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艾柯研究现状

由于艾柯作品被广泛翻译，他本人积极参与世界性学术对话，他的各种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他的哲学思想、阐释学、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大众文化、传播学等在诸多学科得以深入研究和讨论。笔者通过检索与艾柯相关的英文文献，发现国外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中世纪哲学底蕴、混沌美学、门轴领域、符号学、阐释学、《玫瑰的名字》等小说百科全书式的生产方式以及对多门学科的指导意义。

一 国外艾柯研究

总体而言，国外艾柯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艾柯符号理论和阐释理论的研究

对艾柯符号学的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第142卷艾柯篇高度评价艾柯对符号学的贡献，称符号学是他“几乎单枪匹马使之合法化的学科”[51]。他与索绪尔、格雷马斯和皮尔斯并称为世界四大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在为卡波齐主编的《解读艾柯》序言中称，虽然艾柯的小说家名气盖过其辉煌的学术成就，但是他最原创的贡献还是在符号学上。卡波齐在编者序中也指出，学界一致认为是艾柯把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发展到了皮尔斯式哲学符号学；艾柯符号学论著纵向展示了对记号、代码、词典、所指、百科全书、暗喻和互文性等概念的总体看法；通过对读《读者的作用》和《玫瑰的名字》两部作品，不难发现艾柯在论著和小说中都在讨论中世纪至今的符号实践[52]。

对艾柯阐释理论的研究。艾柯符号学框架之下的阐释理论，是他开放作品诗学的精髓，而读者理论是其阐释理论的核心。他用作者、文本和读者符号三角建构其文本符号学，并提出了模范读者范畴。1980年，多勒策尔（Lubomír Dolezel）在《今日诗学》叙事理论专栏文本和读者篇评述艾柯首创的模范读者范畴，将阅读视为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反应和交流，体现去民主化和精英化的趋势[53]。

1982年，小埃德·布洛克（Ed Block，Jr.）在《当代文学》杂志评论艾柯《读者的作用》一书，将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和大卫·布雷的现象学、读者反应理论降格到艾柯模式的“下项”，给予艾柯的读者理论至高无上的地位[54]。同样，在基亚伦扎（Carlo Chiarenza）看来，艾柯把创作者持有代码的特权转交给了读者，视作者和读者只是文本策略，颠覆了作者的权威[55]。

（二）对艾柯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研究

研究艾柯深厚的中世纪哲学思想。罗比（David Robey）在为《开放的作品》英文版写的序言中盛赞艾柯中世纪学术功底，称很少有虚构作品能如此成功地把这个时期或者任何时期的文化和知识世界复原出来[56]。同样，法罗纳托（Cristina Farronato）也认为，艾柯能够真正成为欧美文学界一道独特的知识风景，关键在于他深厚的哲学功底[57]。

对艾柯美学思想的研究。他对“中世纪对代码的追求和代表解构趋势的阐释学”之间产生的张力，对“宇宙和混沌，秩序和混乱”之间的张力的哲学思考，囊括在“混沌美学”一词中[58]。这条哲学纲领贯穿他整个学术和文学生涯，成为他百科学说的总纲和主题，贯穿他处理各种文化悖论的整个过程。

