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艾柯的学术和创作行旅

艾柯是学者型作家，学术是他的主业，文学创作是其学术思想的释放和延伸，互参互释，相得益彰。在1956—2016年六十年间，艾柯思想活跃，笔耕不辍，在意大利乃至国际上甘当学术急先锋，出版了140多部题材广泛、跨学科的作品，有人将之分成8大类52种。虽然他有些学术观点不尽完善，引起了争议、论战和批判，但是他敢于应战和修正，在学术界形成一道热闹又好看的风景。

一 主要理论著述和文学作品

艾柯的知识生涯前20年主要与学术研究有关；1980年发表小说《玫瑰的名字》之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并驾齐驱。他一生中发表的主要理论著述包括：《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12]（1956）、《中世纪的艺术和美》（Art and Beauty in the Middle Ages，1959）、《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1962）、《混沌美学：詹姆斯·乔伊斯的中世纪》（The Aesthetics of Chaosmos：The Middle Ages of James Joyce，1965）[13]、《缺失的结构》（The Absent Structure，1968）、《符号学理论》（A Theory of Semiotics，1975）、《读者的作用》（1979）、《〈玫瑰的名字〉后记》（Postscript to the Name of the Rose，1984）、《符号学和语言哲学》（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84）、《三个符号：杜潘、福尔摩斯和皮尔斯》（The Sign of Three：Dupin，Holmes，Pierce，1990）、《阐释的界限》（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1990）、《诠释与过度诠释》（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1992，合著）、《探寻完美语言》（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1993）、《悠游小说林》（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1994）、《谈到乔伊斯》（Talking of Joyce，1998，合著）、《论文学》（2004）、《从树到迷宫：符号和阐释的历史研究》（From the Tree to the Labyrinth：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Sign and Interpretation，2004，以下简称《从树到迷宫》）、《一个年轻小说家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Young Novelist，2011），等等。

艾柯的理论著述主要研究中世纪美学、现代作品的意义建构、乔伊斯实验写作、符号学、阐释学、叙事学和迷宫议题。艾柯以中世纪学者身份步入学术之旅，是乔伊斯研究的先行者和专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是其博士学位论文，独辟蹊径对中世纪经院哲学权威阿奎那的美学思想进行研究。《中世纪的艺术和美》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形上概念中剥离出他们对美的感悟——道德和谐之美和形上至善之美、比例美学、光的美学，以及阿奎那美学三标准——整体性、比例性和清晰性[14]。《开放的作品》是艾柯在“六三集团”时期的力作，反对克罗齐为首的南方保守派和结构主义意义确定论，全面讨论现代艺术作品形式结构、意义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提出欣赏者的参与是完成作品的意义建构的首要前提。本书标志着他把注意力从中世纪转移到现代文学、当代文化、大众传媒和符号学，对雅俗文学和文艺作品进行讨论，从乔伊斯小说谈到漫画、从音乐系列谈到电视连续剧[15]。《乔伊斯的中世纪：混沌美学》是在《开放的作品》章节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把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当作中世纪和先锋创作相遇的关节点来研究[16]，分析《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1939）和《尤利西斯》（Ulysses，1922），展示乔伊斯作品中呈现的中世纪，发掘乔伊斯像阿奎那一样建构了一本整全之书（a total work），一本宇宙大书（a Work-as-Cosmos），一本迷宫书，来统摄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历史文化，同时对现代文化加以解构[17]。

继《开放的作品》之后，艾柯在符号学和阐释学领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1968年，艾柯出版他第一部符号学专著，即研究建筑符号学的《缺失的结构》。1971年，他在博洛尼亚大学创立符号学课程；1974年，他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符号学会议，任学会秘书长。1975年，他发表《符号学理论》，整合索绪尔符号论和皮尔斯符号学成果，提出了记号分类学、代码函数论、一般代码论、意指理论、符号学认识论等理论，来建构一般符号学[18]。艾柯把所指理论引入符号框架，把语用学和符义学打通，并对像似符（icon）进行了独特而详尽的研究[19]。

