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国外麦克尤恩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20世纪70年代,还在东英吉利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麦克尤恩凭借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举获得“毛姆文学奖”,成功跻身英国文坛。随后,麦克尤恩笔耕不辍,佳作不断,好评如潮。随着麦克尤恩文学声名的高涨,学界对其批评研究也日渐升温: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批评争议、20世纪90年代的高潮乍现,到进入21世纪之后的空前繁荣。
本节拟对近半个世纪,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国外麦克尤恩研究加以回顾、梳理。笔者主要从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叙事学、后现代理论、历史主义、传记批评、生态批评等六个层面概述21世纪国外关于麦克尤恩的研究成果,希图由此窥探西方学界在麦氏作品主题、情节、人物刻画、语体风格等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突破,同时指出西方学者在麦克尤恩批评产业上的不足与缺憾,以期对我国学者之于麦克尤恩研究有所启发,进而拓展麦氏未来研究的空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初的批评争议与鹊起的文学声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麦克尤恩初露文学才华。这一时期不仅见证了麦克尤恩惊人的创作天赋、批评界的争议,更加见证了麦克尤恩日益高涨的文学声名。麦克尤恩在此期间创作了两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床笫之间》) ,两部长篇小说(《陌生人的慰藉》 《时间中的孩子》),三部电影剧本(《杰克·弗利的生日庆祝会》 《农夫的午餐》 《酸甜》),一部戏剧(《模仿的游戏》),一部儿童小说(《露丝·白兰》),一部歌剧(《我们或将死去?》)等多种类型的作品。
1972年,时年24岁的麦克尤恩在《新美国评论》杂志发表处女作《家庭制造》。 3年后,麦克尤恩将硕士阶段的作品整理、结集出版,这便是麦氏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收录在该集子中的8篇短篇小说无疑奠定了麦克尤恩后期创作的某些基调,或多或少地预示了其后期作品的很多论题,如乱伦、性虐、谋杀、女性主义等。约翰·梅勒斯( John Mellors)在《伦敦杂志》 ( London Magazine)上发表评论说:这是“一部融精彩与毁灭于一体的处女作,因为它融合了喜剧与怪诞,其情节荒谬却又符合逻辑,也因为小说的文体、细致的观察和怪诞的细节”1。《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在美国出版后,得到了《党派评论》与《塞万尼评论》的肯定与好评。麦克尤恩也凭借该作品于翌年拿下了“毛姆文学奖”。当麦氏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床笫之间》出版的时候,这部作品同样得到了批评界的好评。譬如,埃尔米奥娜·李( Hermione Lee)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对《床笫之间》做出了积极的评论。她认为:“麦克尤恩是惊恐力量的大师,这种惊恐在这些关于失败和不宜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得最为强劲。麦克尤恩在叙事中奇怪地突然转向,翻倒进入那些无法控制的场景之中。”2不过,鉴于麦氏作品中频繁闪现的怪诞场景,这一时期研究者们戏称他为“恐怖伊恩” ,而麦氏所引起的争议也可想而知。 1979年,BBC下令禁播改编自麦克尤恩短篇小说《立体几何》的同名电影,将麦克尤恩作品的争议性推至高潮。
麦克尤恩另外一部引起批评争议的作品当数《时间中的孩子》。杰克·斯莱(Jack Slay)认为它是麦克尤恩“最好的作品” ( finest achievement) 。 3但是尼古拉斯·斯派斯( Nicholas Spice)在《伦敦书评》 ( London Review of Books)杂志上撰文指出:小说某些中心场景如斯蒂芬对时间的奇特经历“太过于精心设计了,愚蠢得有些明显,而且不是很有趣” 4。他认为这部小说是“将非同寻常的创造力依附于一个并不突出的关于社会和哲学评价的计划,并在此基础上扩展”5。加布里埃莱·安南( Gabriele Annan)在《纽约书评》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更为严厉的批评,她认为《时间中的孩子》是“一部非常愚蠢的小说” ( rather a silly novel)6。
此外,麦克尤恩创作的电影剧本《农夫的午餐》也是引起较多争议的一部作品。托马斯·埃尔泽塞尔( Thomas Elsässer)对麦克尤恩的《农夫的午餐》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该作品“缺乏复杂性” ,具有“圆滑的虚无主义” ( glib nihilism) 。7 但是《标准晚报》 ( Evening Standard)又于2008年授予《农夫的午餐》年度最佳电影奖。其他论者则避开是非曲直的锋芒,转而讨论作品的思想内涵,如迈克尔·莫里亚蒂( Michael Moriarty)通过援引罗兰·巴尔特的思想,研究了电影《农夫的午餐》“意识形态与文本愉悦之间的关系”,对影片做了深入的政治分析。8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关于麦克尤恩长篇小说的精彩评论。如戴维·桑普森( David Sampson)对《水泥花园》做了后结构主义阐释,将该小说视作一部颠覆传统阅读模式的文本;9克里斯托弗·里克斯( Christopher Ricks)阐述了在《陌生人的慰藉》中,罗斯金关于威尼斯的叙述对麦克尤恩的影响;10D. J.泰勒( D. J. Taylor)研究了麦克尤恩在《时间中的孩子》一书中所表现出他对女性和政治同情与小说之间的妥协;11J. R. 班克斯( J. R. Banks)梳理、论述了从《水泥花园》《模仿的游戏》至《陌生人的慰藉》中的“性”主题12。
