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现代主义批评话语

1979年4月23日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位于美国纽约市的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此前的4月20日哥大东亚语文系的华裔学者、钱锺书1940年代初就结识的学友夏志清收到他告知访美行程的回信。按照夏志清的记述，信纸是古色古香的荣宝斋信笺，印有灰色竹石图案。钱锺书用的是毛笔行书字体，文体则是典雅的古文。开篇言云梦之别、高山流水之音。“志清吾兄教席：阔别将四十年，英才妙质时时往来胸中，少陵诗所谓 ‘文章有神交有道’，初不在乎形骸之密，音问之勤也。”[24]钱先生与夏先生初识于1943年秋的上海。弹指间，36年俱往矣！两位先生皆已成就一生学问，笑傲中国现代文学、中西古典诗学等领域。姑且不论两位先生几十年间的批评著述和问学传道与西方现代主义、中国现代主义内在的本体关系，仅仅由于这几十年间因战争、革命、政治、动乱等因素，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主义与世界的地缘空间关系及其历时演进谱系就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地壳漂移和历时断裂运动。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表现出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尤其是欧美现代主义的形态、本质和特征。更不用说自19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殖民掠夺，西方殖民现代性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同样不同于其他任何非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政治体制和国际地位。因此钱锺书和夏志清这一代在1930—1940年代畅饮中国现代主义烈酒的思想、文化、文艺先锋个体，满怀真切的生命情怀、执著的精神追求，在历史大潮中，在中西文化的彼此观照中，在意识形态的对峙和知识话语的沉淀过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生态中，建构了不同的文化主体性，探索出不同的思想学术路径，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主义的不同知识话语。

与当代学者的中国现代主义研究相比，华裔学者的中国现代主义研究更值得我们进行细致的梳理、宏观的整体把握和学理上的深刻批判。尽管他们在研究方法、选取的题材和切入的角度、阐述的理论观点、建构的思想观念甚至投入的文化情感和想象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是就研究的宏观对象、其间渗透或凸显的双重文化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相互参杂的文化意识、有别于西方主流的学术话语和国内学术话语的中国现代主义乃至现代性的思想和知识重构意图而言，围绕中国现代主义和现代性问题，他们无疑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特的也是独立的华裔学者群落。从197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30多年的时间中，正是得力于他们前后相继的研究和思考，中国现代主义话语得以日渐清晰地呈现在西方当代现代主义研究的批评地图上，成为一道独异的思想风景线。这个群落的代言人包括了李欧梵、赵毅衡、钱兆明、史书美这些华裔人文学者。

为了阐明这个群落构成成员的丰富性和开放性，也为了阐明有关中国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是如何在欧美学院体制中孕育出炉的，在系统地比较分析李欧梵、赵毅衡、钱兆明、史书美这四位学者的现代主义批评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从这一代华语学者撰写的以中国现代主义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个侧面来凸显现代主义批评的粗略轮廓。

以中国现代主义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李欧梵无疑是美国大学体制中的拓荒者之一。1968年盛夏里最热的一天，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李欧梵踏上了英国剑桥小镇。月明星稀，剑河微波荡漾。暮色苍茫中，他流连于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正如40多年前剑桥为中国青年诗人徐志摩打开那双神异、充满性灵的眼睛，李欧梵沉醉在剑桥的自然美中，踏着徐志摩的足迹，寻找那些与那一代诗人心灵相通的情感瞬间和历史残迹，体验枯燥的学院派研究之外那紧紧地包裹着历史、生活、情感和想象的经验世界，还有那些已经或即将被尘封的人物、信件、手稿、逸闻趣事。从美国到伦敦，从伦敦到剑桥和托特尼斯镇（Totness）的达汀顿庄园（Dartington Hall），他打开了那道通向徐志摩的性灵世界和情感世界、通往徐志摩生活于其中的朋友圈子以及那个充满了激情和浪漫的时代的大门。他先后结识拜访了旅居伦敦的徐志摩的朋友、女作家凌叔华，隐居在剑桥的福斯特、伦纳德·埃尔姆赫斯特（Leonard Elmhirst）（徐志摩亲切地称他恩厚之——一个很中国的名字）。

这是李欧梵在《西潮的彼岸》中的记载。他游学欧美，饮马英伦，寻找通向孕育了上一代中国新文学拓荒者同时又被他们以神奇的创造力培育的那个依稀隐约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他的英伦之行背后是他从童年、少年、青年到而立之年一路上从父母、师长那里汲取的人文、思想和学术养分。从与父辈同龄的夏志清教授到饮誉美国汉学界的费正清（John K.Fairbank），从哈佛学术牛人本杰明·I．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教授到捷克汉学名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他接受了世界上一流的思想史和文学研究学术训练。在反思费正清和史华兹对他的不同影响时他说：“像许多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生那样我受到史华兹教授的深刻影响，他的博学和睿智极大地影响了我的研究，因此我借此怀着感激之情承认我观念和方法上包含的史华兹因素。而费正清教授则对我研究上的出格之举总是宽容包涵。”[25]