从1975年开始，艾柯担任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系主任，后来成为符号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教授和院长。他编辑国际符号学杂志《VS》，担任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秘书长，从1979年起任副会长，被公认为是继罗兰·巴特之后欧洲最重要的符号学家。在《符号学和语言哲学》一书，艾柯讨论皮尔斯的符号、符号对象和阐释项（interpretant），以及三者相互作用产生的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iosis）[20]；词典和百科全书两种语义模式[21]。《从树到迷宫：符号和阐释的历史研究》对“百科全书迷宫”概念的演变做了全方位探讨。

艾柯阐释理论也是在符号学框架中展开的，用作者、文本和读者符号三角来发展他的文本阐释学说。他的读者理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伊瑟尔等人。《读者的作用》一书在符号学视野之下研究开放的作品的性质和模范读者（Model Reader）[22]的生产方式。开放作品是运动中的作品，模范读者根据作品中的关系场，利用皮尔斯的符号阐释项进行试推，完成读者和文本之间的阐释对话[23]。在《阐释的界限》一书，艾柯详细分析了乔伊斯《芬尼根守灵夜》中建立在符号的无限衍义基础之上、受到文化规约调节和限制的百科全书语义模式[24]。《诠释与过度诠释》是他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1990年在剑桥大学关于阐释的界限和可能性的辩论文集，是阐释问题在哲学、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交锋。

《〈玫瑰的名字〉后记》是艾柯针对《玫瑰的名字》的阐释而出面做出的回应，提到自己写作时，身边放着各种卡片和文本[25]。《悠游小说林》是关于叙事交流理论的散论，侧重读者理论。艾柯以暗喻的方式，将小说比喻成林子，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Itao Calvino，1923—1985）的重要思想为林子打上了标签——小径交叉的花园，《寒冬夜行人》（1979）中所谓故事中读者的在场。小说为文本预设百科全书能力；在林中的推理漫步演绎可能世界；徘徊漫步制订虚构的规约，副文本标明人工叙述，虚构人物在文本之间迁移产生互文[26]。《一个年轻小说家的自白》是艾柯的演讲录，侧重作家理论，探讨博学作家在创作时如何将学识和虚构融通，如何制造作品无限的潜能；进一步阐述作者、文本和阐释者三者互动交流关系；探讨他钟爱的原始思维——清单文化现象，建立无限的清单和万维网之间的关联[27]。

艾柯始终站在理论潮头，直接参与国际学术界重要的诗学对话，在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1964年，他发表论文《启示录的推迟》（“Apocalypse Postponed”），把美国漫画家舒尔茨（Charles M.Schulz，1922—2000）的《花生》系列和DC动漫公司的《超人》系列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联系起来，做结构分析。1965年，他在法国结构主义杂志《通讯》发表《詹姆斯·邦德——故事的结合方法》，开始进入以巴特为首的结构主义符号学阵营；1966年，《通讯》第8期刊登了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艾柯的《弗莱明叙事结构》（“Narrative Structures in the Works of Ian Fleming”）等文章，巴特将语言学作为起点，视叙事作品为一个大句子，从功能层、行为层和叙述层来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这个大句子在不同的叙述层次上如何分散和整合[28]，这一思想在叙事理论中举足轻重。艾柯则从流行文化、大众传媒作品中透视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邦德小说的深层结构。他在英文期刊上发表学术讲座论文《符号理论和读者的作用》（“The Theory of Sign and the Role of the Reader”），回顾符号理论发展史，把符号阐释的原则——皮尔斯的试推法扩展到文本阐释。