1983年,英国知名文学杂志《格兰塔》将麦克尤恩列为20位最好的英国年轻小说家。在某种层面上,这反映了英国主流文学批评界对麦克尤恩的认可与期待。麦克尤恩创作的成熟期、转型期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国外麦克尤恩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20世纪90年代:高潮乍现时的批评荣光
20世纪90年代,麦克尤恩的创作迎来了一个高峰,他不仅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无辜者》《黑犬》《爱无可忍》《阿姆斯特丹》),一部电影剧本(《好儿子》),一部儿童小说(《梦想家彼得》),而且最终在1998年问鼎英语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在这一时期,国外的麦克尤恩研究也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其标志性成果是基尔南·瑞安(Kiernan Ryan)的《伊恩·麦克尤恩》 ( Ian McEwan, 1994)和杰克·斯莱的《伊恩·麦克尤恩》 ( Ian McEwan,1996) 。
瑞安将麦克尤恩的作品称为“让人不安的艺术” ( The Art of Unease) ,并以时间顺序对麦氏的前期小说如《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床笫之间》《水泥花园》《陌生人的慰藉》 《时间中的孩子》 《无辜者》,音乐剧《我们或将死去?》 ,电影剧本《农夫的午餐》 ,戏剧《模仿的游戏》等做了较为精细的文本分析,考辨了作品中的“性”“暴力”“谋杀”“乱伦”“政治”“历史”等多重主题,认为麦克尤恩的写作“是不安艺术的冒险,是一种毁坏预想的艺术”。13
斯莱于1991年在美国田纳西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的题目是《盛行的普通:伊恩·麦克尤恩小说中的社会与人际关系》 ( “ A Prevailing Ordinariness:Socie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 ) 。 5年后,斯莱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专著《伊恩·麦克尤恩》 。与瑞安略有不同的是,斯莱将麦克尤恩最早时期的作品称为“惊恐文学”( literature of shock) ,将其稍后出版的作品称为“更具社会意识的小说” ( more socially conscious literature) 。究其缘由,斯莱解释道:通过这一转型,麦克尤恩“更为精准地展示现代世界的混乱状态”14。由此出发,斯莱通过对《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的分析,认为麦克尤恩已经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引入了他的很多重点关注内容,尤其是那些试图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的主题。他指出:在这第一部小说集中,麦克尤恩所展示的关系大部分都是奇怪的、非同寻常的、让人吃惊的。但是较为敏锐的读者可以在惊恐的背后,读出更为病态的、可怕的景象,发掘麦克尤恩对当今世界的深刻理解。 “他抓住了严重遍布现代社会的恐惧、不安和沮丧。”15在分析《床笫之间》 《水泥花园》《陌生人的慰藉》《时间中的孩子》《无辜者》《黑犬》等作品时,斯莱把它们置于当代的历史创作语境,采用比较的方法,将麦克尤恩与同时代的作家如马丁·艾米斯、帕特里克·麦克格雷斯( Patrick McGrath) 、司各特·布拉德菲尔德( Scott Bradfield) 、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 Bret Easton Ellis)放置于同一考察层面,发掘他们创作的共性和差异,是相对厚重的麦克尤恩研究专论。
除上述两部论著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其他可圈可点的研究问世。譬如,保罗·爱德华兹( Paul Edwards)在《伊恩·麦克尤恩的〈时间中的孩子〉的时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中庸》 ( “ Time, Romanticism, Modernism and Moderation in Ian McEwan's The Child in Time” ,1995)一文中,审视了《时间中的孩子》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批判,爱德华兹认为这一批判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对“儿童”与“成人”之间对立的批判,并以小说人物查尔斯·达克为例对该论点做了具体阐述。安琪拉·罗杰( Angela Roger)在《伊恩·麦克尤恩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刻画》 ( “ Ian McEwan's Portrayal of Women” ,1996)一文中,对麦克尤恩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做了详细的梳理和考察。