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光荣与缺憾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反思
顾肃[106]
伟大的“五四运动”已经发生整整八十年了。中国在这八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度易帜，无数波澜，多少人为了理想和主义而献身，多少人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革命与复辟，进步与倒退，崇高与卑劣，坚定与多变，各种人物都做了充分的表演。任何一项大的民众运动，在发生的近期内也许难以看清其全部社会效果或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本身的变化，人们才对其逐步加深认识。今天我们对于“五四”的反思显然不应该停留在一些既成的结论上，本文即试图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留给今人的遗产。
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救国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启蒙和救国的群众运动，它以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旧道德为主要任务，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运动的标志是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而到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反对卖国的北洋政府，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誓死收回青岛”。北京学生在遭到镇压以后，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学生抗议，他们集体罢课，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的正义要求。学生运动影响了工商界，许多城市的商会以提倡国货和罢市的方式纷纷表示声援，而各地工人群众也以罢工来支持学生。一场涉及全国的群众爱国运动将延续了数年的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场运动给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新的鼓舞。在护法运动中遭到失败的中国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伟大人物孙中山，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希望。他在五四运动八个月后致国民党党员的信中指出：“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叶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107]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为孙中山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思路，使他看到群众的新觉醒和力量，开始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俄国合作、扶助农工的道路。
这场由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高级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国人的精神面貌。如果说，辛亥革命主要是通过不断策动的武装起义和新军的反叛来推翻封建帝制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则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文化革新运动。前者虽然也伴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但其广度和深度均不及后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是些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些著名学者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了这场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锋。在《新青年》的带动下，全国大量进步报刊广泛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那的确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群星灿烂、百家争鸣、激动人心的辉煌年代，各种主义、思想此起彼伏、纷至沓来，诸如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保守主义等思想都各显身手，得到介绍和传播，互有争论。这一切是利用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中央专制权力出现真空，地方权力未稳固确立，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力较弱的有利条件。从历史上看，思想解放往往发生在当权者控制力薄弱的地区和时刻，包括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执政者需要以某些新思想和方式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的时候。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此前的维新派明显不同，他们是些相对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比较接近平民，因而更容易反映人民的呼声。他们又是些在海外留过学的高级知识分子，更知道外部世界的实际情况，包括其先进的思想、科学技术和政治运作方式，因而具有更彻底的革新性。与此不同，曾经相当激进地鼓励光绪皇帝推行改革新政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则是聚集在朝廷周围的高级儒生。当晚清的中国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坚船利炮之下显得不堪一击时，维新派竭力鼓动朝廷效法日本实行维新变革。但当戊戌百日维新在以慈禧为首的清朝腐朽反动的后党残酷镇压下失败以后，这些上层社会的革新派精英却似乎失去了锐气，面对更年轻和贴近市民社会的孙中山等革命派，他们转向保皇。辛亥革命打破了旧的封建专制权威，却没有在短时期内形成民主的新秩序和权威，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混乱和道德沉沦。这也给那些保守派以新的口实，他们反对革命的理由是认为二十年来社会变动的结果太令他们失望，梁启超在1915年指出：“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108]于是，恢复旧秩序，依靠皇权来进行君主立宪式的开明专制，便成了维新派的志士们晚年的选择，但却一直未得成功。
