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指示含义和用法的研究

指示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背景，体现了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构成各种意义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自20世纪中期以来，指示已经成为哲学、语义学及语用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

一 指示的提出

（一）国内关于指示的提出及发展研究

国内关于指示的研究起步较晚，一般认为，中国的语用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这也就意味着汉语指示研究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索振羽在《语言学教程》（2000）一书中谈到指示词语为何成为语用学最早关注的研究对象时指出，这是因为指示词语是一些不能用语义学的真假条件来衡量的词语，它们的意义只有依赖语境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一些学者也注意到，语言中有些词语和语法范畴，如果离开了语境，其意义就无法确定。

对于指示的概念，高向辉、王世凯、夏中华认为，国内一般统称代词或指代词，《语言学百科词典》称为“指别成分”。语用学在中国兴起之后，一般称为“指示”或“指示词语”。这个现象的存在说明，对一种客观实在的称名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是要看指称的对象是不是同一的。所以我们认为汉语指示的研究应该开始于对汉语代词的指示功能的研究。^[1]

虽然到目前为止，关于指示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的定义，但是许多学者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完善了指示的概念。郭聿楷在《指示语：研究历史、属性、分类及其他》（1995）中认为指示就是指需要借助以讲话人为中心的语境因素及话语上下文为参照而确定所指的词语。在《语用学及英语学习》（1997）一书中，何自然指出，指示直接涉及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语言中指示词语的指称和它们在构成语句时的含义，往往取决于话语的语境和说话人的信念或意图。他还认为指示词语包括语言在语境中有所指的词和语、用来表示谈话的参与者、谈话所处的空间、谈话发生的时间和谈话的社交环境。2000年，何兆熊在《新编语言学概要》中提出指示这一术语指的是在言语活动中，尤其是在有一名说话人和至少一名听话人参与的这种典型的言语交际活动中，对参与者所谈及的人物、事物、事件、过程和活动等作出确切的理解都必须把它们和某些语境构成要素联系起来这一现象。王世凯在《汉语指示语探索》（2005）中提出，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指示而得以在语言结构上反映出来的。话语的典型指示信息依靠一系列与语境有直接联系的词语，通过它们的语法特征和意义（包括语法意义）表达出来。这些词语在语用学上统称为“指示”。何自然、冉永平在《新编语用学概论》（2009）中指出：“指示语绝非只包括少数几个词（如人称代词、时间副词、地点副词），同时仅依靠交际的时间和地点等线索去理解它们的指示信息也是不够的。早在1954年，巴尔·希列尔就指出，对指示语的解释不能把握简单的规则系统……”^[2]李捷、何自然、霍永寿在《语用学十二讲》（2010）指出，指示映射出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体现话语中的空间、时间、移动等概念，它包括话语进程、会话双方相互识别及相互关系等指称信息。在《什么是语用学》（2011）中，俞东明谈到指示时指出它具有以下特征：是一些特殊的词项，在言语交际中，特别是面对面交谈中会指向谈及的人、物、时间、地点等具体信息，如交际参与者、交际的时间、地点等。

综合各家见解，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得出指示的以下属性：（1）指示在语言体系中有意义，但是不表示概念，没有指称对象，只表示某种与语境有关的相对关系；（2）指示在实际话语中的所指关系借助以讲话人为中心的语境因素为参照而确定；（3）指示借以确定所指关系的参照因素是：交际主体、交际时间、交际地点、话语上下文；（4）指示要么全部语义内容有指示特点，要么部分语义内容有指示特点。^[3]

通过对中国知网的学术资源进行检索，收集到1980—2012年关于指示研究的论文共608篇。整理具体数据如图2-1所示：

图2-1 1980—2012指示研究论文统计

以上数据表明，指示的相关理论已经在国内学术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以指示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不但挖掘了指示理论研究的深度，还扩展了与指示相关的横向研究领域。

（二）国外关于指示的提出及发展研究

国外学者对指示进行的研究，最早是从哲学领域展开的。首先从哲学中区分出指示这一语言现象的是皮尔斯，他使用了“索引符号”这一用语，认为自然语言都具有索引成分。而较早使用“指示”这一术语的是德国心理语言学家比勒，他将指示理解为用某个词语指称某个事物，从而为指示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后来指示研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指示才被当作一种重要而特殊的语言现象，成为人们进行专门研究的课题。1954年，巴尔·希勒尔在《指示词语》一文中指出，指示词语是指“在不知其使用语境时就无法确定其所指语义的指示词或指示句”，并确定指示词语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他列举了三个句子：

［1］Ice floats on water.（冰块浮在水面上。）

［2］It is raining.（现在在下雨。）

［3］I am hungry.（我很饿。）

巴尔·希勒尔指出，说英语的成年人对例［1］的理解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陈述句。但是，对例［2］，如果想确切了解其意义，就必须得知道说这句话的时间和地点。对例［3］，如果想了解其意义，就必须得知道说这句话的人是谁和说这句话的时间。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例［2］、［3］和例［1］不同，在句型上，希勒尔把例［2］、［3］称为指示句型。^[4]他还认为指示性是一切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指示是日常言语活动中十分常见的现象，因此正式将指示纳入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中。

