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典向近代的转型——清末时期的高等教育课程体系（1862—1911年）
清末，面对维艰的时局，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等都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教育制度和经验，倡导新式教育、举办大学堂成为重要的政治诉求和改革举措。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下，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开始向近代化转型。
一、京师同文馆课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鸦片战争之后，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官员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发起了洋务运动，以器用层面的学习为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兴办新式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举措。1862年8月20日，恭亲王奕等在《奏请设立同文馆折》中指出，“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请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清朝设京师同文馆，以适应与各国谈判外交和洋务的需要。
在课程设置方面，京师同文馆课程以学习外国语言和汉语为主，设英、法、俄、德四馆，以认、写、解、译为教学内容，旨在精熟四国语言，同时设数学、天文、化学、地理、各国法律等现代课程。同文馆学制总计十三年，每学年都有不同课程任务，包括前八年和后五年两个阶段。在前八年中，第一、第二学年主要研修外国语言基础，练习文法、翻译词句；第三学年学习各国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以对各国有全面了解，并进行一些翻译训练；第四学年到第八学年，则在掌握该国语言的基础上学习代数、几何、微积分、化学、航海和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等其他实用学科知识。在后五年中，课程还是上述学科，内容是数学、化学、天文、地理等各学科的更深层面的知识。根据1876年公布的课程表，京师同文馆虽以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为主，但课程设置却是很全面的，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近代学校课程体系的雏形，其主要特点是：（1）京师同文馆在课程设置上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课程理念，既设置了大量来自西方的近代课程，又设有中国传统学问，在课程表中规定“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2）课程体系较完备，既有外语和汉文经学课程，也有数学、化学等现代科学课程，课程设置较为完备。（3）课程学习分阶段，在课程内容上有深度、难度上的阶梯差异。
以京师同文馆为代表的清末新式学堂成为洋务派的人才储备库。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了京师大学堂。
二、京师大学堂课程——中西会通
京师大学堂是在维新派教育改革思潮的推动影响下产生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维新派发起维新运动，开始探索制度的变革，认为改革旧式教育、兴办学校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变法的成败。同文馆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虽开设了大量西方近代学科课程，培养了各类人才，但其主要还是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并不能完全满足维新派改革的需要。于是，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同年8月，孙家鼐上奏《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陈述了筹议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大概情况和缘由；1898年7月，京师大学堂成立，梁启超、康有为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拟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大学堂的总纲、课程、学生入学、学成出身、教习、经费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指出功课为学堂的第一要务，因为“功课之完善与否，实学生成就所攸关”，强调中西会通，将课程目标设置为“培植非常之才”；较之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培养之人才不仅仅可以用于翻译外交，而且在各个方面都要有所见长以备启用；大学堂学成毕业相当于进士出身。因此，京师大学堂的课程除语言文字学类之外，设有溥通学、专门学两大类，溥通学相当于基础课，专门学则类似专业课（见表2-1）。
表2-1 京师大学堂课程种类
溥通学是全体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共分10门课程，全部采用上海编译局的教材，只有3年之内全部修完才可以拿到相应文凭。专门学也分10门，“溥通学卒业后”，每个学生各选1门或2门专门学。除此之外，还有5种语言文字学，学生可任选一种，与溥通学一并学习。与京师同文馆的课程相比，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更加注重中学与西学的比重，强调知识的全面性，同时也更加注重本国知识和外国知识的互补和衔接，其主要特点是：（1）“中西并重，观其会通”的课程实践。《京师大学堂章程》明确指出“近年各省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因此，学堂所设课程的原则是“中西兼习”，不能偏废，“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1]。（2）重视教材编订。上海设编译局吸纳中西通才为大学堂编订中西教材，中学教材要求“荟萃经子史之精要，及与时务相关者编成之”，西学教材则“译西人学堂所用之书，加以润色”[2]；教材成为定本以后，颁行各省学堂以开民智。（3）重视教师的选聘。京师同文馆与北洋大学堂等多以西方人为总教习，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则中西并重，因此必选学贯中西者为总教习。（4）表率作用。京师大学堂位于北京这一首善之区，课程理念、课程设置、教材等一切章程功课都是各省学堂的表率，“务使脉络贯注，纲举目张”[3]。
三、分科大学堂课程——分科课程[4]
1900年之后，为了挽救时局，清末统治者不得不实行新政，向西方学习，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作为新政之一，清政府于1904年1月13日颁布施行《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包括各类章程22件，其中，《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是高等教育阶段的章程之一，该章程指出在大学堂内设通儒院（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以及8个分科大学堂，教授各科理法，京师大学堂必须8科齐备，各省大学堂则至少设3科。
