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文化和神经症
即使对最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医生来说，每次个案分析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在每一位患者身上，他都会发现自己正在面临着之前没有遇到过的困难，难以识别且难以解释的态度，以及那些无法一下子就看透的反应。回顾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描述过的神经症性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其中涉及的复杂因素，这种多样性就不足为奇了。个体在遗传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其一生中经历和体验的多样性，尤其是童年期经验的差异，致使这些因素所涉及的结构产生了无限丰富的多样性。
但是，正如我们最初就指出的那样，尽管存在这些个体差异，但导致神经症产生的决定性冲突却始终都是一样的。总体来说，这些冲突是我们文化中的正常人也会遭遇到的。老生常谈的是，对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进行明确的区分是不可能的，但再次重申仍是非常有用。许多读者，在其自身经历中识别出了他所遭遇到的种种冲突和态度，就可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到底是不是也患有神经症？最有效的评判标准就是：个人是否将其冲突感受视作一种障碍，他是否能够正视并直接解决好这些冲突。
当认识到，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受到与正常人相同的潜在冲突的驱使，只不过在正常人身上这种冲突的驱动程度较小，我们就不得不需要再次面对最初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哪些条件导致了这一结果，即使得神经症的产生恰好是围绕着这些特定冲突，而不是其他冲突。
弗洛伊德对这一问题仅做了有限的思考，其生物导向的反面就是缺乏社会学倾向。因此，他倾向于将社会现象归结为心理因素，同时又将心理因素归结为生物性因素（力比多理论）。这一倾向使得精神分析作家相信，例如：战争是由于死亡本能的作用所致，我们现在的经济系统根植于肛欲驱力，机械时代没有在两千年前出现，其原因要从那个时期的自恋倾向中去寻找。
弗洛伊德并没有将文化看成是复杂社会过程的产物，而将其视为生物性驱力的产物，这些生物性驱力被压抑或升华，其结果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种行为反应。这些驱力被压抑得越彻底，文化的发展程度就越高。由于升华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始冲动被强烈地压抑而没有升华，就会导致神经症的产生。所以，文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必然意味着神经症的产生——神经症是人类为了让文化得以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隐藏于这一串思维线索后面具有暗示性的假设，是相信生物性决定的人类本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相信口唇、肛门、生殖器以及攻击性的驱力，以大致同等程度的量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就像文化间的差异一样，不同个体之间形成的性格差异，也都是由于压抑需求的强度不同造成的，额外的限制条件是，压抑以不同的程度影响着不同种类的驱力。
历史的和人类学的发现，并不支持文化的发展高度，与性和攻击驱力的压抑程度有直接关系这种观点。这一错误主要在于，它假设的是一种量的关系而不是质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压抑的量和文化的量之间的关系，而是个体冲突的性质和文化困境的性质之间的关系。不能忽视量的因素，但只有在整体结构的范围内才能评估这种量化因素。
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固有的典型困境，这些困境形成内心冲突能够反映在每个人的生命中，不断积累可能会导致神经症的形成。由于我不是社会学家，我只能简略指出那些与神经症和文化问题有关的主要趋势。
从经济角度而言，现代文明是建立在个体竞争原则之上的。独立的个体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体进行斗争，不得不超越他们。通常而言，还必须将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种情境的心理后果就是在个体之间形成了一种普遍敌意的增强，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真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在同一个职业群体中，这种情况非常明显，不论他们多么努力地追求公平，并努力用彬彬有礼的体贴来将这一点进行掩饰。但是，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竞争伴随着潜在的敌意，存在于所有人类关系之中。竞争是社会关系的一个主导因素，它渗透到男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的关系中。竞争的焦点不论是风度、能力、吸引力或是其他社会价值，都会对可靠的友谊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样，就像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它也会扰乱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伴侣的选择上，还表现在与伴侣争夺优势地位的整个斗争之中。竞争在校园生活中也很普遍，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到了家庭之中，孩子从一开始就被注射了某种“病毒”。父子、母女、子女之间的竞争并不是普遍的人类现象，而是对受文化条件限制的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发现家庭中的竞争作用是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他用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以及其他假设对这种竞争进行了描述。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这种竞争本身并不是由生物性所决定的，而是特定文化条件下的产物。进一步来讲，家庭环境并不是激发竞争的唯一因素，竞争性刺激因素从个体出生到死亡、从摇篮到坟墓，都在积极活跃地发挥着作用。
