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翁伯托·艾柯[1]（Umberto Eco，1932—2016）出生在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中世纪古城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Piemonte），是意大利文学巨匠和享誉世界的欧洲大知识分子。他的人生画卷就是一部史诗，个人命运始终和民族的，乃至世界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他亲历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和“二战”期间炮弹的轰炸，战后他去都灵，去米兰，去博洛尼亚，去求学，去电台、杂志社和大学工作，著书立说，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笑看风云，论道天下，纵横学术江湖，在意大利乃至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千面文人、百科全书派和当代达·芬奇式通才。他集众多身份于一身：中世纪学者、哲学家、“六三集团”（Gruppo 63）重要人物、媒体人、杂志编辑、大众文化批评家、文本理论家、符号学家、美学家、文化史学家、小说家、翻译家、教授和公共知识分子。艾柯之名早就是大知识分子的象征符号，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会在书架摆上艾柯作品，为自己贴金，为艾柯喝彩。2016年2月19日，艾柯先生在和胰腺癌抗争两年之后，与世长辞，享年84岁。全世界重要报纸和电台对这位文化巨擘的去世纷纷表达哀思和悼念，中国也不例外。“他的离去，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新闻”[2]，这实属罕见。艾柯在1993年和2007年来华参加过中西文化和战争议题的学术会议，他对中国学界对他及其书籍表现出的极大兴趣感到吃惊。他去世后，国内艾柯热更加升温了，艾柯研究将朝何处去，引人深思。在中国，虽然艾柯之名如雷贯耳，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多，在此有必要对其人、其作、其思及其研究作一概观。

艾柯先生的祖父本是一个孤儿，“艾柯”这一姓氏是一位市政官给他取的，是三个拉丁语单词ex caelis oblatus的首字母缩写，意为“上天所赐”。“回音”一说乃是望文生义，多数时候人们把这个词用到他身上，来指其作品产生的影响。其祖父是排字工，祖母性格温和幽默，育有13个孩子，艾柯的父亲古里奥（Giulio Eco）排行老大。祖父退休后，凭一技之长，为别人装订书籍。艾柯6岁时，祖父去世，留下一些还来不及装订成册的书籍。由于顾客没有索要回去，一大箱书就存放在艾柯父母家的地下室。艾柯的父亲是一个书迷，因为家贫，买不起书，只好在街上书摊蹭书看。父亲曾经做过钢铁厂总会计师，后来三次应征入伍，参加战斗，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母亲乔瓦娜（Giovana）虽然教育程度不高，但是有些写作特长。少年艾柯如饥似渴地阅读祖父留下的书，还有外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可以说，艾柯继承了长辈们的优秀基因，从小爱读爱写，是一个有好奇心、有情趣的人。但是，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之下度过的，他13岁时也像其他意大利少年一样，加入青年运动组织，穿着军装模样的衣服去集会。他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做了一段时间方济各修士，短暂的修行让他接触到天主教核心思想——托马斯主义。在“二战”最后的年月，1943—1945年，艾柯的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到皮埃蒙特的山村生活，躲避战火[3]。

随着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的垮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艾柯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求知之路越走越宽广。他考上都灵大学（Turin University），没有修读完法律专业，而是违背父亲的愿望改换专业，攻读欧洲中世纪哲学和美学理论。20岁那年，发生了天主教行动青年团激进分子和教皇冲突事件，作为这一组织领袖的他放弃信奉罗马天主教，变成无神论者。1954年，他在都灵大学哲学系帕莱松（Luigi Pareyson）导师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来到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台（RAI）工作，当文化编辑，结交了一批先锋艺术家朋友。195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学术著作，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The Aesthetics of Thomas Aquinas）；同年，他到母校都灵大学任教，讲授美学，一直教到1964年。其间，他在1958—1859年服兵役；1961年，出演过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导演的电影《夜》（La Notte）。1962年，他和德国艺术教师瑞内特（Renate Ramge）结婚；婚后育有一双儿女，家庭幸福。1963年，艾柯加入先锋文艺团体“六三集团”。他研究先锋派乔伊斯，在关于现代艺术作品形式的论战中脱颖而出，不仅成为该团体的中流砥柱，而且走出国门进行学术交流。他先后执教于佛罗伦萨、米兰、圣马力诺、博洛尼亚等地大学，创办过符号学、新闻传播专业，讲授过美学、建筑学、视觉文化、符号学等课程。1975年，他成为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教授，后来是人文高等学院院长和荣休教授。1988年，他与法国人类学家比雄（Alain de Pichon）联合创办旅游大学——“国际跨文化学院”（the International Transcultural Institute），促进欧洲和非欧洲文化交流；同年，他在博洛尼亚大学创建“西方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West）项目，从非洲和中国学者的视野审视西方文化[4]。此外，艾柯还编撰教材，但是学生觉得晦涩难懂。

艾柯学术上的成功，改变了他的生活境遇，也改善了他的研究和创作条件。他在法国巴黎买了公寓，在意大利拥有米兰寓所、乌尔比诺和里米尼之间Monte Cerignone度假别墅。别墅是他1976年买下的。他当时倾其所有，用2200美元买下无人问津、远离城市的一座带城堡的山，两片草地，房屋有中世纪神秘特色。他在这里放置他的部分藏书，进行创作、接待友人、过节度假[5]。

