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窗外的风景”：加拿大英语诗歌的窥探视角
引言
加拿大英语诗歌总体上以风景描写而见长，但风景是如何被窥望到的？那些火红的枫叶、雪白的冬景与遥远的村舍是如何进入诗人的眼界的？综观加拿大诗歌，可以发现有相当比例的诗歌都是诗人站在窗前、坐在阳台上，或者躲在某个角落里写成的。换言之，加拿大诗歌中的很多风景都是通过“窥视”获得的，偷窥、俯瞰、遥望以及远眺是最常用的表现视角。这固然是因为加拿大气候寒冷、自然环境恶劣，站在窗前观看大雪纷飞的场面是出于客观现实原因，但另一方面，诗歌中的窥淫视角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民族心理的投射，其根源可追溯至文学的发生时期。
一 从殖民主义到视觉主义
首先，19世纪是一个视觉主义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曾说过：“16世纪首先不是看的，而是听与闻的，嗅着空气、捕捉声音。”[41]到了17世纪，随着视觉艺术与几何等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印刷术的成熟，知识首次得以大量通过文字的形式进行保存与传播。而人类的视野在19世纪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展：摄影的发明与应用、望远镜在技术上的突破……工业文明带来的自信与技术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西方人“看”的欲望与能力。如有评论家所总结的：“19世纪在很多方面都是视觉主义兴起的时代。”[42]
除了技术的支持，殖民主义是另一潜在推动力。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就在他的专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暗示了殖民与视见的关系[43]。此后，不少后殖民理论家都提到“看”作为殖民权力的体现。霍米·巴巴（Homi K.Bhabha）认为，“必须看到殖民权力的监视在功能上与视野动力（scopic drive）的关系”[44]。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则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以“作为展览的世界”（world-as-exhibition）这一术语来论证19世纪的殖民者是以视界来征服东方的：“世界将自己组进了一张图片里，从而形成一种视觉秩序。”[45]西方殖民运动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地实现将另一世界的想象转变为眼前情景。这一行为所代表的实际以及象征意义上的“看”进一步促进了19世纪的视觉化。
加拿大英语文学正是在视觉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双重席卷中谱写出最初的篇章。一方面，在北美这片“历史太少，地理太多”的新大陆上，纵向的历史式的“听”更多地被横向的地理式的“看”所代替；另一方面，殖民行为的征服感与探索欲又进一步促使拓荒者们睁大了眼睛，试将这个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在这样的历史与地理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加拿大文学较之其他国家总体上更具视觉性。相对于欧洲文学的鼻祖荷马是一位盲人，加拿大文学先驱们的视力似乎都很好，包括弗朗西斯·布鲁克（Frances Brooke）、安·布朗耐尔·詹姆逊（Anna Brownell Jameson）和伊莎贝拉·凡兰西·克劳福德（Isabella Valancy Crawford）等在内的早期移民作家，一踏上这片土地，便开始尽情地描摹与讴歌眼前的壮丽风光，并由此奠定早期加拿大文学的崇高（sublime）基调。
不难想见，19世纪语境中的视觉主义诉求也是促使精神病院向人们打开大门的背后推动因素之一：神秘而黑暗的中世纪古堡必须展现在科学主义的强光之下，不为人知的密室必须向外界开放，监狱与精神病院这样的机构也不应该继续隐藏在城市的阴暗处。
1853年，加拿大文学的“祖母级”作家苏珊娜·穆迪在她著名的《开荒地与丛林中的生活》（Life in the Clearings Versus the Bush）一书里详细叙述了自己分别参观金士顿监狱与多伦多省立精神病院的经过。值得注意的是，穆迪的监狱与病院之行既不是探望某个亲友，也不是出于作家的职业需要去收集创作素材，而是作为成千上万名普通游客中的一员进去游览观光。这是因为，精神病院和监狱之类的监管机构是维多利亚时代加拿大的热门旅游景点，参观这些机构是当时盛行的风尚。
19世纪上半期，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北美新建了不少精神病院与监狱等看管机构。这一时期正值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改良思潮在西方全面兴起之时，公众对于社会进步的信心与热情、对精神疾病治疗方式的关注以及人们对于探知社会科学特别是犯罪与疾病科学的兴趣空前地高涨。与此同时，各监管机构自感有义务向外界展示他们管理与改造精神病患者或犯人的成果。除此之外，参观门票费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些机构出于运营成本的考虑，也愿意接纳社会观光游客。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加拿大的安大略省[46]以及美国纽约州一带的多家监狱与精神病院等机构普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参观习俗从19世纪30年代兴起之后一直持续至19世纪末，不少大型的监管机构都常年接待数以千计的游客。詹妮特·麦伦（Janet Miron）在她的著作《监狱、精神病院与公众：19世纪的机构参观》（Prisons，Asylums，and the Public：Institutional Visi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里这样描述参观的盛况：