这些生命的、思想的、学术的、体验的影响最终汇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作家中浪漫的一代》。这浪漫的一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他提出并试图反思的核心论题是：撇开那些千人一腔的学院派陈词滥调，“五四”新文化的风物怎样深入年轻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体生活之中？打碎传统文化偶像、激进西化的浪潮怎样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塑造了他们的个性甚至决定了他们的视野？或者说，“五四”个性是一种怎样的新品行气质？其基本元素是什么？我们怎样立足“五四”的历史语境来估价“五四”个性？“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学和生活中留下了什么遗产？带着这些问题，他以林纾和苏曼殊为起点，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蒋光慈为焦点，萧军为新的起点，期望通过对代表性的“五四”作家的分析来回答有关“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上述问题。

与李欧梵承受夏济安、夏志清昆仲的教诲相似，赵毅衡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承受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杰出开创者卞之琳的教导。80年代初他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作富布赖特学者，后投入著名汉学家西利尔·白之教授（Cyril Birch）门下攻读比较文学博士。[26]赵毅衡1988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初中国不安的叙事者、小说与文化》用欧美叙事学理论来分析20世纪初的中国小说，通过分析小说的形式特征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试图阐释晚清小说和“五四”小说不同的反映背后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诱因。很明显，与李欧梵注重史实、文献的考订和情感体验的把握不同，赵毅衡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显露出更重的理论和形式批评取向。

几乎是一脉相承，钱兆明在开始踏上治学之路时就受到与卞之琳同时代的外国文学和外国语言学大师王佐良、许国璋的学术熏陶。他后来进入美国图兰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钱兆明1991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庞德、威廉斯与中国诗：现代主义传统的塑造，1913—1923年》，从跨越中西方的文学影响视角提出与西方/欧洲现代主义单向影响传播论（即西化论）对立的中国影响论。1912年至1917年的埃兹拉·庞德和1917年至1923年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推动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受到中国古典诗艺的深刻影响，渗透了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探索，浸润了中国古典诗歌技巧和古典语言文化的启迪。因此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既是现代主义先锋艺术精神自我超越变革求新的表现，又融合了古典诗艺和文化的影响，是对其他文化中审美诗学的创造性转化和有意识的借鉴与彰显。1917年至1923年，当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愈演愈烈地激励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威廉斯先后通过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亚瑟·韦利的英译汉语古典诗歌接触了解中唐诗人白居易。威廉斯与白居易跨越历史和文化障碍的神交对话得以使他从白诗中感受到中国古典诗学诗中见道的韵味，吸取到新的创作方法。钱兆明论证：没有与白居易的对话，威廉斯就不可能创作出那些底色里摇曳着道家宁静淡泊意蕴的诗歌。

史书美从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获学士学位后，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洛杉矶分校深造。1992年她完成由李欧梵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传统与西方之间写作：中国现代主义小说，1917—1937年》。从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中我们发现史书美开始表现出与她的老师李欧梵不同的中国现代主义观。有关两者的不同我们在后面还要重复论证。仅就这篇博士论文而言，史书美有几个鲜明的现代主义研究论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是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分期明确地定位于1917年至1937年。前一个时间界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后一个时间节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始。其次是她明确指出，讨论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必须高度关注那一时代独特的文化语境，还有作家们展望、想象属于他们的现代主义的方式。与此相关，影响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三个主要变量是：传统、来自西方的影响与来自日本的影响。最后是她对这二十年间的第二个十年内中国现代主义的分流提出京派与海派二分论。北京的现代主义者们反对“五四”一边倒的极端反传统观念，唱响融合美学论调。通过现代西方美学，他们重新阐释中国传统，发掘传统中孕育的现代特征。而上海的现代主义者则与“五四”先行者和北京的同辈们分道扬镳，自觉地探索文学现代主义的创新实验技巧和主题之路。史书美既重新估量同时仍依附于“五四”文化范式。在这一范式之中，她期望从历史、文化和文学总体性的高度来建构中国现代主义的谱系。

尽管这四位华裔学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已初步显露出与上一代现代主义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传承，以及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主义问题上的学术情趣和见解，但是他们更为成熟的现代主义论述主要还是体现在他们此后更成熟的学术成果之中。这些成果包括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和《现代性的中国面孔》，赵毅衡的《新批评》《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史书美的《现代的诱惑：在半殖民地中国书写现代主义， 1917—1937》。

