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述评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萌芽出现于18世纪末，在20世纪30—40年代大背景下酝酿发展，形成于20世纪50—70年代。通常认为，区域经济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约翰．杜能（Johann Thunen）的区位理论，杜能最早观察到运输费用对农业区位的影响。阿尔特．韦伯（Alter Weber）继承了杜能的思想，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工业区位理论的经济学家。韦伯之后，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首倡以城市聚落为中心研究市场的空间网络结构，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和补充区等级六边形模型。A．廖什（A.Locsh）从需求出发，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对克里斯塔勒的理论进一步补充，阐述了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均衡观点的市场区位模型。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区域均衡增长理论无法有效解释现实中的区域发展差异，出于对区域均衡增长理论的质疑，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兴起。基于现有资源的稀缺性，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指出区域均衡增长的不可行性，强调应有序着重发展重点地区和重点产业，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理论是在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争论过程中形成的。^[1]与新古典的均衡趋势和趋同倾向观点相反，极化理论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和趋异倾向的观点。

（一）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是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体系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的流派。20世纪50年代，法国区域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在《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1950）和《略论增长极概念》（1955）等论著中，针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均衡增长观点，最早提出了以增长极为标志、以不平等动力学为基础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佩鲁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2]

需要注意的是，佩鲁的增长极概念是一个纯经济概念，与地理空间无关，其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而非普通的地理空间。佩鲁将经济空间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作为计划或政策运用的经济空间，第二种是统计上匀质整体的经济空间，第三种是受力场或增长中心的经济空间。其中，作为受力场或增长中心的经济空间与增长极概念关系最为密切，是增长极的出发点，“由若干中心（或极、焦点）所组成。各种离心力或向心力分别指向或发自这些中心。每一个中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拥有一定的场，并与其他中心的场相互交汇”^[3]。从作为受力场或增长中心的经济空间入手，佩鲁论述了增长极理论的核心思想：在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一些区域聚集，从而导致资本与技术的高度集中，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自身增长速度加快，形成对周围区域产生辐射推动作用的增长极，通过增长极地区的领先增长，带动周围区域的共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佩鲁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用该理论来说明增长极形成的条件。^[4]佩鲁认为，增长极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必须存在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人才，二是需要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环境，三是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另外，产业间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理论在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它与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一起，构成了佩鲁增长极理论的两大基石。^[5]

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布德维尔（Jacque Boudeville）在《区域经济规划问题》（1957）和《国土整治和发展极》（1972）等论著中，重新探讨了空间的含义，拓展了佩鲁的理论，将其从抽象的经济空间转换为具体的地理空间，强调增长极的空间特征。布德维尔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括了与一定地理范围相联系的经济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还包括经济现象的地域结构关系。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尤其是增长极的空间结构，决定了发展阶段上的经济空间模式。^[6]由于外部经济和集聚效应，造成作为增长极的工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分布，并与现存的城市结合在一起。^[7]在此基础上，布德维尔提出了“区域增长极”的概念，指出增长极是在城市区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增长极将作为以拥有推进型产业复合体的城市出现，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发展。^[8]这样，增长极就和现有的城市体系紧密结合，抽象的经济空间转变为可操作的区域模式。

（二）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理论

增长极理论认识到经济发展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但其增长极概念模糊，过分强调增长极的正面效应，而忽视了增长极对其他地区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9]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 G．缪尔达尔（G.Myrdal）在《进退维谷的美国：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中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在《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1957）和《亚洲戏剧：各国贫穷问题考察》（1968）中使用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来说明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双重作用和影响。他认为，一个地区的发展速度一旦超过了平均发展速度，与那些发展缓慢的地区相比，它就可以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进一步遏制困难地区的发展，使不发达地区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越积累越多。^[10]

