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弃“旧”迎“新”为女性的小说创作开辟了天地

根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和《中国近代小说目录》的统计，1900—1911年间，即辛亥之前发表的小说中，署名为“某某女士”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东欧女豪杰》，作者署“岭南羽衣女士”。1902年11月至1903年年初《新小说》连载。阿英《小说二谈》引金翼谋《香奁诗话》“张竹君”条云：“竹君女士，籍隶广东，自号岭南羽衣女士。”而冯自由《革命轶史》（第二集）“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一节中，有“罗普，字孝高，顺德人，康门麦孟华之女婿也。戊戌东渡留学。……新民丛报社出版之《新小说》月刊中，有假名羽衣女士著长篇小说，曰《东欧女豪杰》……即出自罗氏手笔”等语，则羽衣女士乃与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月刊的罗普，为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舍及万木草堂讲学时的嫡传弟子。

（2）《洗耻记》，作者署“冷情女史”，苦学社编辑，中原活版所1903年印刷。

（3）《女举人》，题“如如女史著”，上海同人社1903年石印本。

（4）《女狱花》，一名《红闺泪》《闺阁豪杰谈》，王妙如著，1904年刊。王妙如（约1877—约1903），名保福，字以行，浙江杭州人，同乡书生罗景仁之妻；生平事迹见罗景仁《女狱花·跋》。

（5）《姊妹花》，署“番禺女士黄翠凝著”，1908年由改良小说社刊行。黄翠凝，张毅汉之母，辛亥前后一直活动于小说创作和翻译界，其《猴刺客》（短篇）发表于《月月小说》1908年10月第21号，《离雏记》（短篇）发表于《小说画报》1917年7月第7号。近代知名作家包天笑在其《离雏记》中曾经介绍：“黄翠凝女士者，余友毅汉之母夫人也。余之识夫人，在十年前，苦志抚孤，以卖文自给，善作家庭小说，情文并茂。今自粤邮我《离雏记》一篇，不及卒读，泪浪浪下矣。”《离雏记》由“我”——一个6岁的女孩讲述自己的经历，是近代小说中罕见的第一人称非自传式人物化的例子，尤其值得注意。

（6）《侠义佳人》，题“绩溪问渔女史著”，据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此书即绩溪女士邵振华所作。初集1909年4月，中集1911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集未见，或竟未出版。邵振华，安徽绩溪人，邵作舟之女，桐乡劳暗文之妻。

（7）《最新女界现形记》，题“南浦蕙珠女士著”，1909年10月，新新小说社刊前五集，次年6月刊后六集。

（8）《新金瓶梅》，署“作者：慧珠女士”，不知是否与《最新女界现形记》的作者为同一人，1910年上海新新小说社刊行。

（9）《女英雄独立传》，署名“挽澜女士”，男作家陈渊的化名。《女英雄独立传》1907年1月4日至3月4日刊于《中国女报》第1期和2年1号（原2号），未刊完。

以上作品均为长篇章回小说。

（10）《女子爱国美谈》，署“曼聪女士演”。1902—1903年连载于《杭州白话报》第7—15期。

（11）《幼女遇难得救记》，署名“季理斐师母”，1909年2月至1910年6月连载于《中西教会报》复刊第198—214册。从“师母”的称呼及《中西教会报》这个发表刊物来看，“季理斐”可能是某位教士的夫人，其女性身份当可确定。

（12）《东方晓》，署名同上。1910年7月至1911年12月连载于《中西教会报》复刊第215—232册。

以上作品均未见，但由其连载多期这一共同点，亦可大致判断为长篇。

（13）《女儿叹》，署名“曼聪女士”，1903年刊于《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21期。

（14）《家庭乐》，署名“金陵女史”，1904年10月23日刊于《白话》第2期。

（15）《猴刺客》，黄翠凝著，1908年10月发表于《月月小说》第21号。

以上作品为短篇。

上述作品的作者除王妙如、邵振华、黄翠凝和季理斐师母可以断定为女性之外，其他则尚无确切资料判断其性别。至于同时期有无其他女性作家发表小说，因未透露其女性身份，今天则更加难以考证。

