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洋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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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中期海禁与宁波双屿国际走私贸易港的崛起

作为朝贡贸易的补充,中日私人海上贸易也一直同时存在。日本贡舶在抵达宁波港之前,通常会在舟山一带岛屿稍作停留,以便与中国私商进行交易。在贡舶进入宁波后,日本商人常常会在宁波与北京往返途中进行违规交易。这种不被官方认可的交易方式,使得日本商人经常会因为中国商人推迟偿付货款而无法按期归国,而且这种情况并非个案。[明]朱纨撰:《甓余杂集》卷2《章疏一·哨报夷船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5页。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明政府以为祸起于市舶,于是对朝贡贸易的限制更为严厉,历时100余年的贸易体制已经名存实亡,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原本就对官方贸易体制不满的中国商人以走私的形式控制了中国商品的输出。同时,因为官方贸易渠道阻塞而无缘与中国贸易的日本商人,也开始加入正在兴起的走私贸易中来。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的小规模贸易船队开始沿中国海岸扩大接触,而中国商人建立了接待他们的靠近海岸的贸易中心,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宁波外海的双屿国际走私贸易港。(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4页。

双屿港是因双屿洋而得名的港口。作为进出宁波甬江的必经航道,双屿港既便于与宁波内陆的交易,同时悬居海上,容易躲避官兵的追剿,正是从事走私贸易的好地方。双屿国际走私贸易港的形成是中国商人与葡萄牙等外国商人合作的产物,是应对国家厉行海禁压力下的无奈选择。最初的双屿港只是宁波与福建走私海商交易的众多外海港湾中的一个,但随着葡萄牙人的加入,双屿港开始向国际走私贸易港转型。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开始向亚洲扩张。嘉靖元年(1522)的“西草湾之战”使葡萄牙打开与中国官方贸易渠道的尝试失败。但由于对华贸易的高额利润,他们把注意力转向更北面的沿海省份福建和浙江。(英)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序言第4页。而两省地方官员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还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量,在初期都默许了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嘉靖五年(1526),在闽人邓獠的引导下,葡萄牙海商来到宁波外海的双屿港从事走私贸易。以此为契机,中国海上走私贸易的重心开始向浙东沿海转移,双屿港随之在众多海商私泊锚地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中国、日本、葡萄牙和南海诸国走私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及东亚最重要的私人海上贸易基地。王慕民著:《海禁抑商与嘉靖“倭乱”——明代浙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119页。1543年8月,葡萄牙人在王直的引导下,直接与日本开展贸易。(美)赫尔·特列斯著、(日)北村勇译:《中世近世日欧交涉史》(上册),东京:现代思潮社,1981年版,第26页。此后,葡萄牙人经过双屿港与日本商人的贸易活动日渐增多,每年葡萄牙商人都要从双屿港前往日本萨摩、大隅、丰后、日向、平户等港贸易。郑彭年著:《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嘉靖二十六年(1547),胡霖招引日本商人前来双屿港,其后林剪等亦从马来半岛的彭亨将70多艘商船领到双屿港。至此,以浙东双屿港为主要中转基地的中、日、欧三角贸易圈初步形成。欧洲的银币、葡萄酒,东南亚的胡椒、香料,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日本的银、铜,都在此处交汇流通,商品贸易的品种、数量增加,质量提升。这在浙江乃至中国贸易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斯波义信所言,“在16世纪,宁波作为一个南方货物地区转运中心的作用变得愈来愈重要了”(日)斯波义信:《宁波及其腹地》, (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