艾柯在讲座界有帕瓦罗蒂之称，是哈佛、耶鲁、印第安纳大学等多所世界名校的荣誉博士和客座教授，用英文讲授文学；他还到卢浮宫、亚历山大图书馆、米兰音乐电影节等处演讲。意大利报纸曾经邀请他和米兰大主教卡罗·马蒂尼（Carlo Maria Martini）用信函形式就共同话题交换意见，艾柯以非教徒身份提出问题来发表个人意见，而主教根据天主教义作答，他们从生命的起源谈到千年末日论等话题[29]。

艾柯还发表了不计其数的随笔和杂文，涉及文化诸多层面。具有代表性的随笔除了睿智而诙谐的《小记事》（I）（1963）和《小记事》（II）（1992）[30]之外，还有关于媒体文化的《启示录派和综合派》（1964）[31]，用符号视野解读美国仿冒和造假现象的《在超现实中旅行》（Travels in Hyper Reality：Essays，1977），关于书籍的命运和珍本书的《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2004），关于无神论者和天主教领袖对话的《信还是不信：对谈》（Belief or Nonbelief？A Confrontation，1997，合著），以及《五个道德片段》（Five Moral Pieces，1997）、《康德与鸭嘴兽》（Kant and Platypus：Essays on Language and Cognition，1997）、《密涅瓦火柴盒》（Minerva Matchbox，1999）、《意外之喜：语言与疯狂》（Serendipities：Language and Lunacy，1998）、《反拨钟表：热战和媒体民粹主义》（Turning Back the Clock：Hot Wars and Media Populism，2006）[32]、《树敌》（Inventing the Enemy：Essays，2010），等等。

艾柯认为，学术书籍和报刊文章不存在隔阂，对时事的观察日后可以演变成他学术书籍中的理论[33]。他的随笔作品不乏理论书写，不可小视。他1977年的旅美札记《在超现实中旅行》将建筑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付诸实践，对美国人复制艺术品、建筑的狂热和赝品行业的兴盛，所谓“新中世纪潮”以及对加州魔教徒的大屠杀进行了文化透视，思考美国对文化、对中世纪的保护和再用问题。《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字里行间流露出艾柯对古典文献、神秘而古怪的文字和思想的嗜好。藏书家和鉴书行家艾柯如数家珍，表现出对珍本书的狂热和痴迷：他的收藏包括吉尔松《中世纪哲学精神》、帕拉塞尔苏斯作品、附有怪物插画的《纽伦堡编年史》；他曾对库拉斯《永恒的智慧剧场》版本做过鉴定，还曾受邀到巴黎校订安特尔西涅书店《奇品收藏室二》目录。他钻研基歇尔的百科全书，书籍目录——“书之书”，《林迪斯芳福音书》，《一个陌生人的杰作》，马斯蒂尼亚人关于“门”的哲学。艾柯也搜集稀奇古怪的文字，比如专家给作家的退稿评语集锦，还有给音乐家的评语，艺术家、作家的日记评论、为电影写的序言。他为古书出版作序，比如，1988年纽约艾布拉姆斯出版社意大利译本《中世纪岁月》的前言《照耀天地的光辉：〈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的辉煌》，2000年贝内德托·波尔多内《岛屿志》复制版导言，霍华德·布洛克《上帝的剽窃者》意大利文译本导言[34]。

近十年来，艾柯出版了几部百科全书式的插图观念史巨著，理论性和可读性并举。《美的历史》（History of Beauty，2004，合著）是关于审美史的变迁的，《论丑》（On Ugliness，2004）则是关于审丑史的演绎的，《无限的清单》（The Infinity f Lists，2009，合著）是基于卢浮宫讲座的，探讨各种实用清单和艺术清单；《传说中的地方之书》（The Book of Legendary Lands，2013）是关于想象出来的假冒地图、怪物、岛屿、文明、文献、语言、秘密和完美世界的。其中所涉及的话题之广、书目和艺术品数量之多，给读者带来“知识和视觉愉悦”[35]。他甚至编写过百科全书的CD-Rom。艾柯喜欢画本，收藏连环漫画，中国的漫画也在他的收藏之列。笔者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他早年为儿童画的两本图册：《炸弹和将军》（The Bomb and the General，1989）和《三个飞行员》（The Three Astronauts，1989）；他还把曼佐尼的《约婚夫妇》（The Betrothed，1827）进行简写，发表儿童读物《约婚夫妇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etrothed）。他的小说也带插图，有的是他自己画的，比如《玫瑰的名字》中的图书馆平面图。