由上面介绍的几部小说，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信息：第一，上述小说有一个共同点，即多以描写或讽喻当时的女界现象为主，表现出改良女界的明确愿望；第二，这些小说大多为长篇，其中章回体小说更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考虑到章回体小说一向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容易达到“教化”效果，可知以章回体为主的体制特点实际上折射了世纪初志在“改良群治”的小说创作观念；第三，无论上述署名“某某女士”的作家是否真的是女性，此种署名现象频频出现均说明以女性身份创作小说不再成为社会的禁忌；第四，这些小说大都由小说报纸杂志连载或经小说社发行，说明此时报纸杂志已经成为小说传播的重要载体。对女性而言，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小说既无须出资，又有较广大的读者群，这对于帮助其突破财力缺乏和作品接受范围狭窄等不利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署名为“某某女士”发表的小说以长篇居多的情况，随着近代短篇小说创作受到重视而逐渐得以改变。根据《中国近代小说目录》的统计，辛亥革命之后至五四时期署名为“某某女士”发表的长篇小说仅有以下几篇[15]。

（1）《双泪痕》，署名“次眉女士”，全书22章，上海中华书局、上海文明书局1915年出版。

（2）《玉如意》，署名“次眉女士”，全书22章，上海中华书局、上海文明书局1915年出版。

（3）《潇湘梦初编》，署名“湘州女史”，全书14回，1918年铅印。

（4）《雪莲日记》，署“雪莲女士著，江都李涵秋润词”，小说实为李涵秋所作，1915年7月5日至1916年7月5日连载于《妇女杂志》第1卷第7—12号和第2卷第6号。

另外，《鸳鸯蝴蝶派小说分类目录》上韵清女史吕逸的《返生香》，因未见[16]，不知其篇幅长短。

而相形之下，署名为“某某女士”发表短篇小说的作家则较多，作品数量也比较可观。仅据《中国近代小说目录》所统计，署名“某某女士”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的作家共有48人，小说数量为81篇；署名“无闷女士”的短篇小说集一部，名叫《凝香楼奁艳丛话》，1912年由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通过这个数字，不难发现报纸杂志在鼓励和帮助女性创作短篇小说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关于报纸杂志上的“女性”短篇小说，除《中国近代小说目录》所提供的资料之外，尚有以下作家作品：奚浈女士的《奇囊》1915年12月25日发表于《中华妇女界》第1卷第12期；曾兰的《铁血宰相陴斯麦夫人传》1914年8月发表于《娱闲录》第2期；畏尘女士的《鬼事欤》1914年10月连载于《娱闲录》第7至8期，《朋友》1914年11月16日发表于《娱闲录》第9期，《哀馑记》1915年1月发表于《娱闲录》第13期；志隐女士的《卖花女》发表于《小说新报》1915年11月第10期；黄翠凝的《离雏记》1917年7月发表于《小说画报》第1期；沦落女子的《落花怨》和《埋情冢》发表于《游戏杂志》第19期；幻影女士的《隐恨》发表于《游戏杂志》第18期，《伤心人》和《侮辱》发表于《游戏杂志》第19期；正运女士的《薄命人》发表于《游戏杂志》第19期；毛秀英女士的《奈何》发表于《游戏杂志》第19期；陈衡哲的《一日》1917年6月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第四卷第二期；蒋吴剑文女士的《薄幸郎》1914年10月发表于《欧洲风云周刊》第10期。概言之，《中国近代小说目录》共漏载奚浈女士、曾兰、志隐女士、沦落女子、正运女士、陈衡哲和蒋吴剑文女士等7位署名为女性的作家及其小说16篇。[17]

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署名为“波罗奢馆主人”（即胡寄尘）之《中国女子小说》，书中称：“是编所辑女子小说十种，均从各处辑来，其中如《黄奴碧血录》，系从《神州女报》得来，其他各篇皆然。”观其意，盖谓所收作品多选自报纸杂志。由于此书极为罕见，故特列其目录如下表。

