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分析框架与方法、结构安排

一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

本研究提出一项主假设和一项子假设。

主假设：主权国家是全球治理转型的核心推动力量。传统的全球治理观坚持认为全球治理是一个去国家的过程，国家权威在全球治理中逐渐消融，非国家行为体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角。本研究认为，主权国家与全球治理处于一种持续的互动过程中。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缘起本身就是主权国家开放政策的结果，主权国家的权威也确实受到全球治理挑战，但主权国家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适应，全球治理的实现最终必须落实到国家治理之中，失败的国家治理会导致全球治理的失败，反之亦然。所以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全球治理的两面，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主权国家，特别是关键国家的开放政策，国际体系的联系都将中断，全球治理则更没有实践的空间。相反，特定时期国际格局中的关键国家如果坚持奉行开放政策，全球治理就不会终结。但同时，持开放政策的关键国家也掌握着全球治理从价值观设定到治理机制的建立与改革和治理主体的管控等多方面权力，决定了全球治理转型的方向，所以主权国家才是全球治理转型的核心推动力量。

子假设：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实现必须依赖中国国内低碳经济发展与世界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对接。既然主权国家是全球治理转型的核心推动力量，那么全球气候治理的转型也必须依赖主权国家，特别是关键国家的政策，《巴黎协定》确定的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本研究认为，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内涵是指，新兴经济体围绕低碳科技的研发、投资、生产、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展开的机制建设、区域合作、价值观供给和参与主体的扩展，使得全球气候治理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包容、普惠和高效。

其中包容是指，全球气候治理不仅应当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各附属议定书和协定，还应当包括各国内部的低碳经济制度、政策，以及双边和多边的低碳经济合作。在价值观上应当包容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念，在主体上应当包括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行为体等多种主体，并努力达成它们之间的平衡。

普惠是指，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挑战，所以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果不能只惠及发达国家，而必须惠及所有国家。其中包括低碳技术、管理经验、资金等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要素。需要格外强调的是，普惠一定是兼顾减缓与适应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还是发展，尤其在逆全球化导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不能因为某些国家过于激进的减排主张而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而是要通过真正的低碳经济转型提升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在碳约束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高效是指，全球气候治理转型不能停留在全球谈判层面，而必须落实到参与主体的具体政策中。目前的全球气候治理过于集中于谈判的成果，而疏于将成果转化为国家的具体政策。所以全球气候治理的转型必须突出气候治理的效率，要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实质性地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因为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威胁程度都在提升，人类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空间等待各种谈判的进程完结。

基于以上概念，全球气候治理不仅包括国际协定的谈判，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国家层面落实这些协定，如何将各国国内和区域的减排行动与国际减排协定紧密结合起来，所以《巴黎协定》的成功也必须依赖各国和区域对气候变化问题治理的成功。在此基础上，全球气候治理就成为一个包括国际协定和各国各区域减排制度、产业、机制、价值观和主体等多个方面的复杂体系，其中每一个方面都转型才能构成整个全球气候治理的转型。《巴黎协定》达成完成了国际协定层面的转型，但全球气候治理整体转型的实现还必须依赖其他方面的转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使得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最为关键的主权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产业、机制、价值观和主体等多个方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释放的巨大发展能量将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成败。比如，在中美学者讨论“全球政治中的战略议题”时，“一带一路”方案就被双方认为是解释了内政与外交相互作用的重要例子。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宏观倡议，“一带一路”在除扩展经济开放性外还包含数个内政动机：（1）减轻有如人口老龄化、产能过剩以及能源安全等因经济发展放缓带来的国内紧张；（2）建立国家安全联结的重要思路；（3）凝结国家民族认同感；（4）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总体而言，“一带一路”以内政与外交的互相影响为杠杆，通过外交策略来强调安全与发展的要义。[66]这种国内政治经济与外交的统一同样体现在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案例中。