（三）对艾柯理论和创作的跨界性的研究

艾柯是加勒特（Jeffrey Garrett）眼中的“知识暴食者”，罹患文学贪食症[59]。艾柯利用知识的包容性，摸清了各种知识和文化的接壤处和交汇点；而且在众多交叉领域，或者说，在门轴或者铰链领域，把不同的知识壁垒打通，巧妙进行转化和创新，引爆新的理念和实践。艾柯在对邦德小说的分析中演示了如何把流行形式归纳到叙事结构，建立了结构主义与流行文化之间的纽带[60]。邦德内拉注意到艾柯学术研究和小说实践的临界性和创新性：他从阿奎那经院哲学论述中审视美学议题，结果否定了克罗齐直觉即反映学说；他研究乔伊斯、交流理论和结构主义，提出了开放的作品概念，开启后克罗齐美学时代。后来，他在研究流行文化过程中，构建了符号学。他在小说中，边讲故事边讲授他的符号学、理想读者、阐释学等理论思想[61]。布沙尔（Norma Bouchard）和普拉瓦德利（Veronica Pravadelli）在其主编的《艾柯的选择：文化政治和阐释歧义》（1998）一书中也论及艾柯作品具有“门轴领域”特点和创新性：其《开放的作品》将审美理论朝接受理论发展，来展示现代作品的语义高度开放性；发展皮尔斯符号、对象、阐释项三角关系演绎的无限衍义观，建构其代码理论、符号生产理论和百科全书能力思想。其符号思想挑战了僵化的结构主义语义学，尝试用动态的试推法来挖掘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艾柯的小说，包括《玫瑰的名字》，对符号生产和阐释进行了复杂的转化，演示了他的理论简纲[62]。

《信还是不信：对谈》是非虚构性作品，是应出版社之约记录下他和米兰马蒂尼大主教信函交流。大主教是哲学家、神学家、《新约》专家、《希腊语新约》的编辑，精神书籍方面的多产作家，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关系感兴趣。他们之间能够通信畅谈表明，艾柯打通了宗教的壁垒，营造出20世纪80年代路易·马勒（Louis Malle）执导的电影《和阿德雷共进晚餐》（My Dinner with Andre，1981）的情景[63]。从中可见无神论者艾柯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文关怀，真正做到了德艺双馨。

（四）对艾柯小说的研究

艾柯小说的研究主要聚焦其中的符号、典故和复杂的思想等方面，而对其代表作《玫瑰的名字》的研究是最为全面和深入的。鉴于本书拟以《玫瑰的名字》为例，来讨论迷宫文本理论，在此有必要对其研究概况进行重点回顾。

《玫瑰的名字》是国际畅销书，获得意大利斯特雷加、维阿雷乔文学奖和法国美第奇奖，被誉为西欧文坛的一部力作、世界性畅销书和长销书。洛奇（David Lodge，1935—）在2006年小说英文版再版前言中提到，小说当时已经翻译成35国文字，销售1600多万本。他称之为“罕见的出版现象和跨越语言学边界的文学大畅销书”：“大”指的是其销量以百万起计，“文学”则指其独特的“艺术理想和风格个性”；就连出版商也意识到“书中一定有重要的东西”[64]。这重要的东西所指何物？从学界评论可知，《玫瑰的名字》雅俗共赏，符合不同文化水平人士口味。仅小说标题和结尾拉丁文六韵步诗就引发了一场阐释大战。小说中丰富的典故、符号意识、密集的哲学和宗教辩论、百科全书叙事手法等受到广泛的关注，一些高校甚至将该小说引入课堂，通过文本分析来教授文学理论和中世纪研究等课程。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大层面。

对小说的书名和结尾拉丁文六韵步诗的阐释。德·罗瑞提斯（Teresa de Lauretis）《华而不实的玫瑰：艾柯和自恋》（1985）指出玫瑰之名就是父亲之名，《玫瑰的名字》呈现给我们的是父亲之言的隐迹文本[65]。麦凯（Louis Mackey）《书的名字》（1985）推测小说的宗旨是要生产亚里士多德论喜剧的失传之书[66]。由于读者来信向艾柯求解结尾拉丁文六韵步诗的意义和书名的由来，他就写了《〈玫瑰的名字〉后记》来回应，“玫瑰不论取什么名字，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67]。但是，他也详尽介绍了标题和意义、中世纪、叙事框架、叙述人、语言风格、小说的形上问题、后现代主义等。