……更为常见的是，各行各业的人们自愿地来到这些机构……进入监狱与疯人院的人们是普通大众的成员——既非正式也非私底下与刑责或医疗改革相关的人——也大量地涌入这些机构进行私人视察。参观者们观看犯人与病人工作、与他们谈论关押的生活与感受……绝大多数参观者都与参观机构没有职业或私人的联系。他们既不是医学或法学圈中的人，也不是来探访机构里的朋友或亲戚。他们属于普通大众，出于各种原因，被吸引并热切地走进19世纪的精神病院与监狱的高墙。[47]
随着大批人群的频繁进出，社会上出现大量关于精神病院与监狱的报道、记录、讨论与传闻。这些监管机构不再是封闭的空间，而成为公众观察与探讨的对象。当这些机构成为社会上人人可以观摩的景观，尤其是当许多作家们也加入了好奇的人群时，它们便以一种隐性却深刻的方式影响着当时的文学创作。“监狱与疯人院的意象频繁出现于19世纪的小说中，畅销作家们经常提到这种机构参观。”（Prisons：61）其中精神病院更是引发了人们对心理疾病的好奇以及文化意义上的“疯癫”想象。如穆迪、凯瑟琳·帕·特莱尔（Catharine Parr Traill）与艾格尼丝·摩尔·马查尔（Agnes Maule Machar）等重要作家都直接在作品中大篇幅描写参观疯人院相关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一习俗盛行的时期正值加拿大文学生发与形塑的重要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参观疯人院风尚与文学书写相互作用与渗透，参与并融入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特质的建构。同时，对于疯人院参观行为乃至于对疯癫本身的叙写的嬗变，也折射出文学观念与技法的流变。
而当罪犯与精神病患者集中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时，人们便试图从他们的外貌中寻找犯罪与疯狂的根源。在当时的科学背景下，颅相学看起来提供了答案。颅相学在19世纪初经由德国生理学家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提出后，在西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颅相学与参观疯人院的习俗作为同属于19世纪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两者相互印证对方的合理性。一方面，精神病院等监管机构几乎成了颅相学的应验基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别名格雷斯》（Alias Grace）中提到一个研究犯罪学的医生“测量监狱里所有罪犯的脑袋，来看看他能否从头骨的隆起来判断他们属于哪一类型的罪犯，是扒手还是骗子还是贪污犯是精神病罪犯还是杀人凶手。”[48]穆迪也是在金士顿监狱里信服了颅相学的：
大多数男人的脸色都很坏，当我看着这些脑袋时，平生第一次完全相信了颅相学的真理。这些头颅与众不同的构型，甚至有些是畸形的，使我想到它们的主人很难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特别是其中一个男人，犯下了非常残暴的谋杀罪，被终身监禁，长着一个极为奇异的脑袋，底部巨大无比，呈现完美的圆形，然而到了后脑勺处又突起一起如塔糖似的尖头。他的面色乏味沉闷，长着往外突出的淡绿色眼睛；他的表情是令人厌恶地凶残与邪恶。[49]
她接下来继续长篇大论地列举罪犯特有的相貌，认为他们多为脸色惨灰、大眼、黑发、浓眉者，又说浅发的人更容易犯罪。（See Life :212-213）不仅是穆迪，很多进入监管机构的参观者都认为罪犯或精神病患者具有某些特定的相貌特征，比如有一个游客这样描述一个囚犯：“他的眼中含有野性与不服管教的激情相混合的表情，而这，配上他巨大、粗粝、残暴的面部特征，使他成为真正的恐怖相貌的集合体。”[50]从参观者们的自述来看，参观行为无疑加深了大众对颅相学的认同。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摄影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报纸上会不时刊登一些监狱、精神病院，以及被关押者的照片。同时，卡通画也开始在19世纪30年代左右流行起来。由于监管机构的开放，印刷媒体上这方面内容的卡通图片也相应地增多起来，比如《加拿大图画新闻》（Canadian Illustrated News）就刊登过不少与疯人院有关的图片。其中卡通肖像画的风格一般比较夸张，往往突出人物的某个面部特征。大量长相怪异的犯人与精神病患者的卡通图片资料在社会上传播，自然会影响对包括作家在内的读者，一定程度上加剧对罪犯与疯子外形的刻板化认识。可见，在19世纪的北美，颅相学的流行与参观疯人院习俗有很密切的关系。