面对社会的混乱局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大胆地从外部世界引进新的思想文化因素，并且向中国两千年官方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而发挥个人的首创性、解放个性便成了这些新人的杰作。世纪初国人思想大解放，打破一切既成的教条和框框，无所顾虑地追求新思想文化，其情其景甚至令今天的我们都难免惊羡感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在世纪初为了拯救垂危的民族所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呐喊在神州大地久久地回响。而作为其精神支柱的正是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反传统的文化新人在此不仅继承了传统文人的社会职能，而且也与西方的知识精英角色一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当时既无朝廷的维新派所推动，南方革命派也未给予直接的支持，却做出了如此辉煌的启蒙业绩。任何一个社会的知识精英都是其精神脊梁，是引导社会前进的思想先锋，这种社会角色是别的社会阶层所无法取代的。因为知识精英对自身社会及外部文化具有敏锐的眼光，并以自己的广博见识进行横向与纵向的社会比较，充当了社会批判家、改革家和文化使者的角色。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这种社会角色，一个社会便会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正义感、是非感、责任感和良知，缺乏改革的激情和动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将这种社会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中国知识精英永远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义举。
不无遗憾的是，今天市场经济的发展迅速地促进了人们伦理道德的世俗化或功利化，也冲淡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批判的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游戏人生和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学术界也有人以“后现代”意识为由，开始嘲笑思想启蒙和社会批判的角色职能。且不说中国社会是不是已经具备了进入“后现代”的条件，就是在那些所谓的“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仍然是社会批判的先锋，仍然通过各种书报、媒体、讲坛传播自己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政治和思想的发展方向。主动放弃自身的社会角色，无异于自毁长城，解除社会的道义理想。可以说，虽然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不畏惧权威教条、救国救民的责任感和“舍我其谁”挺身而出的献身精神仍然是今天知识分子的崇高榜样。
个性解放与“定于一尊”
在肯定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以后，我们也不该讳言其思想方法上的某些明显的缺陷。本来，思想解放需要发挥知识分子个体的独创性，即思想产品的差异性；社会批判也需要多种思想观点的平等争鸣，而不是只归结为一种声音、一个主义或单一意识形态；百花齐放的生命力正在于不断地维持一种思想繁荣的局面，通过不同思想的自由竞争，通过各个个体的片面思想之间的相互比较，全社会才不致归于简单幼稚。不幸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批判传统思想文化为核心任务，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归到了思想简单化、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的旧传统，只是这“一尊”不再是孔孟之道而已。
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思维都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其表层是一般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如个人主义或团体导向，纲常伦理及政治主张等，其深层则是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基本价值取向，如单一主义还是多元主义，单向思维还是多向思维等等。各种文化变迁往往伴随着思维方式的变化，一般来说，表层思维的改变在先，深层变化在后，有时候深层思维的惰性会影响表层思维的变化方式。尤其是在思想革命的时期，人们激进地抛弃旧传统，引进新思想文化因素，但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已使外来思想文化变了形，带上了某些传统的东西。人们以为自己已经进行了思想文化革命，换了主义和观念，但却仍然保留了某些深层的传统结构。这就是思维的深层结构的惰性所产生的特殊的同化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重复了这种文化改造的过程。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大力吁请“德、赛”两先生，即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这正击中了中国问题的要害：政治专制缺乏民主，封建愚昧迷信缺少科学，因而需要从西方先进的制度中获取灵感和启示。但这些新人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民主不仅是推翻专制政府，确立人民主权的原则，而且需要分权制衡和言论自由等制度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民主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从家庭关系、教育到社会关系，都能够宽容不同意见，鼓励正常理性的批评，并且要求执政者允许政治对立面的合法存在，理性而忠诚的反对派的长期合法存在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标志。不全面地了解民主的这些制度保障和思想基础，便很难取得其真谛，往往只是空有民主之壳而无实质内容，甚至打着民主的旗号而实行新式专制。陈独秀本人在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作风霸道、独断专行、容不得同志正常的批评，这样一位大声吁请“德先生”的新文化巨匠也没有逃出“叶公好龙”的厄运，更不要说那些根本不了解民主为何物的掌权者了。由此足可见文化改造之艰难。
新文化运动是国家危亡关头知识分子的急切选择。这样一种仓促条件下的选择自然带有社会功利主义的成分。社会功利主义还不同于个人唯利是图的急功近利，它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而简单化地寻找“灵丹妙药”，其出发点是崇高的，但其思考方式存在严重的缺陷。社会功利主义往往“饥不择食”，抓住一点便以为可以包治百病，一旦发现不灵了，便再去抓一个新的灵药，再来一次失望、抛弃、再选择的过程。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一（）就灵”的公式便是这种社会功利主义的现实表现，如简单化地认为经济改革“一包就灵”，国有企业改革“一股就灵”,“一卖就灵”，完全抛开具体条件，不深入思考行业的特殊性和政策适用性等问题，因而难以取得真正的实效。
