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球治理原型：基于西半球经验的治理

全球治理的原型是指这一现象从出现开始直到转型之前所具有的特点，从全球治理概念的出现来看，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西方发达国家色彩。全球治理的对象是广泛的全球性问题，其特征是超越国界，影响范围覆盖全人类，所以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起点。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虽然没有提出全球治理概念，但已经涉及全球治理的核心思想，即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正视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否则人类将面临巨大的发展困境，在当时这一挑战主要集中在环境和资源领域。冷战结束后，人类现代化积累的物质文明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但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世界经济体系失衡、失业、社会动荡、全球传染病、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也越发严重。在此背景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联合28位世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在1995年发布了《天涯成比邻》的报告，全球治理这一新兴概念开始在全球传播。[1]可见，全球治理的诞生与人类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只有当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出现了诸多全球性问题时，全球治理才会出现，这也决定了发达国家是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者、治理议题的设置者、价值标准的制定者、治理机制的设计者、治理行动的执行者、治理结果成败的判定者。具体来看，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多是源于发展中的问题，而发达国家作为“过来者”，积累了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技术，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经历这些问题时，就容易被塑造成问题的发源地，成为发达国家治理的对象，建构出双方“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反映出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在价值观层面，以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为标志，自由国际主义价值观成为绝对主导，全球治理的价值标准也以此为参照，凡是不符合西方自由民主标准的国家都被归为专制、独裁、“失败国家”，乃至“邪恶国家”。在机制层面，虽然关贸总协定在1995年转型为世界贸易组织，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样，仍然延续了二战结束后的领导机制和规则，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国内制度设计的延伸，一方面确实有效治理了诸多全球经济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在此过程中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使得世界体系中不平等的“中心-外围”结构更加固化。在治理主体层面，全球治理论者认为国家和政府权威正在下降，主张重视非政府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这既提升了全球治理的民主化程度，也对国家主权形成了冲击，对于还处于国家建设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构成了挑战。可见，全球治理原型表现出西半球发达国家主导的特征，并未能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