对小说中的典故的考证和阐释。邱吉尔（John Churchill）的《维特根斯坦的梯子》分析主人公威廉利用14世纪哲学思维揭开谋杀疑案，“维特根斯坦的梯子”用典透露小说在语言和现实问题上既揭示又掩盖的悖论[68]。此外，还出现了专门的导读书——海夫特（Adele J.Haft）等著的《打开〈玫瑰的名字〉的钥匙》（The Key to The Name of the Rose，1987），还有德·罗瑞提斯的批评专著《翁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81）和科莱蒂（Theresa Coletti）的《为玫瑰命名》（Naming the Rose，1988），等等。

对小说跨界书写的研究。卡塞里奥（Robert L.Caserio）、坦切瓦（Kornelia Tancheva）、萨里斯（Steven Sallis）、特里福纳斯（Peter Pericles Trifonas）等人研究发现，《玫瑰的名字》是元小说，艾柯把小说当成演练他符号学和阐释学的场所。卡塞里奥《马的名字：〈艰难时世〉，符号学和超自然》（1986）一文指出，虽然在小说开头威廉不知马的名字，但是知道文化中习惯使用的名字；神秘代码的发现让他找到杀人凶手；凶手使用圣约翰启示录中的预言，使罪行发生得合乎天理，而修士们犯下的主要罪行是试图控制图书馆形成的符号化文化百科全书[69]。卡波齐在《隐迹文本和笑：〈玫瑰的名字〉无限互文性对话欢愉》（1989）中指出，小说让我们在文学百科全书中进行旅行和知识探险，阅读赋予我们侦探、历史、宗教、医药、建筑诸方面知识；同时“通过最愉快而游戏式的虚构，对叙述的性质和阐释符号作了严肃而博大精深的探讨”[70]。杜阿尔特（Joǎo Ferreira Duarte）在《“危险的艺术笔触”：作为逾越的仿拟》（1999）对于书中对笑的辩论提出两种解释，抑或是僧侣误读亚里士多德喜剧理论，抑或是艾柯误读巴赫金狂欢理论；欢笑主题旨在还原喜剧理论内涵，解开失踪的文类之谜。坦切瓦在《重新打造辩论：流行文化中的图书馆符号》（2005）一文中将《玫瑰的名字》中的图书馆也视为一个巨大的象征符号，是进行文化颠覆和制造差异的意象[71]。萨里斯《为玫瑰命名：翁伯托·艾柯小说的读者和代码》（1986）从天真读者和批判读者、多元文本和读者阐释的层面探讨小说[72]，特里福纳斯《文本生产美学：和翁伯托·艾柯一起阅读和写作》（2007）指出，《玫瑰的名字》教我们如何通过语汇符号和代码生产美学文本[73]。

对小说互文现象、隐迹文本和影射技巧的研究。除了研究该小说与其他学科的作品、与博尔赫斯作品互文之外，研究者还提到它与其他文类的互文。狄龙（Sarah Dillon）在《隐迹文本：文学、批评和理论》（2007）一书认为，《玫瑰的名字》是古典侦探小说的隐迹文本，新旧交结在一起。威廉是隐迹文本侦破读者，威廉的阅读行为形成隐迹文本的形式，阿德索生产的文学手稿文本是以前文学残片的隐迹启示录[74]。

对手稿作者意图、主要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进行心理分析。比如，耶格尔（Robert F.Yeager）《恐惧写作，或者阿德索和有毒文本》（1985）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维度看待阿德索的叙述行为、威廉和佐治知识对决的性暗示意义，将书写行为、知识占有与性爱相提并论[75]。

把小说运用于教学的研究。甘孜（Alison Ganze）主编的《中世纪后记：用〈玫瑰的名字〉教中世纪研究课》是2006年密歇根大学会议论文集。导言提出了一个问题，小说如何才能把事实和知识像论文一样进行有效的表达？[76]

