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 山地旅游用地优化研究

国外旅游用地的优化研究较少，且强调通过政策法规和有效管理来实现。山地旅游发展给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为确保山地旅游和山区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政策和管理来规范山地旅游业的发展。Nelson等（1997）认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规划、管理、决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土地利用变化。Fleury等（2009）通过对两个案例区，即美国佛罗里达州赫尔南多县（Hernando）布鲁克维尔山脊山洞（Brooksville Ridge Cave）和罗马尼亚农村的阿列谢尼（Apuseni）自然公园的保护区计划发展和实施问题的调查，对与喀斯特山区旅游业相关的土地利用法规问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管理者面临着实施一系列法规的严重障碍，有关法规和土地使用问题的具体性质在农区和城市化地区是不同的，他们通常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Mitchell和Reid（2001）指出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可以通过设立约束旅游发展的“POOT”政策，即设计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划分旅游区、保护区、预留区等，构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系来解决旅游用地生态问题。Essex（1997）对英国峰区国家公园（the Peak District National Park）森林规划中的土地利用优化进行了研究，对山顶公园联合规划委员会制定的林地政策进行详细分析，甄别当地政策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重要性因素，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土地利用的影响。Hadwen等（2003）评估了旅游对澳大利亚Frase Island上15个沙丘湖的潜在威胁，提出了对这些湖的保护管理规划应集中在那些具有较高旅游吸引力和较强富营养化敏感性的沙丘湖上的建议。Kuvan（2010）认为大众旅游活动加剧了对森林和其他自然区域的压力，对森林资源保护和持续性利用的关键就是监测和消除山地旅游业对土地利用和环境的负面影响。Parolo（2009）等提出了一种关于基于遗传的新算法，用以优化调整旅游基础设施。Nepal（2000）以尼泊尔喜马拉雅山三个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为案例，分析了关于旅游用地优化的国家政策问题，研究发现，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已成为国际旅游业热门的目的地，随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给土地利用和环境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重新考虑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并重新制定政策显得非常重要。Bartels（2016）分析了坦桑尼亚北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东部边界的洛里昂多（Loliondo）由于旅游开发而导致的土地利用冲突，该地区是牧民粮食安全的主要保障，但政府的旅游开发政策使其粮食安全受到冲击。Sani等（2016）综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和多标准决策分析，评估由于旅游开发在多功能林业方面的生态土地适宜性，以便为不同用途的林地进行有效和可持续的分配和优化管理提供参考。Kangas等（2016）提出了一种评估生态价值以协调多种土地利用需求的方法，通过在芬兰东部旅游山地的使用，展示了总生态得分（TES）在评估自然保护生态价值区域和为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和休闲基础设施领域的成功。Kaswanto（2015）通过LANDSAT卫星图像结合景观元素价值的方法来评价农业旅游活动中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认为依据可持续性、适宜性、美化和舒适性等指标构建的ATBA方法有助于建立最佳的土地管理方案。Hoefle（2016）采用多功能分析框架，评估了亚马孙中部地区农村的生态旅游，其认为，如果由于竞争性土地利用导致冲突，将促使当地居民边缘化。Stan和Sanchez-Azofeifa（2017）对The Edmonton-Calgary走廊的土地覆盖变化未来模拟进行了研究，为土地利用管理提供借鉴。