其中《黄奴碧血录》《女露兵》《旅顺勇士》系翻译小说，《寒谷生春记》系散文，暂置之勿论，此外除吕韵清的《狸奴感遇》《白罗衫》发表于杂志《七襄》，今天已收入《中国近代小说目录》，其他如朱怀珠女士的《辟尘珠》《有情眷属》《荒冢》及李碧云女士的《祈祷》则不知出处。由上述资料推断当时发表于报纸杂志而今天已很难见到的女性小说，尚有一定的数目。日后若仍不加注意，更多的女性小说将随着杂志的散佚而湮没。笔者因深感于“波罗奢馆主人”所言之“零篇断简，散而不聚”“吉光片羽，至足珍也”（《中国女子小说》），将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共57位作家，101篇作品[18]加以汇总，按照可以确定作家为女性、有一定根据可以相信作家为女性、尚无根据判断作家性别，以及确知作家系男性化名等四种情况，分类逐次说明如下。

（1）吕韵清女士[19]，名逸，浙江浔溪人，与秋瑾及徐自华姐妹均有交往，郭长海、李亚彬编著的《秋瑾事迹研究》曾简单介绍其资料。吕韵清在《七襄》1914年11月17日第2期、1914年11月27日第3期和1914年12月17日第5期分别发表《凌云阁》《狸奴感遇》和《白罗衫》，1915年3月5日在《女子世界》第3期发表《秋窗夜啸》，1915年4月30日在《小说丛报》第10期发表《彩云来》，1915年12月30日在《小说大观》第4期发表《花镜》，在《春声》1916年3月4日第2期和1916年6月1日第5期分别发表《金夫梦》和《红叶三生》。在《彩云来》中，吕韵清提到刚刚创作《蘼芜怨》小说，目前尚不知发表于哪种刊物。吕韵清是极值得注意的一位高产女作家。

（2）温倩华女士[20]，字佩萼，别号鹣影楼主，江苏无锡人。其《黛吟楼诗稿》收入《历代妇女著作考》。曾任《游戏杂志》主任，其小说作品《手术》1914年6月27日发表于《礼拜六》第4期。

（3）陈翠娜女士[21]（约1901—？），字翠娜，浙江钱塘人。陈蝶仙（天虚我生）和朱曼因女士之女，《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其《翠楼吟草》（1927年排印）。陈翠娜是民初女性小说家中最年轻的一位，1914年12月《女子世界》第1期曾刊登其照片，题名“十二龄女子陈翠娜”。其小说《新妇化为犬》1915年11月27日发表于《礼拜六》第48期。

（4）杨令茀女士[22]，江苏无锡人，《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其《莪怨室吟草》（1927年排印）。其小说《瓦解银行》1913年5月1日刊于《小说时报》第18期。小说用文言写成，但模仿通俗小说的章回体。

（5）曾兰女士[23]，字仲殊，号香祖，四川成都人，著有《定生慧室遗稿》，其小说《铁血宰相陴斯麦夫人传》1914年8月连载于《娱闲录》第2—3期。

（6）黄翠凝女士[24]，前面已经介绍过，系《姊妹花》《猴刺客》的作者。其《离雏记》发表于《小说画报》1917年7月第7号。

（7）汪咏霞女士[25]，字鹣影，浙江仁和人。其小说《埋愁冢》连载于《女子世界》1915年3月5日第3期和1915年7月6日第6期。

（8）陈衡哲女士，现代著名女作家，五四之前的作品《一日》1917年6月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2期，为其早期创作。

（9）明离女子[26]，其小说《珠光宝气录》1917年8月5日发表于《小说海》第3卷第8号，前面有冯升所作的序言，其中称“女甥徐文系撰《珠光宝气录》，固侠家言也”云云，可确定“明离女子”的姓名及身份。

（10）李张绍南女士，其姓名显示“张”为父姓，“李”为夫姓，不似化名。且其小说《赖丁格》1916年5月25日发表于《中华妇女界》第2卷第5期，《英国改良监狱第一人》1916年6月25日发表于《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6期，二者均署明身份为“留英看护专科李张绍南女士”，李女士为留英女学生无疑。

（11）蒋曾淑温女士，其姓名亦为夫姓+父姓+名字，不似化名。其小说《蕙儿求学记》1918年9月5日发表于《妇女杂志》第4卷第9号。

（12）蒋吴剑文女士，亦类上两条，不似化名。其小说《薄幸郎》1914年10月2日发表于《欧洲风云周刊》第10期。

另外尚有梁令娴女士[27]，为梁启超之女，郑逸梅在《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中介绍《小说名画大观》时曾提到“著作和绘画者，除上面提到外，尚有……梁令娴女士、查孟词女士”，可见梁女士亦为民初一位小说作者，但由于笔者目前尚不知其作品名称[28]，故暂不涉及。

