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士人个体创作下的文体生成

从春秋到战国晚期，在这几百年战乱频繁的历史时期，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精英个体，包括卿士大夫、行人、史官、诸子、纵横策士等。他们对于宗周及各诸侯国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一方面学习和继承着统治阶层经典文化，一方面又创造、丰富着经典文化。相对于仪式活动场合中的典章文诰，他们的文辞创作较为自由，文辞之中融入了他们的个性才智与创作构思，使文辞在文本结构上、语辞形式上表现出了一些个性化的特征。

一 “喻巧而理至”：卿士大夫的谏说文

在我国古代，卿士大夫于一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向内能匡正君主，谏政议说；向外据理护国，应对诸侯，接遇宾客，因而常被视为国之栋梁，君之股肱。多数情况下，他们所依凭的正是言辞、文辞，即所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34]，如楚国屈完凭言辞力却齐桓诸侯大军。这样的言辞多是卿士大夫个人才智的体现，创作的个性化特征明显，无制度规范约束，在创作动机、功能及使用场合上与仪式、礼制下的文辞创作有明显的不同。卿士大夫的这类言辞，多保存在《国语》《左传》中。

《国语》和《左传》是两部史书文献，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期。就这两部书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是作者收集史料而进行的整编加工。如唐人刘知几在《史通·申左》中云：“《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削，孟坚雌黄所构者哉？”[35]刘知几指出《左传》中的一些文辞为编者采原有史料而编次，其眼光不可谓不敏锐。陈桐生通过自己对《国语》的研究，则指出：“《国语》是一部主要记载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36]我国史官制度发达，《国语》与《左传》的编纂成书，无疑得益于这些浩瀚的历史史料文献，今天我们虽然已经看不到西周春秋史官对卿士大夫、行人言辞、事迹的原始记载，但通过《国语》《左传》还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还原。诚如刘知几所说“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等乃是编者依据原有之史料而来，《左传》中确实保存了大量的卿士大夫们的言辞原文，以记言为主的《国语》，这一点更为明显。卿士大夫的这些辞令，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散文文体，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相对于西周时期仪式、制度规范下的文辞创作，卿士大夫的谏说之辞，语言简易明了，个性化特征明显，文学性色彩更为鲜明。并且为了达到谏说的目的，言辞显然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构思。

根据《国语》和《左传》的记载，卿士大夫的这些言论多发生在进谏君王，或者与他人的论辩、问对中，看似具有随机性，实则不然。翻阅《国语》与《左传》，会发现，卿士大夫的每一次论说往往与一定的事件相关联，这些事件有大有小，小的具体到君王过错、违礼背俗；大的则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卿士大夫的言辞多为针对事件而发，或是谏君归正，或是聘盟问答，或是为国排忧解难。这种言辞靠的就是一己之渊博学识、独特的见解以及出众的口才，因而具有一定的个体独立性，而不再是一种集体意识的体现。如《国语》中的《邵公谏厉王弭谤》《王孙满观秦师》《蔡声子论楚才晋用》等等；又如《左传》中，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成公三年《知罃对楚王问》等等，都是如此。而且，卿士大夫的这些文辞，在讲述之前是经过了自己一番构思的，如《邵公谏厉王弭谤》篇中，厉王暴虐，且不允许国人议论指错，还命卫巫监国人。对于厉王这一荒唐举动，邵公在谏说之前必然早已知晓，而且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当厉王向他炫耀“吾能弥谤，乃不敢言”时，邵公则顺理成章地把他已思考好的说辞，陈述出来，而不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的即兴劝谏。又如《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见秦伯之前，对于如何言说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以劝退秦师，也必然是有构思的。因为秦晋围郑在前，郑伯听佚之狐之言，专门找到了他，且此事关乎郑国存亡，在去见秦伯之前，策划好自己的说辞，是合乎常理的。他们的这种构思虽然不是主观为文学，但与文学的构思在客观上具有相似性，而当这些言辞被卿士大夫本人或史官记录、追记下来时，就是一种文体的形成，因为有个体的构思在，所以更接近文学文体。如《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的谏辞：