如果说艾柯的《开放的作品》让他在学术界一举成名，他的符号学、阐释学研究夯实了他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那么艾柯1980年发表的《玫瑰的名字》使他在小说界一鸣惊人，1986年小说拍成电影后，艾柯的名字便风靡全世界了。此后，艾柯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1988）、《昨日之岛》（The Island of the Day Before，1994）、《波多里诺》（Baudolino，2001）、《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2004）、《布拉格墓地》（The Prague Cemetery，2011）和《试刊号》（Numero Zero，2015）。艾柯一直写作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世人留下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文学遗产。

艾柯的小说题材都涉及过去神秘的事情，知识含量重，他的重要理论观点在其中巧妙地得以展示。《玫瑰的名字》是向阿根廷迷宫作家博尔赫斯致敬的作品，以侦探小说形式讲述14世纪末意大利境内一座以迷宫图书馆闻名基督教世界的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七天内发生的七宗命案。《傅科摆》仿拟博尔赫斯《图隆、乌克巴、俄比斯·特休斯》（以下简称《图隆》）根据伪百科全书发现图隆存在的线索的写作手法，讲述三个编辑炮制十字军圣堂武士神秘事件的书，引来潜伏在周围的圣堂武士暴力团的追杀。《昨日之岛》聚焦17世纪寻找可以把今日之岛变成昨日之岛的经线分界线的故事。《波多里诺》中，骗子叙述人讲述他的东方神秘旅行，他的谎言对东方王国的历史产生了影响，甚至改变了历史进程。《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是关于失去个人记忆和寻找记忆的故事。《布拉格墓地》是一个靠伪造文件为生的人讲述拟定《布拉格墓园议定书》的阴谋。《试刊号》涉及媒体报道和墨索里尼之死的真伪，叙事穿梭在真实和虚构，神秘和谎言之中。

应该说，艾柯的小说实验都是他的叙事理论的反映和补充。他是欧洲重要的叙事理论家，亲历了叙事学发展的全过程，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建树。1966年，艾柯在《弗莱明叙事结构》中把流行文化形式归纳到叙事结构，建立了结构主义与流行文化之间的纽带[36]。1969年，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中提出“叙事学”一词，正式为这一理论命名。巴特1970年再提出叙述代码概念，将事件分为“核心”和“催化”；1973年，热奈特提出叙述话语，布雷蒙提出叙事逻辑，解码叙述行为的意义系统；格雷马斯区分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用“符号方阵”描绘深层结构和叙述元体系[37]。艾柯《从树到迷宫》一书对词典和百科全书语义模式进行了全方位研究。

艾柯对后经典叙事学中重要概念，比如读者理论、潜在文学、清单理论、百科全书语义模式、副文本等理论难题都进行了攻坚克难，做出重大突破。他在1962年《开放的作品》中就强调读者在阐释中的作用；在1979年的《读者的作用》、1980年的《玫瑰的名字》中可见其读者理论的影子。1984年的《〈玫瑰的名字〉后记》是关于他自己的小说叙事的。1994年的《悠游小说林》、2004年的《论文学》，以及2011年的《一个年轻小说家的自白》都是叙事理论专著，不断探讨理想读者对文本的接受问题、阐释的界限和过程、符号的无限衍义，等等。如果说热奈特在1987年版法文版论著《门槛》（Seuils）将叙事的研究扩展到了文本的周边信息，如书名、序言、题记等不显眼的文本附件，剖析它们背后的意图和对读者的导引作用，那么艾柯在《悠游小说林》《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玫瑰的名字》等作品中对这一副文本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艾柯所举的副文本例子比热奈特还要早，而且他在小说中广泛使用了副文本叙事手法，来建构迷宫故事框架和融通故事线条，将副文本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