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的科学思考无法忽视的现象之一就是语言在真实世界中的“锚定”（anchoring），这种锚定是通过“指向”世界某些维度上的变项来实现的，即指示现象，这类“指向词”就叫做索引表达式或索引语。

1957年，科林松在前人理论基础上，将“指示”的概念扩大，认为除纯粹的指示语外，还包括言语与客观现实的相互关系。

20世纪后期，一些学者相继提出新见解，使指示的相关概念不断完善。1971年，菲尔摩指出，指示是那些与社会语言环境密切联系的词汇和语法单位，并用以确定言语活动参与者所处的时间、空间等指称关系，而这些语言单位也只能依赖这些语境才具有意义，才能被理解。雅柯布逊（1972）将指示称为代码，认为这是与话语相关的语言代码，除代码外，指示还包括动词的时间、式和人称。本维尼斯特对指示问题也极为关注，他在《普通语言学》（1974）一书中用“主观性”概括指示现象，认为语言中表现主观性的基点是人称代词。在本维尼斯特等人的影响下，指示的研究逐步走向成形，并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由上可见，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指示与语境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其最大特点便是对语境的依赖性，离开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就不能发挥其指称作用。莱昂斯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于1977年将指示定义为其所表示的话语中，涉及的人、物、事件、过程、行为的指称与定位，需借助言语行为及其参与者（说话者、听话者）造成的时空语境而明确。^[5]

这一时期关于指示的研究成果显著，其中莱昂斯和菲尔摩对指示的研究最有成效，分别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指示定义和较为全面的分类体系，为后来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莱文森在《语用学》（Pragmatics，1983）中讨论了语用学几种可能的定义，其中一种将语用学定义为对“被语法化或被编码的那些语言和语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这个定义未必全面，但是它显示了指示在语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对指示进行概念解释时指出，“语言同语境之间的关系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语言结构中的指示现象”，也将语言形式文本以外的对应关系，即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列为语用学的研究范畴。^[6]

另外，杜克劳特和特多罗夫共同将指示解释为依据言语活动者而确定所指的语言形式，并将此生动举例为圆规两条腿中有一条是固定不动的。这个理解比较抽象化，此后，克里斯特尔更加具体化地指出，指示词语是直接地指向语段发生时的与时间和空间相关的语言特征，其意义要结合语段发生时的情景才能明确。而马默瑞斗则认为，指示是特殊语言结构所编码的一种语用现象。

二 指示现象的研究

（一）指示现象的基本研究

指示现象具有普遍存在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指示现象在日常交际中十分常见，在任何语言中都存在。

指示现象是语用学较早研究的对象，语言学家比勒、莱昂斯、菲尔摩、莱文森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西方的指示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 20世纪早期，比勒的指示研究为指示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激发了人们对指示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2. 20世纪中期，指示几乎被认作语用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本维尼斯特等学者的影响下，指示研究成为理论语言学的论题之一；

3. 20世纪后期，莱昂斯等学者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对指示各具体类型的功能描写及索引词逻辑的出现，使指示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和系统。各个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指示现象和指示词语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为指示研究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7]

对于汉语指示的研究，王世凯作了如下表述：而汉语中指示的研究事实上不是仅仅在语用学进入中国之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也有关于指示的研究，只不过这个时候没有把这种现象称为汉语指示而已。在对汉语代词的功能研究中有很多方面涉及指示的研究。比如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1990）对古代汉语的第一、二、三身代词，指示代词，询问代词和其他代词进行了研究。其中的很多方面已经涉及了现代意义上的指示研究。吕叔湘著、江蓝生补的《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对汉语中指代词的发展作了简要的回顾，其中关于部分指代词功能的研究就是现在意义上的指示研究，这对我们今天考察汉语指示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他们的研究角度多不是语用学的，但是从语用学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已经对汉语的指示进行了独立的研究。^[8]

汉语的指示研究一开始经历了模仿阶段，主要是引进和介绍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或在其理论基础上作对比研究等。这一时期的论文成果主要有：郭聿楷的《指示语：研究历史、属性、分类及其他》（1995），孙蕾、何英玉的《语言哲学的难题——指示语》（2000），孙蕾的《西方指示语研究的历史及现状》（2002），袁芳、邓静怡的《指示研究述评》（2007）。

这一阶段的研究为以后汉语指示的独立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虽然关于指示研究的专著不多，但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用独立章节讨论指示研究的论著。主要有：何自然的《语用学与英语学习》（1997），索振羽的《语用学教程》（2000），姜望琪的《语用学——理论及应用》（2000），何兆熊的《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戈玲玲的《教学语言学》（2002），何自然的《语用学讲稿》（2003），姜望琪的《当代语用学》（2003），曾文雄的《语用学的多维研究》（2008），何自然、冉永平的《语用学概论》（2009），李捷、何自然、霍永寿的《语用学十二讲》（2010）等。