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37]

谏辞以“是障之也”开头，对厉王“吾能弥谤，乃不敢言”的得意之形首先进行否定。接着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即指出厉王这种做法的不可行性。进而再指出其危害，“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于是提出“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正确解决办法。邵公结合“天子听政”的实际来论，教厉王应当如何做，并指出使民言说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最后又以两个反问质疑否定厉王的这种做法，做到了首尾呼应。因此邵公的这段说辞，篇幅虽小，但内容紧凑有序，逻辑严谨，语言干练，论证充分，且已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已可看作一篇优秀的谏说文了。

又如《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的语辞：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38]

在这篇语辞中，烛之武首先有意做空郑国的存在，而全从秦国的角度立论，讲出存郑对于秦的好处，及亡郑给秦带来的弊端。接着指出晋欺秦之事实，挑起秦晋两国间的矛盾，又进一步具体指出亡郑对晋的好处，以及晋才是秦国真正的威胁。可以说这同样是一篇构思精巧、逻辑严密的谏说散文作品。

对于这些卿士大夫的谏说文辞，如今我们将之视为散文。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些文辞是被视为一篇篇言辞巧妙而理由充分的谏说之辞。这些文辞被世人称道之处，正在于其喻说精巧，构思严密，语辞得当。所有这些全在于卿士大夫个人的创造，是他们个体才华的体现。当这些言辞被史官记下，形诸文本时，对后世卿士大夫、行人便具有典范意义。

二 史官与问对体例的形成

我国有悠久的史官传统，西周时期，史官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已有明确的职掌分工。《周礼·春官》中载：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

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39]

足见当时史官之多，分工之细。

到西周中后期时，随着各诸侯国的实力增强，也都相继设置史官，《史记·秦本纪》载：“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40]即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2年），秦国开始设置史官，可以想象先于秦国分封的齐、鲁、晋等国应早已置有史官。《孟子·离娄下》载“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41]，也说明了各诸侯国早已有史官对本国史事进行记载。左丘明所编《国语》，是根据各国史料文献“语”汇编而成，其中最早的文献始于周穆王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能证明，各诸侯国在西周末年多数应设有史官。

通过上文所引《周礼》的有关记载，对于史官的职能，可以得到一个大略的认识，即掌管“典”“法”“书”等官方文献。但对于史官的职掌，我们最熟悉的一点还是记录。《礼记·玉藻》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42]即是说左史主要记录行为事件；右史主要记录言论。《说文》对于“史”的解释也是“记事者也”，突出的都是史官的记录职责。如今我们翻阅《尚书》中的有关篇章，每每会看到，“王曰”“王若曰”“公曰”等，史官实录的痕迹是明显的。同样，阅读《国语》《左传》，王公、君臣间的问对，也比比皆是，余行迈说：“史官记言并非仅限于人君的告誓训令，还包括君臣的对答，公卿大臣的言论，以及盟书（又称载书）、讼辞等。”[43]史官对君臣问对言论的实录，对于我国散文及赋体文学中的问对模式的形成有重要促进作用。

史官虽是对王公、君臣问对言论做记录，是录而不是作，但毕竟是他们将口头言辞形诸文本，若言辞仅停留在口头上，是无从谈论文体的。当史官将君臣问对，行人与诸侯问对及狱讼审讯、辩难等记录下来时，就形成一篇篇问对体例的文本。其中那些问得精、答得巧、说得妙的问对文辞，一旦被史官记录下来，形诸文本，就是一篇篇精美的问对体文辞，尤其是那些诉讼、辩难主题的文辞。战国时期，随着士阶层的崛起，经史官所记流传下来的经典问对文本自然会被士人学习模仿。就纵横策士来讲，他们为推行一己策谋，时常还会模仿君臣问对演练说辞。《战国策》中收录了许多这种虚拟问对之文，如《战国策·魏策一》中《张子仪以秦相魏》载：