艾柯还是翻译家，他不仅翻译过自己的著作和法国作家的作品，而且出版了翻译理论专著。艾柯的著作译本大部分是由外国人做的，但是也有的是艾柯本人直接翻译，或者说用其他语言重写的。译本常常有多个版本，有的只是标题不同，有的在翻译过程中作了修订，改换了标题出版，或者直接重写，但前言大部分由自己捉笔的。艾柯在1979年美国版《符号学理论》前言中坦言，这本意大利语符号学专著在1967年、1968年出版后，他又花了两年时间将它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瑞士语版本；1971年用新的标题成书；然后两次尝试将书翻译成英语，但最终放弃，于是在1973年干脆用英语重写，后来在美国出版。最后，他将此书再从英语翻译回意大利语[38]。1983年，艾柯翻译法国乌力波[39]成员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的《风格的练习》（Exercises de style）。1999年，他翻译了法国作家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的《西尔薇》（Sylvie），他在《悠游小说林》中论及过他翻译这部作品的心得及其小说叙述人特征。艾柯在符号学、阐释学和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出版了《翻译经验谈》（Experiences in Translation，2001）和《老鼠还是耗子？作为协商的翻译》（Mouse or Rat？Translation as Negotiation，2003）等书。

艾柯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以国家、民族和世界的和平安宁为己任，被公认为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杂文中抒发他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怀，分享他对世界局势、人类的命运的看法。他多次精辟地阐述了文人、知识分子或者博学之士共同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和公民执行社会职责的不同方式。知识分子和公民的职责不同，哲学家萨特作为公民可以上街抗议，但作为知识分子他的主业是著书立说，为社会和人民指引前进的方向[40]。

艾柯坚决反对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时，装腔作势，充当摆设；强烈要求知识分子在无能为力之时要谨言慎行，避免在社会制造混乱。但是他同时呼吁，知识分子在预见到灾难即将发生之时，要敢于呐喊，向世人发出预警[41]；知识分子要敢于摒弃教条，追求新知。用诺伯托·博比奥在《政治与文化》中的话说，文化人要“播撒怀疑的种子，而不是收成已然明确事实”[42]。他利用卡尔维诺的暗喻来进一步说明，饱学之士应该像《树上的男爵》中的柯西莫·皮欧伐斯哥一样在高处栖居，高瞻远瞩，参与时政[43]。

20世纪60年代初，艾柯参与组建意大利解除核武器委员会；还曾受邀前往法国参加密特朗总统和团队主办的关于知识分子如何解决当下危机的研讨会。1968年，艾柯以非党员身份受邀参加意大利执政党主办的参政议政会议。在他看来，知识分子虽然不能直接解决危机，但是可以预见到危机，因而有责任对执政党直抒胸臆，献计献策[44]。2006年，他公开谴责布什总统中东政策失误，助长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45]。艾柯要么高屋建瓴，整合各方对同一命题的讨论，建构系统化的理论框架，推动学术发展；要么综合百家学说，推陈出新；要么驶向未知，聚焦有人提及过，但是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他成为中世纪研究、符号学、阐释学乃至叙事学权威，与他非要把难说清楚的议题说清楚，而且不断地说下去的倔强劲头不可分。这种豪迈、勇猛而沉稳的学术个性也体现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担当：拒绝陈腐，继往开来，追求真知。