缪尔达尔不赞同新古典主义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只有采用动态的非均衡分析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发展问题。^[11]在缪尔达尔看来，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非均衡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会使得发展快的区域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区域发展则更慢，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这种循环累积因果将会发生在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以及区际贸易上，使得资本、劳动、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产生极化效应。缪尔达尔用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来概括这一负面或不利影响。他认为，非经济的因素在不平衡积累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许多贫困的国家中，内在的封建性和其他不平等制度，以及通过剥夺穷人谋求致富的强权结构，会使导向不平等状态的自然过程不断持续和扩大。^[12]作为回流效应的对立物，扩展效应（spread effect）起到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有利影响，其中包括市场、技术、信息等先进生产要素的扩散。这些生产要素通过与回流效应相同的循环累积因果的方式，抵消回流效应对欠发达地区产生的负面作用。随着与发达地区的距离越来越远，扩散效应也逐渐减弱。

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是趋向均衡还是极化，就在于回流效应占优还是扩散效应占优。缪尔达尔认为，两种效应的相对比重取决于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水平、文化教育水平、企业发展潜力等因素，这些因素同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对于那些穷国和落后地区而言，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倾向于增加而不是缩小区域间的差异。^[13]

（三）不均衡增长理论

针对增长极理论上的缺陷，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1958）中提出了与缪尔达尔类似的观点。赫希曼用极化效应（polarized effect）和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来概括区域间相对立的相互作用关系。^[14]极化效应是指，由于增长极的主导产业发展，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使周围地区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转移到增长及地区，使得核心地区与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涓滴效应是指，由于增长及地区的快速发展，通过产品、技术、资本、人才的流动，对其他地区产生促进带动作用，提高其他地区的就业机会、消费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引发周围地区的技术进步，从而促进周围地区的发展。^[15]尽管两种效应会同时起作用，但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占支配地位，极化发展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尤其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然而从长期来看，发达地区会产生聚集不经济，从而驱使产业向周围地区扩散。政府将采取措施来干预不平衡增长过程，从而使得涓滴效应将超过极化效应。

赫希曼进而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利用联系效应来解释不平衡增长，以反驳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平衡发展理论。联系效应分为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赫希曼认为，凡是有联系效应的产业，不论是前向联系还是后向联系，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展而产生引致投资，从而促进前向和后向部门的发展，同时也推动本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增长。赫希曼主张，紧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够，需要政府的必要干预。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必须将一部分产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以这部分产业为基础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根据联系效应，政府应选择联系效应比较大的产业优先发展。然而，当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地区之间需要协调，政府必须对市场体系进行有效干预，使其保持相对的均衡。不平衡增长理论阐释了经济发展初期实行非均衡增长的必要性和意义，对于一国从总体上确定产业部门优先发展次序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和有效政策工具，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了一条不同于均衡发展的路线。

（四）中心—外围理论

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在《区域发展政策》（1966）中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的基本思想，并在《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1972）中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弗里德曼认为，区域发展是通过一个不连续的、逐步积累的创新过程来实现的，而发展通常起源于区域内少数的“变革中心”，创新由这些中心向周围地区扩散，周围地区依附于中心而获得发展，发展本身包含着极化过程。这些根本的革新只在相对数量较小的城市地区形成，这些区域就是中心区域，剩下的所有地区都是依附性的外围区域，它们依赖中心区域，其发展取决于中心区域的制度。^[16]

不同以往的理论，弗里德曼认为仅仅从经济的角度阐述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将社会、政治因素引入模型作出更全面的解释。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中心区域之所以能对外围区域施加影响，除了创新活动活跃之外，还具有使外围区域服从和依附的权威和权力，这种权力可以归结为优势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联动效应和生产效应六种自身强化的反馈效应。^[17]然而，中心对外围的优势并非长期保持不变。政治与经济权力不平衡，区域间文化信息不对称，投资和资源配置不均匀，这些都会使中心和外围之间在文化、心理、政治等方面的矛盾尖锐化。此时，只有加速中心区域的扩展效应，并削减外围区域对中心区域的依赖才能得以缓和。最终，随着市场的扩展、交通和通信设施的改善以及城市规模的拓展，中心区出现外部不经济现象，逐渐转向外围区域发展，从而中心区与外围区将变得模糊，区域之间的差异将缩小。

