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价值
危机和危机管理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从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到西方国家入侵中国，从种族之争到世界大战，历史上重大时刻无不伴随着危机出现，并带来严重后果。在当今时代，危机的含义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冲突观，从军事、安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到跨国犯罪、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核安全等事件，涵盖面更广。
冷战前后国际危机管理研究侧重点有重大差异。冷战前，国际危机管理主要涉及政治、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危机管理的行为体主要是美苏两大阵营，国际危机管理目标是避免冲突升级为战争，特别要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其根源是霸权争夺。“冷战结束后，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世界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了边缘群体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反抗和破坏，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各种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行为。”[1]
自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来，国际危机呈现更多新的特性，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国际危机管理这一课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危机除了原有特点，如爆发力强、时间紧迫、不可复制、结果难预测外，也呈现危机常态化、行为体多元化、行为体之间互动复杂化、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危机管理难度更大、危机管理的动机和目标多元化等新特点。
通过梳理国内外国际危机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对象主要分为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体。各种国际组织是多边危机管理的重要载体，例如联合国、欧盟、北约。西方学术界对国际危机管理的定位主要集中在联合国国际危机管理行动方面，联合国为多边参与危机管理提供了一个沟通、协商的场合，而且为解决危机所要采取的重大举措提供了法律上的程序。欧洲学者主要以欧盟危机管理为研究对象，侧重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欧盟的民事和军事危机管理行动。国家作为国际组织成员往往在国际组织框架范围内行动，因此以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或理论研究论著较少，除了美国之外，我国学术界对其他国家的国际危机管理领域关注度并不高。然而，以个别国家（主要是美国）为研究对象的危机管理理论研究虽然有其价值，但对其他国家不具有普遍意义。
而近年来国际危机愈演愈烈，这要求国际危机管理研究逐步深入世界主要国家中，以便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国际危机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近年来几场重大国际危机的爆发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逆全球化浪潮、民粹主义兴起、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相伴而生。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等接踵而至的国际危机，严重影响到德国的稳定及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家之一，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上升，当下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迫使德国登上国际危机管理的舞台；德国身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欧盟地位不断提高的欧盟“领头羊”，国际社会必然要求其在国际危机管理中承担更多责任。于是，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课题。
德国外交一贯强调“合力”与融入国际组织，避免提及单边主义和国家利益，在国际事务上始终置身于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背后，避免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强调国家角色。以危机管理者的身份进入国际危机管理领域、在国际危机管理事务中承担大国责任，也是近几年随着经济实力稳固和政治地位逐渐得到国际认同才出现的转变。随着国际危机的接连爆发和不断升级，德国政府开始重视国际危机管理这一课题，并在“回顾2014”项目报告中对危机管理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因此，本书选取德国国际危机管理作为研究对象，顺应了新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政府管理的实际需求，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要求我国在国际危机管理等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因而中国也面临发展和完善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需要。近年来中德两国关系密切，并且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均秉持和平理念，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对中国及国际社会的危机管理机制发展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在国际层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由于以往国际危机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更多地将经济危机作为研究对象，而政治-安全领域的危机较之更难界定，因而现有研究成果很少，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书将国际政治-安全领域的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确定为研究对象，是国际危机管理领域的学术发展需要，也是德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由于当前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与理念仍在不断调整和变化，且缺乏直接的理论基础，现有方法论较难直接参考借鉴，因此本课题研究难度较大。为此，本书首先通过多学科理论综合研究来奠定理论基础，其次，本书试图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以现有政府文件为政策基础，以管理机构和工具为实施基础，构成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方法论的两个支柱。
本书中的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涵盖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机制和案例分析三大板块。其中，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基于上文所述的“政策基础”，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主要以“机构和工具”为基础，具体包括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法律基础、组织机构、原则和手段、国际组织框架等方面。