罗杰认为,麦克尤恩笔下的女性人物与男性人物形成鲜明的对照,她们具有创造性、敏感性和神秘性等特质,在社会问题和性问题上遇到男性的无能或暴力时,她们通常表现得富有教养。朱迪斯·西伯亚( Judith Seaboyer)在题为《施虐狂要求的故事:伊恩·麦克尤恩的〈陌生人的慰藉〉》 ( “ Sadism Demands a Story: Ian McEwan's The Comfort of Strangers” ,1999)的文章中,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视角出发,探讨了《陌生人的慰藉》中暴力的心理梦境,把主人公玛丽的无法言说看作她在经历恐怖事件后的“创伤性断裂” ( traumatic breaking off) 。
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麦克尤恩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较之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麦克尤恩研究的黄金时代则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
21世纪前10年:黄金时代的多元批评
进入21世纪之后,麦克尤恩的文学声名如日中天,年逾花甲的麦氏赢来其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先后出版四部长篇小说(《赎罪》《星期六》《在切瑟尔海滩上》《日光》和一部音乐剧(《为你》)。特别是随着电影《立体几何》《爱无可忍》《赎罪》等的成功改编和在全球的热映,麦克尤恩更是名声大噪,其相关作品也一时洛阳纸贵。这一时期,西方学界的麦克尤恩研究迅速升温,迎来了第二个高潮:学者们运用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叙事学、后现代理论、历史主义、传记批评、生态批评等多种批评方法,在其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刻画、语体风格等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研究成果,数量超过历年研究的总和。过去10年间,西方学界一共出版关于麦克尤恩的研究专著二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这些研究可以主要概述为如下六个方面:
其一,传记式批评。麦克尤恩特殊的生活经历引起了诸多读者和批评家的兴趣,他们不约而同地结合麦克尤恩的个人生活阅历来解读其作品。乔纳森·诺克斯(Jonathan Noakes)与玛格丽特·雷诺兹( Margaret Reynolds)在其合著的《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2002)一书中,围绕《时间中的孩子》 《爱无可忍》《赎罪》这三部作品的创作动机、创作过程、叙述结构、主题思想等,不仅对麦克尤恩本人做了访谈,而且还采用提问、比较、综合分析的方式对这三部作品的主题、语体风格、叙述技巧等的具体阐释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彼得·蔡尔兹(Peter Childs)主编的批评文集《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 ( 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2006)对麦克尤恩的生平做了详细介绍,对其作品主题做了多视角分析。
其二,政治、意识形态批评。作为一名有着强烈政治敏感性的作家,政治、意识形态是麦克尤恩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会有数量不少的批评家从这一角度出发来审视麦克尤恩的作品。戴维·詹姆斯( David James)在论文《 “男孩走出去” :迁移、视觉与伊恩·麦克尤恩近期作品对男性气质的绘制》 ( “‘A Boy Stepped Out':Migrancy,Visuality,and the Mapping of Masculinities in Later Fiction of Ian McEwan” ,2003)中研究了麦克尤恩后期作品如《时间中的孩子》《赎罪》《无辜者》等中的男性气质。马丁·罗伊尔( Martin Ryle)在《病感失认,或政治无意识: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视域局限》 (“ Anosognosia,or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Limits of Vision in Ian McEwan's Saturday” ,2010)一文中,用“病感失认”的隐喻来分析小说人物如何拒绝认知,以稳定他们作为主体存在的连贯性知识。理查德·布朗( Richard Brown)在《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归化与暗恐效果》 ( “ Politics,the Domestic and the Uncanny Effects of the Everyday in Ian McEwan's Saturday” ,2008)一文中将麦克尤恩视作一个政治作家。布朗认为,《星期六》通过家庭生活来传递政治主题,用小说的力量探讨了心理情感和政治状态,用暗恐的政治效果来再现日常生活。