张子仪以秦相魏，齐、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谓张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则国家安，而百姓无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计过也。齐、楚攻魏，公必危矣。”张子曰：“然则奈何？”雍沮曰：“请令齐、楚解攻。”雍沮谓齐、楚之君曰：“王亦闻张仪之约秦王乎？曰：‘王若相仪于魏，齐、楚恶仪，必攻魏。魏战而胜，是齐、楚之兵折，而仪固得魏矣；若不胜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国，必割地以赂王。若欲复攻，其敝不足以应秦。’此仪之所以与秦王阴相结也。今仪相魏而攻之，是使仪之计当与秦也，非所以穷仪之道也。”齐、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于魏。[44]

相对于史官对王公、君臣问对言辞的实录，这种说辞无疑有了策士主观创作的成分，有策士们的设想在。此外，战国中期以来，庄子、屈原的创作中也多有问对体出现，以此服务于说理、明志。问对体例的写作逐渐被引向文学创作。西汉时期，汉赋作家已能自觉虚设人物问对以进行赋体创作了，如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东方朔《答客难》等。对此，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得很清楚：“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45]

由此，“问对”体例作为一种创作模式，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实践之中。“问对”体例的兴起与史官对王公、君臣等问对之辞的实录不能说没有关系。

三 史家著述与叙事体、史传体创造

（一）叙事体创造

春秋以来，东周王朝的统治力逐渐衰弱，各诸侯国的实力不断增强，礼乐文化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诸侯国之间频繁的战争，逐渐检验着人的合理性行为对于国家兴败存亡的重要性，而并非鬼神的庇佑，自身拥有精英文化知识并掌管史记的史官最明此理。但随着周王朝国势的衰微，包括史官在内的精英人士不断出走，陈桐生就指出：“从平王东迁到春秋末年，出于对陵迟没落王朝的不满和失望，东周王朝史官不断上演弃周逃奔的故事。”[46]这种现象使得经典文化不断涌向地方，精英文化下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士阶层的兴起。

到春秋战国之际，称霸兼并战争越发激烈，恃强凌弱的社会现实，列国之间频繁的战争，使礼乐文化、史官文化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然而，这一时期仍旧有一些士人积极倡导礼义仁德，试图恢复宗周礼乐文明，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人。但在这个时期，结果往往是碰壁。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47]从司马迁的这段叙述中不难看出，孔子“干七十余君”不成后，退而修订《春秋》，仍旧是希望王侯能行“王道”；左丘明因《春秋》而诵史，之后辑成《左氏春秋》[48]，以追其意。

严格来说，孔子和左丘明并不是史官，司马迁对左丘明的称谓是“鲁君子”，但因他们与《春秋》《左传》《国语》等带有史书性质的传世文献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史家。这些著作不是官方的，而是缘于个体士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国语》与《左传》中的篇章篇幅相对较长，一方面有对各国史官所记史料的直接引用，其中就包括上文我们所提到的卿士大夫、行人的经典文辞。另一方面编著者本人为记明一个事件的原委，如何巧妙地将他们所见的相关史料编排起来，则又有他自己的构思，当下我们阅读《国语》《左传》中的一些篇目，明显可感其鲜明的故事性、叙事性。再者，有时对一个历史人物，作者对其生平、事迹有较详细的叙述，已开“史传”体文学的先河。而就《左传》《国语》中所呈现出的叙事体文学与史传体文学而言，都可以看作个体士人的创造。

童庆炳曾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要素有三点：即情节（讲什么）—演进（怎么讲）—视角（谁讲）。”[49]童先生所谓的“情节”即是内容，通过一个个事件来叙说故事，但事件之间不能彼此独立，而是要有因果联系；所谓“演进”，即“如何把在某个空间里发生的事件，放到一定的时间秩序中来叙述”；所谓“视角”，即事件、故事由谁来讲。童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三要素，当指文学自觉以后，成熟的叙事文学作品所应当具备的特质。而成书于战国前期的《国语》《左传》中的一些篇章，客观上也已具备这些要素。