颅相学实际上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倾向。这同样可以从当时的卡通讽刺画中看出来：有些画像对有色人种（黑人、原住民、亚洲人等）的面部与肢体进行丑化，甚至出现一些去人类化（de-humanization）的极端侮辱性图片，比如将爱尔兰移民描绘成半人半猿的形象。颅相学虽然在现今被定性为伪科学，但是将人的性格与头颅形状联系起来的观点，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长相与心智及病症之间的对应关系（本书暂且将之称为“广义颅相学理念”），不但影响了早期加拿大文学的表现手法，其暗含的种族主义色彩也渗透于整个19世纪殖民写作中，这仅从穆迪笔下的美国人（Yankee）与邓肯·坎贝尔·斯各特（Duncan Campbell Scott）诗中的原住民就可见一斑。
在某些早期英语作家看来，这个新世界中的各类族群或多或少都带有先天的缺陷，但对于美国人的厌恶则尤为普遍：“粗鲁、低俗、刻薄的‘美国佬’体现了美利坚与不列颠北美的意识形态冲突。”[51]穆迪的《丛林里的艰苦生活》（Roughing it in the Bush）里出现的美国人几乎全是“面由心生”的体现：侵占他们的房产的是一个“骨瘦如柴、红头发的恶棍美国人”[52]；她的邻居则是“面色尸体般惨白，长着极长的、女巫般，且满是病容的脸”（Roughing：92）；“老撒旦”更是面相狰狞：“可怕的眼珠在空洞的眼窝里疯狂乱转”（Roughing：108）。穆迪对于美国人的刻画并不止于外表的粗俗或丑陋，而是带有强烈的病理学隐喻。《丛林里的艰苦生活》与《开发地与丛林中的生活》两书包含诸多类似“尸体般”（cadaverous）、“病恹恹”（ill-looking）、“死白的”（deadly pale）等词汇，病态病容跃然纸上。再者，穆迪笔下的美国人大多长着过于窄长的脸。她甚至自创了一个表达方式：“瘦狭鼬鼠脸美国佬”（Roughing：92）。西方医学界的“长脸综合征”（long-face syndrome）认为过于狭长的脸是由于基因或环境原因造成的异常。虽然这一术语本身具有争议性，但也表明，将过长脸作为一种疾病看待在北美既有医学也有历史渊源。穆迪将之定型为美国人的普遍长相，意在暗示他们是天生病态与邪恶的族群。
颅相学理念在对本土裔民族的描写中尤其突出，而创作这一主题作品最多的邓肯·坎贝尔·斯各特既是诗人，同时作为联邦政府负责印第安事务的行政官员，又鼓吹通过“逐步同化”[53]的方式，使原住民“最终作为一个独立的种族而消失”[54]。他这一信念的依据就是原住民的身上流淌着野蛮与复仇的血液，而这种野蛮性又显现在他们的头颅形状和面部构造等形貌特征上。比如《奥农达加[55]圣母》（“The Onondaga Madonna”）这首短诗中，正在哺乳的奥农达加妇女脸上“潜伏着可悲的野蛮”“异教激情燃烧着火光”“反叛的嘴唇上浸染着的血污”等描述都意在暗示原住民蛮横粗野的本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颅相学理念恰好迎合了加拿大早期文人的视觉主义与殖民偏见，因而影响了文学中的肖像描写。这一时期的作家大多是视觉主义者，无时无刻不在观察这个新世界。他们频繁地在作品中使用“……的样子（-looking）”的结构，比如“melancholy-looking”“anxious-looking”“wild-looking”和“fierce-looking”，等等。鉴于英语中“look”一词的多义性，这种表达方式本身也强调了一种视觉性。与此同时，他们的目光中又时时夹杂欧洲（主要是英国）殖民者的优越感。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是将参观疯人院时的不屑目光扩大到了整个加拿大殖民地。广义颅相学所暗含的“可以看见的疯狂与病态”理念便成为一种惯有的文学表现方式，而欧洲移民到达加拿大的登陆地格罗斯岛也因此成了一个视觉隐喻。
穆迪及其姐姐特莱尔夫人回顾初到北美时所见所闻的几部出版物是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最早成果之一。姐妹俩在各自书中对于格罗斯岛的描写非常相似：自然风光令人赞叹，可是也弥漫着传染病的恐慌。她们的文字无意中为这片北美新大陆设定了一个总基调：美丽而病态。这种描写在一些当代作品得到了回应，简·厄卡哈特（Jane Urquhart）的长篇小说《离开》（Away）里爱尔兰移民眼中的格罗斯岛，也是“一个无以图表的视觉丰富性的世界”[56]，也同样充斥着疾病与死亡。诗人阿尔·珀迪（Al Purdy）在《格罗斯岛》（“Grosse Isle”）一诗里将之称为“圣劳伦斯河上得病的鲸”[57]，并写道：“在霍乱湾死去的尸体/等待着大浪与粗粝却温柔的/波涛将他们扫入黑暗之中——”[58]从早期特莱尔与穆迪所描绘的四处散落的为霍乱病人搭建的帐篷和棚屋、岸边悬挂着传染病标志的黄色旗帜的船只[59]，到《离开》中格罗斯岛上的隔离站里的病童、死去的女孩眼睑上爬行的苍蝇[60]，再到珀迪诗中波浪中的尸体，瘟疫在加拿大文学中总是以一种非常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19世纪开放的精神病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表现疯狂与疾病的方式。在加拿大文学中，疯狂不是奥菲利娅式侧重于言行（或者歌唱）上，疾病也往往不是一种潜藏的黑暗隐喻，而是一种更具视觉化的呈现、对比与冲击。殖民时期的文人对于疯人院的描写渗透进了文学的源流之中，视觉主义书写与当时盛行的参观习俗相互关照与影响，在不经意间奠定了某些加拿大文学的心理与表现范式。
二 从“碉堡心理”到“窥淫癖”
