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路人影(蠹鱼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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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戏曲文献之趣

对做学问的人而言,史料的搜集整理最难,一般人望而却步。我自己就不敢泡在其中,耐不得寂寞还是主要的。日前得到郑志良先生新作《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探考》,见到许多鲜见的资料,颇受启发。郑先生治学,有乾嘉学派遗风,又多晚清民俗学的余绪,我觉得这是学界难得的真学问。我看这本著作,多了一种好奇心,书中的许多考辨恰是民初学人苦苦要做的工作,五四那代学人提倡的从野史与民间史料寻找文化脉息的劳作,被我们的作者很好地继承下来,且能引出诸多话题。

传统的读书人看不起梨园文字,觉得俗气缭绕,未见真谛。王国维作《宋元戏曲考》,自是别有深意。晚清的学人章太炎产生的影响甚广,他的弟子中喜欢戏曲的寥寥无几。黄侃讥讽曲学为小道,那是因为有雅正文学的庞大系统在,他不能领会戏曲的妙谛也是自然的了。

章太炎的另几个弟子却学会了走不正宗的文化之路的样子,有的是新文学的发动者、参与者。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后来都与章太炎有点距离。他们看出旧文学的问题,从白话文里寻找表达的可能,但没有将古代的戏曲资源作为思考问题的凭借,实在也是那时候的一个盲点。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周作人关于旧戏的讨论,不免有些独断,未能让人信服,而鲁迅对于京剧的讽刺,只可作一家之说来看,作为对艺术整体的思考,这类判断尚需做思想的厘清。

周氏兄弟关于正宗诗文的批评,从他们的爱好里可以看到一二。鲁迅关注小说,周作人探讨民俗,兴趣点都不合旧式文人的主流。可是对戏曲的若即若离,影响了他们对艺术史整体性存在的把握。因为意见性的因素多,而表述不够系统,以致带来误解。

其实,周氏兄弟对戏曲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人类学与民俗学层面上。他们藏品中的戏剧资料,被研究者一笔带过,仔细分析者有限。鲁迅说自己喜欢社戏,晚年回忆绍剧的《女吊》,赞佩的地方很多。较之于被宫廷化与士大夫化的京剧,未失原始意味的绍剧,确是弥足珍贵的存在。那里野性的和冲荡的气韵,给他带来的快感是可以想见的。

但鲁迅很少分神凝视戏曲里的资源,与翻译、创作的趣味关系很大,吸引他的更多是小说里的智性。他对音乐与戏剧某种程度上的隔膜,使其判断艺术问题时,有了旧文人没有的东西。民国旧文人是喜欢泡在梨园里的,鲁迅总觉得那里病态的东西多。他讽刺梅兰芳是“扭扭的样子”,原因是没有阳刚的气质。可是我们细细分析他小说里的对白与结构,旧戏的因素未尝没有。在《故事新编》里,传统戏剧的形式是暗含在其中的。得形而忘意,是其精神特点,古老的艺术在他那里不是被整体迁移过来的。

在一些文章里,鲁迅偶然以戏曲的符号为自己的表达添彩,比如《二丑艺术》。但那不是说戏剧本身,而是借此讨论社会的问题。使中国文人浸泡在戏剧里的那种温和、惬意的意蕴被其扬弃。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冷静,倒透视出古老戏剧里本质的问题。他觉得,戏曲提供的察世观人的资源,也是不能忽视的。

但周氏兄弟关注的明代文人,就不是这样。他们的文学成就,往往与戏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戏剧谈晚明的士大夫生活,似乎就缺少了些什么。

我们现在看晚明文人的书,常常感叹那一代文章之好,背后有戏剧的元素。像张岱这类文人,词章没有道学气,就那么自然地游走于山水、城乡之间,点画出优美的心绪。文章的轻巧,令今人只能叹息。不过,我们看他们的文章,知其得到民间资源之助无疑。郑志良《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探考》写到山阴一代文人的业余生活,就提到其非正统的艺术喜好。张岱对于梨园票友彭天锡的描述,颇见神采。绍兴的戏剧舞台与文人关系,在此有颇多意味。浙东的文化风气,于此可见一二。

郑志良发现了周作人藏书里的难得资料,山阴文人潘素心《不栉吟》《不栉吟续刻》里,有许多关于戏剧的文字,都是“正经”的文人所没有的东西。郑先生在《山阴曲家周大榜与花部戏曲》中言及周大榜的戏曲理念,是在传奇里保持正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则体现出文人思想深处之特别。周氏兄弟对于浙东文人的艺术趣味多少有些关注,但没有细细研究,或只是注意文本而少精神共鸣,这可能与他们的审美走向有关。

在山阴文人中,周氏兄弟言及最多的是王思任与张岱。他们的文学活动与戏曲之关系,也颇值得一思。《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探考》谈到王思任批点戏剧文本,以及张岱家族与梨园的几十年缘分,从中可以看出明代文人精神在诗文之外,自有另类寄托之所。他们的文章能够颇多神采,和戏曲的关系一定是深的。张岱兄弟刊刻《牡丹亭》,王思任为之评点,都是文坛趣事。那种从旧文人的精神旁溢出的灵动的思想,是从戏曲中得到的启示也未可知。

王思任那句有名的“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其实也带着绍剧的朗然之气。但中国后来的艺术缺少了这些,鲁迅不再深谈京剧与戏曲,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而另一方面,旧剧里说忠说孝的儒家色彩过浓,鲁迅的考虑是颇有道理的。戏剧中离经叛道的元素,真的不可小视,因了这些存在,文人与百姓,都有了借以表达自己意愿的通道。在小说之外,旧戏的存在,的确敲开了审美的另一扇窗。

郑志良治学,有些超功利的倾向。他跑了许多图书馆,常年搜集珍贵的资料,且耐得住寂寞。他喜欢以新的史料说话,不空谈,戒虚妄,论从史出,又多奇思。我喜欢此书的原因,是作者提供了一个视角,为我了解浙东文人传统提供了资源。中国的古代艺术与文化,可探究的话题颇多,然而兼有新的眼光和扎实的学术功底的人毕竟太少,成果亦不甚可观。我向来觉得治国学的要懂一点西学,或有点五四的新文化理念。以现代的眼光观照那些沉睡的资料,则可以带来思想的愉悦。郑志良写明清的戏曲文学,衔接了诸多五四的传统,将此书与那时学人的著作对读,似乎可以看到一种现代学术思想的延伸。对于我这个门外汉而言,于中所得颇多,也进一步确信,鲁迅所说边缘文人的资料,对我们理解历史,真的异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