这种简单化的思维在新文化运动中已经有所表现，比如对科学的认识便是如此。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国人因此而推崇科学，强调以经验证实和公理推演方式来验证知识，而不是依靠迷信权威、主观感觉、虚玄的直觉。新文化推动者大胆引进西方科学主义并认真理解和运用科学方法，其功不可没，但他们把科学意识形态化、信仰化和符号化，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胡适在阐述“科学的人生观”时便把科学当作不仅可以认识自然的全部奥秘，而且还可解决人生观的全部问题。“甚至于生存竞争的观念，也并不见得就使他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畜生。也许还可以格外增加他对于同类的同情心，格外地使他深信互助的重要，格外使他注重人为的努力而减免天然竞争的惨酷与浪费。”[109]这实际上已理想化地把需要由其他社会机制来完成的任务也交给科学去完成。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并不必然引起人们对同类的同情心，科学自然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在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科学派虽然最后大胜玄学派，却也把科学推向了这种类似宗教的地位。此后的中国，不管什么知识都会贴上“科学的”标签，连一些本属于人文主义和形而上本体论和价值观的东西也都一定要冠以“科学的”形容词，似乎非此便不能表明其货真价实。最典型的是将哲学或一般世界观等同于科学，或看作是科学知识的最高结晶，完全忽视了哲学具有含糊性、信仰性和非科学性的一面。由此可见科学名称之滥用。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看起来是激烈地反传统的，一切与旧文化、旧传统名称相联系的东西似乎都难以生存下去了。然而，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不会因为一两次政治和文化革命而销声匿迹。旧文化的生存力是巨大的，它也许不再利用原有的形式而苟延残喘，但却可以在人们的深层思想结构和模式中以新的方式复活。对科学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理解便是如此。中国传统一元论的有机式思维模式也在科学主义中生了根。传统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有不同学派与风格的差异，但他们已习惯于在一个秩序井然、定于一尊的文化世界中生活，思想和价值观基本上是一元化的、非开放的体系。因此，当旧的一元化思想体系崩溃之后，他们又在新的一元化的科学主义体系中找到了精神寄托。于是，应运而生的便是单一的科学方法，万能的科学功能，使一切知识和信念都统一于简单化的科学。而且，中国的科学精英似乎比人文知识分子更缺乏对迥异的方法、风格、思想和流派的容忍，包括对权威、对自己的那种开放的批判的胸襟。胡适等人曾倡导存疑的批判精神，但在实践层面，科学精英们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虽然科学这个名称在这里被神圣化和普遍化了，但真正的科学理性精神并未能完全扎下根来，结出硕果。
这当然不是抹杀科学主义者的历史功绩。他们没有、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西方文化中的所有因素都引进来，也不必彻底地消除传统文化的一切成分。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各个层次上的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在继承其积极因素的同时，克服其消极因素对思维结构的深层影响。中国的科学主义者未能在自己的科学实践中更深刻地改造一下自己的思维习惯，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并由此而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理性的素质。
简单化思维弥漫于新文化运动当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憾。人们看待制度和文化，要么是绝对地好，一切皆好，要么是绝对地坏，一无是处。孔孟之道是绝对坏的典型，所以必须彻底地“打倒孔家店”，而西方或者苏俄便是绝对地好，完善无缺。这种简单化的思维难以摆脱幻想，当发现所理想化的某种制度也存在缺点时，便简单化地全盘抛弃，将小孩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他们不善于“两害相权取其轻”，接受“必要的祸害”这样的概念。其实，民主也绝不是一种完善无缺的制度，只是所有不完善的制度中缺陷最小的一种而已。这些是新文化知识分子所未能深刻认识到的，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存在过多理想化的成分。
显然，西方文化和制度并非绝对地好，甚至西式民主也存在重要的缺陷，也是在不断发展改造中的“必要的祸害”。如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选出的政府却奉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那些主张民主和人权的国家也曾发生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对弱小民族推行弱肉强食的殖民政策。在社会功利主义和简单化思维驱动下的新文化知识分子，一旦看到西方的这些缺陷之后，便又觉得西方的一切都不灵了，所以在运动后期，陈独秀等人都不再那么推崇西方的主流民主制度和文化，而一边倒地转向其激进的一翼即社会主义，特别是苏俄社会主义。今天看来，苏俄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到无所不包的官僚权力，从盲目排斥西方文化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专政方式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都是其明显的弊端，也是中国人民在近二十年里致力于改革的对象。可在这个制度刚刚建立不久的苏俄，其平等对待弱小民族的政策宣示和工农掌权的新式民主，却掩盖了这些体制性弊端的潜在危险，中国知识精英中的许多人没有将理性和事实分析及批判性思维认真地用于研究苏俄新制度，而是理想化地以为可以拿来包治中国的问题。这种普及很广的新思潮也影响了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人。
简单化地理解西方民主制度，从绝对地好到绝对地坏，从理想化的迷信到全盘抛弃，这是一些新文化知识分子认识上的最大悲剧。这更影响了许多人的思想，的确妨碍人们认真地研究、批判地借鉴前面提到的西方民主的各种制度措施和基础观念，特别是宽容合法而忠诚的反对派的问题。中国从推翻帝制、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到军阀混战和国共对立，那种根深蒂固的“汉贼不能两立”的思维方式基本未变，只在北阀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大好河山、国将不国之时，才出现过不同势力间短暂的宽容共存。一旦危机解除，便又是你死我活的流血冲突，建不成真正的联合政府。一元式思维必然以武力来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因为大家都争唯一的正统，并且认为只有自己才能代表正统。而当人们迷信另一种制度时，却不再关注西式民主本身的改良和进化，从不考虑借鉴其合理的形式，以致把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简单地放弃了。这也是新文化运动所没有认真解决的深层思维结构问题。