以上作家均能确定其女性身份。

（13）陈守黎女士，其小说作品《不可思议之侦探》1914年8月1日刊于《中华小说界》第1卷第8期。另，郑逸梅在《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中称其尚有小说《不良之妇》发表于杂志《五铜圆》，今笔者尚不知其具体刊行日期。1919年3月《小说新报》第1期刊登其尺牍文《代比邻新嫁娘致怔夫书》，同样署名“陈守黎女士”，实用文尚少使用化名的先例，由此可以参证陈守黎的女性身份比较可靠。

（14）畹九女史，其小说《和珅轶史卿怜曲本事》1916年1月刊于《小说丛报》第18期，另外与民哀合作的《铁血制鸳鸯》和《离婚》分别刊于《小说丛报》第2年（1917年）第6期和第7期。畹九女史1916年2月在《小说丛报》第19期中还发表有笔记《寄愁室丛拾》，同样署名“畹九女史”，可在一定程度上参证其女性身份。理由同上条。

（15）朱怀珠女士，1919年的《中国女子小说》收录其作品，《中国女子小说》的作者“波罗奢馆主人”与朱怀珠女士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他相信这位作家的女性身份，大概有一定的根据。怀珠女士著有《荒冢》《有情眷属》和《辟尘珠》三部小说作品，可惜均不知出处。

（16）李碧云女士，据《中国女子小说》介绍，她著有小说《祈祷》，不知出处。可初步判断其为女性，理由同上条。

（17）汤红绂女士[29]，《中国女子小说》同样收录其作品，可见其女性身份亦有一定的可靠性。《中国女子小说》收录的全是其翻译作品，其独立创作的小说《红绂女史三种》刊于1909年《民呼画报》。

（18）番禺黄璧魂女士[30]，其小说《沉珠》1918年10月刊于《小说画报》第17号。郑逸梅在《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中介绍《小说画报》时，提到“有两位女作家，如徐斌灵的《桃花人面》，黄璧魂的《沉珠》”云云。郑逸梅非常熟悉当时的文坛掌故，曾在《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中指出化名“梅倩女史”的是男性作家顾明道，以他的见闻能够不怀疑黄璧魂的女性身份，可能有一定的根据。

（19）璧魂女士[31]，其小说《孝子贤孙》1916年1月22日刊于《礼拜六》第86期。怀疑“璧魂女士”即为“黄璧魂女士”的简称。

（20）徐斌灵女士，其小说《桃花人面》和《德国诗集》分别刊于《小说画报》1918年6月第13号和1918年9月第16号。相信其女性身份有一定根据，理由见“番禺黄璧魂女士”条。

（21）忏情女士[32]，其小说《小玉去矣》1916年4月22日刊于《礼拜六》第99期。《女子世界》第6期有吴忏情女士的小影，怀疑即为小说作者忏情女士。

（22）惠如女士[33]，其小说《阉婚》1915年2月1日刊于《小说海》第1卷第2号。怀疑即为近代知名女诗人吕惠如，尚无实据。

（23）幻影女士[34]，其小说《坟场谈话录》《声声泪》《回头是岸》《贫儿教育所》《噫！惨哉》《不堪回首》《慈爱之花》《别矣》《灯前琐语》《小学生语》《农妇》和《絮萍》分别刊于《礼拜六》第19、22、48、61、62、67、70、73、81、82、83、86期，另外，《艳娘》刊于《小说丛报》第4年（1917年）第1期，《隐恨》刊于《游戏杂志》第18期，《侮辱》和《伤心人》刊于《游戏杂志》第19期。共有16篇作品。如果能够确定其女性身份，那么她无疑是民初最为高产的短篇小说女作家。笔者注意到，其作品全部系文言体，其中叙事者亦自称“幻影女士”，并经常自我介绍籍贯及工作情况，如“今夏予病脑乱，思见故乡云树，适表姊自穗石来省吾母，乃与之归江夏”（《声声泪》）“予自壬子秋间作保傅于姚氏”（《坟场谈话录》）等。一般而言，传统文言小说不同于白话小说，后者的叙事者多自称普泛意义上的“说书的”，叙事者与作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因此在叙事者操纵的文本中很少直接透露关于“作者”的具体信息，而文言小说的叙事者则经常使用作者真实的姓名及身份，叙事者与作者没有明显的距离，因此叙事者的自我介绍往往反映作者的实际情况。尽管在近代小说转型期种种创作惯例都在被打破，但我们仍可以此作为判断“幻影”身份的线索之一。当然，最终确定“幻影”的性别，尚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工作。