近期发生且影响仍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与难民危机是当前德国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德国在危机管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作为第三方参与，在难民危机中德国则是当事方。因此本书选取这两场危机为案例，通过多角度分析，剖析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进一步探索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由于两场危机仍在持续，因此本书的结论仅限于研究进行时的危机形势。
综上所述，本书的意义在于从政治-安全领域的国际危机管理视角，为国内学术界引入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与机制，为我国和国际社会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目前国内外学术文献中，国际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关于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的参考文献却不多，为了从较为全面的视角去研究这一课题，本书通过系统梳理现有德文和英文的国际危机管理相关文献、政府报告等，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相关度较高的参考文献，为本书提供参考依据。
1.国外研究发展阶段
国外学术界对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早于我国，国际危机管理概念首次应用在政治领域的直接导因是1962年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一般可将国际危机管理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到21世纪初，以及“9·11”事件后至今。[2]
冷战时期，国外学术界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集中在美苏关系上，目的是防止美苏关系升级为核冲突。冷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对峙的巨大核战威胁消失，国外学者对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热情也随之减退。这是由于以往国际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动机是预防战争的发生，而苏联解体意味着最大的战争威胁已经消失，因此研究的必要性和动力就略显不足。
（1）冷战时期
国外学术界对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管理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刻的研究，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局限性，即大部分理论将“预防战争爆发”作为国际危机管理的主要或最终目标，无法跟上后来的国际形势发展及国际危机特点的变化。
例如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的《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1981）（Between Peace and War：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符合当时的时代特点，但无法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国际危机管理类型。书中将危机管理与边缘政策（在即将发动战争的情况下使对方屈服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认为危机管理对边缘政策危机的结果有重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仅凭危机管理技巧很难改善危机管理结果。良好的危机管理受到潜在的政治条件的影响，要求有相对开放的决策制定环境、团结的政治精英以及政策制定者对避免战争爆发的承诺。要达到这些条件，一纸命令绝对不够，还需要政治体系和文化的机构保障。[3]
（2）冷战结束至21世纪初
冷战结束至21世纪初，是危机管理理论的扩展期。原先危机管理研究对美苏和战争恐惧的动力不复存在，学者们对地区冲突和危机研究的学术焦点也发生了转移，由“危机管理”转向更为宽泛的“冲突管理”和“使用武力”问题。从如何实施干涉，特别是从如何确保武力威胁和使用武力成功的视角，而不是传统危机管理的视角来进行研究，这反映了美国和西方对地区危机的态度和管理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4]
（3）“9·11”事件后至今
自2001年“9·11”事件爆发以来，国际危机呈现多发之势，其原因多种多样。
第一，一国内政问题很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甚至国际安全危机，例如2010年“阿拉伯之春”引发的“茉莉花革命”、“埃及革命”及2011年叙利亚内战严重影响了中东地区及其周边国家的稳定与和平，并进一步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阻碍，为多年后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埋下了巨大隐患。
第二，大国地缘战略博弈也是国际危机的一个诱因。例如2013年11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随着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升级到难以控制的局面。
第三，制约世界和平发展的因素除传统安全问题之外，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乌克兰危机仍悬而未决，欧洲又接连发生ISIS恐怖袭击事件，埃博拉病毒肆虐，在希腊等国家债务危机正严重拖垮国家经济的当下，难民潮又席卷欧洲各国。
第四，经济危机呈现影响更广、持续时间更长、管理难度更大的新特点。自2008年世界经济巨大震荡以来，世界经济危机不断扩大、升级，并引发了欧债危机，直至今日欧洲依然没有完全走出欧债危机的阴影。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国际危机呈现更多复杂因素，危机管理的研究重点也发生相应变化。该时期危机管理理论发展进入转型期。这一时期与德国相关的为数不多的英文文献中，主要是以欧盟为国际危机管理的行为主体，德国大多数情况下只作为案例中的一部分。
例如马克·霍本（Marc Houben）在《国际危机管理——欧洲国家的方法》（2004）（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The Approach of European State）一书中以欧盟为研究对象，对欧盟在国际危机管理中遇到的“冲突预防悖论”所描述的双重政治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丹麦、挪威、保加利亚、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的军队指挥结构等分别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危机管理的特点进行了解释。其中，对德国的研究重点在于，首先认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最重要问题在于其外交政策总是被历史问题束缚，其“连续性”和“正常化”外交政策引发的争议将在下文理论基础中阐述。此外，对德国军队指挥结构进行了详细论述。
在理查德·H.蒂莉（Richard H.Tilly）和保罗·J.J.韦尔芬斯（Paul J.J.Welfens）主编的《经济全球化、国际组织和危机管理：当代和历史视角下相互依存世界中主要组织的扩大、影响和演变》（2000）（Economic 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risis Management：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Growth，Impact and Evolution of Major Organiza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一书中，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演变和遇到的危机进行了总结与分析。