比如中国国内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式是供给侧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低碳经济，这将成为逆全球化下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份评估报告发布后，中国就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焦点。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夕，中国政府公布了碳强度减排目标。大会之后，中国将整合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作为抢占后危机时代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发展低碳经济也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和构建生态文明的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构建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治国方略之一。由此看出，中国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统一到国内和国际战略中，将促进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紧密结合。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连接中国国内供给侧改革与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重要节点。供给侧改革“是以改革为核心、以现代化为主轴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创新”，包括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和政治文明四个逻辑紧密部分的建设。[67]低碳经济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建立有利于低碳产业发展、低碳技术研发、低碳产品生产和销售、低碳生活观念培育、低碳市场交易等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尽快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去碳化。以此作为基础，中国将具备更大能力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转型，包括在《公约》框架下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权利，在全球低碳经济格局中增强竞争力，打破发达国家对低碳技术的垄断，在全球气候治理价值观的互动中实现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多元共生，在“一带一路”新区域合作中实现低碳发展理念，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银行等新兴全球治理机制中落实低碳倡议，实现与《公约》体系的互补，在治理主体层面提升中国地方政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地位。

总之，强调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意义，就是要证明全球治理的意义并非只在于解构国家。相反，具有开放意识和能力的国家才是全球治理能够顺利实现的关键，哪怕是在逆全球化的环境中。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具有鲜明的新兴经济体特征，表现为参与全球治理与改革全球治理的统一。本研究认为伴随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全球治理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项持久性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会是其长期目标，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就是要使自身发展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更紧密结合起来，使之朝着包容、普惠、高效的新型全球治理方向转型，这使得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成为可能。

二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方法

本研究认为，国际格局转型和全球治理转型都属于国际体系转型的内容。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曾指出国际体系的概念太过复杂，以至于难以采用方法论和理论上的一元论，因此应该采取多元主义视角，并尽可能地将最广泛的建构置于国际体系之上。[68]二人以一种世界历史的视角构建了新的国际体系观，从单位、互动、过程和结构四个方面考察国际体系的演进。本研究采用这种国际体系的综合视角，认为国际体系包含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行为体之间形成的结构关系、行为体间基于技术革新建立的物质联系，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非物质互动进程以及由此建立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国际机制。所有这些要素可以概括为结构和进程两个部分，结构中的核心是国际格局，而全球治理则是国际体系在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下出现的最新进程形式，即多元行为体分工协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本研究采用国际政治演化论的观点，认为单纯的结构-施动者模式无法完全解释全球治理的转型，即只有国际格局转型的权力地位增减并不能实现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人类行为体居住的系统，它始终是一个演化的系统。系统内部的中心机制因而也是系统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始终是系统的各要素（结构只是其中之一）之间在时空中的相互作用。在系统中，系统的要素（因而系统本身）与彼此共同演化，而不是一个要素支配另一个”。[69]只有以更加宏观的国际体系转型为动力，在其中掌握了新科技的新兴经济体及其与体系的互动才能真正实现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在此基础上，国际体系转型表现为全体系环境的变化，涉及体系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自然环境等所有领域的变迁。在此过程中，主要行为体由于国内改革程度不同会发生综合国力的增减，彼此实力的对比关系由此发生变化，这就是国际格局转型。当其投射到全球治理中时，就表现为全球治理领导格局的转型，并由此带来全球治理价值观、机制和主体的转型，所以治理格局、价值、机制和主体也成为在理论上衡量全球治理转型的四个变量。

之所以选取这四个变量衡量全球治理的转型是基于四者的以下逻辑关系。第一，格局，或者结构代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从政治科学的一般理论来看，“结构是一个经验性和描述性的特质，这种特质涉及研究客体局部之间，或者客体本身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70]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将国际政治中的结构定义为相互联系的三个要素：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原则、以安全为第一追求的单元特性和单元之间的权力分布。[71]无论哪种定义，格局或者结构都需要将整体分解成各个部分，而且各个部分之间形成了特定的且稳定的关系布局。根据华尔兹的假设，国际政治中的结构前提是无政府状态和单元性质的不可变性，所以唯一能决定结构形态的就是单元间的权力大小分布，在国际结构或者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也拥有了在全球治理中成为领导者的物质条件。综合国力呈现的整体性格局会在不同的全球治理议题中有具体表现，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就是世界低碳经济发展的格局，即低碳经济实力最为强大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格局不仅存在于全球层面，也体现在区域层面。区域性格局是主要行为体的国际格局地位在区域层面的投射，即对不同区域治理的轻重缓急排序及其影响力的体现。所以，全球治理格局的转型意味着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的格局转型，前者是全球权力分布的变化，后者是这种变化带来的区域治理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将格局转型放在全球治理转型变量的第一个，就是要强调全球治理的结构性特征，即全球治理并非只追求全球同一性，而是在全球同一性与国别差异性的磨合中走向动态的平衡，这一过程正是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二，治理价值观引领物质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向和方式。之所以将治理价值观作为第二变量，是因为价值观决定了位居全球治理领导地位的国家将把何种价值标准植入全球治理的标准之中，而治理标准的设定直接决定了治理效果。所以全球治理转型必须包括治理价值的转型，如果只有格局转型没有价值观的转型，说明全球治理的转型只停留在初级阶段。第三，机制转型是结构转型和价值转型的制度体现。结构转型是第一步，进而带来价值观转型，而这种价值观的植入必须依赖机制设计，形成特定的规范、规则、程序，而这正是全球治理机制的作用。所以全球治理转型的制度体现必须是对原有机制规则的改革，或者建立新的治理机制，否则无法使价值转型机制化。第四，主体转型是全球治理转型的施动者。全球治理主体的权力对比关系构成了全球治理结构，全球治理主体的价值观是全球治理价值观的体现，全球治理主体是全球治理机制的主要运行者与维护者，所以全球治理主体成为全球治理转型的施动者。当全球治理的主体由侧重非国家行为体转向侧重国家行为体或者二者平衡时，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将体现得更加明显，价值观与机制设计方案的竞争与融合也会更加激烈与深入，由此加速全球治理转型。