出现了专门研究艾柯和《玫瑰的名字》的知名网站。www.umbertoeco.com 全面介绍艾柯及其作品；http://www.csuohio.edu/English/earl/nrOindex.html有美国克利夫兰大学安德森教授（Dr.Earl Anderson）开设的以《玫瑰的名字》为基础的《实用理论》课网页；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name_of_the_Rose网站有《玫瑰的名字》故事梗概、主题、对其他作品的影射等信息；在http://www.themodernword.com/eco/eco_biography.htmlshang网站上有艾柯传记、演讲、报刊文章等；http:/www.idehist.uu.se/distants/ilmh/Ren/eco/eco-rose-comment.htm有《玫瑰的名字》的一些评论，等等。

（五）对艾柯和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对比研究

迄今为止，国外学界对三位迷宫谱系作家的哲学思想探讨甚多，而对其迷宫叙事基本是分而论之的。

对三人文学迷宫哲学思想师承关系的研究。保罗·德曼（Paul de Man）、威尔逊（Jason Wilson）、斯坦纳（George Steiner）、马歇雷（Pierre Macherey）、巴思（John Barth）等演绎博尔赫斯短篇小说蕴含的迷宫哲学思想；皮尔茨（Kerstin Pilz）等探讨卡尔维诺打通科学和文学的界限而进行的组合迷宫叙事实验。卡波齐、拉法（Guy Raffa）等充分肯定艾柯小说是用互文制造的百科全书迷宫，具有万维网格式；凯斯雷奥、特里佛勒斯等视艾柯小说为演练符号学和阐释学的场所。格拉西亚（Jorge J.E.Gracia）和科斯梅尔（Carolyn Korsmeyer）等人编辑的文集《文学哲学家：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艾柯》（Literary Philosophers：Borges，Calvino，Eco，2002）将三者并置，分析其小说中反映的认识论、形而上学和逻辑等哲学议题，强调古代文化对其思想的影响；确立其一脉相承的迷宫视野和迷宫谱系，将卡尔维诺和艾柯视为博尔赫斯迷宫理念的践行者。但是，这一研究基本停留在其小说中体现的哲学思想关联上，而没有对其迷宫叙事的同宗同源和传承线路加以考查。

对艾柯小说和思想中利用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元素的研究。帕克（Deborah Parker）《盗用的文学：艾柯在〈玫瑰的名字〉中对博尔赫斯的利用》（1990）一文发现艾柯在两方面对博尔赫斯加以利用，利用这位阿根廷作家的作品和文化意象[77]；科里（Leo Corry）和乔瓦诺利（Renato Giovanoli）《佐治·博尔赫斯，〈玫瑰的名字〉的作者》（1992）比较艾柯和博尔赫斯小说，发现艾柯影射博尔赫斯著作几个不同层面：博尔赫斯最喜爱的主题、博尔赫斯情节和影射技巧[78]。拉法在《艾柯和卡尔维诺解读但丁》（1996）一文中宣称，艾柯和卡尔维诺都有但丁似的梦想，渴望把人类所有的知识和文化都组合进书中，来对抗人文和科学割裂的局面；艾柯是但丁在后现代的继承人，文字中散发的是要写出整个宇宙和百科全书的雄心和精神[79]。

（六）对艾柯图书馆和百科全书组合思想的研究

温特（Michael F.Winter）的《艾柯论图书馆》一文聚焦艾柯作品的图书馆主题背后的作者意图——不仅要反映当代文化在思想、语言和认知层面上的支离破碎状况，而且要对知识组合的无限可能性进行探索[80]。克拉克（Hilary A.Clark）在《百科全书话语》（1992）一文中对艾柯《符号学和语言哲学》中百科全书迷宫能力观点进行分析，提到了组合知识的路径：百科全书话语是用较旧的话语加以建构的，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不过是对现成的叙事和知识块作了重新安排而已[81]。麦克赛（Richard Macksey）称艾柯是“迷宫玩家”，小说中“作者解构的迷宫和读者参与的游戏”是帮助我们研究文本的两个重要符号[82]。卡波齐在《解读艾柯》一书的编者序指出，艾柯的作品具有百科全书式的、迷宫式的超文本特性，具有万维网特征[83]。