19世纪的视觉主义在监狱看管上的极致体现当属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式监狱（panopticon）。此构想主要在1800年之后得以实施并获得广泛影响不是没有原因的：全景式监狱不但全面阐释了这一时代的“无死角式”视觉诉求，而且将看管者放置于最为有利的视角金字塔的顶端。看者是监狱这个微型王国的上帝，可以极大地满足自己的窥探欲。加拿大的精神病院虽然没有达到那么极端的程度，但在建筑设计上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全景式监狱的理念：
精神病院内也一样，在建筑特征上，像装有窗口的门就隐含一种窥视的感觉，很多参考者也表示可以暗地里观看病人。虽然一些负责人试图废除使精神病院看起来像是动物园、并且物化病人使之如关起来供展示的动物的建筑结构。但是很多这样的建筑特征在整个19世纪都被保留了下来。比如，直到1890年，多伦多精神病院依然建有带铁栏的露台……（Prisons：94）
多伦多省立精神病院、夏洛特顿精神病院与洛克伍德精神病院这几所规模较大的机构都是建于20世纪中后期，也就是在参观习俗已经兴起之后设计并投入建造的，因此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观赏性”。建筑外观上高大方正，外墙多用大型石块砌成，既体现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风格，更彰显雄伟庄严感（以及对于精神疾病救治的信心）。有建筑学家认为：“这种正面的形象有助于公众看客能更放心社会中的‘不幸’成员是如何被照顾的。”[61]从目前保存于各高校与市政档案馆等处的建筑设计图中可看出，建筑内部空间都很宽敞。由于受“柯克布莱德计划”（Kirkbride Plan）[62]的影响，不少病院，比如洛克伍德等，都呈现“蝙蝠翅膀”的双翼式造型。在内部构造上，管理区与病房区往往分开，这样就可以仅开放病房区供参观，也便于采取应急措施（比如临时将一些“不易暴露”的病人移至不开放区域）。为了便于监管与观看，病房区多采取环形甚至回字形结构，而几乎所有的精神病院都特别突出过道与窗口的设计。
图片资料中的信息也得了穆迪的文字佐证。她在书中写道：“（多伦多）疯人院是一座宽敞的大厦”（Life：299），白石砖营造成“坚固、庄严的外观效果”（Life：299）。其内部构造的建筑设计也是尽量便于观看，比如“站在通往他们病房的一小段台阶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又有着绝对的安全。”（Life：307-308）再如对于一些具危险性的病人则只能隔着玻璃门观察。这些设施在确保她在好奇地窥探各种不同类型的精神病人的同时，又可以与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从流传下来的资料与作家的记录来看，当时的北美各大看管机构基本都为参观者提供“监视囚犯而自己并不被看见或听到”（Prisons：94）的有利地位。
参观疯人院的这种躲在安全范围内窥视的模式与诺思若普·弗莱（Northrop Frye）著名的“碉堡心理”（Garrison Mentality）几乎如出一辙。弗莱在综合分析加拿大文学特征以及与英国、美国等文学进行比较基础上，提出：
如果将这些印象综合在一起，我们也许能够接近加拿大想象在文学中发展的方式特征。小型又孤绝的社区被物理和心理上的“疆界”所环绕，使这些社区之间相互独立，也使之与美国与英国的文化渊源区别开来……这样的社区注定会发展成为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碉堡心理的东西。[63]
碉堡是一种特殊的拓荒地心理概念：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中有一小块人类文明的据点，它坚固又封闭，但同时在隐蔽处开了一个小窗口，从中可以窥望外界，又保证自己不被发现。相对于美国的不断被拓展的“边疆”（frontier），“碉堡”一词形象地概括了加拿大的矛盾心理：不愿融入荒原，也不肯将目光移开。长期以来，“碉堡心理”都被当成是一种既不同于英国更有别于美国的民族性格与心理特征：保守又好奇。
如果套用弗莱的原型理论，那么碉堡这种建筑本身也是加拿大文学中的一种原型结构。封闭与坚实的房屋固然是为了适应寒冷的气候而建造的，但从文学心理的层面来看，碉堡式的结构是一种加拿大文学想象范式的建筑原型，其各种变体，包括可以用来隐秘窥视外界的房子、塔楼或城堡等，频繁出现于各类作品中。著名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的短篇小说《将房子收拾整齐》（“To Set Our House in Order”）中祖母房屋的塔楼装有“环形玫瑰花图案的窗户”[64]，可以确保站在窗边的看者不会被他人看到。而埃塞尔·威尔逊（Ethel Wilson）的短篇小说《窗户》（“The Window”）更可称是“碉堡心理”在文学实践上的典型范例。主人公威利先生给自己的房子安装了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使之可以坐在家里一览无余地观看外面的风景。与许多早期移民一样，威利先生也来自于“旧世界”英格兰，也总是试图与周围的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座房子是他在加拿大的碉堡，使他处于观察外界而自己又不被注意到的有利处境。
不管是向内窥探的疯人院，还是向外观望的碉堡，这两种建筑结构都指向一个词：窥淫。在19世纪，普通公众涌入精神病院的动机是多重与复杂的，但窥探欲与猎奇心理无疑是主导因素之一。参观疯人院是一个被社会习俗合法化了的窥淫行为。穆迪不但在参观精神病院时是个窥淫者，在面对殖民地的某些疯狂现象时也没有收起窥探的目光。当她看到爱尔兰移民在圣劳伦斯河畔恣意嬉戏打闹的场面时，出于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淑女的身份规范，对眼前的景象极端厌恶与恐惧：“我退缩着，因着一种近乎恐惧的感觉。”（Roughing：14）然而，她始终并没有真正走开，而是一直在远处偷偷观望。加拿大著名作家兼批评家罗伯特·克罗奇指出：“穆迪夫人自己被上加拿大的狂欢世界吓坏了——但她从未停止过观看。她成了真正的窥淫者，一边看一边厌恶。”[65]