自由主义式微的历史教训
当然，新文化运动本身从未将思想完全定于一尊，而只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思维方式一边倒，一窝蜂地、简单化地寻找万应灵药。中国自由主义者在思想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只是由于其思维和生活方式过于接近西方而和者必寡。应该说，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状况是思想开放和百家争鸣。世界一流的哲学大师罗素和杜威能够在当时的中国巡回演讲十来个月，足可见思想开放的程度。而胡适这位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坚决提倡白话文、推进文学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早期与陈独秀共同扶植《新青年》，后来则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未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这当中的缘由和造成的损失很值得今天的人们思考。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大师，胡适特别强调发扬人的个性的重要性，提请人们注意社会对个人的摧残，包括个人与世俗之间那种人为的迷信所导致的无数压制个性的“公论”：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和革命。而大多数便把这种理想家当作大逆不道，因而以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少数理想志士，不许他们开口，限制其行动自由。故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强调个体性的重要性，认为其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为了保障人的个性和思想创新性，有必要克服将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截然两分的倾向，因为“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110]。
这种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是其他一些思想大师所缺乏的，他们在救国主义的口号下，以寻找万应的“主义”为己任，却多少忽视了确立并持久地维护一种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社会环境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大解放开始，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往往陷入一味地追求新奇的主义，却未认真研究其具体内容，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便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展开的。胡适在思想方法论上虽然接受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但在一般政治与社会问题层面，却反对主义的滥用。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却属于那个坚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少数派。他指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但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汤头歌诀，不去实地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111]
人们不可能完全不谈主义，但也不可只沉湎于主义。不去认真具体地研究解决中国现存的众多实际问题，而只是高谈主义，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找到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新文化运动乃至其后知识界一些狂热分子热衷于此道，胡适对此深恶痛绝。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反对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在有人对此产生了误解以后，他指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112]这种观点无疑包含着真知灼见。
新文化运动以来这八十年中国事态的发展，让人感到胡适对于片面地对待主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人们太多地耽迷于主义，以为抓到一个“主义”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因而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去为此而奋斗。举个简单的例子，国人曾经长期以为斯大林主义的那种计划经济体制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万应灵药，从来没有认真地研究过其在苏联和中国运作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更不要说根本体制性的弊端了。只有少数几个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经济思想家写出一点质疑的文字，但也都被思想和舆论一律的极左路线所无情地扼杀、摧毁。人们如果多认真地研究中国经济的具体问题，多吸取各种制度下解决自身问题的经验教训，包括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本身不断改良的经验和教训，实事求是地剖析现存“主义”即体制，那么，中国难道还至于要在全面经济和社会危机前夕才匆匆地推行取消计划经济、从头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开放吗？而今天一些极左理论家们热衷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主义之辨，全然不考虑这两种主义本身内容的变化，以及中国现实早已无法套进这两者的旧模子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实践标准引导的改革开放是实验主义思想的一种继续。