二 重要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

艾柯的学术著作、随笔作品和小说创作是不分家的，联系起来看，才能看清其学术思想的整体风貌。六十年间他将阿奎那美学思想研究、大众文化、乔伊斯研究、符号学、阐释学拓展到小说写作、万维网研究，产生了不同凡响的美学思想，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研究风格。他的理论和创作基本不按常理出牌，剑走偏锋，惊世骇俗，但他的每张牌都触动主流理论的神经，解决那些学人谈不清楚，或者避而不谈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艾柯的美学理论错综复杂，版本一直在修改和完善，是名副其实的运动中的理论，尤以中世纪美学观、开放的作品理论、乔伊斯作品的混沌观、符号学、文本阐释学、百科全书思想和百科全书迷宫叙事观见长。其中，以理论碎片形式散落在各处的读者理论和百科全书迷宫叙事理论是两大理论核心和亮点，需要读者进行系统化的整合和构建。中世纪和艾柯研究学者邦德内拉（Peter Bondanella）在《翁伯托·艾柯和开放文本：符号学、小说和流行文化》（Umberto Eco and the Open Text：Semiotics，Fiction and Popular Culture）一书序言把艾柯从阿奎那美学到后现代小说的文化行旅比作复杂而漫长的“奥德赛”[46]，在学术冒险中不断实现转折和飞跃。艾柯在乔伊斯、传播理论和结构主义思潮的共同影响下，在开放的作品概念基础上颠覆了克罗齐美学。他的开放的作品理论预见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降现代文学理论的两大主题：艺术作品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读者的阐释使之成为运动中的作品，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完成作品[47]。在后克罗齐时代，艾柯对作品的形式颇为关注，在关注的过程中把阐释学和读者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奎那《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1265—1274）旁征博引的综合运笔方式，还有乔伊斯意识流作品，与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混沌理论相遇，让艾柯发现了无序和有序、复杂和简单、多元和单一、分裂和统一共存一体的契机，为他融通古今文化、古代智慧与现代科学、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奠定了理论基石，启发他思考百科全书迷宫文本的叙事机制。艾柯在整个文化生涯中，一直在不同的知识和学科之间进行斡旋和综合，他认为阿奎那经院哲学和乔伊斯现代主义写作在形式上是殊途同归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统一的语言，可将其中的美学形式同时加以论说。在现代文化问题上，艾柯反对理想主义者将高雅和通俗、学术和非学术之间的界限截然分开，而是提倡用一种语言，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他发现的这种语言就是符号，或者建构意义的代码，可以担当贯通古今、消弭文化隔阂的重任[48]。为此，艾柯把欧美符号理论资源整合起来，建立起一个相对统一的符号学框架。符号思维贯穿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他用试推法对具体的概念和范畴追根求源，清清楚楚地揭示它们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以及在当下语境中的华丽转身，由是破解了众多理论谜题。他笔下的中世纪美学思想、以读者为中心的阐释观、开放的作品诗学、阐释和叙事横组合和纵聚合两轴、百科全书迷宫思想、无限的清单叙事、副文本叙事等理论精髓都离不开他对古往今来文化实践的全面考察和创造性的阐发。

研读艾柯学术文献、随笔、杂文和小说创作，可以管窥其科学而严谨的、综合而独特的学术个性和文风。总体说来，他的学术和创作生涯呈现以下特点。

其研究选题具有挑战性和开创性。现成的、缺乏挑战性的问题不是他考察的对象，他始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学术上做出新的发现和新的贡献。中世纪是否有美学？读者应该如何阐释文本？迷宫叙事或者说百科全书叙事究竟是什么？其他学者大都笼统地一笔带过，他却在理论上阐释得明明白白，还在实践上加以详尽的演示。在艾柯之前，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为首的欧陆符号论和美国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1839—1914）符号学是断裂的；艾柯《符号学理论》一书将两种平行的理论加以整合，建立了符号学研究的一般框架。

其研究逻辑具有侦探风格。对于学术者规避，或者在学术界还不成立，或者难以言说的命题，若归纳法和演绎法用不上，艾柯就用侦探的方式，启用皮尔斯倡导的试推法，根据文献中的蛛丝马迹来加以逆向回溯、还原和侦破。譬如，他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禁欲言论中进行反向推理，从他们不让人们享受美的东西的行为中可知他们知道什么是美。他把试推法在符号学中发展到了极致。但不可否认，艾柯也有逻辑论证失当之处，比如他的记号分类学的不科学、符号的意识形态性和无限衍义观有争议，遭到学界批判，但是这并不动摇他重要的学术地位。