再如危机管理学者乌列尔·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在《西欧洪水响应和危机管理比较分析》（1998）（Flood Response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 Western Europe—A Comparative Analysis）一书中以1993～1995年西欧洪水灾害为例，将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的洪水灾害管理实践进行对比，最后从预警、疏散、组织机构、损失补偿技巧、培训等方面总结出洪灾管理理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德国逐渐以大国的姿态出现在欧盟和国际舞台上，在国际危机管理中承担起重要责任。然而，由于德国参与国际政治-安全危机管理起步时间较晚，此前未受到国外学术界重视，再加上政治和安全危机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国外学术界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很少做专门性研究，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从上文可以看出，现有英文文献中，针对“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然而涉及德国的研究较少，更缺乏针对德国的国际危机管理进行的专门研究。在研究领域方面，针对战争与冲突、经济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多，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
由此可见，本书以“德国”的国际危机管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将研究范围确定在“政治-安全”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西方国际危机管理做了进一步扩展和细化，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2.德国研究现状和基本理论述评
继“9·11”事件爆发之后，欧债危机、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等接踵而至，这些国际危机越来越关系到德国及欧盟的整体利益，国际社会希望德国在国际危机管理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政府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国际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需求因势而生。在此之前德国政府在许多国际事务中表现较为被动，学术界对该课题也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导致当前德国的国际危机管理研究不够系统，应对国际危机时缺乏理论指导。
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现状可以总结为如下三点。
第一，经济领域较为成熟。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经过数年的磨炼和经验积累，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危机应对策略和体系，因此德国在国际经济危机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德国在该领域危机管理的研究成果较多侧重于应用层面，常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经济危机、企业危机、媒体危机为剖析对象。例如于尔根·雅各布斯（Jürgen Jacobs）、约翰内斯·里格勒尔（Johannes Riegler）、赫尔曼·舒尔特-马特勒（Hermann Schulte-Mattler）和京特·魏因里希（Günter Weinrich）主编的《预警指标和危机预警》（2012）（Frühwarnindikatoren und Krisenfrühaufklärung）是一部以2008～2009年金融市场危机为契机的研究著作，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对银行体系和企业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早期识别和风险管理方法进行研究，在当时有填补研究空缺的意义。菲利普·亚历山大·明希（Philipp Alexander Münch）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伦理——基于困境结构的分析》（2015）（Die Ordnungsethik der Globalen Finanzkrise—Eine Analyse anhand von Dilemmastrukturen），法尔克·伊林（Falk Illing）的《金融危机中的德国——德国经济政策年表2007～2012》（2013）（Deutschland in der Finanzkrise—Chronologie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spolitik 2007-2012）等以金融危机、欧元危机为题的文献较为丰富。此外，安斯加尔·蒂森（Ansgar Thießen）的《危机管理手册（第二版）》（2014）（Handbuch Krisenmanagement 2.Auflage）是一本媒体危机、企业危机管理方面的危机管理学术论文集；托比亚斯·诺尔廷（Tobias Nolting）和安斯加尔·蒂森（Ansgar Thießen）合著的《媒体社会中的危机管理——危机沟通的潜力和前景》（2008）（Krisenmanagement in der Mediengesellschaft—Potenziale und Perspektiven der Krisenkommunikation）是关于媒体沟通层面的危机管理的论文集；米夏埃尔·诺伊鲍尔（Michael Neubauer）的《项目中的危机管理——行动，如果问题升级》（1999，2002，2010）（Krisenmanagementin Projekten—Handeln，Wenn Probleme Eskalieren）结合作者多年来的项目管理经验，通过案例分析，对企业项目危机管理的具体管理方法和措施，以及相关心理学分析、法律基础等做了总结和阐释。一些理论研究文献如尤斯图斯·拉姆（Justus Ramm）的《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重新评估危机公关任务领域模型和实践之间的差异》（2009）（Krisenmanagement in Theorie und Praxis：Eine Aufarbeitung des Aufgabenfeldes Krisen-PR zur Diskrepanz zwischen Modell und Praxis）也是对企业经济危机管理的研究。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由于德国以往在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框架下具有隐性特点，在理念和行动上都强调国际组织框架和规则，弱化本国地位，因此以德国为主体在国际危机管理理论和实践研究中都不太受重视。较之而言，德国许多学术著作的国际危机管理研究对象是欧盟，如亚历山大·西德施拉克（Alexander Siedschlag）和弗朗茨·埃德（Franz Eder）所著《欧盟危机管理中的行为体与相互作用》（2006）（Akteure und Zusammenspiel im EU-Krisenmanagement），克劳迪娅·马约尔（Claudia Major）的《欧盟民事危机管理——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现状与选择》（2012）（Ziviles Krisenmanagement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Stand und Optionen zur Weiterentwicklung der Gemeinsamen Sicherheits und Verteidigungspolitik）。尼尔斯·朗格（Niels Lange）、托马斯·O.许格林（Thomas O.Hüglin）、托马斯·耶格尔（Thomas Jäger）合著的《孤立的伙伴——危机条件下决策进程的比较分析（欧盟和加拿大）》（2005）（Isolierte Partner—Eine vergleichende Analyse von Entscheidungsprozessen unter Krisenbedingungen.Europäische Union und kanadischer Bundesstaat）一书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欧盟国家相互孤立的问题如何产生、发展和应当如何克服由此引发的冲突进行了研究。重点研究对象是欧洲的多层次体系，加拿大作为一个比较对象，其分离主义倾向和与魁北克宪法的争议表明，即便是超过130年的联邦体系依然无法保障一体化成果。
