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保尔·芒图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法国，并由社会主义者恩格斯最早进行了诠释，因此，法国人保尔·芒图（Paul Mantoux）写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名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以下简称《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巧合了。
芒图是法国历史学家，生于1877年，曾在伦敦大学任法国近代史及法制史教授，因此与英国学界有着密切联系。《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初版于1906年，1927年出了修订版，1928年被译为英文。目前通行的中译本是根据1959年重印法文第二版和1961年英译本译出的。必须指出的是，在中文里，“产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常常混用，但指的都是英文“Industrial Revolution”一词，故下文在引述中译本原文时出现的“产业革命”，指的也就是工业革命。
芒图是完全接受工业革命这个概念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开篇即称：“近代大工业是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三十余年中在英国产生的。它的发展，自始就是那么迅速并且造成那么些后果，以致人们能够比之为革命，的确，许多政治革命还不如这么彻底。今天，大工业林立在我们的四周；它的名称似乎可以不需要说明了，因为它能使人想起那么多的熟悉而动人的形象：这就是许多建立在我们城市周围的大工厂、冒着烟的高烟囱及其夜间发出的火焰、机器不停的震动以及成群工人像蚂蚁那样的匆忙。”[1]这段话，实际上复述了恩格斯对工业革命的基本判断，并且提出了“大工业”这个核心概念。《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导言，便围绕着“大工业”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概念辨析。
所谓“大工业”，芒图称：“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具体而言，大工业的特征是：“集中了并且增加了生产资料，以使它的产量加速和增多。它使用机器，因为机器能以绝对准确和莫大速度来完成最复杂或最繁重的工作。要使机器开动起来，大工业就用无生命的动力……为了操纵机器的动作，大工业结集了大量的男工、女工和童工，这些工人各司专门的工作，也就成为错综复杂的机件。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以及越来越多而又有组织的人员便构成了大企业，即真正的工业王国；作为这个巨大活力的动力、作为原因而又作为结果的资本，在人力和机械力的炫耀后面活动；被其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即利润律鼓舞着，这个规律推动它不断地生产以便不断地扩大自己。”[2]这段话点明了工业革命的一些基本特点，包括生产技术的机械化与生产组织的规模扩大化，而这些变化是资本主义积累驱动的结果。资本主义通过大工业“尽可能快地生产无限量的商品”，以至于“达到毁灭性的生产过剩”，导致“整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大市场而已，各国大工业互相争夺的这个大市场犹如一个战场”。同时，资本主义通过大工业影响到财富分配，使生产者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级提供劳动力而别无所有，这个阶级为着一点工资而出卖劳动力和一生的时间。另一阶级则掌握着资本，拥有工厂、原料和机器，利润和股息也归它所有；其为首人物就是工业巨头、大企业领袖，卡莱尔称他们为组织者、统治者和征服者。”于是，大工业缔造了“现代文明所特有的社会制度”：“它和十世纪的封建制度一样是一个完全而紧密的整体。但是，封建制度是军事需要的结果，是那使欧洲陷入野蛮无政府状态中的人类生命受到危险威胁的产物，而现代社会制度则是从聚集在大工业的中心事件周围的纯粹经济原因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3]
芒图对大工业的描绘，显然受到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与阶级分化理论的影响。大工业是工业革命的主体，因此，《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利用大工业这个概念，芒图能够论证工业革命的革命性，因为大工业确实是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新现象。当然，这里的大工业不完全着眼于其规模。芒图承认，大工业这个词定义起来具有困难性。他举了一个例子：“谁也不会想把今日土耳其和波斯的那种地毯制造业列入大工业之中：然而，东方的地毯却销行于全世界。”[4]此外，在工业革命之前，“一些庞大的、投下大量资本和雇用大批人员的工业企业已能利用有利的情况组织起来了。在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在文艺复兴时代或在中世纪末和路易十四时代，都不缺乏有证明力的事例”。[5]因此，芒图所说的大工业，既不能以单纯的产量和市场规模来界定，也不能用单纯的资金规模和人员数量来界定，甚至也不能完全以生产组织的复杂程度来界定。那么，大工业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芒图写道：“我们怎样才能把在经济演进中业已达到如此先进阶段的手工工场同近代大工业区别开来呢？马克思以及大多数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认为大工业的显著的特征就是使用机器。”[6]显而易见的是，芒图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工业革命的历史叙事，将使用机器的大工业视为工业革命的主体，而工业革命本身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近代资本主义的演进是在文艺复兴和发现新大陆的时期开始的，当时商业突然扩张以及货币与财富的增多，改变了西方人民的经济生活。但是，这一演进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生产仍受手工工场制度的支配。接近1760年时，大工业时代才开始。”[7]芒图引述马克思等学者的观点，认为使用机器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机器使手工工场里已经存在的劳动分工被推进到极点，提升了生产力；另一方面，机器代替了比较简单的设备以后，大大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本，又通过使生产大大加速而增加了企业的流动资本，从而“使没有资本的工人愈益不能经营工业”，造就了工厂制度（factory system）这一新的劳动组织。[8]事实上，机器与工厂确实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意象，也是其革命性的具体内涵。