国内关于山地旅游用地优化的研究大多强调坚持生态友好型的土地开发模式和优化方式。吴兆录（1997）以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勐养片为案例区，在应用农村快速评估法和参与性农村评估法调查现状的基础上，对土地利用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该区可分为3种基本的土地利用模式，是一种融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为一体的模式。付磊等（2008）对生态旅游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保护自然环境且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保护历史文化且不阻碍追求现代科技文化，增加了游客的参与性且保护了自然资源。李跃军、周秋巧（2009）认为当前山地型旅游地开发中普遍性的环境问题之一就是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指出山地旅游地水土保持和土地管理既要坚持因地制宜、与小流域治理相结合、高标准水土保持建设，也要坚持自然生态原则和环境敏感区保护原则。王凯等（2009）借助RS和GIS技术手段，选择案例区内具有代表性的因子，用因子叠加法将铜山风景区的生态敏感性按生态敏感性的高低，分为极度敏感区、敏感区、低敏感区和不敏感区4个等级，并指出不同等级地区应采取不同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利用开发建设方案。申世广等（2013）在GIS分析方法和AHP法基础上构建土地适宜性评价模型，将案例区分为5个等级，不同等级地区应采取保护和永续利用措施。梁栋栋、陆林（2006）对山地型宗教旅游地土地利用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利用层次分析法可定量确定土地利用问题重点区，并对土地利用优化和可持续利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张凤太等（2009）设计出了城郊旅游农业模式、丘陵山地农业旅游优化模式、水域渔业旅游模式和小流域石漠化治理生态农业模式4种乡村景观优化模式。赵莹雪（2014）构建了基于生态适宜性和生态绿当量的ES-EGE（Ecological Suitability and Ecological Green Equivalent）旅游用地生态优化模型，包括时空优化配置模型和类型结构优化模型，提出了在不同的适宜区布局不同的旅游特色项目的观点和土地利用结构具体的调整方案。

学者们也从生态敏感性、用地效率、生态安全与风险、旅游用地集约利用等方面，对山地旅游用地优化进行了研究。朱东国等（2015）以典型山地旅游城市张家界市为例，基于山地生态特征和人为活动状况，选取高程、坡度、植被覆盖、水域和地质灾害易发性等5个因子作为生态敏感性的评价指标，运用遥感和GIS技术，对张家界市域综合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张家界市域生态敏感性总体较高，区域差异明显。在生态敏感性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生态敏感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旅游用地措施。王静（2014）以数据包络分析为评价模型，采用DEAP-2.1软件对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用地效率进行评价，探讨景区投入产出的有效性，分析影响景区用地经营效率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认为，该森林公园综合效率及纯技术效率总体出现下滑趋势，规模报酬逐年递增，发展形势良好。王建英等（2016）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福建省晋江市山区紫星村“自然—文化”综合生态安全格局，以此为约束条件对旅游用地进行空间布局优化，认为可将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划分为核心保护区、生态缓冲区、生态过渡区和人类活动区4类生态功能区。余中元（2015）对高铁发展带来的区域旅游格局的改变对海南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认为高铁旅游对区域承载力产生巨大压力，对区域土地利用格局产生影响，对区域文化产生冲击。王兆林（2016）利用ArcGIS技术并结合多因素综合评价法与问卷调查法，对铜梁县旅游用地集约利用进行评价，认为该县旅游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内部差异显著，粗放式旅游经济增长模式造成旅游用地利用浪费突出，部分乡镇依然存在依靠低成本的山水资源禀赋实现产业规模扩张的旅游发展模式。张扬等（2014）采用GIS方法与AHP评价方法，对景区的土地集约度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刘发勇等（2015）应用土地利用综合指数与景观格局指数建立土地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对黄果树景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该景区近10年来土地生态风险指数不断增加，城镇建设、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景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是生态风险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刘艺等（2015）分析了山地旅游区紫鹊界的土地利用现状，依据土地功能主体性原则将景区划分为生产、生态、社会、生态—生产和生态—社会5个功能区并提出各功能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吴智刚、袁振杰（2015）采用文本收集与对比分析方法，对旅游发展背景下的土地集约内涵进行了研究，认为土地开发的公有化原则是土地集约化利用的前提，土地开发主题的多元化原则是土地集约化发展的未来导向，和谐化原则是土地集约化发展的稳定保障，时序性原则是土地集约化发展的营销支撑。

此外，一些学者尝试采用不同的数学模型来模拟和优化景区的土地利用，例如，许小亮等（2016）、李鑫等（2016）采用CLUE-S模型，杨俊等（2015a）采用元胞自动机模型，陈妍等（2016）采用InVEST模型，陈影等（2016）、徐开鹏等（2016）、周书贵等（2016）将多模型结合来进行研究，等等。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并不属于山地旅游的研究。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山地旅游用地优化的研究均侧重于从生态保护角度对土地利用模式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进行管理，从而解决山地旅游用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虽然也有对景区进行分区旅游用地优化和管理的案例研究，但是关于山地旅游用地空间优化的研究还不多，需要加强该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