20世纪50年代起，艾柯开始创作。在米兰的Bompiani出版社做过15年非虚构类书籍编辑，还与他人一起共同创办过名叫La Nave di Teseo出版社[6]。他还是《晚邮报》《快报》《共和国报》等主流报刊专栏撰稿人，熟悉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传媒业，发表了大量关于文化艺术和时政评论的随笔和杂文。他以媒体人的敏锐眼光，追踪理论动向，发现学术先机，著书立说，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加上其报刊文章已有的影响力，他的历史学、流行文化、符号学、传媒学和叙事理论方面的成果迅速为国际学术界所知；1980年其小说《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和1986年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1943—）执导的同名电影让他在全世界家喻户晓。难怪他常戏言，搞理论研究不能让人出大名，而写小说可以。

艾柯是典型的欧洲才子，精通六种文字——意大利语、拉丁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博览群书，谈古论今，纵横天下。他不仅在欧美重要的文学理论杂志上发表英语论文，而且在全球重要学术机构讲座，在重要场合演讲。有三十多所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还获得了“意大利大十字功绩骑士”（a knight of the Italian order of the Grand Cross of merit）称号、“加拿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Canadian Unesco Prize）等奖项。此外，他还翻译自己的作品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他有着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之路路通本领，能够在众多学科和多国语言中穿行自如，这种本事为他进行跨学科研究和叙事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人戏称满腹经纶的大胡子艾柯是“法国才子”[7]，概因他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才情相似罢了。艾柯究竟博学到何等地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卡波齐（Rocco Capozzi）教授终身研究艾柯，他为论文集《解读艾柯》（Reading Eco：An Anthology，1997）所写的编者序中列举艾柯涉猎的诸多领域，可以作为答案：

谁能回答下面这些有什么共同点？奥古斯丁、罗杰·培根、托马斯·阿奎那、圣堂武士、巴洛克、像《神探科伦坡》一样的电视连续剧、像《卡萨布兰卡》一样的电影、《夺宝奇兵》三部曲；像皮尔斯、巴赫金、德里达、福柯、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一样的思想家；像但丁、坡、乔伊斯、博尔赫斯、巴特、洛特曼一样的作家；以及美学、哲学、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大众传媒、超人、柯南·道尔、神秘文本、卡巴拉、反讽、幽默、互文性；解读经典、哲学、漫画、电脑、写作技巧；阐释符号/文本、建筑、图书馆、迷宫、印迹文本、创作畅销书的艺术、“世界百科全书”、“推理漫步”、“开放作品”和“模范读者”。[8]

而这些只是艾柯研究范围的冰山一角。其博学的程度仅从他文学批评集《论文学》（On Literature，2004）便可窥见一斑，书中探讨经院哲学、托马斯·阿奎那、但丁、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王尔德、乔伊斯、拉伯雷、普鲁斯特、托马斯·曼、莫尔莱的贝尔纳（Bernard of Morlaix）、西勒西乌斯（Aneglus Silesius）、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T.S.艾略特、牛顿、康德、伯格森、卡迪尔、莱辛、罗伯-格里耶；童话和神话；《启示录》、《安娜·卡列尼娜》、《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和《格利佛游记》，夸美纽斯《世界的迷宫》、霍克的《迷宫的世界》、莱布尼茨和博尔赫斯宇宙的分类通向交叉小径的花园的观点，以及查尔斯·简克斯（Charles Jencks）论建筑的书籍。艾柯在《读者的作用：文本符号学探索》（The Role of the Reader：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1979，以下简称《读者的作用》）一书还谈到007邦德系列、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巴特对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和格雷马斯对莫泊桑《两个朋友》的分析，乃至童话《小红帽》。

美国记者曾问起艾柯如何设法协调他众多身份——学者、教授、作者、专栏作家和小说家，他称这是“欧洲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习惯”[9]。台湾学者南方朔认为，艾柯因袭欧陆文士传统，意欲“扮演一种总体性的全人角色”[10]。艾柯符号学同行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称他“博览群书，让智力不停地游弋在影响深远的时代，特别是拉丁语神话诗性想象”的12—14世纪；他还对17世纪的南太平洋做了想象，谈古论今，让人叹为观止[11]。从让-菲利浦·德·托纳克所编的《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Book，2014）和艾柯的《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The Memory of Plants and the Joy of collecting Books，2014）中可见他对书籍的狂热和专业水准。他私人藏书达五万余册，其中不乏珍本书，放在米兰寓所和山中别墅。藏书包括中世纪手稿、托勒密著述、乔伊斯评论、卡尔维诺所有小说、他自己的作品和译本。意大利《爱书者年鉴》经常刊登艾柯的文章，对古书和奇书的来龙去脉进行追踪，对其价值进行评鉴。

现在，虽然艾柯逝世了，知识巨人倒下了，但是他所写之书已然为他立起了一座纪念碑。面对这座铭刻着他中世纪哲学、开放的作品诗学、符号学、阐释学、读者理论、叙事学、迷宫小说等重要成果的纪念碑，我们除了敬仰和缅怀，还需要领会其中鲜明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独特的革新精神。艾柯巨大的贡献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笔者在2006—2017年十二年间潜心研究艾柯的迷宫文本叙事理论，旨在将这一理论成果献给这座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