在对大工业进行了界定后，《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三篇：第一篇《产业革命前夕的各种变化》，第二篇《发明和大企业》，第三篇《直接的后果》。很显然，这是一个按时间顺序进行历史书写的框架。第一篇共分三章，分别介绍了旧式工业及其发展、商业的扩张和土地所有权的改变，论述了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背景与条件。第二篇分为四章，论述的是纺织工业中机器的最初使用、工厂、铁和煤，以及蒸汽机，这无疑是工业革命早期进程中最突出的四个方面。第三篇也分为四章，分别为大工业和人口、工业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和工人，以及国家干涉和自由放任，涉及工业革命对阶级关系的影响和英国经济政策的变迁。从经济史书写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框架。
对于工业革命的起源，芒图认为市场是重要的因素：“英国在变为典型的工业国，即变为拥有矿山、制铁厂和纺纱厂的国家以前五十年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大商业国，正如一句名言所云：是个商人的国家。在那里，商业发达走在工业变化的前头，而且，它也许决定着工业的变化。”[9]作为经济学家，芒图对于经济因素是极为敏锐的。他这样解释工业革命初期机器发明的出现：“一种共同的错误在于到处老是把技术发明看作是科学发现的结果，我们从现在起就应防止这种错误。我们决不想否认科学对技术进步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从十九世纪起更是如此。但是，如果人们用心考虑一下，这种进步在十九世纪以前就可分为两个十分不同的阶段。科学仅在第二阶段才出现。第一阶段全靠经验和摸索：经济需要及其所引起的自发努力足以说明这一点。任何技术问题，首先是实用的问题。”以最早出现机械化的纺织工业为例：“我们知道一架织机需要五、六架纺车纺纱。在正常状态下，虽有输入，也还发生几乎经常缺纱的情事。当飞梭使织工工作更加快得多的时候，缺纱就愈益严重了。不仅纱价上涨，而且常常不能在一定时间内买到必要数量的纱。从而织物的交付延迟以致制造商受到很大的损害……平衡绝对需要恢复。必须找到方法来以一种相当于织的速度的速度去生产纱。这种需要愈紧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推进愈快，直至实际的解决方法被发现时为止。”[10]因此，芒图建立了一个工业革命技术变革的理论模型：“一个工业中的各个工序，像是一整个相互依赖并服从同一节奏的行动。某一技术改进万一改变这些工序之一，就会打破共同的节奏。这个系统中可以说产生了不平衡。只要这些变得不平衡的动作没有恢复其一致的时候，整体就仍然不安定而易于变动，变动渐渐合乎规律并使新的生产节奏产生出来。”[11]这个模型主要基于纺织工业的历史，但芒图指出：“机械化的开端，属于纺织工业的历史，它的最后胜利和普遍发展，只有通过冶金工业的发展才能实现。实际上，冶金工业在现代的大工业中占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可以说它占着中心的位置。因为它对大工业提供设备。”[12]至于蒸汽机的意义，芒图如此评述：“蒸汽机的发明这一重大事件，开始了工业革命的最后的、最具有决定性的阶段。蒸汽把那些还压在大工业身上的束缚解放之后，就有可能无限迅速地发展了。事实上，使用蒸汽并不像使用水那样必须取决于位置和当地资源等绝对条件……蒸汽机并不创造大工业。但是，它对大工业却提供了动力，并使自己的发展犹如自己所任意支配的力量一样不可抵抗。最重要的是，它使大工业具有其统一性。”[13]因此，工业革命在技术上始于机械化，而依靠动力革命获得其最终的胜利。技术变革带来了生产组织的变革，芒图写道：“工厂制度倒是机械化的必然结果。一套由若干相依成分所组成的、带有一个总动力的设备，只能安设在一个地方，而它的运转是由一批受过训练的人员操纵的。这个地方就是工厂，工厂是不容许有别的定义的。”[14]通过分析纺织工业、冶金工业、蒸汽机与工厂等要点，芒图勾勒出了工业革命早期进程的历史画卷。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打算研究的时期是到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彼时“产业革命还远未完成”，但“近代大工业存在着，它已成为工业的基本要素了”。[15]因此，芒图认为可以对工业革命的一般特征进行总结，而这也是全书的最后部分。芒图认为，“从技术观点上看，产业革命就在于发明和使用那些能够加速生产和经常增加产量的方法：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械方法，冶金工业中的化学方法”；“从经济观点上看，产业革命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的形成，而大企业的活动不但不是一种例外的事实，而且还有变成工业的正常形式的倾向”；而“从社会观点上看”，产业革命“已使一些社会阶级诞生了，而这些阶级的发展和对抗正占满着我们时代的历史”。[16]最终，芒图所关切的，还是“在极富和极穷的对照下，那些今天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社会问题”。[17]这就不难理解《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了。