分科大学堂的8个学科统系（见表2-2）分别下设具体学门（科目），除政法科和医科是四年制，其他均为三年制，且在每学年中，每学门都规定了主课、相应的教学大纲以及教学内容和教材等，如经学科大学下的“周易”学门，总计11门主课，包括周易学研究法、尔雅学、说文学、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经部易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中外教育史、外国科学史、中外地理学、世界史、外国语文等，其中，周易学研究法是主课中的基础课程，和外国语文同为课时最多的课程，每周为6个学时；可见，这是一个中西融合的课程体系。
表2-2 分科大学堂学科统系表
综观《奏定学堂章程》中分科大学堂的课程设置，从学科对比来看，最大的特色在于突出经学的地位，将其与文学科分离，且位列众学科之首。经学科大学囊括中华文化经典，以儒学传统为脉络，设置了周易学、尚书学、毛诗学、春秋左传学等11个门类，强化了经学引领各科学术的至尊地位。由此可见，对于主政者而言，经学仍是立国之本，因此，尽力维护经学的传统地位，成为贯穿整个课程体系的主线，其整个学时共237个。文学科大学含中外文史门类，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外交融，所以其课程课时数量较多，3年总计468个学时。课程设置中，工科大学也是一个重点，不仅门类多，而且课时数量最多，为822个学时，其中涉及土木、机器、造船、造兵器、电气、建筑、火药、采矿及冶金等门类，它们皆为来自日本或西方的近代学科课程，反映当时的育才理念已经开始从文科向工科倾斜，体现了主政者“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
除分科大学堂之外，京师大学堂还内设通儒院，通儒院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分科大学毕业生经教员会议呈总监核定，非分科大学毕业生经教员会议选定呈总监考验合格，才可进入通儒院研究学术。第一，通儒院为研究各科精深意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名用为成效”；第二，就修学年限而言，规定以五年为限；第三，就培养方式而言，通儒院学员归分科大学堂学科教员指导，无指定门类与课程，规定“不上堂，不计时刻”，“但在斋舍研究，随时请业请益，无讲堂功课”，类似于现代大学以自主学习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方式；第四，就日常管理而言，规定每年年终由本科教员会议审查研究情形和成绩，如成绩不合格或品行不端则勒令退学；第五，就毕业而言，规定“能发明新理，著有成书，能制造新器，足资利用”，由分科大学监督交教员会议“审查合格者”，方能毕业。
《奏定学堂章程》是第一个真正付诸实施的近代学制体系，也是我国近代学校课程体系的奠基石[5]；分科大学堂吸收日本学制中的有益部分，采取分科课程的形式，大量增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方面的课程内容，对我国近代大学课程体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课程设置具有以下主要特点：（1）培养通才的课程理念。《奏定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一节就明确规定大学堂的宗旨是造就通才，因此，课程设置兼顾传统学问与近代科目、中学与西学、理论与应用。（2）在课程设置上主张中西融合与全面向西方学习。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虽也强调中西会通，但到1904年的分科大学堂，课程才真正分科并更加体系化，体现为：首先，文史、政法类课程设置主张中西融合，如周易虽属于传统中国学问，但在主课中却包括中外教育史、外国科学史、中外地理学、世界史、外国语文等5门与外国相关的补助课，选修课程有中国文学、西国史、西国法制史、心理学、辨学（伦理学）、公益学（社会学）等，其中包含大量西方近代学科课程。其次，格致科、农科与工科大学课程体系基本上来自西方近代学科内容。（3）在教学内容上对传统中国学问的学习仍占相当比重，尤其重视经学和理学的学习，如“理学研究法”的教学强调“理学源流”“以群经证理学”“以诸子证理学”“理学盛衰”“周程张朱五子各不相同之处”“理学与经学之关系”“以外国学术证理学”等详细内容。（4）在教学方法上“通用结合”。《奏定学堂章程》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学习要求是通经与实用相结合，如经学的研究法是“通经所以致用，故经学贵乎有用；……求经学之有用，贵乎通”，“研究经学者，务宜将经义推之于实用，此乃群经总义”。（5）出现了课程结构的雏形——主课与随意科目、基础课与补助课。分科大学堂中的课程设置区分了主课与随意科目，这是民国时期大学必修课与选修课的雏形，其中，主课中含补助课，而每一个分科大学堂的不同学门之间，补助课和随意科目是相同的。
四、清末时期高等教育课程发展的特点
清末，为维持岌岌可危的时局，主政者已经从被迫向西方学习转变为主动且有目的、有系统地学习，从器用层面的学习转向制度层面的学习。朝廷以求才为新政的首要任务，而改革学制、兴办新学堂则是其主要举措，从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到《奏定学堂章程》的施行，这一时期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特点是：
（1）兴学校以振国运。如张百熙在《进呈学堂章程折》（1902年）中所言，“为富强致治之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这一时期，“兴学校以振国运”成为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的目标。
（2）学西方以兴学校，中体西用。从《奏定学堂章程》开始，结合中国国情，学西方以兴学校，借鉴西方和日本的有益经验，引进了大量近代学科课程。其中学制主要模仿日本，而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进程方面，学堂虽有官学大臣，但总教习综司学堂功课，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69—1894年任同文馆教员、总教习，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等职。
（3）兴学育才，务求实际。设立学堂是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在课程设置上表现为工科等实业科目课时数量大，对传统学问如经学、理学、史学课程的学习要求通经、经世致用等。
（4）以国粹为本。尤重经学、理学和史学，仍然强调诸经、诸子学说和史学典籍，坚持中华传统文化在课程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相较于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的课程，《癸卯学制》中分科大学的课程体系更完备，内容更详整，涉及学科领域更广，包含了文理工商医等不同行业，且每学科下设门类课程具体翔实，可操作性较强，高等教育课程基本完成了由古典向近代的转变，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6-166.
[5] 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