当然，学界对艾柯的学术和创作成就进行肯定的同时，也难免对他学术研究中提出的有些概念的准确性进行了争议和讨论。比如，记号的分类、符号的意识形态性等。

二 国内艾柯研究

中国的艾柯研究规模不大，研究基本上随着他的作品中译和英语文献发掘的步伐而推进。通过检索图书馆和CNKI数据库艾柯研究文献发现，从艾柯的建筑符号学大约在1984年传播到中国算起，国内艾柯研究时间跨度只不过三十多年，研究注意力主要放在符号学和阐释学上，也旁及艾柯的翻译理论、哲学思想和小说分析。迄今为止，除了零散的论文和屈指可数的研究艾柯的专著之外，以艾柯为题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有15篇；博士学位论文有5篇：董丽云的《重建文本阐释的约束理论：从艾柯与罗蒂之争谈起》（2008）、朱桃香的《叙事理论视野中的迷宫文本研究：以乔治·艾略特与翁伯托·艾柯为例》（2009）、孙慧的《艾柯文艺思想研究》（2009）、李静的《符号的世界：艾柯小说研究》（2009）和李娟《叙事的游戏——艾柯与后现代语境中的小说美学》（2009）。

（一）对艾柯作品的中译

198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玫瑰的名字》中译本，艾柯开始进入广大中国读者视野。198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闵炳君、刘斌、王军和顾骞的《玫瑰的名字》中译本，附有艾柯1987年10月19日在米兰写给译者的亲笔信，对翻译表示欢迎和支持。到2017年为止，艾柯作品中译规模庞大，把海外学者王宇根、李灵等人，台湾地区卢德平、谢瑶玲、彭淮栋等人的译本计算在内，主要有如下中译本：卢德平译《符号学理论》（1990），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1997），翁德明译《昨日之岛》（2001），《倒退的年代：跟着大师艾柯看世界》（2012）和《埃科谈文学》（2015），谢瑶玲译《玫瑰的名字》（2001）和《傅科摆》（2003），殳俏和马淑艳译《带着鲑鱼去旅行》（2004），刘儒庭译《开放的作品》（2005），俞冰夏译《悠游小说林》（2005），王天清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2006），吴燕莛译《误读》（2006），杨孟哲译《波多里诺》（2007）和《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2009），李婧敬译《密涅瓦火柴盒》（2009）和《树敌》（2016），彭淮栋译《美的历史》（2007），《丑的历史》（2010）和《无限的清单》（2013），王东亮译《玫瑰的名字注》（2010），吴雅凌译托纳克编《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2010），沈萼梅和刘锡荣译《玫瑰的名字》（2010），董乐山译艾柯和埃德加·斯诺合著的《知识分子写真》（2010），刘研和袁野译克里斯滕·利平科特、艾柯、贡布里希等合著的《时间的故事》（2010），王建全译漫画书《矮人星上的矮人》（2012）和《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2014），郭世琮译《傅科摆》（2014），李灵译《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2014），文铮译《约婚夫妇的故事》（2015），等等。

南方朔为艾柯的随笔《倒退的年代》中译本写导读，把艾柯准确地定位为“治中古美学史、宗教神学史起家”[84]。《误读》的译者吴燕莛称艾柯“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85]，连毛主席语录、鲁迅和大字报这些中国元素他都熟悉。所有译本在一定程度上让国内学者了解艾柯的符号学、阐释学、美学理论、小说、杂文和漫画。但是，由于有的译本不是根据意大利原版翻译的，而根据英译本翻译的，或者由于艾柯作品的版本多，翻译难免存在一些纰漏。比如，赵毅衡教授在《“艾柯七条”：与艾柯论辩镜像符号》一文中指出，《符号学与语言哲学》译本不全，漏译艾柯英文版中增加的第六章论同位素和第七章论镜像内容[86]。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田时纲在《〈美的历史〉中译本错漏百出：“目录”和“导论”看译者对艾柯的偏离》一文批评台湾译者彭淮栋先生，将写了原书8个章节的共同作者哲罗姆·德·米凯莱漏译，在前14页目录和导论中存在16个错误翻译[87]。谢瑶玲翻译的《玫瑰的名字》将原文正文前“原本是手稿”漏译。