其研究发扬辩证唯物主义联系观和发展观。作为中世纪学者和“六三集团”成员，艾柯面对人类文化史上纷繁复杂的异质文化材料，善于用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发现规律，解决冲突，推陈出新。他不仅继承阿奎那吸纳百科知识、旁征博引的中世纪简纲书写风格，而且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百科学说和知识始终秉持兼容并包、综合利用的原则，对不同文化形式持平等、民主和开放的态度。不论是高雅文化，还是大众俗文化，艾柯认为都有存在的理由，其精华部分都可加以吸收和利用。

其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和临界性。他的研究是跨学科的，从中世纪、美学研究延伸到后现代建筑、披头士音乐、现代广告、邦德系列、可能世界等领域。比如，现代音乐演奏时，分节可以自由组合，他从这种形式中领悟到现代艺术作品也是具有未完成性的，欣赏者可以参与建构其形式结构。这一发现推翻了克罗齐所谓作品可以直接传送给读者的唯心主义观点，推翻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意义确定论。艾柯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敞开胸怀，同时面对不同领域的观众讲话[49]。

他不仅在小说和随笔中演示符号学和叙事学，还在007系列和漫画当中示范叙事结构和符号知识，在小说中画图演示迷宫、钟摆，在旅美游记中联系欧洲建筑谈美国的复制文化。在艾柯看来，文学史不是雅俗文学分开而行的历史，大众文学的封闭作品和雅文学的开放作品是在不断交流的。

其研究侧重将古典文化进行现代转化。艾柯在从阿奎那美学到后现代小说的漫长文化行旅中，利用中世纪哲学思维、文艺复兴古为今用精神，打通了知识和学科之间一道又一道屏障，在学术前沿冒险和创新。他擅长于在古典文献中汲取营养，结合先进知识和现代科技，不断推陈出新。比如，他从中世纪人百科全书世界观——清单原始野性思维中发现了迷宫文本的构件，即清单和目录；而在当下，清单和目录堪比万维网的搜索词。他从阿奎那旁征博引运笔方式中，发现了引文库是书写百科全书的基础，而引文碎片和后现代碎片化写作大同小异。

其小说具有论文的特点。艾柯用写论文的方法写小说，小说其实就是他所有理论思想的操演场所。在叙事理论和小说创作上，艾柯坚持理论无法言说清楚的，叙述出面。他的小说是跨界书写，是元小说，理论意识浓烈。故事情节中安插了对读者的作用、符号和阐释、文学传统在写作中的地位、各种叙事策略等话题的讨论。正所谓“当理论家艾柯变成小说家艾柯时，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小说的阐释已提前写好”[50]。

自评自己的作品绝不含糊。如果认为艾柯作为作者自己评论自己的小说坏了学术界的规矩，好比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就看低了艾柯的学术风范了。他是未来主义者，敢为人先，预测未来文学动向，思想狭隘的保守文人在当时根本不能准确理解他的理论和实验。例如，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还处于闭关锁国状态，文化界看不惯乔伊斯意识流作品，弃之如敝屣。而艾柯却从中惊喜地发现了现代艺术作品形式上的革命，著《开放的作品》一书为之欢呼，但此书却遭到文人的群起而攻之。艾柯如若沉默，只能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下场。“六三集团”时期艾柯就此书与一干学人的论战让他出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当时，连法国的阿尔都塞等人也赶来把他批判一顿，指责他把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得不承认，艾柯对现代艺术形式的预测是对的。另外，谁对他小说评点有误，他也亲自发声，点名批判。欧洲文化史上，学术论辩可以溯源到经院论辩，开放式的辩论之风在欧洲学界没有停歇过，目的在于明辨是非，去伪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