联合国也是德文危机管理研究文献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例如奥地利军官、军事关系分析员瓦尔特·费希汀格（Walter Feichtinger）对国际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是从联合国视角出发，在与赫尔曼·米克勒（Hermann Mückler）等联合主编的文集《危机管理的道路和歧途：从阿富汗到南苏丹》（2014）（Wege und Irrwege des Krisenmanagements：Von Afghanistan bis Südsudan）中，主要以联合国的国际危机与冲突管理机构（das Internationale Krisen-und Konfliktmanagement，缩写IKKM）为研究对象，通过阿富汗、非洲、西巴尔干等冲突案例，对联合国以及欧盟等在国际危机中的行动进行分析，由此得出（国际组织，主要是联合国意义下的）国际危机的内涵与特点。瓦尔特·费希汀格在他的文章《在需求与现实之间：国际危机管理评述》（Zwischen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Internationales Krisenmanagement-eine Bestandsaufnahme）中，就对IKKM的观点进行了总结，本书将会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第三，德国有联邦公民保护和灾害救助局专门从事灾害救助工作和灾害管理的协调工作，灾害应对机制较为成熟，因此有学者托马斯·N.普福尔（Thomas N.Pfohl）在其博士论文《德国灾害管理——治理分析》（2013）（Katastrophenmanagement in Deutschland—Eine Governance-Analyse）中从联邦和州层面对德国灾害危机管理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包括联邦公民保护和灾害救助局、内政部保护委员会、联邦国防军、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等在灾害管理中的作用，作为灾害管理支柱的基础设施系统，包括灾害管理信息和通信系统，如GMLZ和deNIS等，以及联邦公民预警系统等、消防队等管理工具。此外，还有德国灾害管理机制的相关研究文献如《公民保护中的国家危机管理》（2008）（Nationales Krisenmanagement im Bevölkerungsschutz）中出现的一些文章，包括杜波依斯·勒内（René Du Bois）的《国家灾害管理中联邦的角色》（Die Rolle des Bundes im nationalen Katastrophenmanagemen）和沃尔夫冈·伦嫩贝格（Wolfgang Renneberg）的《核技术与辐射事件危机管理——联邦环境和辐射保护部的角色》（Krisenmanagement bei kerntechnischen und radiologischen Ereignissen—die Rolle des Bundesministeriums für Umwelt und Strahlenschutz）。
由此可见，在德国学术界，国际危机管理研究对象侧重国际和区域组织，研究领域多为经济、军事等方面，研究类型多为应用型研究，案例研究主要以国际冲突和战争为对象，例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也涉及灾害治理方面，旨在直接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可以得出，现有德国研究文献中缺乏与“德国国际危机管理”和“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相关的研究，“政治-安全”领域与经济领域相比成果较少，这凸显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然而，在缺乏相关度较高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本课题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在理论和实践分析中总会遇到缺乏理论依据的情况，这是研究中不得不攻克的一大难题。因此，本书尝试通过梳理现阶段德国危机管理的政府文件和有一定相关度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中发掘可以作为理论或理念参考依据的信息。
（1）政府文件
1）《危机管理工具书——从民事危机管理到建设和平：原则、行为体、手段》（2013）（Toolbox Krisenmanagement—Von der zivilen Krisenpräve-ntion bis zum Peacebuilding：Prinzipien，Akteure，Instrumente）。
这本手册以图文结合的方式，通过大量流程图全面且详尽地介绍了德国民事危机管理的具体原则、行为主体和管理手段，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论研究提供了框架和依据，是本书重要的参考文献。
2）《“民事危机预防、冲突解决与巩固和平”行动计划》（2004）（Aktionsplan “Zivile Krisenprävention，Konfliktlösung und Friedenskonsolidierung”）。[5]
2004年5月12日，德国前红绿联盟政府批准了一项名为《“民事危机预防、冲突解决与巩固和平”行动计划》的政治战略文件，对民事危机预防、冲突解决与巩固和平方面的部际民事措施与行动方针进行了描述，认为和平政策和危机预防不仅是外交、安全和发展政策的职责，也是政府行动的部际任务。这是德国在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方面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参考文件，包含理论和行动策略两方面。
该行动计划至今仍是联邦政府危机预防政策的参考框架，此后每两年联邦议院会提交一个该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目前提交的有2006年、2008年、2010年和2014年的报告，2012年和2014年合为一次报告）。这几份执行情况报告对德国国际危机预防理念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2016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的未来白皮书》（Weissbuch 2016 zur deutschen Sicherheitspolitikund Zukunft der Bundeswehr）从德国的角色、价值、利益层面分析其安全政策，对最新国际秩序和安全政策进行总结，可作为研究德国危机管理政策基础的参考文件。[6]
4）联邦公民保护和灾害救助局的官方文件《公民保护——国际合作》（2014）（Bevölkerungsschutz—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以民事保护为出发点，对德国在危机管理方面与法国、伊拉克等的双边合作以及国际参与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介绍了德国危机管理方面的组织机构职责。
5）联邦内政部官方文件《德国危机管理体系》（System des Krisenmanagements in Deutschland）对德国国内危机管理的法律基础、联邦和各州职责进行了详细介绍。
6）《回顾2014——外交政策的进一步思考——危机·秩序·欧洲》（Review 2014—Außenpolitik Weiter Denken—Krise·Ordnung·Europa）。
《回顾2014——外交政策的进一步思考——危机·秩序·欧洲》源于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德国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牵头在德国国内进行的一次全民讨论。该项目以非学术讨论的形式展开，回顾和反思了德国以往的外交政策，找出其缺陷和不足，提出改进建议，并重点谈到当前国际形势下，德国在危机管理中的外交政策表现。除了外交官、高校学者、智库工作人员之外，也征求普通民众对于德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同时对民众展开一定的知识普及。
2015年德国外交政策年终总结报告明确地列出德国外交目前的三项优先任务，特别强调了当前国际危机背景下，提高德国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危机是全球化的副产品，可以通过平衡、外交斡旋和预防措施使危机得以缓解，德国外交部会在危机管理结构体系内加强危机预警和相关预案工作，更好地预知危机并使相应的外交手段更加多样化。[7]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德国开始将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提上日程。