其三,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认知科学为批评家们研究麦克尤恩作品开辟了一个重要视角。 C. 伯恩斯( C. Byrnes)是西方第一位从心理学角度、以麦克尤恩作品为研究对象完成博士论文的学者。伯恩斯在《伊恩·麦克尤恩作品:一个心理动力学视角》 ( The Work of Ian McEwan:A Psychodynamic Approach,2002)和《伊恩·麦克尤恩作品中的性与性欲望》 ( Sex and Sexuality in Ian McEwan's Work,2004)两部著作中,从心理动力学视角出发对麦克尤恩的部分作品及其性主题做了深入探讨。奥尔加·科克斯·卡梅伦( Olga Cox Cameron)在《英式优雅的拉康式审视:对伊恩·麦克尤恩〈爱无可忍〉的几点反思》 ( “ A Lacanian Look at English Elegance:Some Reflections on Ian McEwan's Enduring Love” ,2002)一文中,用拉康关于焦虑的理论来探讨《爱无可忍》中的“英式优雅” ( English Elegance) ,尤其是作品中所体现的在无意识力量驱动下,当焦虑导致主体和客体之间差异消融时所引发的问题。苏珊·格林( Susan Green)在文章《意识与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亨利知道了什么” 》 ( “ Consciousness and Ian McEwan's Saturday:‘What Henry Knows’ ”,2010)中用认知科学理论来考察作为元文本的小说《星期六》,结合人物刻画、聚焦和概念隐喻等审视了麦克尤恩对复杂的心理过程处理的探索,试图由此反思艺术与科学在帮助我们努力理解人类思维上的互补作用。格林在另一篇文章《“上面有黑洞和达尔文,几乎比恐龙还要大”:思维与麦克尤恩的〈爱无可忍〉》 ( “‘Up There with Black Holes and Darwin,Almost Bigger than Dinosaurs’:The Mind and McEwan's Enduring Love”,2011)中认为《爱无可忍》以高度集中的方式展示了人类解读他人心理的基本欲望。格林从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如“思维理论” ( Theory of Mind)出发,试图读解人物如何根据可观察的行为来本能地或无意识地理解他人的心理。格林的研究意图与在此之前的另一位批评家德林·雷斯 琼斯( Deryn Rees Jones)非常相近。雷斯 琼斯在《事实与手工艺品:诗歌、科学以及关于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的几点思考》 ( “ Fact and Artefact:Poetry,Science,and a Few Thoughts on Ian McEwan's Saturday” ,2005)一文中,首先总结了马修·阿诺德和I. A. 理查兹关于科学与诗歌之间的差异的观点,并将此论点引入《星期六》的分析之中,认为麦克尤恩似乎是在暗示区分诗歌与科学的无益性。
其四,叙事学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叙事学为麦克尤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很多学者从叙事学角度出发对其作品做出了颇有趣味的批评。查尔斯·富塞维尔( Charles Forceville) 在《〈陌生人的慰藉〉中的阴谋:小说与电影中的叙述》 ( “ The Conspiracy in The Comfort of Strangers:Narration in the Novel and the Film” ,2002)一文中,从跨媒介叙事学视角对比分析了《陌生人的慰藉》的小说文本和电影,试图发现其中的叙事模式,尤其是视角的模糊性所赋予两种叙述媒介的“不安效果” ( disturbing effects) 。克劳迪娅·申贝格( Claudia Schemberg)在《获得救赎:伊恩·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黑犬〉〈爱无可忍〉〈赎罪〉中的故事讲述与自我概念》 ( Achieving“ At-one-ment” :Storytelling and the Concept of the Self in Ian McEwan's The Child in Time,Black Dogs,Enduring Love,and Atonement,2004)一书中,对麦尤恩作品中的叙述策略和自我主题做了详细阐释。多米尼克·黑德( Dominic Head)在其著作《伊恩·麦克尤恩》 ( Ian McEwan,2007)中,对麦克尤恩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做了细致的解读。艾伦·帕姆尔( Alan Palmer)在题为《伊恩·麦克尤恩〈爱无可忍〉中的疯癫归因》 ( “ Attributions of Madness in Ian McEwan's En-during Love” ,2009)的文章中从认知叙事学的视角阐释了《爱无可忍》中杰德·帕里的疯癫病因。帕姆尔在提出了“叙事思维”“归因理论”“脑际间思维”等三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小说人物乔并没有对杰德的疯癫病症做出错误的判断,但是作家麦克尤恩将卡拉丽莎对乔的不信任看作是可理解甚至是可原谅的,则是不正确的。詹姆斯·费伦( James Phelan)在《体验小说:判断、进程与修辞叙事理论》 ( Experiencing Fiction:Judgments,Progression and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2007)一书中从修辞叙事学的角度,对帕姆尔的研究做了回应。在考察《爱无可忍》中的叙事判断、叙事进程、文本动力、读者动力的基础上,费伦认为尽管自己和帕姆尔对这部作品的阐释存有差异,但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空间。费伦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叙事判断,并将之运用于分析麦克尤恩的代表作《赎罪》之中,详细分析了该作品中的阐释判断、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之间的交错和融合。
