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初朝贡贸易与宁波专通日本港口地位的确立

宁波港与日本的海上贸易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众多日本遣唐使前来中国学习，其间也夹杂商人的贸易活动。宋代以后，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大量出产商品通过宁波港销往世界各地，日本则是一个重要的输出地。同时，各种日本产品也经由宁波港登陆销往全国各地。可以说，宁波港的地理位置及经济腹地优势使其成为对日贸易中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而宁波作为唯一且专通日本贸易港口地位的确立，却是在明朝初期，这与明政府实行朝贡贸易政策有直接关系。

宋元时期，政府实施积极的海洋政策，使中国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繁荣，而地处中国东部的浙江宁波港也由此确立了东方外贸大港的地位，海外贸易达到鼎盛时期。与宋元不同，明朝立国之初就面临严峻的东南海疆安定问题。受元末江浙地方势力与高丽的交通结盟以及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侵扰等的影响，明朝初期的海洋政策由开放进取转为保守退缩。与海禁政策相对应的是国家主导的朝贡贸易政策，即政府在严格禁止私人海上贸易的同时，以政府的名义进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而作为朝贡贸易制度的具体执行机构，浙江宁波市舶司也在宁波的官方对外贸易中起主导作用。

这一时期的中日朝贡贸易，是以日方携带贸易产品前来中国“朝贡”的形式进行的。初期贸易船队由幕府直接经营，其后又加入其他地方势力，但勘合的保管和发放权仍在幕府手中。到后期，贸易则演变成大名垄断、商人承包经营的形式，勘合逐渐由大名掌握。日本贸易船队前期多从兵库出发，经过濑户内海，在博多暂停，或直接从博多出发，驶到肥前的五岛一带，等候春汛或秋汛，然后横渡中国东海，直驶宁波。如顺风，五天五夜便可到中国的普陀山；若不顺风，半个月也可抵达宁波。尽管其后日本开通了新的“南海路”前往中国，但目的地都是宁波港。偶有在海上偏离航线于中国其他沿海城市登陆的日本船只，最终都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前往宁波进行报关交易。其携带的贸易产品，除部分由政府以市价收购外，其余则在浙江宁波市舶司的监管下，在宁波港或北京会同馆与中国商人交易。这种特殊的贸易方式使得中日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互通有无，并奠定了宁波港专通日本贸易大港的特殊地位。不过，随着宣德年间朝贡贸易的衰落，朝贡贸易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朝贡贸易的衰落与海上贸易的高额利润形成极大反差，在政府主导的贸易行为日渐衰落时，私人海上贸易的崛起就成为必然，而这对宁波港口地位转型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