以这四个变量的逻辑关系为基础，具体来看，当代国际格局的表现是西方发达国家整体实力的相对下降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这种结构性变化投射到全球治理中，就是全球治理领导格局的转型，整体实力崛起的新兴经济体逐渐进入全球治理的领导层，开始改变由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获得全球治理中的更多话语权。以此为基础，全球治理的价值观也不再是西方国家主导。由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都属于非西方文明，所以当它们在实现全球治理结构性转型过程中表达出自己的全球治理价值观时，全球治理就行成了一种多元价值观共存的局面。结构与价值观最终都会反映到全球治理机制中。当代全球治理的主要机制都还是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建立的，无法反映当代国际格局转型的客观事实，因此新兴经济体希望建立能够更充分体现自身利益的新兴全球治理机制，由此带来了全球治理机制的转型。由于全球治理的概念兴盛于美国，其鲜明特征是去国家化，强调全球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没有政府的治理”，而这显然不利于被动卷入全球治理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维护、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因此，作为全球治理转型的施动者，强调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这将使新型全球治理更加包容、普惠、高效（详见图0-1）。

图0-1 全球治理转型的内容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以上是逆全球化下全球治理转型的基本框架，与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所说的“全球治理就是保守力量与转型力量的竞争”[72]观点相符合。全球气候治理转型也被包含其中，这可以使研究者跳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单一视角，从更加广阔的全球权力秩序变迁的历史结构中观察全球气候治理的转型。[73]这种转型的根本动力，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越发明显的新科技革命浪潮，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视频、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下一代互联网、3D打印等为主要内容。这些技术有些在危机前已经出现，但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使这些技术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表现出明显的全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促进了整个国际体系的转型。而在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看来，相比于金融危机，能源危机才是人类面临的最为根本性的挑战，因此新能源革命才是新科技革命的核心，[74]这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基本背景。需要强调的是，将新能源作为全球气候转型的主要动力，并非认为其他因素不重要，因为技术因素必须被行为体学习进而转化为政策才能发生作用。所以，新能源科技以及广义的低碳科技的出现，新兴经济体的学习、研发和产出，全球减排新机制的建设，多元行为体在不同层面的减排政策及其互动等多个要素共同决定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转型。

中国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而且与世界第一的美国越来越接近，这决定了中国外交的全球性色彩日益浓厚，越来越看重自身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平衡，希望承担更多与自己权力相称的国际责任，这决定了全球治理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两大目标。中国对全球治理认知变化的一个重要例证是，从2015年12月到2016年9月近一年时间内，中共中央政局集体学习的内容两次都是全球治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方式，其学习的内容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方向。如此高密度的学习全球治理问题，充分说明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首先希望中国能够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其次是加强全球治理改革，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使全球治理格局与国际格局更加吻合。比如，在2015年10月12日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75]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指出，“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76]同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上，大会报告明确写入了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内容：“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77]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推进其改革的相关论述也写入了2018年3月修改的宪法中。至此，融合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主义目标和提升新兴经济体地位的现实主义路径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正式形成，不仅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注入了新内容，也成为中国促进全球气候治理朝向包容、普惠和高效转型的精神引领。