其五,历史主义研究。历史是麦克尤恩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众多批评家研究麦克尤恩作品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戴维·马尔科姆在《理解伊恩·麦克尤恩》一书中,探讨了麦克尤恩小说中的“恶” ( evil) 、历史和科学方面的内容。他指出:麦克尤恩的作品中至少有四个批评家关注的论题:对女性的再现、理性与科学、道德视角、小说的碎片性等。安雅·穆勒 伍德( Anja Müller-Wood)和J. 卡特·伍德( J. Carter Wood)两位论者在《控制过去:伊恩·麦克尤恩〈黑犬〉中的历史、身份和暴力》 ( “ Bringing the Past to Heel:His-tory,Identity and Violence in Ian McEwan's Black Dogs” ,2007)一文中,考察了《黑犬》中所蕴含的社会、历史、自我、身份等要素,同时指出:麦克尤恩支持个体对历史故事线条的需求,而且还为自冷战以来的反历史批评立场提供了“一种挑战性的反叙事” ( a challenging counter-narrative) 。彼得·马修斯( Pe-ter Mathews)在《追随维多利亚人:麦克尤恩〈在切瑟尔海滩上〉中的历史拐点》 (“ After the Victorians:The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in McEwan's On Chesil Beach” ,2012)一文中认为,《在切瑟尔海滩上》不是对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的肯定。事实上,麦克尤恩的性观念可以被追溯至维多利亚时期,马修斯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这一历史拐点所蕴含的道德寓意。
其六,后现代主义研究。最后,还有很多批评家将麦克尤恩纳入后现代主义文学阵营。布莱恩·芬尼( Brian Finney)在《现代小说研究》 ( Modern Fic-tion Studies)上发表的文章中考察了《赎罪》中的“自我意识的叙事” ,进而认为这部小说从头至尾就是关于“小说创作” ( the making of fiction)的过程。同样考察《赎罪》中的“自我意识的叙事”的批评家还有戴维·K. 奥哈拉( David K. O’Hara) 。奥哈拉在《 “布里奥尼存在的理由”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中的元小说叙事伦理》 ( “ Briony's Being for:Metafictional Narrative Ethics in Ian McEwan's Atonement” ,2011)一文中认为,不应当将《赎罪》这类元小说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形式相混淆,它不是通过毁掉“现实主义”的幻象来确定自身的虚构性,而是通过运用自我意识的叙事来重新确立作者、读者、文本和世界之间的“伦理情结” ( ethical complex)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学者还围绕《爱无可忍》和《赎罪》两部作品,出版了数部研究专著或批评指南,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简·吉布森( Jane Gibson)的《伊恩·麦克尤恩的〈爱无可忍〉:A Level考试注解》 ( Ian McEwan's Enduring Love:A Level Notes,2003)、罗杰·克拉克( Roger Clark)与安迪·戈登( Andy Gordon)合著的《〈爱无可忍〉读者指南》 ( Ian McEwan's Enduring Love: A Reader's Guide,2004) 、安妮·罗内( Anne Rooney)的《〈赎罪〉:A Level考试约克注解》 ( Atonement:York Notes for A Level,2006) 、彼得·蔡尔兹的《伊恩·麦克尤恩的〈爱无可忍〉》 ( Ian McEwan's Enduring Love,2007) 、朱利·艾兰姆( Julie Ellam)的《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 ( Ian McEwan's Atonement, 2009)等。这不仅反映了《爱无可忍》和《赎罪》这两部作品自身的文学价值和批评界对它们的关注,同时也折射出西方学者之于麦克尤恩研究的深度。
这一期间,除上述成果之外,西方学界还有许多其他可圈可点的研究。例如,塞巴斯蒂安·格勒斯( Sebastian Groes)主编的《伊恩·麦克尤恩:当代批评视角》 ( Ian McEwan: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2009)对麦克尤恩作品的现代性、超现实主义、时间观等做了多角度的阐述;林恩·韦尔斯( Lynn Wells)的《伊恩·麦克尤恩》 ( Ian McEwan,2010)对麦克尤恩后期作品中的创作技巧做了分析;瑞安·罗伯茨的《伊恩·麦克尤恩对话集》 ( Conver-sations with Ian McEwan,2010)收录了麦克尤恩的16篇访谈,广泛涉及身份、写作、政治、当代世界文学现状等话题,对进一步研究麦克尤恩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期趋势与走向:媒介·政治·伦理