《左传》与《国语》相传都是据左丘明讲史所编著，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前期。春秋战国之际战乱频繁、礼乐废弛，传统士人编著史书性质的文献，目的是给君主提供史的借鉴，希望君王行“王道”。因而在《国语》《左传》的篇章中，呈现出明显的道德评判，其标准是“德”“义”“诚”等礼文化下的行为准则。翻阅《国语》《左传》往往会发现，当编著者叙述的一件事或一个人，其性质或行为不合于这些道德准则时，大多会叙述出其结局，而这种结局往往是悲惨的，训诫的目的非常明显。如上文我们所引述《国语》中的《邵公谏厉王弭谤》篇，对于周厉王暴虐且又不听劝谏，结果“三年乃流王于彘”。又如《国语》中的《单襄公论陈必亡》一篇，单襄公受周定王之命，“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50]。进入陈国后，见陈国并没有按月令开展相应的农事工作，且“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县无施舍”，进入陈国都城后，“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不见”，基于种种背时违礼的现象，单襄公回国后，得出陈国必亡的结论，果然，“六年，单子如楚。八年，陈侯杀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陈”[51]。编著者结合史料，把陈国的命运完整地展现出来，其实也是在一次次地重申，不合礼法者，不合礼法之事，必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当然偏于记事的《左传》，类似这样的篇章就更多了。

我们想说的是，作者编著《国语》《左传》的目的是给统治者以史的借鉴，敦促其行王道，对于一些王侯违礼背俗的行为，作者都将其悲惨下场、结果列出，这样警示意义更为直接。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创作目的在，不论这种结果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后发生，作者都会有意列出来。如《邵公谏厉王弭谤》，周厉王是“三年乃流王于彘”，《单襄公论陈必亡》中单襄公在周定王六年到楚，而陈为楚所灭是在周定王九年，这里也有三年的时间跨度，显然是编著者自己根据史料加上的，所追求的就是事件的因果效应。这种为了警戒王侯、为统治阶级提供史的借鉴而编排的事件因果联系，与童庆炳先生所认定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情节”，即事件之间不能彼此独立，要存在因果联系，在客观上是相似的。而且编著者作为战国前期的人，对西周晚期，东周中前期发生的事，以时间为线索进行有序编排，这符合童先生所认定的第二个要素——“演进”。再者，编著者作为局外人，是在讲述前代故事，而不是史官式的实录，并且他们有意追求故事的完整性，表明他们确实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述，也同样符合童先生所认定的第三个要素——“视角”。因而作为士阶层的个体，以《左传》《国语》编撰者为代表的史家，在编著诸如《国语》《左传》等历史故事题材的文献时，实则创造出了一种叙事体文学的样式。真正的符合理论规范的叙事体文学虽然产生的时间较晚，但未尝没有对《左传》《国语》中一些篇章的借鉴与仿拟。

（二）史传体创造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存亡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52]刘勰所论是较为恰切的，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对《春秋》微言背后的史事是有清晰认识的，于是发微言而为详细事件故事。这在刘勰看来是传体的首创。

传《春秋》者，流传于当下者有三，《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左传》。《公羊》《穀梁》为今文，《左传》为古文。《公羊》《穀梁》为训诂传，《左传》则详于叙述史事。《春秋》中，虽然夫子多以寥寥数语标记历史事件，但所叙事件对于影射礼义之道，警戒君王，皆具有典型性。只是后人或许因无法详知孔子所记事件的原委，不能使其大义灿然，这也是《左传》成书的原因。《孟子·滕文公》篇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53]《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54]并引孔子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也可证孔子作《春秋》确实是“见之于行事”，即以鲜活事例影射道义与兴亡之理。司马迁所指出的“弑君” “亡国”“诸侯奔走”无一不是警醒王公世人的大事。

左氏将《春秋》史事具体化、详细化，展开记叙，追求事件的完整性，客观上开启了“史传”体的先河。刘勰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55]即是说传就是转，转受经旨大义于后人，是经书的辅助性读物，又是记事书籍中的翘楚。刘勰指出《左传》是为转受《春秋》大义于后人，是史传体文学的先河。但又说《左传》是记事书籍中的翘楚，则又有承认其独立存在的一面。蒋伯潜说“《公羊》《穀梁》为‘传’之正体；《左传》则是‘史传’”[56]，因此，若抛开《左传》和《春秋》的关系不论，单看《左传》，其中对于历史事件、对于历史人物事迹的完整性叙述，实则为以后历史类文献的编著写作提供了范例，对传记体文章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 庄子“寓言”体创造

