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通往“共同体”：历史政治与民族建构

1867年联邦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加拿大正式成为一个国家。这一时期，在“哦，加拿大”式的讴歌齐声响亮的同时，主流白人社会对于亚裔、非裔等非白人欧洲移民的排挤情绪同样高涨。此类种族主义思想为后期的《排华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法案埋下了伏笔。横贯加拿大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曾一度是加拿大民族统一的象征，E.J.普拉特的长诗《通往最后一根道钉》就集中表达了这种基于白人主流意识形态的共同体想象。此后，斯各特的《除了最后一根道钉》和杜蒙特的《致约翰·A.麦克唐纳德爵士的一封信》等诗歌都在内容与风格上对《通往》进行了颠覆，同时也对太平洋铁路所代表的宏大叙事提出了质疑。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太平洋铁路意象更是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下遭到全面的解构，以至于分崩离析。从一定程度上说，太平洋铁路在国家想象中所经历的由正面到负面的形象改变，正折射了加拿大从共同体到多元体的思想转变过程。

在这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转变过程中，有两个时期在加拿大历史上突显出来，第一个是所谓“建国后期”[亦可称为“后联邦时期”（Post-Confederation Period）]，伴随着对新兴国家的赞美与建设一个独立于英国与美国文学呼声的同时，对于本土裔居民的后殖民改造也在稳步推进，并造成了许多人道主义恶果。第二年时期便是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成立百周年前后。这两个时期时隔100年前后呼应，却又明显体表现出价值体系的分壤。两者相互“押韵”，却又唱出不同的基调。

建国后期，联邦政府面临的一大任务是如何“安置”境内的本土裔居民。对于原住民的“改造”涉及加拿大的历史、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与殖民主义等各方面的议题。以斯各特的诗歌来研究加拿大19—10世纪的本土裔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于加拿大“共同体想象”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斯各特既是加拿大的著名联邦诗人，也是负责印第安事务的政府官员。斯各特在职期间所推行的本土裔同化政策的几个主要方针，都可以在他的印第安主题诗歌中找到对应的内容。首先，贯穿斯各特诗歌创作的“冲突融合”思想实际上隐含印第安事务部的同化政策倾向，而诗中的“混血儿”形象又与其倡导白人与本土裔居民通婚的主张相契合；其次，他在职期间所推行的基督教思想也通过“血”“火”与死亡等意象渗透在他的诗歌作品中；最后，一些诗歌反映了本土裔的传统生活方式与狩猎技能阻碍了他们的“文明进程”，进而暗示教育尤其是寄宿学校制度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斯各特的印第安诗歌作品是以文学的形式来佐证其种族同化政策的合理性。

建国百周年庆时期，民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民族独立性的呼声前所未有地响亮，此时越南打响的战争在加拿大上下促发了更为广泛的关于自身国家身份定位的思考与讨论。社会上下强力批判越南战争，并从“我们与美国不一样”的结论中建立自己的身份属性。这一时期又值加拿大的“文艺复兴”，文学艺术前所未有地繁荣。诗歌由于体裁短小简练、时效性更强、易于表达情绪、便于在反战集会上吟涌等特征，成为越战时期呼吁和平与谴责美国的主要形式之一。这些诗歌不但记录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思想潮流，也对整个加拿大的意识形态走向与自我民族定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