7）《危机管理——全球紧急状况中的“安全体系结构”》（Krisenmanagement—“Sicherheitsarchitektur” im globalen Ausnahmezustand）（Dokumentation des 12.IMI-Kongresse）。
这本手册是2009年在图宾根召开的第12届军事信息大会会议内容的集合。大会中左派的讨论重点是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后果，但这一主题对战争和和平的影响却是次要的。正因为如此，“危机管理——全球紧急状况中的‘安全体系结构’”成为这次会议也是这本手册的主题。该手册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入手，涵盖具体问题分析，例如国际危机管理中地缘政策的演变、全球治理、危机管理研究与教学的军事化等。
（2）学术文献
1）瓦尔特·费希汀格（Walter Feichtinger）、赫尔曼·米克勒（Hermann Mückler）、格拉尔德·海因茨尔（Gerald Hainzl）、普雷德拉格·尤雷科维奇（Predrag Jurekovic）主编的《危机管理的道路和歧途——从阿富汗到南苏丹》（2014）（Wege und Irrwege des Krisenmanagements—Von Afghanistan bis Südsudan）。
这是一本论文集，从中可以看到最新的国际危机管理理论，其中几篇文章对国际危机管理概念、战略指导思想进行了详细阐述，如《在需求与现实之间：国际危机管理评述》（Zwischen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Internationales Krisenmanagement-eine Bestandsaufnahme）和《综合方法作为互联政策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应对脆弱局势》（Der Umfassende Ansatz als Strategischer Leitgedanke für eine Vernetzte Politik zur Bewältigung von Fragilen Situationen），其他文章围绕危机管理话题展开各角度研究，包括对非洲、阿富汗地区、太平洋战争等的危机管理进行分析，对冲突和冲突管理概念进行剖析，也有专门的实证研究。
2）托马斯·N.普福尔（Thomas N.Pfohl）的《德国灾害管理——治理分析》（2013）（Katastrophenmanagement in Deutschland—Eine Governance Analyse）主要研究德国灾难管理方面的机制和措施等问题。
3）卡斯滕·吉尔施（Carsten Giersch）的《国际冲突中的风险态度》（2009）（Risikoeinstellungen in internationalen Konflikten）。
政治决策中风险最大的部分往往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主题。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中，行为体的风险意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文通过分析影响冲突行为主体风险意识的因素，来了解风险偏好（Risikofreude）和风险规避（Risikoscheu）观念产生和作用的模式和机制，为有效管理国际冲突提供理论依据。风险意识分析主要从社会认知学角度出发，包括决策者的文化、性格特征、动机、信念和认知局限性，群体的风险性行为和官僚主义因素等。文中还对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激进主义的理念进行了区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4）《综合方法：国际危机管理中的综合方法》（Comprehensive Approach：Umfassende Ansätze im Internationalen Krisenmanagement）。
“Comprehensive Approach”是国际危机管理的一种视角，以跨国组织联合国、欧盟和北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三个组织中“Comprehensive Approach”的使用情况。由于德国是欧盟核心国家之一，所以涉及欧盟层面国际危机管理的理论著述中，多少会涉及德国的参与，其中亚历山大·西德施拉克（Alexander Siedschlag）和弗朗茨·艾德（Franz Eder）所著《欧盟危机管理行为体与合作》（2006）（Akteure und Zusammenspiel im EU-Krisenmanagement）对欧盟危机管理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详细介绍。
5）马克·霍本（Marc Houben）的《国际危机管理——欧洲国家的方法》（2004）（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The Approach of European States）中有一个章节从外交政策角度分析了德国的国际危机管理行为。
从上述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德国政府文件为其国际危机管理提供了理念、方法、原则方面的依据和外交、安全层面的分析视角；学术文献所提供的信息涉及宏观概念、综合方法、具体行为和案例、灾害管理等，看似庞杂，却也能从中发掘一些值得参考的内容。综上所述，现有西方研究文献中，直接涉及德国政治-安全领域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成果较少，本书所要探索的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是一块研究空白。这一方面体现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说明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所能参考的学术文献有限，研究难度较大。正因为如此，探索适合的方法论基础成为研究的目标之一，本书试图将信息量较大的德国的危机管理政策文件作为方法论支柱之一，从中延伸出的理念和政策，将为全书分析奠定基础。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的起步阶段。潘光教授主编的《当代国际危机研究》（1989）成为国内最早研究和探讨国际危机案例的著作之一。胡平博士是较早系统研究国际危机管理的学者。他编著的《国际冲突分析与危机管理研究》（1993）一书，侧重于对国外危机管理基本概念、原则与方法、危机理论、分析模型等问题进行引介和评述，成为国内危机管理研究的重要奠基之作。
第二阶段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大发展期。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经历几次重大的国家安全危机，引发社会各界对危机问题的普遍关注。如1999年的“炸馆事件”、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2002年以来的朝核危机和2003年的“非典”危机，激发了国内学者对研究整体国家安全危机的浓厚兴趣。《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于2001年出版。2003年《国际危机管理概论》在对当代危机管理理论进行认真探讨的同时，重点介绍了一些主要国家的危机管理机构，并选择典型案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薛澜等合著的《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比较系统地反映了“9·11”事件后全球危机形态的变迁，从不同角度勾勒了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2004年杨洁勉研究员在《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在后冷战时期中美双方有关的五次“双边危机”和六次“多边危机”实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危机管理的“环境—机制互动论”。丁邦泉教授2004年主编的《国际危机管理》则提出了中国视角下的国际危机管理理论，对国际危机的过程与特征、产生的动因与功能、历史演变及前景、国际危机管理基本理论、国际危机决策和控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刘长敏主编的《危机应对的全球视角》（2004）是一本从全球视角论述危机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学术专著。重点研究非战争状态下一些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危机管理机制，结合SARS危机的教训，侧重选择政府和国家组织处理自然生态灾害危机的案例进行剖析和比较分析，书中引入了国内外著名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研究成果。2007年的《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成为中美双方共同撰写的有关危机管理理论和案例研究的首部著作，开拓了中美危机管理研究的新领域。此外，赵子聿、贤峰礼在《国家安全危机决策》中重点研究了国家安全危机管理中的危机决策。郑伟在《国际危机管理与信息沟通》（2009）中针对古巴导弹危机就国际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沟通问题做了深入剖析。还有一些学者对美国的危机管理展开了分析。