本研究采用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是通过设置全球治理的格局、价值、机制和主体四个主要指标，比较全球治理转型与全球治理原型的差异。在这一差异的框架下，考察中国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效果。个案研究的方法是选取中国在以上四个指标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从中得出中国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某些特征。与既有文献中大量研究全球气候治理的特点、发展、影响，或者主要参与方采取了重大气候政策变化后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的研究路径不同，本研究认为，目前关于中国具体的内外气候政策与全球气候治理关系的文献不足。实际上，中国已经在国内和国外实施了许多积极的气候政策，需要有研究对这些政策进行总结，从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比如能够体现中国发展中大国身份的气候政策，然后考察这些政策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关系。因此，本研究首先提出研究框架，然后以此框架考察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采取的有代表性的具体措施，最后从中提炼出某些特点，与全球治理转型的分析框架进行比较，由此验证中国在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转型中的作用。所以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先验式地判定全球气候治理已经发生了转型，然后就此为中国提出政策建议，而是通过理论逻辑和国际关系的实证材料推演出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合理方向，再通过实证材料验证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是，政策建议仍然会是本研究的辅助内容，为使中国能够在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本研究依然会在某些部分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

因此，总体上看，本研究的方法是规范与实证的结合。在全球气候治理转型指标设置上是规范性的，展现了研究者主观上对理想的全球气候治理应该如何的理论设计，但对中国在转型中作用的验证是实证的，即通过中国的具体政策及其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相互关系验证其是否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转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研究并非单纯的气候变化研究，而是希望运用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框架考察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转型中的作用，所以本研究更看重中国内外气候政策对于围绕权力博弈的国际关系产生的意义。因此，中国的某些气候政策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政策视角考察可能意义有限，但对于嵌套在国际关系中的全球治理发展而言可能就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此外，该方法的不足是缺少量化工具，因此无法精确地判定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程度和中国发挥作用的程度，这是后续研究需要改进的地方。

三 本研究的结构安排

本研究的主题是中国如何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全球气候治理，所以前两章将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全球治理的转型问题。第一章将从格局、价值、机制和主体四个方面分析全球治理的原型，强调当代全球治理体系的架构仍然是二战结束时以美国首的西方世界主导建立的，其特征是鲜明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陈旧的国际机制和对非政府组织的强调。这套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格局转型的现实，只是基于西半球经验的治理，而非全球治理。

第二章探讨全球治理的转型。同样从以上四个维度出发，该部分强调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治理的结构状态，它们属于非西方文明的性质将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形成多元共生的局面，而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国际机制的崛起则在打破传统国际机制的垄断地位。在主体方面，新兴经济体更加强调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的平衡，而不是突出单纯后者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防止对国家主权的过度挑战。以上体现出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和高效的方向转型。

第三章为全球低碳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本研究认为，低碳经济是治理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所以主要参与方在全球低碳经济中的地位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重要体现。中国在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低碳经济发展、对外低碳经济制度供给和向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低碳经济投资与合作等方面都表现出积极态势，不仅控制了自身温室气体排放，而且促进了其他国家低碳经济发展，体现出对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促进作用。

第四章为区域治理格局中的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全球气候治理原型一大症结是重减缓轻适应，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气候脆弱型国家难以提升有效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威胁。中国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重塑区域气候治理格局，将更多气候脆弱型区域纳入全球球治理框架，提升它们的适应能力，主要体现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北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太平洋岛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北极地区。

第五章为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价值观转型。全球气候治理转型需要新型的全球治理价值观，这就是中国提倡的共商共建共享。本研究认为这一价值观既源于中国传统的多元共生哲学，也源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积累的丰富外交哲学。中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形成的紧密气候合作关系是对这一价值观的实践。秉持这一观念，中国正在积极参与构建人类气候命运共同体。

第六章为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转型。本章重在探讨新兴全球治理机制中金融与气候议题的结合。中国在二十国集团提出的绿色金融倡议、在金砖国家银行中主张的可持续投资原则、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奉行的绿色目标，都是从金融与气候治理结合的角度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典型案例。

第七章为中国地方政府在全球气候治理转型中的作用。该章强调地方政府，包括省（州）和城市作为介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间的特殊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包括中国地方政府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中美地方政府在美国签署和退出《巴黎协定》中建立和延续合作关系，以及京津冀作为发展中都市圈如何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作用。

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本研究认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转型中的作用并非单独领导者，而是连接全球气候治理原型和转型的枢纽。展望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伴随在国内全面发展低碳经济和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引领者。而在理论层面，本研究认为中国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启发是，主权国家国内经济转型才是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基础，所以应该促进比较政治学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对话，从国家和文明多样性的角度去理解全球气候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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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郭中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4～5页。

[2] 参看〔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二章和第61页。

[3] L. S. Stavrianos，A Global History：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th Century，Pek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380.