（二）对艾柯理论的研究

对艾柯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符号学、阐释学、翻译理论、哲学思想和小说分析上；对艾柯小说的百科全书特征、悬疑小说的试推迷宫有所触及，但是百科全书迷宫文本还是盲区，迷宫叙事谱系很少有人探讨。

在郭全照看来，艾柯理论主要由符号学、文本阐释学和美学三部分构成；或者由符号学-阐释学和美学两部分构成[88]。艾柯的阐释学是在符号学框架之下建构的，但取道理论三分说便于概览国内对艾柯的理论研究。

对艾柯符号学的研究。总体而言，由于艾柯著作高深难懂，涉猎者不多，国内对艾柯符号学的研究是零散而不全面的，对其符号学核心范畴缺乏详细的阐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艾柯以符号学家的身份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迄今为止，他的符号学思想在建筑、电影、体育、语言学、文学和传媒诸领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刘开济在《世界建筑》杂志1984年第5期发表《谈国外建筑符号学》，论文利用了艾柯的《功能和符号：建筑符号学》文献。后来，郑炘在《建筑形式的意谓问题》（2009）中讨论东方建筑时，也谈到艾柯建筑符号学。在90年代，王佳泉和唐海龙《艾柯“十大代码”理论的读解与批判——电影符号学理论阐释》（1992）介绍艾柯从电影语言中归纳的十大代码；张学斌《写小说的符号学家》（1996）介绍艾柯的符号学，研究“存在”的意义及其表述背后的符号系统。

李幼蒸、赵毅衡、胡壮麟、陈世丹、王铭玉等学者也用一定的篇幅简介过艾柯符号代码理论、阐释符号学和符号生产理论。胡壮麟《当代符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1999）用一节篇幅介绍艾柯《符号学理论》；陈世丹的《代码》（2005）一文聚焦艾柯代码和符号学理论。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1999）一书是迄今为止对艾柯符号学介绍分量最重、评述最为全面的文献，内容主要包括艾柯符号的反指称论、文化单元说、开放的文本结构、记号分类学、像似符、记号原型和型例、镜像符号、一般代码理论和一般符号理论。李幼蒸和赵毅衡撰文对艾柯符号学中的某些具体概念提出异议。比如，李幼蒸指出艾柯混淆了“指称问题与指称物真伪问题”[89]；赵毅衡利用中国文化符号质疑艾柯符号的七条定义排除镜像是符号这一论点[90]。时下，赵毅衡教授领衔的四川大学符号与传媒研究所开始大量译介欧美符号学著作，推进符号学研究，艾柯符号学研究局面可望很快得以扭转。

对艾柯阐释学的研究。国内对艾柯阐释学原则的研究是与他的符号学、翻译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对阐释的限度的讨论甚多。南帆的《诠释与历史语境》（1998）关注“过度阐释”现象；刘玉宇《诠释的不确定性及其限度——论艾科的三元符号模式》（2002）从文本意图、作者意图和读者意图三方面解读艾柯的诠释学；马凌《玫瑰就是玫瑰》（2003）聚焦艾柯读者对小说名字的过度阐释做出的反应；张奎志《文学批评中的“过度诠释”》（2005）关注文学批评追求的深度诠释可能导致艾柯所说的“过度诠释”现象；朱寿兴《艾柯的“过度阐释”在文学解读活动中并不存在》（2006）批判式阅读艾柯的《诠释与过度诠释》，指出其立论的错误在于混淆生活文本、科学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差异，抹杀文学批评活动中丰富的想象性；张广奎《从艾柯诠释学看翻译的特性》（2007）倡导利用艾柯的三种意图和历史、哲学的调查方法阅读文本、诠释和翻译文本；董丽云《创造与约束——论艾柯的阐释观》（2008）说明艾柯主张文本的阐释具有放开与限制、创造与约束并存的性质；张广奎《为艾柯诠释学的“读者意图”辩护——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到现行的中国文艺复兴》（2007）分析艾柯诠释学中“读者意图”，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成功根源是不断改进和本土化的结果，同时是读者诠释乃至“过度”诠释的结果。还有王宁《艾科的写作与批评的阐释》（2007），周强、朱健平、孙慧和王进的论文，黄艳彬、李永菖、陈祖荣、王斐斐、苏芊芊、王燕的硕士学位论文继续聚焦艾柯的阐释观。

