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旅游业开发对山地环境的影响研究

山地旅游业开发对山地旅游用地变化及环境的影响长期以来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

基于山地景观的脆弱性和土地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山地旅游业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土地利用变化问题。山地旅游业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通常包括对森林、生物多样性、水文、土壤、地貌的影响。国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多以负面影响分析为主，因为他们认为频繁的山地旅游活动改变了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但是国内学者则有不同看法。山地旅游对山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十分复杂（谢燕娜、朱连奇，2015），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物理的直接影响和生态的间接影响两个方面。

物理的直接影响主要是指山地旅游业发展使原来的生态用地如林地、草地等被物理转化为道路、建筑物、固体垃圾场，以及游客等对天然植被的践踏等（谢燕娜等，2015）。Selman（1991）对土耳其吕西亚（Patra）山谷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山地旅游业对山地环境的影响主要在于道路、宾馆等建筑物的修建，其次是固体废物排放，多以负面影响为主。Sun和Liddle（1993）利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八个热带和亚热带样本区，对进入的车辆和步行者对植被和土壤的践踏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旅游业对物种数量、植被盖度、株高、物种覆盖和频率都会产生直接影响，但未发现土壤有机质含量与践踏强度之间有显著的关系。Sun和Walsh（1998）就澳大利亚游憩和旅游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回顾，指出游憩和旅游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物理影响和生物特征的影响，其中，物理影响主要指轨道形成、土壤流失或压实方面，同时这些增加了火灾发生的频率。Madan和Rawat（2000）对加瓦尔（Garhwal）的马苏里（Mussoorie）度假村旅游业发展与环境破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旅游业的开发导致建筑违法建设、垃圾增加过多等环境问题。Tolvanen和Forbes等（2001）认为旅游业开发导致对山地桦树带的踩踏，对植被恢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gion（2006）通过调查，认为旅游和游憩业导致压实土壤、植被践踏等不良后果；还指出，露营比徒步有更大的破坏力，滑雪对植被的直接影响虽然没有徒步和露营大，但机器的碾压和被压实的积雪导致融雪时间延长。Pickering和Hill（2007）对游憩和旅游对澳大利亚自然保护区植物生物多样性和植被群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游憩和旅游等对植被有直接影响，如为修建基础设施而损坏植被，践踏、骑马、山地自行车和越野车等对植被的破坏等。Geach（2016）对阿多（Addo）国家大象公园（AENP）在生态、公平和经济原则方面的可持续性进行了研究，指出AENP旨在保护大象和其他动物物种与独特的亚热带丛林植物的平衡，但由于旅游开发，导致大象数量过度扩张，引致植物、生物量减少和地方性植物群的损失。Bashir（2016）以Pahalgam为案例，分析了山地城市旅游业发展在固体废物管理方面面临的挑战，研究认为，旅游业对山地城镇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在固体废物产生方面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敏感的山区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帕哈甘（Pahalgam），旺季时的宗教旅游活动产生大量固体废物，同时地方机构能力的欠缺以及平缓土地的缺乏，造成废物收集基础设施的位置不当以及收集能力不足等问题。该研究还发现，在高峰旅游季节，城市固体废弃物的非科学处置与降低地表水质量和下游水源性疾病的发生率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

间接的生态影响主要是指由于发展旅游业而对山区天然的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如对植被、土壤的影响，生态美学价值的损失等（谢燕娜等，2015）。Hoogesteger（1984）对芬兰和瑞士拉普兰德（Lapland）的山地旅游荒地小屋（wilderness huts）周围的植被变化进行了研究。Selman（1991）通过对土耳其吕西亚（Patra）山谷研究发现，山地旅游业对水供给和水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Pignatti（1993）对旅游业对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脉的山地景观和山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植物多样性不断下降，频繁的游客运输线沿线，物种数量大幅锐减，使得耐践踏物种成为优势物种。挪威学者Wielgolaski（1998）对山地桦树区荒地植被和土壤的影响因素，野营小屋对沼泽、草地和荒地植被的不利影响进行了研究。Sun和Walsh（1998）认为旅游业开发的生物效应主要指造成植被破坏，桃金娘枯萎病的风险增加，土壤病原菌、肉桂疫病的传播，以及协助杂草传播等。Madan和Rawat（2000）对马苏里（Mussoorie）度假村的研究发现，旅游业的发展导致了侵占森林土地、卫生设施不足和污水排放、水资源稀缺、交通拥堵和车辆污染等问题，原来非常美丽的城市在当下面临极大的威胁，同时现代旅游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导致了景观美学价值的损失。因此，建议对脆弱山区的土地利用制定有效的土地规划，森林应该得到保护和妥善管理，酒店旅馆的设计和新建筑物的设计应该同当地景观保持一致。Malmivaara等（2002）和Tolvanen（2005）研究了旅游对山区南坡的桦树（birch）区的生态影响。Region（2006）通过调查，认为旅游和游憩业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变化，如土壤腐殖质层厚度减少，干扰动物正常活动和降低环境视觉和美学价值等。Kelly等（2003）对旅游业威胁植物物质和植物群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调查发现，在澳大利亚，旅游业直接或间接威胁72个植物类群，占受威胁物种的1/5。在保护区内，越来越多的物种受到旅游业引起的杂草、致病菌的间接影响。Pickering和Hill（2007）研究认为，休闲和旅游除了具有直接物理影响外，也有不太明显，但可能更严重的间接影响，包括杂草沿步道和道路自我扩散的影响，根腐烂真菌刺槐干腐病的蔓延对原生植被的影响也很严重，其中包括许多珍稀和濒危植物等。