李欧梵1968年夏到英国剑桥踏月寻梦，寻找的是徐志摩代表的那一代人的性情世界。换用他所偏爱的英国新马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概念，他试图体认、重构的是那一代文人——那一代浪漫的知识分子——的“情感结构”。对他而言，徐志摩还有徐志摩推动的“新月”事业并不算现代主义。因此中国现代主义对李欧梵来说是一个指向非常明确、特别的概念。在收入批评论集《现代性的追求》中的一篇文章《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中他提出了一种偏狭的文学现代主义认知观。西方现代主义发生在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中，表现的是城市题材。中国“五四”以降的现代文学基调是乡村。唯有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是上海都市生活中诞生的且以上海的现代都市生活场景、人物和生活律动为题材的先锋作家。“他们非但是典型的上海城市中人，而且他们的作品也极为 ‘城市化’——以上海为出发点和依归。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看作中国文学史上 ‘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有些学者称之为 ‘新感觉派’。”[27]

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1999年）中，李欧梵依据上述观念，建构了他的所谓现代都市时空认知框架中的中国文学现代主义更细腻的叙事。从施蛰存负责的《现代》、叶灵凤主持的《现代小说》、良友图书公司的《良友》画报到邵洵美的金屋书店出的《金屋月刊》，从上海福州路上的饭馆茶室、南京路上的外文书店“西书店别发洋行”（Kelly&Walsh）到那些可以淘到波德莱尔诗集、T.S．艾略特的《诗1909—1925年》和W.H．奥登的《诗选》的旧书店，1930年代上海世界主义意义上的都市繁华为现代主义的孕育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也是中国唯一的文化物质语境。从戴望舒的雨巷忧愁，施蛰存的色情、怪诞、魔幻，穆时英、刘呐鸥的摩登女郎、欲望和奢华，邵洵美和叶灵凤渲染的颓废和浮纨到张爱玲的为繁华都市之衰而吟唱的苍凉挽歌，中国的现代主义为上海都市的招摇和新奇而诞生，为上海都市的繁华和纸迷金醉而癫狂宣泄，为华丽表演的落幕而浅吟低唱末世情歌。

李欧梵对中国现代主义起源和路线别出心裁的建构意图背后是他对中国现代性源起和路线图的大建构。而这种现代性话语之重构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几乎成为学界定论的中国现代性（包括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阐释的“五四”范式。在《现代性的追求》第三部分的两篇文章中他把中国现代性的分期上限从1917年的新文学革命或1919年的“五四运动”逆推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这一历史背景中梁启超和康有为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办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在上海这样西方现代殖民势力直接染指的通商口岸，由教会、洋行、西洋现代风潮扶持培育下的流行报刊，卖文谋生的新式作家文人，传播西方新知识、新风尚的林纾和苏曼殊的翻译作品，蛊惑新情致、新情感、新品味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逐渐生产了都市中下层读者群，营造了传统的私人空间之外的都市公共空间，慢慢培育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身份认同、时间观念和文化想象。换言之，中国现代性滥觞于晚清的通俗文化和市井民众。新的都市洋派文人而非高喊变革图强的精英志士才是中国现代性的推手和助产婆。

在后来出版的《现代性的中国面孔》这本对谈录中，李欧梵对晚清通商口岸的新文人有以下评述：

随着科举制度1905年的终结，知识分子已经没法再从科举入仕之途中获得满足，参与办报撰文的大部分是不受重视的“半吊子”文人，但是我认为恰恰就是他们完成了晚清现代性的初步想像。……从大量文化资源中移花接木，迅速地营造出一系列意象。……这些杂文、杂谈里面所提供的想像，我觉得刚好是在新旧交替之间，这一批知识分子创出来的文化想像，里面包括新中国的想像。[28]

他同时征引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的观点。卡林内斯库认为，存在两种现代主义，即布尔乔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布尔乔亚现代性充满了俗世和实用精神，追求现代化的物质科技进步，到19世纪末达到巅峰。审美现代性以先锋文艺形式怀疑对抗布尔乔亚现代性。在李欧梵看来，卡林内斯库褒扬的审美现代性意义上的文艺审美现代主义并不完全包括在中国现代性的认知范畴之内。文艺审美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性的孕育、诞生和成长过程中不仅姗姗来迟而且被主流的“五四”话语、左翼话语压制。直面中国现代性的晚清孕育根源，直面中国现代主义的上海都市文化物质基础、世界主义情怀、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联以及与上海都市繁华荣辱共存的历史演变，他试图修正“五四”话语和“五四”范式。

透过上述中国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起源论，我们发现李欧梵界定的中国现代主义概念基本上与西方先锋审美现代主义有着深层的内在共性和文学姻缘。他用西方先锋审美艺术规范来测量中国现代文学的湍急流水，从而将1932年前后才在上海滩的文学场中横刀跃马的施蛰存重新确定为中国现代主义之父。因此他所建构的中国现代主义戴着先锋派、颓废、欲望、奢华和末世哀情等斑驳杂色的面具。他所论证的中国现代主义之根源在物质上扎根国际意义上的都市文化，在品味上渗透着新奇、颓纨、放荡和哀怨，在精神上直承波德莱尔、乔伊斯、弗洛伊德等，在空间上立足上海。

