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暧昧的身份

身份，是中国主流文学史叙述排斥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进入观照体系的重要原因。但是，有三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首先，作为国籍意义上的身份是法律属性的问题，而作为民族的、文化的身份才是关涉文学更为重要、关键的层面。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就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政治、经济领域的差异，而是文明、文化的区别。正如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1]人们不是用国籍，而是用宗教、祖先、习俗、价值、历史、语言等来界定自己，在宗教社群、种族集团、民族身份，以及在最广泛的文化层次上认同文明。基于此，在他看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更多地体现为对族性认同或群体身份问题的关注。

其次，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不仅包括除了中国之外世界各地华文文学创作的存在区域，还包含着相关的文学现象、作家群体等。而它们又都处于特质各异的动态历史生成过程中，历时性发展、空间性特征基本都不同形。因此，所谓“海外华文文学不能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并非意味着海外华文文学之中某一类或某一历史时段的文学不能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因为，如果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能不加区分地包含海外华文文学，那么同理，也不能不加区分地做一刀切式处理，将整个海外华文文学都排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外。

再者，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的特殊身份，并非决定了研究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发现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处理中西文化冲突时的独特经验”[2]。

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独具魅力、发展较成熟的一支，具有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理性。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海外的延伸，又因为创作主体暧昧的身份，北美新移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粘连性远高于其作为海外写作的独立性，因此，将其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视域进行观照，不仅不会有损其学科独立性，反而更有利于发掘它的文化与艺术价值，也有利于发挥它继承“五四”、共时新时期文学的社会与审美作用，更有利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交流，带着民族性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