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通过强调社会过程，把极化理论观点发展成为社会转变理论，超越了经济关系，将区域发展视作是一个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过程。

（五）倒 U 形曲线模型

上述非均衡的极化理论都是运用演绎或者归纳方法，通过抽象的思考得出结论，并没有得到经验上的支持。直到倒 U 形曲线的出现，才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实证材料。^[18]

倒U 形曲线假说由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1955年研究收入分配差别时首次提出，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别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类似于一个倒写的 U 字。^[19]美国经济学家 J．威廉姆逊（J.Williamson）在《区域不平等与国家发展过程》（1965）中，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 形曲线应用到分析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的关系，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 形曲线理论。威廉姆逊根据20世纪50年代24个国家有关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域间的差异会扩大，倾向于不平衡增长，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区域间的不平衡程度将趋向稳定，当达到成熟阶段，区域间的增长差异将逐渐缩小，倾向均衡增长。^[20]

威廉姆逊的研究结果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相互关系，调和了区域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的对立观点，说明了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强弱关系，以及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的影响力大小，并提示要根据国家和地区发展阶段的不同提供相匹配的区域发展策略。

二、梯度转移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弗农（Vornon,1966）等人的产品生命周期论基础上，区域经济学家克鲁默（Krumme）、海特（Hayor）等人探讨工业产品生产的过程以及相关的地区扩散特征，将工业生产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区域经济学，创立了区域发展梯度转移理论。20世纪80年代，梯度转移理论引入中国之后，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关于梯度转移理论的激烈争论，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梯度转移理论的主要内容

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客观上存在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区域梯度差异，并且存在产业与技术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扩散与转移的趋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盛衰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的优劣，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该地区主导专业化部门在产品生命周期循环中所处的发展阶段。一个地区究竟属于哪个梯度层次，主要由该地区的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如果一个地区的主导专业化产业处于创新阶段或发展阶段，则被列为高梯度地区；如果一个地区的主导专业化产业多处于成熟阶段后期或衰退阶段，则该地区被列为低梯度地区。高梯度地区具备的有利条件较多，创新活动大多起源于该地区，而且会随产品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21]

区域梯度转移的方式有局部扩散和大范围扩散两种形式。局部扩散中，创新活动由处于高梯度地区的发源地向经济联系紧密的邻近地区转移，决定转移去向的关键是距离远近；大范围扩散中，创新活动由高梯度发源地向广泛区域扩散，此时决定转移去向的是接受创新能力的强弱。之所以产生这种有序的梯度转移，是由于创新阶段的工业部门大都在少数实力强的大城市，随着产业的发展，作为高梯度发达地区有产业调整的需要，低梯度的落后地区逐渐具备生产和市场条件，接受产业转移对其本身发展也利多弊少。

区域梯度转移的快慢与程度受到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三种力量的影响。极化效应会使生产向优势突出的高梯度地区集聚，导致梯度差扩大；扩散效应会促进低梯度地区的发展，减少梯度差；而回流效应则会遏制低梯度地区的发展，从而扩大梯度差。^[22]

2．关于梯度转移理论的争论

梯度转移理论肯定了区域经济发展中因差异的存在而形成不同梯度的客观状况，揭示了梯度转移的必然性及其形式。然而，有些学者认为梯度转移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在理论与中国实践对接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诸如梯度确定指标的单一简单化，梯度转移只限于宏观层面而忽视了中微观层面，三大地带的划分过于粗略以及梯度转移方向的机械化等缺点。针对上述问题，反梯度转移理论认为，转移并不一定按梯度的三个等级顺次进行，当一种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的初期，即使是低梯度地区也会与高梯度地区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反梯度转移理论主张，资源丰富的落后地区可以依靠其资源优势，从国际上引进资金和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必依赖国内高梯度地区转移产业和技术。落后地区的不足部分，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和优惠措施予以弥补，推动新产业的兴起，并由此帮助低梯度地区转变为高梯度地区。因此，高、低梯度不是永恒不变的。^[23]