此外，学者们还把艾柯的符号学和阐释学和其他符号学家、哲学家开展对比研究。李巧兰比较皮尔斯与索绪尔符号观（2004），董丽云比较海德格尔与艾柯阐释观（2008）。

艾柯的诠释哲学理论对国内翻译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张广奎在2007—2008年从艾柯诠释学视野撰文讨论翻译的特性，以及翻译诠释的读者化。陈宋洪、陆姗姗、过婧和李燕霞硕士学位论文不约而同地探讨艾柯的诠释理论对翻译中限制尺度的把握。

对艾柯美学思想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晚。朱桃香的《翁伯托·艾科的开放作品理论初探》（2009）从文本、读者和方法论三方面研究艾柯开放作品理论体系；此外，还有王丽娜的硕士学位论文《安贝托·艾柯符号学美学探析》（2009）、郭全照论文《试论艾柯的美学及其小说实践》（2014）、孙慧的专著《艾柯文艺思想研究》（2015）对艾柯小说美学做了一定的探讨。白春苏在论文中论及艾柯小说中的清单，强调其在营造作品的开放性、生成性和张力方面的作用[91]。

（三）对艾柯小说的研究

艾柯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玫瑰的名字》上，对其他小说有所触及，比如，刘婕硕士学位论文《浅论〈傅科摆〉的叙事时间与叙事主题》（2012）对《傅科摆》进行叙事研究，贺江和于晓峰分析过《波多里诺》中体现的符号学，李静的《符号的世界：艾柯小说研究》（2017）分析了艾柯多部小说中呈现的符号思想。对《玫瑰的名字》的分析主要针对小说的主题、哲理性、叙事结构、互文性、符号性以及改编的电影。其中，有马凌、张琦等的主题研究，刘佳林、吴予敏、杜妍等的哲理研究，李显杰、袁洪庚、胡全生等的叙事形式研究，闫亮、李瑾、李静等人的符号研究。

1.叙事结构和互文性研究。袁洪庚《影射与戏拟：〈玫瑰之名〉中的“互为文本性”研究》（1997）从影射与戏拟的互文技巧管窥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对传统侦探小说文类的颠覆和解构；胡全生《在封闭中开放：论〈玫瑰之名〉的通俗性和后现代性》（2007）探讨小说的雅俗双码，在侦探小说的框架下祛除了传统侦破套路，利用后现代拼贴、典故和互文技巧让文本开放；朱桃香《书与书的游戏：〈玫瑰的名字〉叙事结构论》（2008）从书名、手稿转述和书与书对话等层面探讨小说的游戏结构；王睿硕士学位论文《翁贝托·埃科〈玫瑰的名字〉互文性问题研究》（2013）详细分析小说的互文现象。

2.哲理研究。刘佳林《火焰中的玫瑰：解读〈玫瑰之名〉》（2001）揭示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冲突，真理与火的关联在于实现二者的和解与和谐；马凌《诠释、过度诠释与逻各斯：略论〈玫瑰之名〉的深层主题》（2003）指出，《玫瑰的名字》的深层主题是对中世纪的文化结构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以此演绎艾柯的诠释学概念；张琦《“笑”与“贫穷”：论埃柯小说〈玫瑰的名字〉的主题》（2006）讨论文本中两个重要辩论背后的文本意图，不是批判中世纪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狂热，而是沉思现代生活中的“差异”等问题；吴予敏和杜妍《欲望的符号呈现、解读与生产——论德勒兹、艾柯与〈玫瑰之名〉》（2007）考察了当代哲学家德勒兹和符号学家艾柯的欲望理论和符号理论，分析二者的思想联系与差别，以及对于现代性反思的理论意义。