第三阶段是2010年以来的探索期。这时，中国国内外安全环境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2011年南海争端持续发酵，2012年爆发“钓鱼岛事件”，2010年突尼斯发生“茉莉花革命”之后，“阿拉伯之春”席卷整个西亚、北非，引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巴林等国动荡，另外，美国加快重返亚太步伐，促使国内危机管理研究的理论与实务不断融合。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国际危机管理的内涵及特点探究》（张昊，2014），分析了中西方对危机管理的定义，将当下关于国际危机管理的定义分为三个层次——国际体系、国家、个人，并总结了国际危机管理的特点——主体多样化、目标多元化、方式多重化；《中欧国际危机管理互动研究》（杨海峰，2016），对中西方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现状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在我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中，除了潘光、胡平、杨洁勉等教授的经典论著之外，有助于研究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著述还包括《国外大城市危机管理模式研究》（赵成根，2006）、《德国外交战略（1989-2009）》（武正弯，2010）、《文明力量理论与德国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于芳，2014）。
此外，以欧盟为主体的危机管理研究成果也对本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如《论欧盟干预国际危机的选择性》（严双伍、黄亮，2009）对冷战后欧盟危机管理的角色转变进行了总结。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特别是世界大国关系趋向缓和，国际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特点。欧洲不再是全面军事对抗的场所，也不再是战略和政治上的“冻土区”，一些国际危机尤其是发生在欧洲境内的危机使欧盟的安全和利益受到威胁。欧盟虽是一个全球行为体，但在安全领域，其关注的重点是欧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因此，欧盟参与国际事务经历了从防御和威慑角色向危机管理和干预角色的转变。欧盟干预国际危机的选择标准在于是否威胁到其关键的安全利益、是否在地缘上接近欧盟以及是否关系到其冷战后的价值观目标。[8]
此外，还有下列中译本和学术论文可以参考，如：《危机管理》（中译本）（罗伯特·希斯，2001）、《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约翰·W.伯顿，1991）、《“国际危机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一项概念史的考察》（王俊生、何兰兰，2009）对国际危机管理概念进行了解析；《国际危机机理分析》（刘卿，2002）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从静态的角度剖析国际危机这个概念，内容涉及国际危机的定义、模式、分类、构成要素及其特点。
可以看出，国内研究现状与国外研究现状相似，都缺乏以“德国”为对象的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成果，且针对“美国”危机管理的研究成果较多。不同之处在于，国内研究文献侧重宏观层面的引介和研究，例如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原则与方法，或在全球视角下进行危机管理研究。此外，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与国内则各自侧重于与本国或本地区相关度较高的危机案例。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中西方现有研究成果可知，“政治-安全”领域的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是一个较新的课题，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是指导危机管理实践的框架和依据，但是关于此课题的研究成果很少，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担负国际危机管理重任的时间较晚，此前政府对此重视程度不够，对已有政策的落实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学术研究难度较大，这进一步证明了本书课题的学术价值。
三 研究对象和总体框架
本书以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涵盖国际危机管理组织机构和工具系统、原则和手段、决策机制、实施机制，以及国际组织框架、国际和国内法律基础等部分，概括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分析了其结构性矛盾，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总体框架。
本书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系统梳理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相关中、德、英文献和德国政府官方文件，探索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理论基础，向国内引入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并分析其主要特征；通过对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案例的对比分析，论证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和机制的可行性与局限性，进而得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主要特征，并试图研究该机制的整体框架，以期为实践提供指导依据。本书研究的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包括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法律基础、组织机构、原则和手段、决策机制、实施机制以及国际组织框架的作用六个部分。
导论部分是文献综述。对国内外国际危机管理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述评，重点对德国和中国的研究理论和相关文献进行述评，为本书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第一章介绍奠定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几个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接着分别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如角色理论、文明力量理论和欧盟危机管理理论及模式，为本书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章在前文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研究问题，对德国政府危机管理相关的纲领性文件、工作报告、政策文件及相关研究论著进行梳理、解读和分析，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战略基础和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第三章深入探索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在上文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两大方法论支柱——机构基础和政策基础，探索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法律基础、原则与手段、决策机制、三段式实施机制，结合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国际组织框架，提炼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整体框架。