三 从“看”到“被看”
就像“穆迪夫人无法放弃她的安全距离”[66]，在安全距离内偷窥始终是加拿大写作的一个特有视角。特莱尔在《加拿大的蛮荒之地》（The Backwoods of Canada）中借其丈夫的话发表了以下观点：
相信我，在目前这种情况，以及其他很多时候，这个距离才能产生景象的魅力。如果你对一些你所欣赏的景物作进一步的观察，我觉得你会沮丧地跑开，你会看到各种疾病、犯罪、贫困、肮脏和饥荒——人类的不幸以最恶心和最可悲惨地方式展现出来；这样的画面只有贺加斯的画笔与克雷布[67]的文笔能描摹。”[68]
无独有偶，《离开》中也有一段非常类似的描述：建国前后的渥太华国会山，站在一定距离之外看，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但走近了却是“泥土、残破的木质人行道和爱尔兰人的破棚屋”[69]。
从这一角度而言，很多早期移民实际上都居住在弗莱的“心理碉堡”里：他们来自欧洲的“文明社会”，在加拿大始终无法摆脱外来者的身份与眼光。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新世界只可远观、不能细看，因而只得藏身于丛林的那一小块拓荒地（clearing）里偷偷观察周边的世界。包括穆迪与特莱尔在内的移民作家，作品都是发表在英格兰，写作初衷也都是向英国人介绍加拿大的情况。可以说，最初的加拿大文学是写给“别人”看的，而作家们是站在他者的角度来偷窥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如果说拓荒时期的美国文学更具一种打破疆界而融入的狂欢化倾向的话，那么始终保持着距离感的“窥淫癖”是加拿大文学普遍的心理范式与书写视角。
然而就好像观望的玻璃窗总会被打破一样，这种窥视的距离往往难以维持。距离感的丧失在某些19世纪的作品中已初见端倪。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Thomas Chandler Haliburton）的《钟表匠：斯利克维尔的塞缪尔·斯利克的言行》（The Clockmaker：Or，the Sayings and Doings of Samuel Slick，of Slickville）是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的叙述者“我”有一匹良马，作为一个英国人，他总喜欢领先于他人独自骑行。可是却在这一次的驾马中，被美国人山姆·斯利克追上了，且不得不与他并驾齐驱。与穆迪的矛盾心理类似，“我”也是一面试图摆脱窥视对象，一面又“感觉到一种想要知道他会是什么人的欲望”[70]。而将两者困在一起的是这个一再出现的词：“赛马跑道”（circuit）。“circuit”一词所代表的封闭性空间是对参观疯人院模式与“碉堡心理”的又一文学回应，与此同时也说明观看者开始逐渐失去物理位置上的优越性。
到了20世纪，窥视的距离更加难以维持。上文提到的《窗户》中，自以为是观看者的威利先生其实暗中一直被一个小偷监视着，故事结尾处，后者甚至闯入了威利家中。发表于1961年的《窗户》可以解读为对“看与被看”关系的现代主义反思：窥者与被窥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倒，碉堡被闯入，两者之间的界线被逾越了。原先居高临下的“看”在现代主义的棱镜下开始动摇与混乱。《窗户》在加拿大文学想象范式的演变上具有某种承上启下般的寓意：一方面这个短篇可以说是“碉堡心理”的文学图解，另一方面又对“碉堡”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意在指出这种单向窥视的危险性。
窥视的双向性在当代文学中更是时有出现。拉维·哈吉（Rawi Hage）的获奖小说《蟑螂》（Cockroach，2008）中记录了这样一个小插曲：作为叙述者的“我”站在一家高档饭店的外面，透过玻璃窗观看饭店里的一对夫妻吃饭，结果被饭店老板叫来的警察驱赶。在双方的交涉过程中，“我”又成了饭店里那对夫妻的观赏对象：“他们看着我，好像是在看着屏幕，好像是这是一场新闻直播。”[71]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我”事后又幻化成了一只蟑螂尾随至这对夫妇的家里，躲在暗地里默默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在《蟑螂》这部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小说中，偷窥与反偷窥的多个回合往返，更将“窥淫”的叙事手法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窗户》与《蟑螂》在表现看与被看的复杂关系时，都提到了一个细节：人物从原本用来透视他人的玻璃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像，用威利先生的话说：“窗户，自身不是幻象，而只是幻象的提供者，并没有消失，但是变成了一面镜子，在一片漆黑上反射出这个肤浅的起居室的所有细节。”[72]从玻璃到镜像的转变说明了当代语境下的视角转向。
四 从观望视角到民族心理
