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理研究聚焦

1.厘清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

马克思认为，蜜蜂的建筑技艺是会令多少杰出的建筑师自惭形秽的，但是再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高明，就在于人们总是先在头脑里形成建筑的，然后将其变成建筑。人类社会所有的理性实践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或先行到场。理论与实践具有非常复杂的关系，但是人们一般认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理论不会解决所有的实践问题，但是所有的实践展开都离不开理论，正如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理论无实践则空，实践无理论则盲”。因应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和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国家安排，我国教育必须尽快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向。但是，什么是教育高质量发展？当我们谈论教育高质量发展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是我们讨论“如何转”时首先需要解决的学理性问题。从目前已有的少量关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问题似乎尚未很好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或者说尚未被很好解答。应该承认，在没有充分厘清其内涵的情况下，匆匆构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线、指标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可能导致教育实践肤浅化、狭隘化、功利化。因此，我们必须从厘清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开始，通过深度阐释其内涵、廓清其外延，推动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这既是学者们首先应该做出的努力，也是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做出的尝试，还是教育实践者理应贡献的智慧。应该围绕“什么是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跨专业、跨部门合作，进行理论攻坚、专题研究，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研究合力，以此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文上述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阐释只是初步尝试，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远远只是一个尚未开始的开始。

2.加强原生性教育理论研究

厘清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丰富新时代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理论先行，只有先有理论，实践才有方向。但是，我们进一步的追问是：应该构建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理论呢？毋庸置疑，虽然世界各国都将教育提质作为持续性的变革探索，但是，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首先是中国的，它源于中国生动复杂的教育实践，指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需求。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以高质量为导向，加强我国教育领域的原生性理论研究。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是空穴来风，其学理聚焦与理论体系必须源自我国丰富而鲜活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国教育理论研究乃至于教育实践，长久以来受到西方教育理论及其实践的深刻影响，以至于难以走出西方的概念、理论与实践框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我国教育研究与实践“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困境。新时代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走出西方范式，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原生性教育理论研究。只有源于我国教育发展现实的理论才具有科学的解释力，也只有建立起坚实厚重的原生性教育理论体系，我们才能盘活、下好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这盘大棋。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挖掘、诠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与动力，从时间动态性和维度分割性的双向互动中全面评估教育发展现实，强调内源性、本土性理论生成。这就意味着，其一，我们要全面总结我国教育已有的成功发展经验，形成较为系统的一般性教育理论。其二，对已有教育理论成果进行全面的批判性分析与“创造性破坏”，发掘源于实践场、饱含生命力、富有时代性的科学教育理论，形成系统的框架与体系。其三，要不断加强关于我国传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整理与研究，激活我国古代教育丰富的教化智慧，通过时代性转化为今所用。

3.创造性转化域外先进经验

当然，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是关起门来搞发展，在全球化日益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任何偏安一隅的发展都将被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淹没，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只能走发展自己、借鉴外来、走向世界的现代化之路。同时，基本的学理研究也不是一味地闭门造车，特别是在教育国际合作不断向纵深推进、世界教育研究全球化浪潮席卷民族国家的当下，与世界教育研究脱轨就意味放弃中国教育学术界的话语权。因此，在强化我国教育本土性、原生性理论研究的同时，需要高瞻远瞩、提前谋划、充分实现与国际教育及其研究对接，特别是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教育接轨，在理性论证、有的放矢学习引进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的国家话语权与影响力，这也是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路子走不通，提升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化水平，需要研究、辨析、借鉴先进的国际化理念、理论进而同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才行。发达的国家与先进的理论都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一是本土性教育理论与世界性先进性教育理论的关系，必须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不可本末倒置、妄自菲薄，要努力尝试构建“域外为推、本土为拉”的推拉综合作用的理论模式。二是吸收外来与提升自我的关系。扩大中西方教育交流，充分吸收、利用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经验，加强我国教育制度性、学术性话语权，提升教育研究影响力。三是“移植”和“转化”的关系。任何科学、先进的教育理论都是一定国情、社情与民情的产物，先进不意味着合适，重视域外教育研究也不意味着不加辨别地全盘照搬，而是需要基于我国教育发展现实与既有理论框架实现创造性转化，只有充分具备中国教育基因的理论才能真正丰富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