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将麦克尤恩评为“ 1945年来最伟大的50位英国作家”之一。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西方学界的麦克尤恩研究空前高涨。这些研究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政治批评、媒介批评、伦理批评和情感研究。
首先,考察麦克尤恩的小说艺术与大众媒介之间的互动,尤其是考察麦克尤恩作品的电影改编成为近期麦克尤恩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亚当·苏梅拉( Adam Sumera)对比分析了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与橱中人的对话》与马里乌什·格热格泽克( Mariusz Grzegorzek)导演改编的同名电影,认为格热格泽克在电影中省略了儿子痛恨母亲的话语符号,使电影表现得非常完美,母亲主导的悲剧色彩也由此更为醒目。欧洲知名杂志《国际英语研究学刊》( Anglistik: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2010年第2期还推出了由德国学者帕斯卡尔·尼克拉斯( Pascal Nicklas)主编的“伊恩·麦克尤恩与媒介” ( Ian McEwan and the Media)的专辑,探讨了媒介与麦克尤恩小说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该专辑共包括11篇论文,分别讨论了麦克尤恩作品的媒介属性、电影《陌生人的慰藉》中的凝视、电影《时间中的孩子》《黑犬》《爱无可忍》中的影视技巧、小说《无辜者》中媒介化的柏林背景、《赎罪》的小说和电影中的视角、小说《日光》中的媒介化元素等多个论题。詹姆斯·希夫( James Schiff)重点考察了麦克尤恩的《赎罪》与迈克尔·坎宁安( Michael Cunning-ham)的小说《时时刻刻》 ( The Hours,1998)的电影改编。希夫认为,小说文本《赎罪》和《时时刻刻》都使用了元叙述的手法,蕴含丰富的文学典故( literary allusion) ,有浓厚的互文性色彩,这势必导致将它们改编成电影的困难,隐射了叙述者对写作和阅读的自我意识。事实上,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丢失了两部作品的文学典故。尽管改编后电影背离了对原著的忠实性,但它们却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原著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东西,从而让读者从一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原著。在这种意义上而言,这两部小说的电影改编都是成功的。
其次,麦克尤恩作品中的伦理向度和政治问题成为西方学界近期研究的一个热点。帕斯卡尔·尼克拉斯主编的《伊恩·麦克尤恩:艺术与政治》 ( Ian McEwan:Art and Politics,2010)重点探讨了麦克尤恩作品中的艺术、伦理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该文集共收录了12篇论文,详细审视了艺术与政治所涉及的伦理要素与政治问题,如麦克尤恩早期作品的伦理维度、麦克尤恩笔下的那些谋杀犯所涉及的伦理问题、麦克尤恩21世纪以来作品中的伦理、麦克尤恩作品中的元叙述伦理、麦克尤恩作品中的恐怖意象与政治介入,以及麦克尤恩作品中的诗学政治等。劳拉·萨武·沃克( Laura Savu Walker)在《“权力的平衡”: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中双重间谍的潜在作者身份》( “‘A Balance of Power’: The Covert Authorship of Ian McEwan's Double Agents in Sweet Tooth” ,2015)一文中,将《甜牙》放置于西方冷战的语境中,将小说主人公汤姆·哈雷的创作视为监视与反监视的权力博弈的表征。辛西娅·卡里耶( Cynthia Quarrie)在《 “在解构开始之前”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中后 帝国抑郁情绪的中断》 ( “‘Before the Destruction Began’:Interrupting Post-Imperi-al Melancholia in Ian McEwan's Atonement”,2015)一文中,重新解读了麦克尤恩的经典作品《赎罪》,认为该小说的元小说结尾实际上是对作品中“后 帝国抑郁情绪”的一种释然。
斯旺谢·穆勒( Swantje Möller)在《同危机达成妥协:伊恩·麦克尤恩小说中的错位与重新定位》 ( Coming to Terms with Crisis:Disorientation and Reori-entation in the Novels of Ian McEwan,2011)中,将麦克尤恩的小说置于后现代创作语境,从列维纳斯的伦理观出发,考察了其作品的后现代性与伦理。雅尼娜·乌泰( Janine Utell)在《〈在切瑟尔海滩上〉与福特式的技法:互文性、亲密感与伦理阅读》 ( “ On Chesil Beach and Fordian Technique:Intertextuality,Inti-macy,Ethical Reading” ,2016)一文中,试图将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Ford Madox Ford)的《好兵》 ( The Good Soldier)作一对比解读,认为麦克尤恩从福特那里所借用的互文笔法促使读者对作品中所呈现的亲密感与认知论做出列维纳斯式的伦理解读。
