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证用药与审时用药

明代医家缪希雍在《本草经疏》中对审证用药与审时用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假令阴虚之人，虽当隆冬，阴精亏竭，水既不足，不能制火，则阳无所依，外泄为热或反汗出，药宜益阴，地黄、五味、鳖甲、枸杞之属是也。设从时令，误用辛温，势必立毙。假令阳虚之人，虽当盛夏，阳气不足，不能外卫其表，表虚不任风寒，洒淅战栗，思得热食及御重裘，是虽天令之热，亦不足以敌其真阳之虚，病属虚寒，药宜温补，参、芪、桂、附之属是也。设从时令，误用苦寒，亦必立毙。”这是审证用药，舍时从证的治法。

春夏秋冬四时之气，运行于天地之间，人处气交之中，必感受四时之气。故人身之气，与自然界相通，因而用药要顺守天时，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用药必因时制宜。春天至夏天，气候由温暖到炎热，人体的元气外泄，汗出较多，阴精不足，药宜养阴。秋天到冬天，气候由凉爽到严寒，人体的阳气潜藏，阴精宜内守，勿用开泄之法，药宜养阳。此用药之因时制宜，补人体不足以和其气，便是审时用药的原则，也是“用寒远寒，用热远热”之义。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缪氏提出，治伤风、泄泻之证，药宜升之、燥之，如升麻、柴胡、羌活、防风之属是也。治伤暑、痎疟之证，药宜清暑益气，以除寒热，如石膏、知母、干姜、麦冬、陈皮、参、苓、术之属；邪若内陷，必便脓血，药宜清暑祛滞，专保胃气，如黄连、滑石、芍药、升麻、莲米、人参、扁豆、甘草之属是也。伤湿咳嗽之证，药宜燥湿清热，和表降气保肺，如桑白皮、石膏、薄荷、杏仁、甘草、桔梗、苏子、枇杷叶之属是也。伤寒温病之证，邪初在表，药宜辛寒、苦温、甘寒、苦寒以解表邪，兼除内热，药如羌活、石膏、葛根、前胡、知母、竹叶、柴胡、麦冬、荆芥、甘草之属是也；至夏变为热病，仍守辛寒、苦寒、甘寒之法，而用药尤贵变通，不可拘泥，热结于里，上则陷胸，中宜白虎，下则承气，中病即止，慎毋尽剂。故对四时六气所伤之病，总称外邪，邪之所中，各有其地，在表治表，在里治里，表里之间，则从和解。

综上所述，缪氏立论的主导思想是：人处于天地气交之中，而为万物之灵，人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都必然要受到自然变化的影响。首先，在四时用药摄养方面，不论春夏养阴，秋冬养阳，均须因人、因时而制宜。其次在治疗疾病时，要掌握时重与证重的区别。无时感之病，用药当从证舍时；有时感之病，用药当舍证从时。患者阴阳气血亏损之轻重浅深，四时六气变化之盛衰淫复，是从证，从时的主要依据。这种审证用药与审时用药的原则必须互相结合起来，不可偏于一端，证重舍时，时重舍证，此用药之大法，医者能执其两端从中斡旋，自有左右逢源之妙。病有是证，证有是药，各有所用，不相逾越，总在医人之善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