“隔着距离观望”不仅是加拿大文学表现特色之一，而且，不管是作为一种视角还是一种心态，也始终暗藏于整个加拿大诗歌的叙写之中。19世纪的浪漫主义代表性诗歌查尔斯·G.D.罗伯茨的《重返坦特拉玛》（“Tantramar Revisited”）曾被认为“毫无疑问是迄今加拿大最好的诗歌之一”[73]。诗歌描写诗人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面对曾经熟悉的风景抚今追昔，是一首典型的浪漫主义自然诗。根据多位批评家的说法，这首诗在很多方面都有模仿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名作《丁登寺》（“Tintern Abbey”）的痕迹。比如加拿大评论家特瑞西·韦尔（Tracy Ware）表示：“罗伯特的诗无疑是指涉《丁登寺》的”[74]。虽然这两首诗具有不少共同点，但是，从诗人的视角来看，《丁登寺》中的“我”走进了风景，是置身于风景之中吟唱出全诗的；《重返坦特拉玛》里的“我”则是站在高处眺望眼前的风光，他始终与景物保持着距离。前者可以直接“站在深色的无花果树下”、可以近距离地“看着这些树篱”[75]，而后者无法注意到这些细节，他看到的景象远比前者更为广阔与渺远：“几英里又几英里之外那黄褐色的海湾是米努迪。/那低矮的绿色山丘脚下是隐约可见的村庄。”[76]
这两首诗中说话人所处位置的不同，说明了英国与加拿大的浪漫主义自然诗在视角上区别：英国诗人与大自然更为亲近，加拿大诗人总是或多或少地与自然保持距离；英国诗歌更注重细节的刻画，加拿大诗歌偏重展示广袤的视野。这种对于广阔视野的追求，除了上文所论述的殖民主义的视觉性原因，可能也与加拿大人的民族心理有关：加拿大倾向于与环境保持距离，更喜欢观望而不是参与，这种行动上保守需要通过视界上的宽广来得到平衡。（加拿大境内有许多高塔式建筑，并不能用来居住，只能满足人们登高望远的诉求，这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加拿大人的“碉堡心理”。）
联邦诗人布里斯·卡曼（Bliss Carman）的名诗《窃听者》（“The Eavesdroppers”）的前面部分描写了另一种类型的“隔着距离观望”。诗歌的第一节写道：
在这安宁的黎明在这寂静的房间，
我的爱人与我并排躺
听着山林之风吹过
激起这惨白的秋日之波[77]
在这首诗中，“我”与爱人躺在床上“偷听”屋外的风，并想象秋天的景色，这种“窃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太阳升起。然后诗歌的第三节写道：
外面，一棵黄色的枫树，
在银蓝色中晃动着
无数细碎微小的声音，
当阳光穿过时发出窸窣响[78]
此处，说话人的视角依然是从室内窥探外界。表现平静的自然界实际上充满了戏剧性与神秘性，但“我”却只是这一切的“窃听者”。从某种程度上说，“窃听”与“偷窥”一样，都是一种“窥淫癖”的表现，都是加拿大诗歌中的观望心理的表现。
这种观望的态度一直持续了到了20世纪。阿特伍德以穆迪作品为蓝本创作的组诗《苏珊娜·穆迪日记》以诗歌的形式再现了穆迪参观多伦多精神病院的经历。在诗中，穆迪参观疯人院的过程犹如但丁游历地狱，每上一层楼疯狂的程度就会随之加剧，第三层是一个完全无序且混乱的空间：
在第三层
我通过了一扇玻璃镶嵌的门
进入了一个不同类型的房间。
是一座山，有卵石、树，没有房子，
我坐了下来并理了理手套。[79]
在穆迪的眼中，极致的疯狂景象相当于一个只有山、卵石与树，却没有房子的世界：疯狂与荒野画上了等号。穆迪本人亲历过“丛林里的艰苦生活”，加拿大的自然在她看来是蛮荒、残暴与非理性的，与她眼前的精神病患者的病房一样不可理喻。阿特伍德将穆迪的二元对立秩序解读为：理性相当于文明，疯狂则与自然同质，理性和疯狂之间的界线与文明和自然之间一样明晰。
著名诗人阿登·诺兰（Alden Nowlan）的《神秘的裸体男子》（“The Mysterious Naked Man”）一诗就暗讽了加拿大人普遍的观望心态：
有人报告说一个神秘的裸体男子出现
在克兰斯顿街上。警方进行着
照常的仪式，彩色灯光、警报这些东西。
几乎所有的人都走了出来，不认识的人兴奋地交谈着
他们面对不幸时都是这样的，只要自己不是当事人。
“他长什么样子？”警官问。
“我不知道，”目击者说。“他是裸体的。”
有人说他像只狗——这可不是一起普通的不雅暴露
的案件。这个男人被看到
十几回了，第一次是一个牛奶工看到了他，现在
天色开始变紫而且声音
可以飘得很远，孩子们
有点疯狂了，他们在黄昏时通常会这样
一些车子开过来
从城市的其他区域。
而那个神秘的裸体男子
正跪在一个垃圾桶后面或是趴在
某个人的花园里
或者也许藏在一棵树的枝条里，
来自港口的风
抽打着他的裸体，
此刻他也许已经做了
他想要做的事
然后希望他可以睡一觉，
或者死去
或者像超人一样飞向空中。[80]
这首诗的前部分都是描写周围的警察、旁观者与看热闹的人，最后一部分才将笔锋转至裸体男人身上，而且他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神秘性。此诗与其说是讲述一个“神秘的裸体男子”，不如说是更侧重表现看客的众生相，以及他们在事情与他们无关时所暗怀的兴奋之情。这种旁观者心态可以说是“窥淫癖”另一种表现。
综观加拿大英语诗歌史，可以发现站在窗前看风雪是其中最经典且反复出现的场景之一。诗人们似乎总是不愿走进风景，而是倾向于与描写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加拿大文学源于19世纪的殖民书写，正处于视觉主义无限扩张的时期；与此同时，空旷的地理削弱了人的存在感与参与热情。视觉上的扩张欲望与行动上的保守谨慎共同构成了加拿大人的集体无意识，也造就了文学上的“碉堡心理”，并促成了诗歌中的“窥淫癖”视角。
[1]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Revised Edition），London & New York：Verso，2016，p.6.
