。不管是在理论观念层面还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当中，西方文学中的所谓“写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恒处于不断生成的动态历史过程之中。具体来说，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写实”之“实”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对“写实”之“写”的如何措置也总有着迥异的诉求。就前者而言，所谓的“实”是指什么？——是亚里士多德之“实存”意义上的生活现实？还是柏拉图之“理式”意义上的本质真实？抑或是苏格拉底之“自然”意义上的精神现实？这在古代希腊就是一个争讼不一的问题。《诗学》之后，亚里士多德“实存”意义上的“现实说”虽然逐渐成为长时间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但究竟是怎样的“实存”又到底是谁家的“现实”却依然还是难以定论；——是客观的、对象性的现实？还是主、客体融会的、现象学意义上的现实？抑或是主观的、心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在用那种体现着写实传统的“摹仿现实主义”为新兴的自然主义张目的时候，左拉显然是意识到了如上的那一堆问题，所以，在将自然主义的本原追溯到远古的“第一行文字”的同时，左拉又说：“在当下，我承认荷马是一位自然主义的诗人，但毫无疑问，我们这些自然主义者已远不是他那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者。毕竟，当今的时代与荷马所处的时代相隔实在是过于遥远了。拒绝承认这一点，意味着一下子抹掉历史，意味着对人类精神持续的发展进化视而不见，只能导致绝对论。”[14]
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提供理论支持的实证主义美学家泰纳认为，艺术家“要以他特有的方法认识现实。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感到必须照他理解的那样去描绘事物”[15]。由此，他反对那种直接照搬生活的、摄影式的“再现”，反对将艺术与对生活的“反映”相提并论。他一再声称刻板的“摹仿”绝不是艺术的目的，因为浇铸虽可以制作出精确的形体，但永远不是雕塑；无论如何惊心动魄的刑事案件的庭审记录都不可能是真正的戏剧。泰纳的这种论断，后来在左拉那里形成了一个公式：艺术乃是通过艺术家的气质显现出来的现实。“对当今的自然主义者而言，一部作品永远只是透过某种气质所表现出的自然的一角。”[16]而且左拉认为，要阻断形而上学观念对世界的遮蔽，便只有“悬置”所有既定观念体系，转过头来纵身跃进自然的怀抱，即“把人重新放回到自然中去”，“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17]。由此出发，自然主义作家普遍强调“体验”的直接性与强烈性，主张经由“体验”这个载体让生活本身“进入”文本，而不是接受观念的统摄以文本“再现”生活，达成了对传统“摹仿/再现”式“现实主义”的革命性改造。即便不去考究在文学—文化领域各种纷繁的语言学、叙事学理论的不断翻新，仅仅凭靠对具体文学文本征象的揣摩，人们也很容易发现西方现代叙事模式转换的大致轮廓。例如，就“叙事”的题材对象而言，从既往偏重宏大的社会—历史生活转向偏重琐细的个体—心理状态；就叙事的结构形态而言，从既往倚重线性历史时间转向侧重瞬时心理空间；就叙事的目的取向而言，从既往旨在传播真理揭示本质转向希冀呈现现象探求真相；就作者展开叙事的视角而言，从既往主要诉诸“类主体”的全知全能转向主要诉诸“个体主体”的有限观感；就作者叙事过程中的立场姿态而言，从既往“确信”“确定”的主观介入转向“或然”“或许”的客观中立……
种种事实表明，如果依然用过去那种要么“再现”、要么“表现”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去“重估经典”、去面对已然变化了的西方现代文学，依然用既往那种僵化、静止的“写实”理念来阐释已然变化了的西方现代叙事文本，那么，我们势必很难真正“重估”西方传统文学经典，也难以理解自己所面对的新的文学对象，从而陷入左拉所说的那种“绝对论”。不仅如此，除了对19世纪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理论与创作的理解与接纳上需要破除这种正“依然”的顽固与偏执之外，在对待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颓废主义等20世纪以前其他重大文学史现象和理论经典方面，也照样需要这种“破除”。反之，如果依然坚持这种“顽固”与“偏执”，那么我们的“重估经典”是以偏概全的，“重构”和“创新”文学理论也可能成为漂亮的空话甚至美丽的谎言。
所以，对20世纪以前西方传统文学的重大文学史现象以及理论经典的“重估”，是我们所说的“经典重估”题中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吸纳其合理成分，对全面理解西方文论、重构并创新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学科体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意义深远的。
[1] [美]J.希利斯·米勒，国荣：《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56页。
[3]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4] 张江：《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页。
[5] 余虹：《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命运》，《文艺研究》2005年第11期。
[6] 张江：《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页。
[7] [法]爱德蒙·德·龚古尔：《〈臧加诺兄弟〉序》，见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
[8] [英]利里安·R.弗斯特、彼特·N.斯克爱英：《自然主义》，任庆平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9] Emile Zola，“Naturalism in the Theatre”，in George J.Becker （ed.），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225.
[10] Emile Zola，“Naturalism in the Theatre”，in George J.Becker （ed.），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210-211.
[11] Emile Zola，“Naturalism in the Theatre”，in George J.Becker （ed.），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198-199.
[12] [法]左拉：《论小说》，见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
[13] Emile Zola，“Naturalism in the Theatre”，in George J.Becker （ed.），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219.
[14] Emile Zola，“Naturalism in the Theatre”，in George J.Becker （ed.），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198.
[15] [俄]诺维科夫：《泰纳的“植物学美学”》，见朱雯等编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16] Emile Zola，“Naturalism in the Theatre”，in George J.Becker （ed.），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198.
[17] [法]左拉：《论小说》，见柳鸣九选编《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