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来，重大国际危机接连爆发。与冷战时期不同，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国际危机的形式和范围、危机管理的主体等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德国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和最大经济体，近年来在欧盟和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升，在接连爆发的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等国际危机中，肩负着维护欧洲一体化发展成果和德国自身发展的双重责任，在国际危机管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承担起大国责任。
与这几场国际危机相伴而生的是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趁势崛起，单边主义加强，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加剧，跨大西洋联盟裂痕进一步扩大。作为欧洲的“稳定锚”，依托何种危机管理机制、如何有效应对国际危机，对德国、整个欧洲甚至国际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因此，本书从德国视角出发，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国际危机管理这一课题进行探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书参考借鉴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大量文献，从中得到了许多启发，在此基础上，通过德国参与国际危机管理的实践案例，探索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理念与机制。国际危机包括政治-安全和经济等方面，由于经济领域的研究已经日臻成熟，而政治-安全领域的研究近年来才逐渐得到德国政府和各界的重视，因此，本书选取德国国际政治-安全领域的危机管理为研究对象，不涉及经济领域。
本书旨在通过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与机制的探索，解释以下问题：
（1）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是什么？
（2）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考量因素有哪些？
（3）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由哪些部分组成？
（4）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与机制的可行性与局限性体现在哪？
（5）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经验对我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由于以往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对该课题的关注度较低，现有研究成果中缺乏可直接参考借鉴的理论，因此本书借用角色理论、文明力量理论，结合德国始终无法脱离的框架——欧盟的危机管理机制，作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此外，德国政府官方文件、报告等文献资料，如《“民事危机预防、解决冲突与巩固和平”行动计划（2004）》及每两年一次的执行情况报告、《2016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的未来白皮书》，为系统研究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提供了政策依据。
基于德国危机管理机制特点，本书尝试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探索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即以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与组织机构这两大支柱为分析基础，结合最新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案例，深入探索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和机制，最后提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值得我国借鉴的七个方面，以及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与机制对我国在国际危机管理方面的六点启示。
本书在梳理危机管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得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其最大的特点是注重融入国际和区域组织，其特点还包括：强调危机预防；民事危机管理手段优先于军事手段；国际组织的显性地位和德国的隐性地位；强调各行为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广义的安全理念为基础。
本书提出了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双重政治问题，即德国与国际组织的隐性与显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德国国际危机管理中欧盟内部的协调问题。一方面，德国国际危机管理始终在欧盟、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欧安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等国际组织框架下行动，在国际组织的显性地位下，德国倾向于维持自身的隐性特征。然而，从德国的民族特性及其目前在国际危机管理中的表现来看，未来德国国际危机管理会更多地呈现显性特征。另一方面，“冲突预防的悖论”是对欧盟内部矛盾的概括：越早干预，成功的概率越大，干预的成本就越低，但团结各方政治意愿的难度也就越大。有鉴于此，在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研究中，应当科学、合理地将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要素有机结合起来。
本书选取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这两场最新的国际危机作为案例分析对象，从危机起因探析、管理经过分析和效果评价三个方面入手，深入分析德国在两场国际危机管理中的表现及其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与机制的作用，并对两场危机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与评价。基于德国的国家角色特征，本书从德国的安全战略、外交战略、决策者、欧盟的危机管理机制和国际组织相关政策法规等层面进行分析与比较。
本书结合德国理念和实践特点，得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1）法律基础（《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欧盟法律法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2）组织机构（包括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等下属危机管理和协调机构）和工具系统（危机管理信息系统、监测与预警系统、演习系统、培训系统、事后救助系统）；（3）危机管理原则和手段；（4）决策机制；（5）三段式实施机制；（6）国际组织框架（包括联合国、欧盟、欧安组织、欧洲委员会、北约的国际危机管理职能及德国在其中的贡献）。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当前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与机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德国政府倾向于不轻易动用武力或至多有限地使用武力，主要是为了避免冲突升级而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然而，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管理收效甚微，表明危机爆发后较难充分发挥民事危机管理手段的优势，由此得出，在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中，危机预防比危机治理更重要，危机发生后则要尽可能避免危机升级。其次，德国政府在国际危机管理中对德国价值观和欧洲价值观给予的重视程度过高，没有充分考虑种种现实因素，结果对难民危机的管理给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社会各方面带来巨大冲击，暴露了欧洲一体化的缺陷和南北差异等问题，更是引发了英国脱欧和德国暴恐袭击事件频发等连带效应。再次，依靠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应对危机虽然可行，但德国还无法充分协调各国之间的利益，因此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很难达成一致，容易错过危机管理的最佳时机。这两场危机对欧洲的安全与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与德国维护世界和欧洲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的目标背道而驰。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书得出以下观点。
第一，德国高度重视国际政治-安全危机及其管理。
第二，德国认识到必须与世界上所有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才能有效管理国际危机，并在实践中力图与世界上重要国家及国际组织合作。
第三，德国在国际政治-安全危机管理中注重民事危机预防，倾向于不轻易动用武力或至多有限地使用武力，主要是为了避免冲突升级而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第四，德国国际危机管理始终离不开欧盟框架，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为德国参与国际政治-安全危机管理提供了动力，同时也形成一定的制约。
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现德国国际危机管理这一课题的研究价值，由于德国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因此本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同时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开放性。由于可参考的研究成果较少，德国政府就此发布的官方文件不多，并且这几场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因此本研究使用的方法有一定探索性，加上研究水平有限，该课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只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期待更多专家、学者投入其中，共同为国际危机管理的德国视角研究增砖添瓦，以期为中国和国际社会在国际危机管理方面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书得以完成并出版，离不开诸多的关心与支持。在此，我要感谢我最敬爱的父母多年如一日的关怀与鼓励，感谢爱人的包容与支持，感谢导师刘立群教授和殷桐生教授、指导老师顾俊礼研究员、崔洪建研究员、孙恪勤研究员、李永辉教授等业界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同时感谢所有陪伴、支持过我的朋友。最后，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为本书提供出版资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