另外，由于历史、现实和潜在的诸多原因，产生区域竞争力和区域环境的区位差异以及区位引力场现象，导致区域梯度转移不能循序进行，从而会出现梯度转移粘性。^[24]造成区域梯度转移粘性的因素主要有生产要素的区位引力场、沉没成本、产业群的生产协作网络、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与容量、技术消化能力以及信息传导与思想意识等。

三、区域产业结构理论

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与区域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并相互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对其他区域产生影响。早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注意到了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随后 A．费希尔（Fisher）、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库兹涅茨、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1．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

产业结构转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内容，有着一般的共性。受配第的启发，根据费希尔提出的三次产业划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论著中，通过对四十多个国家不同时期三次产业的实证研究与比较，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将会增加，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25]

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研究的基础上，从国民收入的角度论证了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他发现，在工业化初始阶段，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相应提高，且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一、第三产业，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随后第二产业比重上升至最高，比重保持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经历一个倒 U形变化。^[26]

钱纳里通过对34个准工业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一般会规律性地经过三个时期六个阶段，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向更高一级的阶段跃进都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化来推动。从第一阶段传统社会的农业为主，通过工业化结构转变逐步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直至第六阶段的现代化社会，第三产业开始分化，智能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从服务业分离出来并占主导地位。^[27]

2．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

导致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包括技术创新、需求结构、区域贸易、区域政策等。从长期来看，区域产业结构演变是由技术创新与传播决定的。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传播会导致区域产业结构一系列的变化。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直接原因。需求结构有多种，除个人消费需求结构外，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的比例、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比例以及投资需求结构的变动都会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区域贸易结构是导致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资本、技术、人员与商品的区际流动无论对输入区域还是输出区域的产业结构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而区域产业政策则会直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区域政策通过鼓励或抑制某一产业在特定区域的发展，或者通过间接诱导生产要素流向特定区域的特定产业，可以起到改组区域产业结构的效应。

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劣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差异直接引致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合理高效的区域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区域产业结构理论为不断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从而获得持续的区域经济发展动力提供了理论基础。

[1]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5页。

[2] 〔法〕佩鲁：“略论增长极概念”，《应用经济学》，1955年，第8页。

[3] Perroux, F., “Economic Space:Theory and Applic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0,64, pp.89—104.

[4]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350页。

[5] Hermansen, T., “Development Poles and Related Theories: A Synoptic Review”, in N.M. Hansen, ed., Growth Center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2.

[6]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6页。

[7] Boudeville, J.R..Problem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姚士谋等：《区域与城市发展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9] 施祖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10] 白永秀、任保平：“区域经济理论的演化及其发展趋势”，《经济评论》，2007年第1期，第124—130页。

[11]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352页。

[12] Myrdal, G.,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London:Duckworth,1957, p.40.

[13] Myrdal, G.,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London:Duckworth,1957, p.44.

[14] Hirschman, A.,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15] 施祖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16] Friedman, J., “A General Theory of Polarized Development”, in N.M.Hansen, ed., Growth Center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2.

[17]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0页。

[18]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1页。

[19]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 45（1）, pp.1—28.

[20] Williamson, J.G.,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A Description of the Patter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5,13, pp.3—45.

[21] 李国平，许扬：“梯度理论的发展及其意义”，《经济学家》，2002年第4期，第69—75页。

[22]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34页。

[23] 孙翠兰：“梯度理论及其在我国中部崛起战略实践中的综合应用”，《晋阳学刊》，2006年第3期，第54—57页。

[24] 魏敏、李国平等：“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梯度推移粘性研究”，《经济地理》，2005年，第1期。

[25] Clark, C.,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London:Macmillan,1951.

[26] 〔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额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27] 〔美〕钱纳里：《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朱东海、黄钟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