（24）秀英女士[35]，其小说《死缠绵》《青楼恨》《子骗》《杀妻记》《女学蠹》和《髯翁之遗产》分别发表于《礼拜六》第66、70、74、77、86、94期。秀英作品大多严格遵循传统文言小说的客观记录（主干）+主观评述（结尾）式，叙事者在主观评述中亦自称“秀英”，如《子骗》结尾云：“秀英曰，今日之世界，一骗局之世界也，大者骗国，次者骗官，小者骗财，至于冒认父母以行其骗术，是殆所谓一骗而无不可骗矣……”若说这样严格遵循传统文言小说创作模式的作家也能打破文言小说署作者真名的惯例，化名为女性，可能性似乎不大。因此姑且按照其作品体例的特点认定“秀英女士”为女性，以俟进一步的证据。

（25）毛秀英女士[36]，怀疑即为“秀英女士”，其小说《奈何》发表于《游戏杂志》第19期。

（26）庆珍女史，其小说《旅行述异》刊于《小说丛报》第4年（1917年）第4期。《旅行述异》严格采取传统文言小说的客观记录（主干）+主观评述（结尾）式，结尾云：

红韵阁主曰：此纪实也，舅氏亲为余告。壮者名寅生，恐虎也。僵常食其族，故幻形假木客报之。虽然，客众不死于僵，反射杀僵睛，亦云幸矣。

庆霖曰：以此而观柳仙先生之割瘤，殆非虚语。

其中“红韵阁主”显系叙事者自称，也是“庆珍女史”的别号；“庆霖”系批注者，其名字与“庆珍”接近，可能有某种亲属关系。我们可以借助上述线索进一步考证“庆珍女史”的身份。

（27）绿筠女史，其小说《金缕衣》1915年4月10日刊于《女子世界》第4期，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早期译本。小说为文言体，同样采取客观记录（主干）+主观评述（结尾）式，结尾云：“外史氏曰，天下事之相蒙者，类此正多，岂独一查理却得斯之金缕衣为然？”自命为“外史氏”同样是文言小说作者的惯例，可见这篇小说亦有遵循传统的明确创作意识和严正的创作态度，作者系男性化名的可能性亦不大。其他则尚无进一步的证据判断其性别。

（28）正运女士，其小说《薄命人》刊于《游戏杂志》第19期，亦采取客观记录+主观评述式，主观评述云：“正运亦弱女子，无金钱势力以相助，殊可憾也。”可初步相信其女性身份，但亦无进一步的证据。

以上作家均有一定根据可相信其女性身份，但证据尚不够充分。

（29）曼聪女士，其小说《女儿叹》刊于《杭州白话报》2年（1903年）第21期。

（30）金陵女史，其小说《家庭乐》1904年10月23日刊于《白话》第2期。

（31）姚琴祯女史，其小说《一血剪》1916年1月10日刊于《小说丛报》第18期。

（32）孟词查女士，其小说《宝石鸳鸯》1915年8月1日刊于《小说大观》第1集。郑逸梅在《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中介绍《小说名画大观》，提到“著作者和绘画者，除上面提到的外，尚有……梁令娴女士、查孟词女士”，不知“查孟词女士”和“孟词查女士”是否为同一人，若同为一人，则相信“孟词查女士”的女性身份亦将有一定的根据。

（33）颖川女士，其小说《郎颜妾臂》《绿篮记》《火里鸳鸯》发表于《礼拜六》第63、65和66期。

（34）鹅西女士，其小说《苦海沉珠记》发表于《礼拜六》第63期。

（35）镜花女士，其小说《爱之果》1915年10月30日刊于《礼拜六》第74期。

（36）静英女士，其小说《割臂盟》《阿凤》和《人月重圆》分别发表于《礼拜六》1915年7月17日第59期、1915年8月21日第64期和1915年9月11日第67期。

