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缘起

笔者将“异军与正道：对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考察”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缘于笔者的生活经历和研究兴趣。江西是土地革命和中华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在这里发生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中央、湘赣、闽浙赣和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在中国民国史、中共党史、人民军队建军史和共和国建国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笔者生长于江西赣南西部的一个小山村，因为祖父也是红军，从小耳濡目染了祖父祖母讲述中央苏区土地革命风暴的点滴，也曾经常到家乡的历史博物馆参观，并多次到烈士纪念堂瞻仰，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故事伴随着自己的成长，也增添了自己一份难以割舍的情缘，因此当初报考大学时毅然选择了历史专业。作为客家女子，继承了客家人善良、纯朴的优良传统，熟悉客家妇女的生活，儿时曾戏笑邻家“小脚女人”的窘态，青少年时在家乡劳动时品味过客家妇女的辛酸，读大学后对家乡妇女辛苦劳作却遭遇不公待遇而感到难以理解，心生愤懑、怀疑和无助……2010年围绕导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固革命根据地史论”课题需要，笔者跟随导师到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9个县（市）调研，收集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间更多地思考着博士选题该从何处入手。在多次参加中央苏区学术会议后，获得前辈们的启发、导师的点拨，深深感觉到中央苏区研究可作为长期潜心研究的学术着力点，作为提升红色资源竞争力的责任着眼点。此外，中央苏区的赣南是笔者长期生活的地方，也有展开社会调查所需要的社会资源、人际关系及对地方社会生产生活和文化体系的相关“体认”。自然，这成为笔者观察妇女问题的起点，也孕育了笔者最初的妇女研究热情。

第二，缘于对学术创新的追求。读博士之前，笔者曾就中央苏区妇女问题做过一些研究，然而对发表过的拙作难有自信，时有内疚。季羡林先生曾说，各国学术发展史都无可辩驳展示一个事实：学术同宇宙间万事万物一样，都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随时变动的。变动的原因各种各样，但最重要的无外乎两项：要么有新材料的发现，要么有新观点、新方法的萌生，或皆而有之。[10]此外，赣籍著名学者陈寅恪借用佛教的术语，生动而形象地提出了做学问的“预流”问题：“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为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11]笔者认为，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表述方法了。据此标准，历代诸多大学者都有一个“预流”的问题。不“预流”，就无法逃脱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窘境，学术就会因循守旧、毫无生气，也绝不可能进步。学问的预流，要求学者了解既往的学术流变，掌握当下研究状态，发现研究发展的趋势，进入当下研究的语境，参与前沿问题的思考，随学术潮流而行。[12]研究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也有个“预流”问题。如何保持“尽可能地掌握全部资料，从中抽绎出理性结论”[13]的竭泽而渔心态，虽深知“力不从”，但“心往之”，更坚信毛泽东诗云：“世无难事，有志竟成。”[14]

第三，缘于对当今中国妇女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当年苏区战争恶劣环境迫使男人纷纷上前线打仗，广大妇女因“扩红”等成了后方生产主力军，距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结束近80年的今天，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赣南广大农村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留守妇女又成农业农村活动主力，农业妇女化现象十分严重。[15]不同的时空、相似的问题会给我们什么启示？当然，“男女平等”“性别歧视”等现实的问题依然突出，妇女解放之“正道”究竟在何方？这些现实问题的解答诱使我们回到历史场景中去寻找些许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