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裕固学的基本定位：裕固学在世界

学科既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社会构建。换言之，学科是人们对知识（再）生产机制的人为设计。裕固学作为一门“后起”的学科，一方面，要在深入分析相关学科的学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利用其“后发优势”；另一方面，学科建设固然要靠积极发挥专家学者的“能动性”，但更要基于裕固族整体发展的文化基础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基本定位是“裕固学在世界”，由三个相辅相成的具体设计组成。

（一）裕固学应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

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提出了著名的“斯诺命题”，这一命题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组成，一是人类的知识（再）生产正在被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和人文文化（literary culture）所撕裂，这两种文化相互对立且难以融合；二是整体来说，自然科学所应受到的重视还远远不够，而人文学科则因为缺乏严密性而不能为欠发达地区人们福利的改善做出贡献[8]。“科学”与“人文”的争论由来已久，如果从1923年中国学术界的“科玄论战”算起也至少经过了30余年的不断争论，不过斯诺的文章、演讲和书籍相继出版后，引起了远远超出学术界的白热化争论。实际上，“斯诺命题”影响相当广泛，至今仍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科技、教育与学术政策公开或隐性的理论基础。半个多世纪过去后的2009年，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凯根对斯诺的观点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三种文化”之说，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并认为这“三种文化”都能够（和已经）对我们理解人类本质做出了贡献[9]。

把裕固学定位为一门社会科学，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可以搁置抑或避开上述那些学术界有始无终的关于“科学”与“人文”的争议，裕固学的优势应在于可以兼容“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如果相当数量的具体研究能兼具“科学”与“人文”的特性，那自然是求之不得、更为理想的。二是从裕固学的母体——裕固族研究这一领域中研究主题的发展演变也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研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传统上，历史、语言和民俗研究是裕固族研究的“三驾马车”，而进入21世纪以来，教育、文学和生态研究则成了“新三驾马车”，其中由于裕固族本族文字——回鹘文的失传，与汉族、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这些与裕固族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联系的民族相比，裕固族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情况缺乏文献记载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整体来看，裕固族研究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田野调查这一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二是无论从研究质量上还是从研究数量上看，以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诸学科为基本学科视角的研究所占地位和分量都在稳步提升和增加。

（二）裕固学应构建中国与世界双向交流的学术体制

匈牙利学者、欧洲藏学的奠基人乔玛不远万里到东方寻根，发现并认定尧乎尔人与匈牙利人同源，但最终未能找到尧乎尔人从而实现梦想的这一略带悲剧色彩的故事提示我们，裕固学的母体——“裕固族研究”本身就肇始于19世纪当“世界”凝视“中国”时[10]。目前，以钟进文和铁穆尔为代表的本族学者、作家与国外研究、关注裕固族的学术界、文化界人士保持着广泛联系。鉴于传统与现实，我们应该加强与国外相关学者和学术机构的双向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为此，一方面，裕固学界应积极打造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凝聚研究队伍，整合研究力量，不断提升研究质量；另一方面，要构建中国与世界双向交流的学术体制，不但要把国外学者的裕固学研究成果“引进来”，而且使中国学者的裕固学研究成果“走出去”。“裕固学”只有立足世界，尤其是其研究成果能经得起读者的挑剔、同行的审议和时间的考验，才能真正保证其“生命之树常青”。

（三）裕固学应成为裕固族文化的第一品牌及其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毋庸讳言，构建“裕固学”的根本动因，就在于要让裕固族重新拥有其文化传承、创新与整合的“自主性”。当下裕固族聚居区发展的根本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裕固族对其文化“自主性”的不断丧失。裕固族重新拥有其文化“自主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而裕固族通往文化自觉境界的两条最基本路径就是发展优质教育和构建研究能力[11]。因此，裕固学的构建与发展是构建研究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从长远计，裕固学不但应成为裕固族文化“皇冠上的明珠”，亦可成为第一品牌，而且应该成为裕固族文化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学科的发展会是一个简单的“定位”到“到位”的过程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学科的发展，从学科内部看，是从业者不断协商共识的过程，从外部看，是不断回应组织或群体某种社会性需求的过程。不过，如果没有“定位”，就无所谓“到位”。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对裕固学的基本定位不断进行“再设计”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