（37）黄静英女士，疑即“静英女士”，其小说《拾翠》1917年8月5日刊于《小说海》第3卷第8号，《钓丝姻缘》《覆水》和《负心郎》分别刊于《小说月报》1915年10月25日第6卷第10号、1915年11月25日第5卷第11号和1916年2月25日第7卷第2号。

（38）吴香祖女士[37]，其小说《孽缘》1915年10月25日刊于《小说月报》第6卷第10号。

（39）沦落女子，其小说《落花怨》和《埋情冢》刊于《游戏杂志》第19期。

（40）汪艺馨女士，其小说《酒婢》1916年9月5日刊于《妇女杂志》第2卷第9号。

（41）汪芸馨女士，其小说《棋妻》出处同上。

（42）汪桂馨女士，其小说《三妇鉴》1918年11月5日刊于《妇女杂志》第4卷第11号。（从上述三位作家的姓名来看，可能相互之间有一定的亲属关系）

（43）华潜鳞女史，其小说《玉京余韵》连载于《妇女杂志》1916年8月5日第2卷第8号及1916年12月5日第2卷第12号。

（44）朱敏娴女士，其小说《女博士》1917年12月5日刊于《妇女杂志》第3卷第12号。

（45）华壁女士，其小说《卖报女儿》连载于《妇女杂志》1918年2月5日第4卷第2号和1918年3月5日第4卷第3号。

（46）若芸女士，其小说《霜猿啼夜录》连载于《妇女杂志》1917年11月5日第3卷第11号和1917年12月5日第3卷第12号。

（47）叶碧分女士，其小说《雷劫》和《姽婳将军》分别刊于《中华妇女界》1915年9月25日第1卷第9期和1916年4月25日第2卷第4期。

（48）雪平女士，其小说《贞义记》1915年10月25日刊于《中华妇女界》第1卷第10期。

（49）奚浈女士，其小说《奇囊》1915年12月25日刊于《中华妇女界》第1卷第12期。

（50）蕙英女士，其小说《嫦儿》1916年4月3日刊于《春声》第3集。

（51）畏尘女士[38]，其小说《咄咄人师》《鬼事欤》《朋友》和《哀馑记》分别刊于《娱闲录》1914年9月第5期、1914年10月第7期、1914年11月第9期和1915年1月第13期。

（52）养晦女史，其小说《遗憾》1915年2月刊于《娱闲录》第15期。

（53）志隐女史，其小说《卖花女》1915年11月刊于《小说新报》第10期。

（54）绿珠女士，其小说《为德不卒》1915年6月刊于《小说新报》第4期。

（55）佩兰女史，其小说《奇婚记》1913年8月1日刊于《神州丛报》第1卷第1册。

以上作家尚无线索判断其性别[39]。

（56）梅倩女史，男，顾明道的化名。郑逸梅在《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中“顾明道”条曾详细介绍他“冒充”女性创作的情况：“他最初的作品，刊登在许啸天所辑的《眉语》杂志上。该杂志多载女作家的文字，他就化名‘梅倩女史’，撰著短篇小说。”《眉语》可惜尚未见到，《中国近代小说目录》所收录的署名“某某女士”的作品亦未见出自《眉语》，只有《小说新报》第5年（1919）第2期刊登有署名“梅倩女史”的《酒楼人语》，看来就是顾明道的大作。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在民初报纸杂志上署名为“某某女士”发表短篇小说的众多作家中，可以确定为女性及有一定根据相信其女性身份的已接近半数。而且其中如吕韵清女士、幻影女士、秀英女士等均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品，吕韵清的作品还被收入《鸳鸯蝴蝶派小说分类目录》，成为鸳蝴派的一位代表作家。除此之外，温倩华女士等人甚至成为《游戏杂志》等杂志的主任，在刊物策划中担负一定的责任。总之，综合作家阵容、作品数量及影响和在作品媒介组织中的地位等多方面的情况，不难发现民初女性作家的小说创作行为已初步表现出群体化和职业化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继女性署名权在小说文本中确立之后，成为女性小说史功劳簿上又一个不该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