第四章选取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作为案例，对两场危机管理实践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对比。之所以选取这两个案例，是因为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是德国近年来参与度较高、承担责任较大的国际危机，对德国、整个欧洲甚至国际社会影响深远，并且影响一直持续至今。通过这两场危机，可以看出德国最新的国际危机管理理念及其机制的结构和运作方式。
第五章是本书的结论部分。提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与机制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并对此进行分析和评价。最后，提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与机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并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四 创新点及研究难点
（一）创新点
本书试图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的关注度不够，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存在空缺，本书是国际危机管理研究的创新视角，研究结果对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危机管理机制完善与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对指导国际危机管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国内外学术界在国际政治-安全领域的危机管理研究中很少以德国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在国际危机管理领域，过去德国作为国际组织成员较少被视作危机管理的主体，随着近几年国家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危机的推动，才逐渐作为危机管理行为主体承担更多责任，因而在应用研究方面缺乏实践基础。其次，战后德国以低调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坚持克制文化，避免对外造成过于强调本国政治意愿或利益的形象，而国际政治-安全危机必然涉及国家的政治意愿和利益，也不可避免地要提及德国作为危机管理主体的地位，这与德国在危机管理方面更希望突出国际组织和欧盟的显性地位，并将本国置于隐性地位的意愿相悖，因而以往学术界对该研究领域关注度较低。此外，由于系统的国际危机管理理论很难形成，而且本书要求具备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管理学理论及扎实的外语基础，跨学科研究难度较大，因而现有研究成果较少。
第二，本书提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的五大特点：（1）注重融入国际和区域组织；（2）注重危机预防；（3）民事危机管理手段优先于军事手段；（4）国际组织的显性地位和德国的隐性地位；（5）强调各行为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第三，本书提出德国在国际危机管理中的“显性”和“隐性”概念：“显性”指德国近几年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有所提高，并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状态；“隐性”指德国长期以来在国际和区域组织框架下采取行动，在政策和行动上力求与国际与区域组织保持一致，尽量不以国家为主体参与国际危机管理，刻意弱化国家利益的倾向。此外，本书辩证分析了近年来德国“显性”和“隐性”特征的变化。
第四，本书将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问题归纳为“双重政治问题”，一是“显性”和“隐性”身份的矛盾，二是组织内部（这里特指欧盟）危机管理协调中的矛盾。
第五，本书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进行了辩证评价，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指出其不足之处。
一方面，德国进行国际危机管理的意愿与其能力并不匹配。主要体现为：（1）德国的危机管理理念以危机预防为重点，然而实际管理中常常错过预防的最佳时机；（2）德国希望将危机预防、冲突解决及巩固和平视为一个整体的意愿，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危机管控和危机后治理阶段往往无法与危机预防形成统一整体；（3）德国在危机善后阶段希望通过民主、人权、法治国家等方式巩固和平的意愿常常因为脱离当地实际情况而无法推行；（4）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侧重各部门协调、注重民事手段运用，实际上民事危机管理手段常常面临无法有效制止武力威胁和冲突的窘境；（5）为了摆脱历史过错而努力呈现“隐性”国际危机管理地位的需要与由民族特性决定的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即呈现“显性”地位的倾向之间的矛盾；（6）承担重要的国际危机管理责任，参与共建国际秩序的意愿与欧盟、北约、联合国、欧安组织等国际组织框架下相对受限的危机管理能力不匹配。
另一方面，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显示出局限性。首先，德国政府倾向于不轻易动用武力或至多有限地使用武力，主要是为了避免冲突升级而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然而，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管理收效甚微的结果表明，危机爆发后较难充分发挥民事危机管理手段的优势，这表明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而言，危机预防比危机治理更重要，危机发生后则要尽可能避免危机升级。其次，德国政府在国际危机管理中对德国价值观和欧洲价值观过于坚持，没有充分考虑种种现实因素，结果对难民危机的管理给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社会各方面带来巨大冲击，反映出欧洲一体化的缺陷和南北差异等问题，更是引发了英国脱欧和德国暴恐袭击事件频发等连带效应。再次，依靠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应对危机虽然可行，但德国还无法充分协调各国之间的利益，因此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很难达成一致，容易错过危机管理的最佳时机。
（二）研究难点
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成果较少，除了德国在该领域承担重要国际责任起步较晚之外，也有研究难度较大的因素，本书将研究的难点归纳如下。
第一，理论研究难度大。国际危机通常被认为是突发事件，事件之间相互独立，关联性和规律性较弱，加上危机管理行为体、领域等因素复杂，对研究者的知识面有较高要求，因而难以形成普遍适用的理论，更没有现成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套用或引用。在实证研究方面，由于德国参与国际危机管理起步较晚，在政治-安全领域可参考的实践案例较少，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其难度可想而知。本书将从各研究领域中探索适用于德国实际情况的理论观点，搭建研究分析的理论框架。此外，试图从方法论上寻找突破，但该方法论是否成熟，还要在实践中检验。