[4] 可参看Thomas Friedman，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5。

[5] 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

[6] Joseph M.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97-498.

[7] 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95～96页。

[8] James N.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8.

[9]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September 19，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2n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登录时间：2018年3月29日。

[10] Andrew Rojecki，“Trumpism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s of Insecurit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 39，No.4，2017，p.66.

[11] 参看〔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12] Taesuh Cha，“The Return of Jacksonianism：The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Trump Phenomenon”，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9，No.4，2017，p.93.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执政还体现了美国杰克逊主义的回归，可参看Michael Clarke and Anthony Ricketts，“Understanding the Return of the Jacksonian Tradition”，Orbis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No.1，Vol.61，2017，pp.13-26。

[13] 无论是特朗普政府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协定还是英国脱欧，不仅反映了两国政策的内向化，而且会带来较大外部性，即在心理层面影响仍然留在一体化组织内部的成员，增加它们对组织解体的担忧和进一步合作和成本收益计算，因此从长远看，美国和英国“退出政策”的消极影响将持续发酵。对此问题的详细分析可参看Erica Owen and Stefanie Walter，“Open Economy Politics and Brexit：Insights，Puzzles，and Ways Forward”，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 24，No. 2，2017，pp.192-193；中国学者的相关文献可参看洪娜《从“全球主义”到“美国优先”：特朗普经济政策转向的悖论、实质及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第48～54页。

[14] 关于西方选举政治与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现象关系的文献可参看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Newman，“BREXIT，Voice and Loyalty：Rethinking Electoral Politics in An Age of Interdependen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 24，No. 2，2017，pp.232-247；Vivien A. Schmidt，“Britain-out and Trump-in：A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of the British Referendum on the EU and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 24，No. 2，2017，pp.248-269。

[15] 蔡拓等：《全球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478页。

[16] Baldev Raj Nayar，Geo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83.

[17] Fawn Rick（ed.），Globalizing the Regional Regionalizing the Glob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Anna Triandafyllidou，Global Governance from Regional Perspectives：A Critical Vie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18] Tom Pegram and Michele Acuto，“Introduction：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Interregn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3，No.3，2015，p.587.

[19] 〔巴西〕奥利弗·施廷克尔：《金砖国家与全球秩序的未来》，钱亚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189～190页；Yale H. Ferguson，“Rising Powers and Global Governance：Theoretical Perspectives”，in Gaskarth Jamie（ed.），Rising Powers，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Ethics，New York：Routledge，2015，pp.37-38。

[20] Zürn Michael，A 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Authority，Legitimacy，and Contes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92-194.

[21] 庞中英：《全球治理的转型——从世界治理中国到中国治理世界？》，《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0期，第16页。

[22] 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

[23]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苏长和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90页。

[24]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in Kenneth A. Oye，ed.，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244.

[25] Kenneth A. Oye，“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Hypothesis and Strategies”，in Kenneth A. Oye，ed.，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pp.4-22.

[26] Duncan Snidal，“Relative Gain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5，No.3，1991，p.722.

[27] Robert Powell，“The Problem of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5，No.4，1991，pp.1316-1317.

[28]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108页。

[29] Harold James，The End of Globalization：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8.

[30] 〔美〕奥兰·扬：《世界事务中的治理》，陈玉刚、薄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09～113页。

[31] 〔美〕迈克尔·巴尼特、〔美〕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制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薄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59页。

[32] 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60.基欧汉在一篇专门讨论气候变化与政治科学的文章中也再次强调了将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与比较政治结合的重要性，旨在提升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气候延缓和适应政策原因的认识。Robert Keohane，The Global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Challenge for Political Science，The 2014 James Madison Lecture，p.24.