当然,除从政治、伦理和媒介等角度出发来研究麦克尤恩之外,西方学界还有许多其他可圈可点的研究。比如,胡瓦·玛什( Huw Marsh)在《伊恩·麦克尤恩〈赎罪〉中叙事不可靠性与元再现,或为什么罗比可能是有罪的,为什么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 “ Narrative Unreliability and Metarepresentation in Ian McEwan's Atonement; or,Why Robbie Might be Guilty and Why Nobody Seems to Notice” ,2018)一文中,通过对《赎罪》中的不可靠叙述的分析,认为罗比或许真的涉嫌犯罪。16 同样从叙事学视角对麦克尤恩作品做出研究的,还有汉娜·科特尼( Hannah Courtney)对麦克尤恩小说中叙事时间与思维再现的分析17,以及娜奥米·布斯( Naomi Booth)对麦克尤恩小说中“限制性叙述视角”( restricted view)的精细考察18 。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部分西方学者从情感角度对麦克尤恩作品的分析。比如,蒂姆·高蒂尔( Tim Gauthier)在《 “选择你的同情”: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特权、弱点与移情的限度》(“‘Se-lective in Your Mercies’:Privilege,Vulnerability,and the Limits of Empathy in Ian McEwan's Saturday” ,2013)一文中,从朱迪斯·巴特勒关于“脆弱”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关于“移情”的论点出发,考察了小说人物贝罗安医生在遭遇家庭危机时的举动,认为其身上的移情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保护家人的愿望所覆盖,而同时他又努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雷切尔·霍兰德( Rachel Holland)在《现实检验:伊恩·麦克尤恩的理性小说》 ( “ Reality Check:Ian McEwan's Rational Fictions” ,2017)一文中,以《星期六》和《日光》两部作品为例,分析了文学现实主义与科学话语之间的内在链接。埃兰·奥多尔( Erin O’Dwyer)在《书写爱情与缺失:伊恩·麦克尤恩书信体小说〈赎罪〉的拉康式分析》( “ Of Letters,Love,and Lack:A Lacanian Analysis of Ian McEwan's Epistolary No-vel Atonement” ,2016)一文中,根据拉康的“凝视理论” ( gaze theory)分析了书信的归属与救赎之间的关系。劳拉·科隆比诺( Laura Colombino) 在《身体、城市与全球: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灾难空间》 ( “ The Body,the City, the Global:Spaces of Catastrophe in Ian McEwan's Saturday” ,2017)一文中,认为身体书写是整部小说的框架,作品的身体再现构成了都市和全球外在空间的一个隐喻。
期待与展望:麦克尤恩研究的未来任务与方向
由上文可见,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西方学界的麦克尤恩研究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作为当今英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麦克尤恩创作手法繁复多元,叙述格调特立独行,主题思想深邃多元,无疑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那么未来的麦克尤恩研究该何去何从,又有哪些方面可以突破,以期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 笔者以为,未来的麦克尤恩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挖掘:
第一,麦克尤恩作品的语料库研究有待开展。随着计算机革命的到来,语料库研究应运而生,也由此使得文学研究的实证方法成为可能。如何建构麦克尤恩作品的专门语料库,以及关于麦克尤恩作品翻译的平行语料库(如中英语料库、英法语料库、英韩语料库等),定可以为麦克尤恩研究打开新的局面。譬如,采用语料库方法来研究麦克尤恩的作品,可以从中发现麦克尤恩创作的一般模式、语体风格、创作转型、叙事进程等。
第二,麦克尤恩作品的生态批评有待拓荒。麦克尤恩是一位有着浓烈生态意识的作家,无论是早期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水泥花园》以及近期的《日光》等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他对生态的关注。这些生态景象的叙写折射了麦克尤恩对环境恶化的焦虑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忧思。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切入麦克尤恩作品,考察其中的生态描写,发掘麦克尤恩潜藏在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无疑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亟待开展。