如前所述，他的学生史书美的博士学位论文撇开他的“反五四”取向，重新以“五四”为历史分期来宏观上建构中国现代主义，尽管这种“反五四”取向不是出于单纯的政治目的而是史学研究的逆推论证，尽管“五四”历史分期这种理论设定也不是单纯地认同“五四”话语或顺应“五四”范式。史书美更完整的中国现代主义建构体现在其代表著作《现代的诱惑：在半殖民地中国书写现代主义，1917—1937》之中。

如果说李欧梵是在其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建构中将现代主义理解成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上海都市文化物质环境中与中国现代性想象融合生成的先锋文学表现形式和都市繁华奢靡生活的反映，那么史书美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现代的诱惑》在深刻批判西方现代主义话语和中国“五四”范式的基础上建构了“五四”时代和“后五四”时期共20年的历史中现代主义的宏大画卷。这种“五四”/“后五四”现代主义话语建构不仅拓展了现代主义的领地而且本质上颠覆了李欧梵的现代主义论述。

史书美认为她的中国现代主义研究顺应了当代批评对西方现代主义中心论的批判和颠覆趋势。西方现代主义中心论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是终极标准和参照框架，所有非西方的现代主义都姗姗来迟，都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变调，都根源于西方中心。对上述现代主义殖民论调的批判使学者们认识到，现代主义是一场异质事件。按照新的多元文化论，中国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代主义。但是这种影响是西方对中国的积极文化挪用，因此是消极被动的影响。其两大挪用模式是将中国东方化和挪用中国的文化物质。从文学类型上看，东方主义主要表征为有关中国他者的叙事。而现代主义诗歌则从中国风物人情中遴取破碎的文化意象。

对“中国”的叙事处理置换了“真实的”中国，叙事化的中国仅仅是作家想象的投射。诗歌中对“中国”的处理因其篇幅短、形式碎裂所以仅仅是残缺不全的挪用，所呈现的“中国”仅仅是一鳞半爪。两者都抽空了中国的历史内涵，将中国扭曲成异域文化的缩影。[29]

中国现代主义本质上挑战作为历史事件的欧美现代主义，颠覆了欧美现代主义的本体自律性和审美唯一性。这根本上是因为中国现代主义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文化语境。历史文化语境决定论，而非西方中心论，意味着中国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是典型对话关系。其差异大于同一。1920—1930年代中国独特的半殖民地历史决定了中国现代主义者们想象、建构、体验崭新的现代性、民族性、民族主义乃至都市文化和现代科技的独特性。

史书美建构的中国现代主义经历了20年间从“五四”向“后五四”或“反五四”的巨幅转型。史书美重新聚焦“五四”范式，目的是从后殖民研究视角批判“五四”模式，借以批判主流的“五四”批评话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同质、抽象，以小说和报纸期刊为媒介的时间认知和意识在想象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的根本作用。“五四”时期一种暗合黑格尔世界历史观和达尔文进化论，以现代西方的日历时间为参照的线型、进步的时间认知范式深刻地主宰了“五四”启蒙和革命话语。作为意识形态，“五四”时间观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学。以高昂豪迈的心态从传统的循环、重复、凝固静止的时间跃入现代时间，在新的现代时间中像凤凰那样涅槃再生。传统和历史僵而不死。为传统鸣响的丧钟也是灰烬中新的青春自我诞生的福音。

从知识和社会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角度看，线型时间（而非空间）认知模式赋予了“五四”启蒙和革命进程合法性。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反文化糟粕的世界主义获得了顺时应世的必然性。“五四”知识分子得以名正言顺地摆脱传统的按朝代分割的循环时间。一方面，中国被建构成一种黑格尔世界历史观意义上西方的过去，从而“五四”知识和思想主体获得了世界性而不是局限于民族、国家和种族认同的边界之内。一种在全球背景中，跨越中西文化、连接中国与世界、从里向外延伸拓展的身份认同获得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跨文化、跨民族的世界主体性反过来在“五四”文化政治空间中赋予了“五四”知识分子尊严、尊敬、自信、文化话语权，为这些少数启蒙精英提供了文化资本。

“五四”时间观无疑迎合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西方平等同步的心理欲望。其不言而喻的逻辑是，传统、落后、腐败、贫穷的中国必须且能够与西方同步，融入世界秩序，实现进步、发展的现代性工程。因此史书美认为：“如果在西方线型时间认知有助于激发民族意识，那么在‘五四’中国它召唤着跨民族或全球意识的出现。”[30]中国与西方在文化、政治、经济、种族、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被时间的线型进步模式置换甚至抹杀。