[33]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60～165页。

[34] 庞中英：《效果不彰的多边主义和国际领导赤字——兼论中国在国际集体行动中的领导责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第8页。

[35] 陈琪、管传靖：《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3、21～22页。

[36] 〔美〕奥兰·扬：《政治领导与机制形成：论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发展》，王伟男译，载〔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制度》，黄仁伟、蔡鹏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0页。

[37] Kristen Hopewell，“The Brics-Merely a Fable？Emerging Power Alliances in Global Trade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3，No.6，2017，p.1380.

[38] Suraj Jacob，John A. Scherpereel and Melinda Adams，“Will Rising Powers Undermine Global Norms？The Case of Gender-Balanced Decision-Making”，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4，2017，p.802.

[39] 徐秀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77～78页。

[40] 管传靖、陈琪：《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47～48页。

[41] Amrita Narlikar，“India’s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A Modi-Fica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3，No. 1，2017，p.111.

[42] Danilo Marcondes and Emma Mawdsley，“South-South in Retreat？The Transitions from Lula to Rousseff to Temer and Brazil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3，No.3，2017，p.698.

[43] Nadège Rolland，“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Underwhelming or Game-Change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40，No.1，2017，p.136.

[44] Narcin Kaczmarski，“Non-Western Visions of Regionalism：China’s New Silk Road and Russia’s Eurasian Economic Union”，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3，No.6，2017，p.1375.

[45] Zhang Xiaotong and James Keith，“From Wealth to Power：China’s New Economic Statecraft”，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40，No.1，2017，p.199.

[46] 王毅：《试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制度建设》，《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8期，第9～第11页。

[47] 王明国：《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当代世界》2017年第2期，第62～63页。

[48] 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第14页。

[49] 庞中英：《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54页。

[50] 门洪华：《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46页。

[51] 何建坤：《〈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形势与中国的引领作用》，《中国环境管理》2018年第1期，第12页。

[52] 赵斌：《霸权之后：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兴起——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为例》，《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6期，第74页。

[53] Hong Yu，“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One Belt，One Road’ Initiativ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6，No.105，2017，p.367.

[54] 相关文献可以参看蔡拓《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5～14页；陈志敏：《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14～21页；吴志成：《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22～28页；刘雪莲、姚璐：《国家治理的全球治理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29～35页；薛澜、俞盼之：《迈向公共管理范式的全球治理基于“问题—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76～91页。

[55]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董杰旻、朱鸣译，中信出版社，2017，第255～263页。

[56] Nathan M. Jensen and Edmund J. Malesky，“Nonstate Actors and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OECD Anti-Bribery Conven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72，Winter，2018，p.65.中国学者关于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近期文献可参看李昕蕾、王彬彬《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展望》2018年第5期，第136～156页。

[57] 庄贵阳、周伟铎：《全球气候治理模式转变及中国的贡献》，《当代世界》2016年第1期，第45页。

[58] 庄贵阳、周伟铎：《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城市与城市网络的角色》，《外交评论》2016年第3期，第139～140页。

[59] 王玉明、王沛雯：《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14～120页。

[60] Harriet Bulkeley etc.，Transnational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186.

[61] 〔美〕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中的角色》，刘青、颜子龙、李静阁译，刘青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01页。

[62] 〔英〕托尼·麦克格鲁：《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载俞可平主编，张胜军副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58～160页。

[63] Thomas Richard Davies，“Understanding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the Early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ism’”，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 4，2017，p.895.

[64] 相关文献可参看李昕蕾、宋天阳《跨国城市网络的实验主义治理研究——以欧洲跨国城市网络中的气候治理为例》，《欧洲研究》2014年第6期，第129～148页；曹德军：《嵌入式治理：欧盟气候公共产品供给的跨层次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3期，第62～77页；巩潇泫：《欧盟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网络》，《国际研究参考》2015年第1期，第10～15页。

[65] 张丽君：《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气候外交中的价值分析》，《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5～23页。

[66] 《“全球政治中的战略议题”：中美中青年学者研讨会观点综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6年6月10日第37期，第3～4页。

[67] 贾康、苏京春：《论供给侧改革》，《管理世界》2016年第3期，第1页。

[68]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页。

[69]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第290页。

[70]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结构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60页。

[71] 〔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18～134页。

[72] R. W. Cox，“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18，No. 2，1992，p.177.

[73] David J.Ciplet，Timmons Roberts and Mizan R. Khan，Power in a Warming World：The New Global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emaking of Environment Inequality，Massachusetts：MIT Press，2015，pp.33-34.

[74] 〔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张体伟、孙豫宁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32页。

[75]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76]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3版。

[77]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