对于山地旅游造成的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和环境的影响，不同的参与者具有不同的感知，一些学者从游客、管理者、当地居民等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山地旅游的发展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生态环境会造成负面影响，但在认知上存在较小差异。在游客内部，从事不同游憩行为的游客，对其行为的影响也有不同的认知。Tyrväinen等（2014）基于对芬兰拉普兰德两个主要旅游目的地调研取得的1054份问卷，从游客的角度研究旅游目的地的土地利用变化问题，认为游客重视小规模的住宿单元、栖息地保护、绿色基础设施和方便性，旅游目的地建设中，除了要确保住宿融入自然外，还要保护天然森林植被群落和自然景观。Region（2006）认为，不同的游客对山地旅游中游客行为的环境影响有不同的认识，调查结果表明，1/3以上的跨县界滑雪者和较长时间的徒步旅行者认为其行为对植被有显著的践踏，影响了自然的土地覆被，而下坡滑雪者的相应份额仅为10%，一半的受访者认同植被践踏是一个问题。Kuvan（2005）以土耳其地中海沿岸Belek度假胜地为例，研究居民对旅游业影响森林和土地覆被的态度，指出居民对在该地区发展旅游业持积极态度，但也普遍关注旅游业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对森林和土地覆被的影响，并认为，负面影响的形成并不是由旅游本身造成的，而是决策等公共权力问题。Pickering等（2003）研究了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雪区的管理人员对旅游影响环境的判断，认为旅游业对环境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滑雪胜地对邻近的自然区域的影响往往超过较远的区域，旅游对植被和土地覆被也有广泛的不利影响，使野生动物栖息地减少、破碎化程度加深，从而对动物群体不利。

此外，一些学者对山地旅游地中呈线状延伸的道路、索道、小径等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道路本身除了是对土地利用的显著改变外，还可引起整个旅游地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这种格局的变化还可能受到周围非旅游地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Arturo et al., 2003；Jones et al., 2009；Lasanta et al., 2007）。Allan（1986）注意到，无障碍环境是山地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可进入性可有效打破土地利用随海拔变化的传统格局。Martin（1992）认为修建交通设施作为提高可进入性的主要方法，可使旅游业深入到山地内部，从而引起山地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Bäck和Jonasson（1998）强调旅游道路施工的不同阶段对环境和土地利用具有不同的影响。Douglas（2001）认为旅游索道发展对土地利用模式和旅游城镇复兴只有适度的影响。Tomczyk（2011）使用植物群落践踏的脆弱性和土壤侵蚀过程的脆弱性两个变量，评估了拉戈斯国家公园游憩路径造成的环境敏感性及其程度在区域的空间分布。

在国内，只有较少论文详细论述山地旅游资源开发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及环境影响，与此同时，对影响方向和方式学者们也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旅游资源开发改善了土地利用和山地生态环境，有的却持否定意见。在环境影响方面，敏感程度、景观重要值和物种多样性信息指数各自随海拔升高而变化；随着距游径的水平距离变化，植被景观的特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党兴强等，2012）。资源空间环境容量超载，将导致山区主要景区压力增大，游客频繁的旅游活动使地表变硬，直接影响雨水的下渗，导致土壤含水量降低，最终导致旅游区景观美感降低，降低重游的愿望，同时供水能力的超载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也会对景区植被带来不利影响（王建春、任丽军，2008）。旅游项目的建设可能会对植被、动物、土壤、固体废弃物、废水和生物多样性产生不良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在项目施工期和项目运行期分别具有不同特征（乔磊，2016）。Zhao等（2011）对长白山研究发现，已开发旅游业的白河流域比没有开发旅游业的露水河流域经历了更严重的森林砍伐。在旅游业的正向影响方面，Dong等（2008）对泸沽湖地区的研究发现，在旅游地内虽然农田和湿地面积减少，但是林地和草地的面积有不同程度增加，旅游业的良好发展和对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使大多数农民主动参与非农就业，并采取措施保护森林、草原和湿地。Li等（2006）对九寨沟的研究发现，旅游业开发不但没有导致自然环境退化，反而使土地利用和环境方面的有些指标有所提高。杨曦、姜锋（2015）测算了旅游业发展驱动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对旅游景区植被碳库的影响，结果表明，旅游业可以通过良好的景观营造等土地管理措施，增加景区碳汇，用以“中和”旅游业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但国外的研究通常认为，旅游业发展会导致旅游地生态环境、土地利用的不利变化，国内研究的有利正向变化结论可能与旅游业的高速发展、旅游业发展前较大的人口压力等有关（谢燕娜、朱连奇，2015）。

此外，国内学者使用综合生态敏感性（IES）、旅游干扰度等指标和方法，研究旅游资源开发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谢燕娜、朱连奇，2015）。Zhang等（2012）通过综合生态敏感性（IES）指标，研究北京百花山旅游对植被景观和土地利用的影响，采用双向指示种分析（TWINSPAN）和典范对应分析（CCA）等方法，分析植被景观、环境因素和旅游之间的关系。钟静、张捷（2011）以九寨沟为例，采用旅游干扰度指标对九寨沟山地旅游干扰景观和土地利用进行了研究，其认为，旅游活动对景观格局的影响是旅游干扰的重要体现，旅游利用强度在分区存在差异，必然导致旅游干扰度的空间差异。

与此同时，梁栋栋、陆林（2004）以安徽省舒城县百丈岩旅游区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对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影响，认为贫困地区旅游开发土地利用类型具有单一性和继承性的特点，并提出了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和评价原则。李巍等（2009）以武陵源区为例，分析了近10年来随着山地旅游经济的增长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情况，认为武陵源区耕地、城镇建设用地、林地以及未利用地4类用地面积与旅游总收入高度线性相关，反映了武陵源区高速增长的旅游经济对区域内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作用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