她认为“五四”时期也是中国现代主义的成型期。或者说现代主义是应“五四”时代精神和认知模式而生，是呼吸着中国启蒙现代性的浓烈新风而成长。在上述意义上，中国现代主义经历的思想炼狱是自我启蒙而不是李欧梵所论述的都市文化和西方现代主义先锋艺术的熏陶。唯有“五四”时期呐喊、救赎的鲁迅而不是沉溺于上海的都市景致的施蛰存才堪当吹响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嘹亮号角的大任。[31]史书美的上述论断完全颠覆了李欧梵的观点。其中浓缩了以下几种陈述：“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五四”文学与“五四”时间观之间具有内在的同质性；“五四”语境中的中国现代主义具有与西方现代主义截然不同的诞生成长过程和表述方式。

“五四”现代主义用时间差异来置换中国与西方的地理和文化差异，从而赋予了成长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目的性，即中国现代文学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这一未来方向的发展。这一代“五四”作家将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最高境界称为新浪漫主义。田汉在1920年发表的长文《新浪漫主义及其他》中详尽阐述了新浪漫主义的内涵和发展之路，也是现代主义的发展之路。新浪漫主义源于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兼具柔美和阳刚特征。它既受惠于浪漫主义的神秘倾向，又得益于自然主义的理性。这两股文学力量，两种风格，两种心灵境界的融合，将迎来新浪漫主义的（也是现代主义的）乐园。

与“五四”现代主义文学提出的新浪漫主义理想并行，一批“五四”思想拓荒者首次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哲学话语。他们通过翻译和论述的方式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话语改造后重新置于“五四”思想语境，达到为“五四”思想革命鸣锣开道的目的。这种外来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我们常讲的误读）主要得力于鲁迅的尼采译介、冯友兰的柏格森译介和朱光潜的弗洛伊德译介。

在“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主义表现出明确的“反五四”发展取向。在中国现代主义思想哲学领域，出现了“反五四”全盘西化、提倡人类文明工程、主张文明对话融合、充满理性精神的学衡派和新儒学。在文学领域，“五四”现代主义进一步演变为京派和海派。京派的现代主义书写体现出与新儒学类似的新传统主义倾向，表现的是以北京为原型、辐射到遥远的中国不同地域的乡土中国情怀。舒卷的画卷上浮现的是北京的胡同、湘西的小城、绍兴的水乡。京派现代主义的理论代表如周作人揭示了京派现代主义的非功利美学主张——“克制、简洁、闲淡、柔和、传统和抒情”[32]。他们雕琢镂刻的乡土中国空间否定了“五四”现代主义的时间认知。但是这种从世界主义时间意识向本土的空间想象拓展不同于对中国传统的本质化，而是揭开了本土与全球、乡土与开放的世界之间流动的关系中本土新获得的多色彩、多声部的力量，还有这种流动的关系在新出现的现代主义主体的想象和情感中投下的幽深影子。

海派现代主义将“五四”启蒙现代性隐含的世界主义时间意识引向了世界主义的新向度——深深根植于上海的国际化、摩登、香艳、奇妙的文化物质基础的世界主义。因此它自然地从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锋、颓废风潮中得到启示并积极地回应之。这些自成风格的摩登的世界主义者们将半殖民地文化置换成物欲横流的都市景观，用新鲜刺激的感觉和体验扑灭民族主义的火焰。这种文化策略上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置换成了海派现代主义作家生活体验的内在必然性——文化物质境遇提供的必然性。因此海派现代主义打上了资本主义都市大众文化的至深烙印。这样的现代主义想象和情感世界充溢了“色情、异域、都市、物欲和颓废，在内容上常常接近于电影、流行杂志这类大众文化形式”[33]。这样的想象和情感视野中捕捉到的上海景致是一个布满了直接从西方移植来的摩登文化机构和场所的空间，而不是与本土文化的本土观念联通的地方。海派现代主义“将上海的本土地方置换成现代技术和机构主宰的殖民空间”[34]。

史书美的中国现代主义批判显露出她此后的，也是与主流后殖民话语不同的新的批判路径，即：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或与民族主义保持谨慎距离的离散研究。在跨文化的多元视域中，她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时间与空间、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地方与空间、文学与哲学、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结成的复杂关系进行梳理和解构。在上述视域中，现代主义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