1961年，阿什顿在为《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新版英译本写的序言中称赞芒图：“他通晓十八世纪的经济文献，尤其是小册子，而且也利用了许多手写的原始资料。”[18]芒图自己则在致谢中提到：“应向威廉·福伍德爵士和利物浦博物馆的保管委员致谢，因为他们准许我们参考韦奇伍德的未经发表的、现已成为该馆所有的文件，同时又让我参看迈耶先生的陶器搜集品；应向伯明翰的乔治·坦基先生致谢，因为多亏他，我们才得到博尔顿与瓦特的商业通信以及索霍工厂的全部记事簿、合同、估价单等等……”[19]因此，《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符合历史学对于史料的要求，这也是其生命力所在。用阿什顿的话说：“从结构和细节这两方面看，这本书在用任何语言写的谈产业革命的入门书中是最好的。此外，它还是一本永久性的参考著作。”[20]到了21世纪的今天来看，《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依然是了解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在芒图之后，涌现了一批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学者，其中较有名者有英国经济史学家诺拉斯夫人（Lilian Charlotte Anne Knowles）。诺拉斯所著《英国产业革命史论》（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s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初版于1921年，很早就被译为中文。从书名上已可窥见，诺拉斯对于工业革命这个概念是赞同的。在很大程度上，她持与恩格斯相同的二元革命论：“18世纪蒸汽力发达的成功，功推英国。同时，法国则传播个人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结合着蒸汽机和机械而改造了欧洲，再以欧洲作基础而改造了全世界的经济。19世纪，就是法国的思想和英国的技术之结果。”[21]《英国产业革命史论》共分7篇，除绪论外，分别论述了由机械产生的工业革命、19世纪英国的工商业政策、由机械交通产生的商业革命、英国机械交通的发达与交通机关的国家统制问题、工商业革命与新建设的帝国主义、机械交通的发达对于英国与爱尔兰的农业影响。可以认为，诺拉斯对于工业革命本身的论述是不多的，其重点在于分析工业革命对英国交通、政策和农业的影响。1936年，商务印书馆曾出过该书中译本，201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又重印了该译本。不过，该译本的语言风格和排版风格，颇不适合今日中文读者之阅读习惯，故该书不适于作为了解工业革命的中文入门读物。
此外，英国经济学历史学派重要成员阿什利（William James Ashley）在1914年出版的《英国的经济组织》（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ngland：An Outline History）中也专辟一章论述工业革命。阿什利之所以研究经济组织，是因为“经济史，即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是人类利用环境、从中获取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并满足与生存有密切关联的物质需要的历史。然而有史以来，人类的这种活动一直都不是完全的个人行为，都不是由独立的个体完成的。从人类诞生以来，似乎就存在某种形式的协作体；这种协作体有着基本的职责分工，简言之，即存在某种组织形式”。[22]《英国的经济组织》与汤因比的遗著一样，是演讲的集结，该书中译本将工业革命译为“产业革命”，系第七讲“产业革命和契约自由”的主要内容。阿什利在该讲开篇追溯了工业革命一词的由来，肯定了汤因比与芒图在学术上的贡献，尤其强调芒图“在自己精心创作、内容充实的专著标题中再次使用了‘产业革命’一词，从而巩固了它在经济学文献中的地位”。对于该词的合理性问题，阿什利称：“汤因比和芒图使用这个词语的方式，我们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跟在其他情况下（例如‘文艺复兴’一词）一样，史学的发展首先要提出重点，并进行全面的概括，然后再重新调整范围，加强限制条件。”[23]在具体的讲授中，阿什利勾勒了英国制造业从行会制度与家庭生产制度（domestic system）到工厂制度的变革图景。他称：“工厂的出现是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的典型特征，尽管半个世纪以前工厂实际上就已经零星地出现了。它意味着资本的演变过程又往前迈进了一步：资本的所有者或控制者除了承担中间商的职责以外，还大规模承担起了更多的职责——实际指挥和管理生产过程的职责。这一点，即使没有带来全新的改变，至少也极大地强化了已经建立的资本主义控制的效果。我想抓紧补充一句，这些效果有好有坏，因为资本的出现大大扩大了生产规模，降低了产品的价格。”[24]对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发明，阿什利没有过多论述，“因为相关内容在很多书中很容易就能找到”。[25]与学术前辈汤因比一样，阿什利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持一定的批判态度，面对劳资关系引发的社会冲突，他倾向于从历史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灵感：“未来的产业组织可能就像中世纪后期的产业组织一样，是从基于上面国家管理的需要和下面自发联合的结果而形成的工会中发展出来的。”[26]在全部讲座结束时，阿什利告诉他的听众：“无论是雇主方，还是工人方，都建立起了各自的行业组织，社会正在费力地朝着这个方向摸索前进。那么就让我们希望它们能够更加和谐地团结在一起——同时，有政府在背后灵活、明智地保护整个社会的利益。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纯粹的个人主义；我认为，也不会出现纯粹的社会主义，因为利己主义的观点既是人性也是社会特性永恒不变的组成部分。它必须创造出适合每个阶段的有效的妥协方法……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学理论中为介于个人和政府中间的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紧密程度的团体的活动和相互关系留出一席之地。”[27]这种折中协调是英国历史学派的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