3.符号意识研究。闫亮硕士学位论文《艾柯的符号学与〈玫瑰之名〉》（2009）、李瑾《艾柯的文学符号学理论及其在〈玫瑰的名字〉中的体现》（2014）、李静的《符号的世界：艾柯小说研究》（2017）研究小说中演示的符号理论。

4.其他研究。包括李显杰论电影改编的《因果式线性结构模式：〈玫瑰的名字〉读解》（1997）、高振平对电影的介绍（2012）、肖丹丹硕士学位论文《〈玫瑰之名〉的反侦探小说特征研究》（2013）、魏伟《翁贝托·艾柯的“消极主义”体育观》（2014）、聂元媛和丁文《传播与分离：语言符号学哲学流变》（2015）。

当然，也有学者将《玫瑰的名字》的写作视为一种缺乏创意、体现颓废和衰微的文学潮流[92]。这种看法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在潜在文学的维度上，艾柯的尝试是意义重大的，这正是本书要讨论的议题。

在艾柯研究领域，相比而言，于晓峰、郭全照、孙慧等人对艾柯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观点解读得比较透彻。于晓峰2010年出版的《诠释的张力：艾柯文本诠释理论研究》一书全面论述艾柯的诠释观，论文《埃科诠释理论视域中的标准作者和标准读者》（2010）研究艾柯的读者理论，《翁贝托·埃科对解释项理论的发展及其意义》（2011）论述艾柯如何利用解释项将符号学发展成文化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领域，以及如何通过解释项链条启动百科全书式作品的开放性[93]。于晓峰的《意大利新先锋运动与六三集团：兼论翁贝托·埃科的先锋派诗学》（2012）追溯艾柯早期先锋创作实验。贺江和于晓峰合作的《百科全书、符号与运动中的作品：论埃科小说〈波多里诺〉的“开放性”》（2014）关注开放式的百科全书、开放式的符号系统和运动中的作品，关注混沌和繁复，侧重《波多里诺》中的符号意识。郭全照《试论艾柯的美学及其小说实践》谈到中世纪经院美学智性和符码化对艾柯艺术认知的启示。

关于艾柯百科全书叙事，或者其迷宫叙事议题的论文微乎其微。只有李静的《试论艾柯小说的百科全书特征》、郭全照《试论艾柯的美学及其小说实践》对《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的古典记忆术和百科全书叙事有所提及。其他论文谈论艾柯的迷宫小说都是一笔带过。

总体说来，国内艾柯研究基本停留在译介和赏析阶段，真正深入的研究还不多，研究生态没能呈现健康的态势。形成了艾柯作品翻译热，似有不译完艾柯作品绝不罢休的蛮劲；艾柯研究中出现了避繁就简、避重就轻的苗头，时有只得皮毛，不得要领之嫌。而艾柯研究的核心内容应该在于他的革命性，即他如何边利用古人和前人之言，边温和地杀死这些言论，让新的思想之光出现。换言之，研究重点需要放在他究竟如何在理论谜题上纵横捭阖，而后推陈出新。仅靠有限的中译本对艾柯复杂思想进行孤立地研究，是无法领悟艾柯思想高度的；全盘输入和接受艾柯作品和思想也是没有必要的，筛选精品，沉潜下去挖掘其中精要，乃是明智的选择。毕竟，艾柯在学术界屹立不倒的地位靠的是两把技术性利器：无人能及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亟待艾柯研究者以国际学术视野去开拓和深入，打破“艾柯的理想读者不是中国人”[94]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