第三,麦克尤恩作品的女性主义批评有待介入。女性、伦理和政治是麦克尤恩作品中三个最为常见的主题。同关于麦克尤恩作品的政治批评和伦理批评相比,麦克尤恩作品的女性主义批评无疑显得较为薄弱。如何采用女性主义批评方式,深入探讨麦克尤恩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审视她们的性别身份和生活境遇,透视麦克尤恩本人的女性主义思想,也是一个非常富有意义的课题,可以极大程度地填补麦克尤恩研究的某些缺失和批评遗憾。
第四,麦克尤恩评传有待撰写。麦克尤恩奇特的人生经历,标新立异的文学才华,别具一格的政治主张等都是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虽然学界已经有了部分关于麦克尤恩作品的传记批评,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麦克尤恩评传尚未问世。作为世界文坛的一位大师级人物,麦克尤恩的评传无论对于普通读者,还是对于专业批评家,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势必可以将麦克尤恩研究推向深入。
第五,麦克尤恩研究的批评史有待书写。学术史是推动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麦克尤恩的批评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据粗略统计,迄今已经有两百多篇批评文章,二十余部专著,但是对这些研究的梳理分析的论文和专著并不多见。麦克尤恩研究的学术史的建构和书写可以把握麦克尤恩批评的脉络,发掘麦克尤恩研究的发展趋势,揭示麦克尤恩研究的某些不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重复研究,有助于麦克尤恩研究的健康良性发展。
第六,麦克尤恩作品的跨国界视野有待拓展。麦克尤恩是英国文坛的国民作家,但他同时又获得了以色列政府颁发的“耶路撒冷奖”,这说明麦克尤恩的创作具有超越国界的性质,其作品所包含的内容和主题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人类生存的共同问题。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立足本国的文化、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麦克尤恩,即以本土视角来审视麦克尤恩的作品,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在世界文学的总体进程和文学全球化的浪潮中,本书所论述的麦克尤恩研究学术成果的取得均是西方学术视角下的产物,缺乏“异文化”的观照,尤其缺少中国学者的贡献,这自然向我国从事麦克尤恩研究的同行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 Peter Childs,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6,p. 8.
2 Hermione Lee,“Shock Horror,”New Statesman,January 20,1978,p. 86.
3 Jack Slay,Jr. ,Ian McEwan,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6,p. 115.
4 Nicholas Spice,“Thatchershaft,”London Review of Books,October 1,1987,p. 8.
5 Ibid. ,p. 9.
6 Gabriele Annan,“Worrier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4,1988,p. 17.
7 Kiernan Ryan,Ian McEwan,Plymouth: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1994,p. 70.
8 Ibid. ,p. 71.
9 See Kiernan Ryan,Ian McEwan,p. 71.
10 Ibid.
11 See Kiernan Ryan,Ian McEwan,p. 71.
12 Ibid. ,p. 70.
13 Kiernan Ryan,Ian McEwan,p. 5.
14 Jack Slay,Jr. ,Ian McEwan,p. x.
15 Ibid. ,p. 34.
16 See Huw Marsh,“Narrative Unreliability and Metarepresentation in Ian McEwan's Atonement;or,Why Robbie Might be Guilty and Why Nobody Seems to Notice,”Textual Practice,Vol. 32,No. 8,2018,pp. 1325-1343.
17 See Hannah Courtney,“Narrative Temporality and Slowed Scene:The Interaction of Event and Thought Repre-sentation in Ian McEwan's Fiction,”Narrative,Vol. 21,No. 2,May 2013,pp. 180-197.
18 See Naomi Booth,“Restricted View:The Problem of Perspective in the Novels of Ian McEwan,”Textual Prac-tice,Vol. 29,No. 5,2015,pp. 845-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