战国以来，随着士阶层的兴起、壮大，思想文化层面呈现出我们所熟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士阶层自身的历史责任感、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士人个体自我意识的体现。孟子曾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57]他们著书讲学，宣扬一己之学说，都非常主动、自觉。这不但丰富了先秦文献，也丰富了先秦文体类别。从文学文体的视角看，这一时期具有创造之功，且对后世文体影响较大者，是庄子和屈原。

阅读《庄子》，我们能感觉到其论说的宏大，思想的深邃，以及语言的汪洋恣肆，作为我国早期文学形态，其首先具有典型的风格学意义。同时也要注意，庄子说理，多是以人物问对形式展开，这在问对体的发展脉络上，是重要的一环。从《寓言》篇和《天下》篇的相关记载看，这是庄子有意为之。庄子设置人物问对，客观上使其哲理、学说通过他人（物）之口讲出，而这正是其想要的阐释方式。《寓言》篇中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58]所谓“藉外论之”，就是借助他人之口来说话，因为这样能更容易让别人信服，即“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这足以证明“寓言”是庄子有意为之。借助他人之口来说话、说理，这一创作体例被学者们称为“寓言体”。如《庄子·渔父》篇中，即是主要借助渔父和孔子的对话，让渔父指出孔子“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59]，设置孔子卑躬地询问，让渔父讲出真与道，最后又通过孔子之口表达出对“道”的敬佩。

《庄子》中，作者设为问对以说理，其中有将历史人物虚化、艺术化的现象，与事实中的历史人物本身的性格特征存在一定差距，这时历史人物成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完全服务于作者说理，最明显的是孔子形象，《庄子》中所出现的孔子形象，与《论语》及史书中所记载的孔子形象，出入非常大。这比《战国策》中策士们在推演人物问对时所作之文辞，更接近文学创作。《战国策》中的假设人物问对之辞，有从现实人物身份、性格特征考虑的一面，策士们会从王侯实际的性格出发，想象他们会怎样问，而“我”又怎样对，因而这种推演假设有合乎现实的一面。庄子与此不同，《庄子》中所假设的人物问对，更接近创作手法，与现实人物存在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其中有作者的艺术构思与想象在，是一种创作。因此，“藉外论之”的寓言体可以看作庄子的创造。

五 屈原的“体由独创，语出新裁”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创作了以《离骚》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在屈原《离骚》等作品之前，虽有《诗三百》篇，但从文本体式上说，并没有同《离骚》《九章》等相类似的篇章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文体的创造，如刘勰就说屈原是“自铸伟辞”，明人张京元认为是“体由独创，语出新裁”。当然屈原作品的文体样式并不是等齐划一的，一些学者统称之为“楚辞”体或“骚”体，实则抹杀了其文体的多样性、丰富性。如同为诗体，《离骚》与《天问》在文本特征上就有明显的不同；《九章》之中《橘颂》与其他各篇也不相同；《招魂》《卜居》《渔父》显然又不属于诗体。学者们所说的“楚辞”体、“骚”体，其实更多的指向了《离骚》的文体样式，而且称之为“楚辞”体或“骚”体，在称谓上也没有表现出《离骚》的体式或内容功能等特征。就称谓上讲也是模糊笼统的。屈原能够创作出不同类别的文体，表明他已具有一定的文体意识及相应的文体功能意识。这也是本书所要着重阐述的。

综观以上所论，春秋以降，随着经典文化的下移，士阶层开始兴起，他们或是著书立说积极入世，或是倡导自然，遗世而独立，也有如屈原这般“发愤以抒情”者。在说理、献策、抒情的过程中，创作了大量文辞，这些文辞因作者创作目的、创作需要的不同而体式各异。相对于仪式礼制下的文体创造，这些创作极富个体色彩，多是“因情而立体”，即根据一己的表达需要而确立文体样式，与仪式制度下的文体创造表现出极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