在比较分析了李欧梵和史书美对中国现代主义的相关论述和批判之后，我们再进一步审视赵毅衡和钱兆明从跨文化的文学影响角度对欧美现代主义的中国根源研究。与海外汉学研究不同，这种中学西传研究主要进行的是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文学影响和文学关系研究。它既延续了华人学者叶威廉[35]等为代表的更早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又更具象化地关注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诗学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和诗学的影响这一意义重大的主题。因此它不是在中西古典诗学或美学上进行比较研究，而是通过分析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和诗学中沉淀下来的中国元素、中国古典诗歌技巧的影子、中国古典诗学的启示来思考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和诗学主张通过怎样的渠道、得益于哪些汉学家的努力、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英美现代主义？当中国现代主义的开拓者们竭力摒弃甚至斩断与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相连的根茎时，为什么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反而在充满先锋反叛精神的西方现代主义那里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的审美和情感昭示的精神世界与英美现代主义诗人的审美表述和情感悸动之间的相通是否意味着古典精神重新焕发出现代生命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赵毅衡和钱兆明征兆的从比较诗学研究向跨文化的文学传播影响研究的转型，尤其是逆西方文学中心论的选题和立论，是否更加丰富、拓宽了甚至在颠覆的基础上更新了爱德华·萨义德代表的反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后殖民思想和方法论？

在对1983年出版的《远游的诗神》扩展重写的《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2003年）中，赵毅衡从19世纪到当代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幅历史跨度中梳理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对美国现代诗的影响。其中考察的文学人物众多，考察的层面从诗歌延伸到政治、哲学、宗教、诗学、文字等领域。考察的整体布局分为影响的结果、影响的中介或媒介、影响的深层根源三个部分。与赵毅衡的宏大叙事建构相比，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更紧凑地将研究范围缩小到庞德/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这两个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中中英诗学对话接受的核心人物。因为这两个关键人物各自形成了两个影响的范围，两者又共同构成了现代主义运动中积极汲取中国古典诗艺的核心。围绕庞德的其他诗人包括叶芝（W.B.Yeats）、艾略特和杜丽托（Hilda Doolittle），围绕威廉斯的其他诗人包括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穆尔（Marianne Moore）等。以大英博物馆东方艺术专家劳伦斯·宾雍（Laurence Binyon）介绍的中国绘画、英国汉学家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和美国旅日汉学家恩内斯特·弗朗西斯科·芬诺洛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的手稿为媒介，处于意象主义诗歌探索期的埃兹拉·庞德开始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结缘。而他对威廉斯诗歌中的白居易影响研究则转用另一种方法，即通过文本细读来辨析威廉斯诗歌创作中白居易诗歌的暗影。

俩人都探讨中国古典诗对英美现代主义的影响。一位有大格局，另一位探隐索微。一桩桩逸闻趣事，一个个中西文化遭遇相逢的场景、一层层诗歌文本背后的异域文学暗香潜影，共同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东方学视域从近东向远东的转移，见证了自17、18世纪基督教传教引发的“中国热”之后第二次“中国热”——集中在审美、艺术和传统思想领域的“中国热”——的出现。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中提到了这种东方学或更准确地讲是汉学热现象，并试图用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批评理路来解释这种现象。相比她那深入独到的中国现代主义建构，这种解释无疑太苍白了。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从立论上，钱兆明对东方学的再聚焦、再定位和再思考无疑将继中西比较诗学之后的中西文学传播影响研究推向理论思考的新高度。这又与他在对庞德和威廉斯这两桩公案的研究中分别使用的史实钩呈法和文本细读法一起决定了其研究的特殊价值。

钱兆明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界定东方学。首先，不同于萨义德以近东为焦点和范围的东方，他界定的东方主要指远东，尤其是中国，因为到20世纪初西方的东方学知识话语中，远东的中国和日本开始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模式和文学想象的主要资源。基于这一点，他所讲的东方学主要是文学上英美学者对中国和日本古典文学的译介传播，主要是英美诗人与中国古典诗人之间的对话交流。其次，不同于萨义德认定的西方优越论和东西方文化差异论，庞德和威廉斯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发现的是“他者中的自我”而非“他者的他者性”[36]。现代主义诗人通过中国古典诗歌踏上的是一条发现自我之旅，他们的诗歌创作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亲缘关系奠定了新的模仿模式。从文化历史语境看，先是中国绘画艺术，接着是中国古典诗歌，进而是中国古典诗学和思想，渐次打开英美现代主义诗人的心灵窗户。他们从中国古典诗艺的紧凑、简洁、暗示、短句、断句、视觉意象、心灵与自然的和谐同一中找到了艺术的也是精神的通感。

相比于华裔学者从中国现代性批判、“五四”及“后五四”现代主义批判和中西文学传播影响研究角度对中国现代主义的建构和西方现代主义渊源的翻案，大陆学者的中国现代主义的当代研究集中在1980年代末以来的诸多著述中。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研究，首开先河的是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践行者和卓越学者袁可嘉先生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1989年）。此外还有谭楚良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1996年）、方涛的《精神的追求：中国现代主义诗脉》（2002年）、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2010年）。现代主义断层研究的成果包括徐敬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年》（1988年）、张松建的《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2009年）。从比较诗学和跨文化的文学传播影响角度进行研究的著述包括：刘介民的《类同研究的再发现：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间》（2003年）、周晓明的《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2003年）、黄晖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2008年）、叶立文的《“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2009年）、马永波的《九叶派与西方现代主义》（2010年）。