个体间潜在的敌对性紧张导致了恐惧不断产生——对其他人潜在敌意的恐惧，这种恐惧会因为害怕其他人报复自己的敌意而得到增强。在正常人中，恐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失败的可能性。对失败的恐惧具有现实性，因为，通常而言，失败的可能性比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还因为在一个竞争性社会中，失败对需要的满足会产生实际的阻碍。失败不仅意味着经济方面的不安全，还意味着失去声望以及所有情绪方面都遭受挫折打击。
成功如此令人着迷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对我们自尊心的影响。不仅他人会依据我们取得的成功程度来对我们进行评价，而且，不论是否愿意，我们都会依照同样的模式进行自我评价。根据现存的意识形态，成功源自于我们自身内在的优势，或者用宗教的术语来说，是一种可见的上帝恩赐；在现实中，成功依赖于一些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幸运的环境、狂妄的冒险等因素。无论如何，在现有的意识形态压力下，即使是最正常的人都会被迫感到：一旦成功，他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如果失败了，他就毫无价值。不用说，这为自尊心提供了一个不可靠的基础。
所有这些因素——竞争及与同胞的敌意、恐惧、降低的自尊心，共同在心理层面上，使得个体感到孤独。即使他与其他人有许多联系，即使他婚姻美满，他在情感上还是孤独的。每个人都很难忍耐情感上的孤独，但是，如果这种孤独感与担心忧虑以及对自己的不自信相吻合，它就成一场灾难。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人身上，正是这种情况，激发了以爱作为补偿的强烈需要。获得爱使他感到不那么孤独，受到的敌意威胁减少，自我的不确定性也降低了。爱等同于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爱的价值被高估了。它成了一个幻影（像成功一样），让人产生了它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觉。爱本身并不是一种幻象，虽然在我们的文化中，它通常是一种用来满足与爱完全无关的各种愿望的掩饰，但由于我们期望获得的爱比我们实际能够获得的要高得多得多，所以它形成了一种幻象。这种意识形态对爱的过分强调，掩盖了我们对爱产生过度需要的那些因素。因此，个体，这里所说的也包括正常人，就陷入了一种困境，即对爱的大量需求，又发现难以获得足够的爱这样一个两难境地。
迄今为止，这种情境为神经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影响正常人的文化因素对神经症患者也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只不过同样的后果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更加严重。在正常人身上，这些文化因素导致他们形成不稳定的自尊心、潜在的敌意，担心恐惧、带有敌意和恐惧的竞争心、对和谐人际关系的强烈需要；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后果则表现为被粉碎的自尊心、毁灭性、焦虑和破坏性冲动愈来愈强的竞争心理，以及对爱的过度需求。
如果我们还记得，每种神经症都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倾向，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难道不存在某些相同的矛盾，它们构成了典型的神经症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研究和描述这些文化矛盾是社会学家的工作，对我而言，只要对这些主要的矛盾倾向进行简单描述就足够了。
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矛盾，是竞争和成功，与手足之爱和谦卑两者间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鞭策我们走向成功，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信心十足，还要富有攻击性，才能够将其他人从这条路上推开，不挡路。另一方面，我们被深深地灌输了基督教的观念，只考虑自己是自私的，我们要谦逊、顺从。对于这种矛盾，在常规范围内只有两种解决方式：重视其中的一种追求而抛弃另一种追求，或是两个都重视，结果就是，个体在这两个方向上都会产生强烈的压抑。
第二个矛盾，是我们各种需要所受到的刺激，与满足这些需要方面我们遭受的实际挫折之间的冲突。出于经济因素考量，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的需要不断地受到诸如“炫耀性消费”“跟他人看齐”等广告宣传的刺激。但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对这些需要的实际满足是受到制约的。由此，个体所产生的心理后果，就是在他的欲望和现实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
另一个矛盾存在于其宣称的自由和实际限制之间。社会告诉个体他是自由的、独立的，能够按照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生活；“生活的伟大竞技”正在向他敞开，如果他有能力并精力充沛，那他就能获得想要的一切。现实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所有的可能性都是有限的。人们平时开玩笑说的“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可以很好地推广到生活中，我们无法选择职业和成功，选择娱乐方式，选择配偶。结果导致，个体在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无限权力和无助感之间摇摆。
这些根植于我们文化中的矛盾，恰恰就是神经症患者拼命想要调和的冲突：他的攻击性和顺从倾向之间的冲突，他的过度需求与害怕一无所获的恐惧之间的冲突，他对自我扩张的追求与无助感之间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上，他与正常人只有量上的差异。但是，正常人能够在不损害其人格的情况下处理好这些困难；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冲突异常强烈，以至于不存在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
那些可能成为神经症患者的人，似乎是在以一种过于强烈的方式体验到由文化所决定的这些困境；且往往是以童年经历为媒介，所以，他们要么无法解决这些困境，要么解决困境的方式就是付出人格上的巨大代价。因此，我们不妨将神经症患者称为我们当今文化中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