第二，可参考文献少。“9·11”事件是西方国际危机管理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国际安全因素由传统向非传统转变，因而危机管理理论需要根据新时期的国际危机特点进一步发展。然而，此后一段时间的国际危机具有个性化特点，并且主要以美国、阿富汗、伊朗等危机发生国为研究对象，至于德国这个从欧债危机开始才逐步登上国际危机管理舞台的国家，学术界并未给予较多关注，因而国内外针对德国的国际危机管理可参考文献屈指可数。
第三，内部资料难获得。要深入研究国际危机管理，必然会涉及相关国政府、决策者和国际组织的内部谈判、决策过程，官方发表的一些言论和文件虽然也有参考价值，但无法反映危机管理的全貌，因此研究的精确性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削弱。
第四，跨学科研究，学术能力要求高。首先，由于国际危机管理涉及较多方面，研究者至少需要有扎实的英语和德语语言功底，以便阅读以目标国语言发表的官方文件和未经翻译的原始文献。其次，研究者至少要对目标国的国家战略、外交政策和历史文化等方面有深入了解。再次，需要有一定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管理学理论基础，具有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如果其中一项知识或技能有所欠缺，势必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第五，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性质决定了本书研究具有一定难度。德国政府长期坚持欧盟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至上，强调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强调国际秩序，坚持维护欧洲一体化发展成果，长期以来刻意弱化本国利益和国家地位，对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光环”避之不及。然而，对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与实践进行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国家在危机管理各方中的利益权衡，必然要以德国国家为主体，这恰恰是德国政府不愿看到的，因而很少有德国学者会深入探索德国的国际危机管理这一课题，这就解释了为何德国在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体系较为不系统的现状，给本书研究增加了难度。
五 研究方法
本书基于文献研究法，通过搜集、鉴别和整理大量中、外文（德文、英文）文献资料形成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重要观点并探索规律，从中提炼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理念、原则、手段、政策、法律法规等，在实践案例中进行论证，为研究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总体框架奠定知识基础。
由于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缺乏理论基础，本书尝试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探索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方法论基础，即两大支柱：一是德国政府进行国际危机管理的政策文件，二是德国进行国际危机管理的相关机构和管理工具。
本书在文献梳理、分析论证过程中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在文献研究和文本分析中，由繁入简，归纳和总结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整体特点、组织机构和工具系统；在案例分析中，遵循抽象—具体—抽象的逻辑，综合运用分析、综合以及归纳、演绎的方法，结合对比分析法，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实践进行评价，由此论证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本书依据“结构-重点比较法”（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9]选取案例。该方法提出了实例研究的4个重点：对变量进行同比和异比；实例的独立性；实例的代表性；具有将实例向理论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本书选取两个不同角色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它们是近期发生且影响仍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与难民危机，其中乌克兰危机中德国作为第三方参与，难民危机中德国是当事方。
本书采用案例分析法，从不同理论视角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进行论证，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在实践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在案例分析过程中，综合运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即危机管理的理念、原则等静态变量和行为、沟通等动态变量；采用探索性与解释性案例研究法，通过案例分析提炼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和理念特点并加以论证。
[1] 赵绪生：《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与危机管理》，《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25页。
[2] 杨海峰：《中欧国际危机管理互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5页。
[3] Richard Ned Lebow，Between Peace and War：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p.335.
[4] 杨海峰：《中欧国际危机管理互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6页。
[5] Die Bundesregierung，Aktionsplan “Zivile Krisenprävention，Konfliktlösung und Friedenskonsolidierung”（Regierungsdokument，2004），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blob/217534/34f381909cf904 43fa3e91e951cda89d/aktionsplan-de-data.pdf.
[6] BMVg，Weißbuch 2016 zur Sicherheitspolitik und zur Zukunft der Bundeswehr（Regierungsdokument，2016），https：//www.bmvg.de/resource/blob/13708/015be272f8c0098f1537a491676bfc31/weissbuch2016-barrierefrei-data.pdf.
[7] Auswärtiges Amt，Review 2014—Außenpolitik Weiter Denken—Krise·Ordnung·Europa（Broschüre der Bundesregierung，2015），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blueprint/servlet/blob/269656/d26e1e50cd5acb847b4b9eb4a757e438/review 2014-abschlussbericht-data.pdf.S.5.
[8] 严双伍、黄亮：《论欧盟干预国际危机的选择性》，《长江论坛》2009年第1期，第83页。
[9] Alexander L.George，“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The Method of 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in Paul Gordon Lauren，Diplomacy：New Approaches in History，Theory，and Poli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9），转引自杨洁勉《国际危机管理和中美关系》，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3，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