这些研究基本上围绕两个主题展开，即：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问题；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接受问题。

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问题的叩问，谭楚良和孙玉石提出的观点既有代表性，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力图从历史总体性角度来把握中国现代主义的历史脉络和轮廓。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始于对现代主义哲学的译介。而这种西方先锋思想的译介始于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对尼采的介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叔本华的超验哲学等陆续登陆中国。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年）、《药》（1919年）明显受到尼采、安特莱夫、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但是谭楚良认为中国现代主义史经历了三次崛起：1920年代的李金发，1930年代初的新感觉派小说、戴望舒代表的现代派直到1940年代的九叶派，形成了第一次崛起；1950—1960年代纪弦等在台湾推动的以西方现代主义为表率的现代派文学，代表人物有余光中、洛夫、叶维廉、白先勇等；1980—1990年代以朦胧诗、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感觉主义小说为主的第三次崛起，代表人物包括北岛、顾城、王蒙、莫言、刘索拉等。

孙玉石给予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1924年）独特的历史地位。它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西方象征主义对鲁迅的影响，而这象征主义恰好是中国现代主义的滥觞。孙玉石认为现代主义新诗潮流诞生于西方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潮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了幼稚的萌芽、广泛的创造和深化的开拓三个历史阶段。经过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等一批又一批诗人的共同努力，中西诗艺既不断交流融合，又逐渐探索求新，始终致力于东方民族现代诗的构想、创造和建设。

这一现代主义诗潮，内接中国传统诗歌注重含蓄内蕴的一路，外近世界诗歌以新的艺术方法贴近现代生活脉搏的新潮。在古今中外的吸收、消化和融会中，努力探求一条民族诗歌通向现代性的途径。他们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创造了东方象征派诗和现代派诗的基本范式。[37]

上述两者的史论的相同之处是：西方现代主义最早传入中国发生在“五四”之前且主要是现代主义思想译介；留学法国、紧追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李金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或现代主义诗歌的第一人；象征主义、现代派、中国新诗派是1920—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发展的主脉。两者的不同之处同样明显。谭楚良以历时发展为主线，既认定中国现代主义1950—1970年代因政治原因出现历史断层，又将地域和政治体制相异的台湾现代派文学放置于同质的历史轴线上，这无疑形成了文学史、政治体制、地域空间三种不同层面的内容被强行纳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左右的历史叙事框架之中。孙玉石实际上提出了另一种史论，即以东方民族现代诗的成形和东方民族现代诗性审美主体性之孕育成熟为目标来建构中国现代主义诗史。这是一种鲜明的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识为史学导向的治学理路。从1920年代中期的象征主义到19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中中国现代主义实现了历史目的——有别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民族现代诗的成熟，也实现了历史主体性的建构——有别于西方，融中西审美价值于一体，游走于诗与现实、思想与艺术、审美与政治之间，充满民族文化现代性建设理想和情怀的审美主体性的成熟。值得我们将之与李欧梵的世界主义和史书美的文化散居视角相比较的是，孙玉石的诗史论是在以诗论史，以史证中国审美现代性和文化民族性。因此其核心价值观是审美民族主义意义上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诞生和勃兴。基于上述诗史论，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现代主义在1950—1970年代的断裂论缺乏历史合理性，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潮流是一种后历史现象或新的历史语境中新的审美和文化主体性诉求，这种新诉求通过重复地援引西方现代主义来表现自己、来利用现成的西方文化资源，来继续完成未完成的中国审美现代性工程？

上述两种现代主义史论都将“五四”之前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译介裁定为史前影响，或者说将西方现代主义思想与中国新的思想主体的思想碰撞和交流排除在现代主义之外。[38]正因为这样，尽管他们都承认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象征主义对鲁迅等的影响，但是李金发而不是鲁迅被树立为象征主义诗歌的第一人。

这种观念上的矛盾是学术因循习惯使然，还是思想定势在起作用？但是从两个方面看，我们可以断定这种刻意寻求以标志性人物、事件、派别为断然的历史起点、终点或分界线的学术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无论是从历史书写中的体验史还是下层草根史角度看[39]，中国现代主义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中的、体验和表述相结合的历史发生，其生命的孕育超越了“五四”的界桩或被公众认识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恰如李欧梵论证的中国现代性起源于晚清通商口岸的半吊子文人创办的报刊和创作的通俗小说。另一方面，现代主义不仅仅是文学的。它是一种话语，有不同层面，表现为各种话语形态，体现在各种体制中，建构了不同的主体立场。在当时的中国历史语境中，如果撇开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的译介，撇开西潮影响下的各种尝试和实验，我们认为这样为现代主义划定的边界是狭小的、过分主观的。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既有纯文学思维模式，又有“五四”范式及其建构的政治无意识。