[2] Lionel Kearns，Two Poems for a Manitoulin Island Canada Day，Vancouver：Blewointment Press，1976，p.i.
[3] Robert Lecker，Making It Real：The Canonization of English-Canadian Literature，Toronto：Anansi，1995，p.10.
[4] Donna Bennett and Russell Brown，“Preface”,in Donna Bennett and Russell Brown，eds.An Anthology of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xiv.
[5] Oliver Goldsmith，“The Rising Village”，in Laura Moss and Cynthia Sugars，eds.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Texts and Contexts（Volume I），Toronto：Pearson Education Canada，2009，p.174.
[6] Hugh MacLennan，Scotchman's Return and Other Essays，Toronto：Macmillan，1960，p.139.
[7] Thomas D'Arcy McGee，“A National Literature for Canada”，New Era，June 17，1857.
[8] Charles G.D.Roberts，In Divers Tones，Boston：D.Lothrop，1886，p.2.
[9] Charles G.D.Roberts，In Divers Tones，Boston：D.Lothrop，1886，p.5.
[10] Charles G.D.Roberts，In Divers Tones，Boston：D.Lothrop，1886，p.3.
[11] David Macfarlane，The Danger Tree：Memory，War，and the Search for a Family's Past，Toronto：Macfarlane，Walter & Ross，1991，p.43.
[12] 这些均是“联邦诗人”的名字。（本书作者注）
[13] F.R.Scott，F.R.Scott：Selected Poems，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70.
[14] Laura Moss and Cynthia Sugars，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Texts and Contexts （Volume II），Toronto：Pearson Education Canada，2009，p.83.
[15] A.J.M.Smith，“The Lonely Land”，in Margaret Atwood ed.The New Oxford of Canadian Verse in English，Toronto，London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98.
[16] Northrop Frye，“Conclusion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in O'Grady Jean and David Staines，eds.Northrop on Canada：Collected Works of Northrop Frye （Volume 12），Toronto，Buffalo，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3，p.467.
[17] Earle Birney，“CanLit”，in McClelland and Stewart，eds.The Collected Poems of Earle Birney （Vol.1），Toronto：McClelland，1975，p.138.
[18] William Wilfred Campbell，“The Lazarus of Empire”，in Laurel Boone ed.William Wilfred Campbell：Selected Poetry and Essays，Waterloo：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1987，p.36.此处“吃着她的名望的碎屑”中“她”是指英国。
[19] Irving Layton，The Darkening Fire：Selected Poems 1945-1968，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d Ltd.，1975，p.75.
[20] Margaret Atwood，The Animals in That Country，Boston：Atlantic Monthly Press，Little，Brown & Co.，1968，p.37.
[21] Northrop Frye，The Bush Garden：Essays on the Canadian Imagination，Toronto：Anansi，1971，p.225.
[22] Margaret Atwood，The Animals in That Country，Boston：Atlantic Monthly Press，Little，Brown & Co.，1968，p.39.
[23] Margaret Atwood，The Animals in That Country，Boston：Atlantic Monthly Press，Little，Brown & Co.，1968，p.36.
[24] Douglas LePan，“A Country without a Mythology”，in Jack Finnbogason and Al Valleau，eds.The Nelso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Toronto：Nelson Thomson Learning，2000，p.113.
[25] Douglas LePan，“A Country without a Mythology”，in Jack Finnbogason and Al Valleau，eds.The Nelso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Toronto：Nelson Thomson Learning，2000，p.113.
[26] Margaret Atwood，Survival：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Toronto：Anansi，1972，p.17.
[27] Margaret Atwood，Survival：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Toronto：Anansi，1972，p.18.
[28] Al Purdy，“The Country North of Belleville”，in Donna Bennett and Russell Brown，eds.An Anthology of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Third Edition），Don Mil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569.
[29] Sam Solecki，The Last Canadian Poet：An Essay on Al Purd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0，the title of the book.
[30] 指华人劳工。
[31] F.R.Scott，F.R.Scott：Selected Poems，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64.
[32] 为避免与另两位诗人F.R.斯各特和F.G.斯各特的名字搞混，本节将邓肯·坎贝尔·斯各特称为D.C.斯各特。
[33] Armand Garnet Ruffo，Opening in the Sky，Penticton：Theytus Books，1994，p.25.
[34] Armand Garnet Ruffo，Opening in the Sky，Penticton：Theytus Books，1994，p.25.
[35] Armand Garnet Ruffo，Opening in the Sky，Penticton：Theytus Books，1994，p.25.
[36] 梅蒂人为北美欧洲移民与当地本土裔杂交所生的混血后裔。
[37] Marilyn Dumont，The Pemmican Eaters：Poems by Marilyn Dumont，Toronto：ECW，2015，p.2.
[38] Marilyn Dumont，The Pemmican Eaters：Poems by Marilyn Dumont，Toronto：ECW，2015，p.2.
[39] 路易斯·瑞尔（1844—1885）是梅蒂人的领袖，为保护梅蒂人的文化与权益，抵抗联邦政府对草原地区的“加拿大化”，曾分别在1860年代后期和1884年率领梅蒂人发起两次反叛运动。1885年，渥太华方借由刚刚建成的太平洋铁路输送官兵，平定了叛乱且抓捕了路易斯·瑞尔，后被麦克唐纳德处死。
[40] Marilyn Dumont，The Pemmican Eaters：Poems by Marilyn Dumont，Toronto：ECW，2015，p.2.