中国自由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虽然并未绝迹，却始终未成为主流的思想，只能作为少数在西方留过学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没有多少民众响应的呼喊，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剧。新文化运动是解放个性的启蒙运动，个人话语曾经得到较充分的表现，但在救国主义和传统深层思维的限制之下，个人话语渐渐被淹没在集体话语体系中，或者被重新建立起来的新文化霸权所取代。胡适所担忧的那种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真知灼见的恶性循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一再地发生，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式微的一个必然结局。少数独立思考的人出来批评现状，表示不满，提出改革的方案，但却被多数人当作大逆不道。此后当社会危机来临时，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些少数人的先见之明，于是原先的“谬误”发展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新的掌权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便又开始以多数人的意志为幌子压制新的少数创新者，如此循环往复。这种恶循环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深深地思索吗？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高度功利化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知识分子大多成为“创收”的庸碌之辈，无心于自己社会批判和标新立异的天职，鲜见有人认真地思索中国社会改造的长远计划、根本方略和具体方案，并致力于重建失落了的人文精神和真正的科学精神，维护社会公正和道义良知，对此，新文化运动的大师们如九泉有知，也绝不会含笑的。
当然，我们不应将后来片面发展的责任完全归结为新文化运动。因为就在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也曾经由蔡元培主创了“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自由的大环境。曾经担任过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认真总结了欧美乃至日本教育现代化的经验，在1916年底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不是只接纳革新派人物，也让国学派、保守派等各派代表人物在北大讲坛上平等地竞争，真正使之成为不同思想流派自由竞争、百花齐放的学术繁华之地。那时的北大教授不是政治和权势者的奴隶，而是经常通过自己的口和笔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便是个杰出的例子。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便是北大陈独秀、李大钊教授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非常可惜，北大的这一思想自由的传统却在此后中国政治的残酷斗争下渐趋暗淡，风光不再。这固然是因为新的权势者为了自身的准独裁统治而强求“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宰，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没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宽容异己、平等竞争、解放个性的自由主义的立场确立为学界的根本准则，使思想学术与政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一些头面人物先后成为政治当权者的摆设、陪衬、辩护士或吹鼓手，或者自身卷入激烈的政治权力之争，他们也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式微负部分的责任。
思想自由的缺失，自由主义未能发育壮大，始终是个未成熟的婴儿，不仅对于学术界，而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建立法治国家和人权保障事业，都是一种损失或不幸。直到近二十年，我们在经过了无数次人治的随意统治的沉痛教训以后，才决心以法治代替人治，终于把建立法治国家写进了今天的宪法，并且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公约，这可以说是一种迟到的可喜的进步。自由主义的基础是尊重个人权利，依法治国、政治民主最终都落实到人的权利这一点上，否则便缺乏逻辑的一致性。一个社会不必以个人主义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但在社会体制层面，尊重人的权利已经成为超国界的普遍的国际准则。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进行平等交换的公民权利，我国只是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以后才开始日益尊重人权，正在深入开展的法治化进程都是为了捍卫公民的权利。这种姗姗来迟的觉醒与自由主义的再复苏，是新文化运动八十年后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由此而想到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既然允许不同的思想流派和主张共存，那么一个社会还有没有主导的东西呢？应该有的，那就是制度层面的重迭共识，这是具有不同政治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的人们和谐共存于一个社会和大文化下的先决条件。重迭的共识只是人们信念中用以维护社会安定的共同的部分，比如赞同、参与并维护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和法治秩序。传统的共识是以武力强行决定一个意识形态、一个合法政府或主权者，而现代的共识则是自由平等讨论基础上的全民契约，类似公民投票式的民主自决。在尊重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前提下，基本面的重迭共识构成了社会稳定性的真正基础。这是文化多元主义的一个前提，也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并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动的一场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旧道德、解放个性的思想启蒙和救国运动，它促进中国人解放思想、面向世界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也继承了深层结构的传统思维，存在思想简单化、绝对化，将主义和原则理想化、意识形态化、定于一尊的缺陷。新文化运动曾经是思想宽容、百家争鸣的典范，但由于中国社会条件和传统的限制，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始终是个未长大的婴儿，知识分子也未能持久地确立自身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充当积极社会批判者、文化多元主义维护者、革新设计者和精神脊梁的社会角色。这种历史的遗憾，有必要通过今天进一步解放思想、完善市场经济和建立法治国家的改革来弥补。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