刘介民、周晓明、马永波和黄晖探讨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接受问题涉及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的四类主题。刘介民在徐志摩研究专著《类同研究的再发现：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间》中揭示了钱兆明在《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中提出的相似论题，即跨文化的文学影响的文化相似性基础上的模仿和借鉴。这就是他探讨的类同问题。

“影响”要建立在实际的接触（contact）上，这种接触可能是直接（direct）的，也可能是间接（indirect）的……诗人在“接触”和“影响”的过程里，对自己所拥有的本国文学，或文化传统的某一局部，可能被牵动、加以回应，而这正是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响应的部分。我们说这响应的部分与外来因素有着某种类同关系。[40]

周晓明在《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中提出现代中国文化运动三重视域说：（1）世界化视域中，中国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互动乃至趋同；（2）现代化视域中，新旧文化更替主导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对立冲突；（3）文化化视域中，各种新文化主导的不同文化派别之间的矛盾和互补。三重视域说将徐志摩征兆的新月文化精神置于动态多元的异质时空之中。因此作为一个典型的不是以肤色、种族或民族为认同规范而是以共同的文艺、思想价值，共同的文化品味和情愫，共同的社会担当为标志的文化族群，现代主义文化地图上新月派的定位必须同时考虑到文化、历史、思想话语这三个维度中异质力量相互作用产生的文化主体的越界现象。无疑这种观点应和了族裔散居话语的理论思考，尽管周晓明仅仅停留在三重视域论上，而没有详尽地阐述背后隐匿的与中国现代主义群落密切相关的散居群落的独特理论价值。

与黄晖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相比，马永波的《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尽管在宏大叙事建构和理论的胆气上稍逊一筹，但是他对西方现代主义大师如 T.S．艾略特、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W.H．奥登在思想和诗艺上对1940年代独特的历史氛围中登上中国现代主义诗坛的九叶派诗人的影响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与众多华语语境中的学者不同，黄晖将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和中国知识话语的第一声充满创造精神和高度审美及文化自觉的回响定格到王国维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诗学之大成的《人间词话》之上。中国现代主义的开端由此逆推至王国维——既不是李欧梵认定的1930年代的现代派，也不是史书美论证的1917—1937年的“五四”和“后五四”时代，同样不是1920年代的新月派。更值得思考的是，与“五四”范式、跨文化范式或比较诗学范式不同，他提出崭新的观点，即：王国维以降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双重根源。一方面它经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洗礼，另一方面它从中国古典诗学中汲取营养。尽管他提出了上述观点，但是在展开论述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流变之时，著者主要是论述西方现代主义各派诗学的影响及相应的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主张，却没有展开有关中国古典诗学影响的论证和阐释。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现代主义话语的建构自身具有鲜明的文化身份多重性和阐释的开放性。从西方学者、华裔学者到大陆学者，这形成了话语的三个大的不同层面，三种不同的批评主体性，三种感知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化参照系。这决定了中国现代主义阐释的开放性。围绕现代主义的历史、体验、跨文化传播和接受，现代主义群体，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中国现代主义、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诗学三者的关系，中国现代主义的起源，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离合张力等论题，中国现代主义批评话语不断丰富和发展。透过上述理论探索和学术争鸣，我们发现现代主义话语在不断超越“五四”范式、历史断裂论、文化民族主义、纯文学的现代主义边界，逐步走向动态多维的跨文化视域中现代主义话语的批评研究，由此形成中国大陆、华裔华语圈与西方批评界之间的对位互补，形成跨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交互影响论对欧美现代主义中心论的质疑和颠覆，形成对中国古典诗学作用于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现代主义命题的关注和思考，形成对翻译、思想和哲学话语、都市文化物质、都市和国际现代主义体验等与现代主义话语（而非狭义的文学现代主义）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性和共振性的话语现象的关注（虽然是零星的、提论式的）。最后所有这些理论探索都指向与中国现代主义相关的四大基本问题：

（1）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学、文化、思想和历史起源及其叙事；

（2）中国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性的感知、想象和情感征兆；

（3）中国现代主义话语内在的知识建构和谱系；

（4）中国现代主义设计并推动的中国现代性工程以及相应的中国现代主义知识主体、审美主体和批评主体的建构。

毋庸置疑，这四大问题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话语疑难（problematic）。对这一话语疑难的进一步批判不仅仅是对林林总总的批评立场和理论观点的回应和修正，更需要我们探索现代主义话语新的疆域，需要我们回归现代主义话语本真的存在和独特的生态，需要我们全新地思考现代主义与当代人文批评的血肉关联并为之确立存在并重生的文化和历史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