[41] Lucien Febvre，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Religion of Rabelais，trans. Beatrice Gottlieb，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432.
[42] Constance Classen and David Howes，“The Museum as Sensescape：Western Sensibilities and Indigenous Artifacts”，in Elizabeth Edwards，Chris Gosden，Ruth Phillips，eds.Sensible Objects：Colonialism，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New York：Berg Publishers，2006，p.208.
[43] See also Said，Edward W.，Orientalism，New Delhi：Penguin Books，1994，p.240.
[44] 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2004，p.109.
[45] Timothy Mitchell，Colonising Egyp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22.
[46] 当时称为“上加拿大”地区。
[47] Janet Miron，Prisons，Asylums，and the Public：Institutional Visi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oronto，Buffalo &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1，p.4.下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直接随文以“Prisons 与页码”的形式标出，不再另行加注。
[48] Margaret Atwood，Alias Grace，New York：Anchor Books，1997，p.28.
[49] Susanna Moodie，Life in the Clearing versus the Bush，London：Richard Bentley，1953，pp.211-212.下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直接随文标以“Life 加页面”的形式标出，不再另行加注。
[50] Anonymous，“A Day in a Lunatic Asylum”，in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1854，p.656.
[51] Cynthia Sugars and Laura Moss，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Texts and Contexts（Volume II），Toronto：Pearson Education Canada，2009，p.115.
[52] Susanna Moodie，Roughing It in the Bush，Or，Life in Canada，Ottawa：Carlton University Press Inc.，1988，p.97.下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直接随文以“Roughing 加页码”的方式标出，不再另行加注。
[53] Duncan Campbell Scott，The Administration of Indian Affairs in Canada，Toronto：The 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1，p.27.
[54] Duncan Campbell Scott，The Administration of Indian Affairs in Canada，Toronto：The 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1，p.27.
[55] 奥农达加是北美原住民的一个支族，具体可参见本报告第一章第一节的相关论述。
[56] Jane Urquhart，Away，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 Inc.，1993，p.146.
[57] Al Purdy，“Grosse Isle”，in Cynthia Sugars and Laura Moss，eds.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Texts and Contexts（Volume II），Toronto：Pearson Education Canada，2009，p.281.
[58] Al Purdy，“Grosse Isle”，in Cynthia Sugars and Laura Moss，eds.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Texts and Contexts（Volume II），Toronto：Pearson Education Canada，2009，p.282.
[59] 黄色旗帜是传染病的标志。在19世纪，如果进入加拿大境内的船只上有乘客患有霍乱等传染病，就会在桅杆上悬挂黄色旗帜以示标识。
[60] See Jane Urquhart，Away，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 Inc.，1993，p.137.
[61] Nashan Flis，“Image of the Toronto Provincial Asylum，1846-1890”，Scientia Canadensis，Volume 32，No.1，2009，pp.46-47.
[62] See also Carla Yanni，The Architecture of Madness：Insane Asylums in the United Stat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2007，pp.14-16.
[63] Northrop Frye，The Bush Garden：Essays on the Canadian Imagination，Toronto：House of Anansi Press Incorporated，1995，p.225.
[64] Margaret Laurence，“To Set Our House in Order”，in Donna Bennett and Russell Brown，eds.An Anthology of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611.
[65] Robert Kroetsch，The Lovely Treachery of Words：Essays Selected and New，Toronto，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98.
[66] Robert Kroetsch，The Lovely Treachery of Words：Essays Selected and New，Toronto，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99.
[67] 此处贺加斯与克雷布分别指英国画家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与诗人乔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前者以创作市井风俗讽刺画著称；后者以写实主义笔法为名。
[68] Catharine Parr Traill，The Backwoods of Canada，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1966，p.20.
[69] Jane Urquhart，Away，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 Inc.，1993，p.331.
[70] Thomas Chandler Haliburton，The Clockmaker：Or，the Sayings and Doings of Samuel Slick，of Slickville，Philadelphia：Carey，Lea，and Blanchard，1837，p.15.
[71] Rawi Hage，Cockroach，Toronto：House of Anansi Press，2008，p.87.
[72] Ethel Wilson，“The Window”，in Donna Bennett and Russell Brown，eds.An Anthology of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400.
[73] Desmond Pacey，Creative Writing in Canada：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Canadian Literature，Toronto：Ryerson Press，1961，p.46.
[74] Tracy Ware，“Remembering It All Well：‘The Tantramar Revisited’”，Studies in Canadian Literature，Vol.8，No.2，1983，p.237.
[75] William Wordsworth，Ode on Immortality：And，Lines on Tintern Abbey，London：Cassell & Company，1885，p.32.
[76] Charles G.D.Roberts，In Divers Tones，Boston：D.Lothrop and Company，1886，p.55.
[77] Bliss Carman，Low Tide on Grand Pré，Frankfurt，Germany：Outlook Verlag GmbH，2019，p.40.
[78] Bliss Carman，Low Tide on Grand Pré，Frankfurt，Germany：Outlook Verlag GmbH，2019，p.40.
[79] Margaret Atwood，The Journals of Susanna Moodie，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50.
[80] Alden Nowlan，“The Mysterious Naked Man”，The Mysterious Naked Man：Poems，Toronto，Vancouver：Clarke，Irwin & Company Limited，1969，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