左思民是国内较早研究汉语语用学的学者，在《汉语语用学》（2000）中对汉语指示的分类等都进行了探讨，可以看作汉语指示本土化研究的起点。另外，在上述列举的书目之中，王世凯的《汉语指示语探索》（2005）为指示研究的专著，全书分为九个章节，主要涉及概述、类型研究以及使用中的现象研究。在深化原有的指示理论的基础上，也具有创新价值，具体表现在全书以汉语为语料，在汉语语言环境背景下探讨指示的研究；还提出了事物指示和情态指示两种新的指示种类。

在对指示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还不断地发现和认识到指示的各种属性，比如指示性、主观性、自我中心性、语境依赖性、言语行为现行性及易变性等。

（二）指示的派生现象研究

1.指示的投射现象

提到指示的投射现象，首先要理解“指示中心”的概念。何兆熊提出使用和理解指示词语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点。我们在使用和理解指示时必须有的参照点便是指示中心。在一般情况下，指示中心在说话人身上。使用指示时，说话人将自己安排在语境的中心位置，叙述每一事物都以他自己的视角为出发点。具体而言，人物中心是说话人；时间中心是说话人说话的时刻；地点中心是说话人说话时所处的具体方位；语篇中心是说话人当时说到的部分；社交中心是说话人相对于听话人及其他会话参与者的社会等级和地位。同样，在理解指示时，听话人也必须把说话人作为参照点才能正确地推断指示的所指。^[9]这就是指示的自我中心性。

人们早已注意到了这一属性，1934年比勒提出指示参照体系的出发点；即指示中心是言语交际中心人借以确定时空关系的出发点，莱昂斯认为指示是以典型语境，即以说话人为中心的语境为参照的，指示语境（包括指示参照点）具有自我中心性。言语实践以说话人为中心角色，以说话人说话时的时空参照为原点，并以此为视点观察周围的其他事物或人。随后，莱文森在《语用学》（Pragmatics，1983）中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所有情况下），指示中心都是以说话者自我为中心的方式确立的，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人物中心是说话人；时间中心是说话人说话的时刻；中心地点是说话人说话时所处的地点；语篇中心是说话人发话时所处的位置；社交中心是说话人相对于听话人或第三者的社会地位。

以上对指示 “自我中心”属性的表述中，莱文森的较为全面，因为他扩充了指示中心所包含的内容，增加了语篇中心和社交中心，同时强调它的适用范围是“一般情况”，而不是“所有情况”。综上我们可以把这种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人以自我为指示中心看作语言使用的一种常规，是交际双方基本认可的一种准则。

然而在一些特定的交际中，这个指示中心会被转移到其他的言语行为参与者身上，比如转移到听话人身上，这种现象就是指示的投射现象。莱昂斯将这一现象称为“指示投射”；菲尔摩则称它为“视点转移”。

张权在《论指示词语的影射现象》（1993）中从人称指示的影射、时间指示的影射、空间指示的影射、“来”的影射四个方面入手，试图通过实例分析，探讨影射产生的语境、语体因素与制约条件，从而说明了指示的影射现象的产生是由于语言形式与语境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指示映射现象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情况是指示中心由说话人转移到听话人身上。例如：

［1］“你好，我现在不在家，请在嘟一声后留言。”（“现在”是听话人听到这句话的时间，以听话人为中心。）

第二种情况是“以家宅为基础”的用法。这是语用学家们对此情况的统称。即参照点被投射到了说话人或听话人的家宅这一地点上了。例如：

［2］Come to my house Saturday night.We will have a party.（以说话人家宅为参照点）

第三种情况是指指示中心从作者转移到事件中的某个角色身上或者转移到隐藏在幕后虚构的叙述者人物身上的情况。例如：

［3］I was looking at this little puppy in a cage with such a sad look on its face. It was like，“Oh，I am so unhappy here，will you set me free？”

这个例子是说话人向他人叙述自己逛宠物商店的一次经历。地点指示词项here指代上文中提到的cage（笼子），但cage并不是说这句话的人在说话时所处的真实物理地点，而是故事中的角色小狗所在的地点，说话人设想自己处在小狗的位置并以它的口吻说了这句话。在这样一个想象过程中发生了指示语映射现象，说话人“自我”已不再是指示中心。^[10]

2.指示的先用性质

（1）指示的先用现象

莱文森在《语用学》（Pragmatics，1983）中第一次使用先用现象来指时间指示词语优先于相应非指示使用的现象，他提出，先用现象涉及语言使用者在使用指示词语时的一种心理趋势，即言语参与者对处于言语指示域内的人、事物、地点和时间优先使用指示词语指示。莱文森在分析英语部分时间指示词yesterday、today和tomorrow时指出，这些指示词语对与之相对应的表示历法时间或绝对时间的词语具有先用作用，优先使用这些词语后就不能再用表示历法等绝对时间的词语指同一时间。他进一步指出，具有先用作用的指示词语可能不限制yesterday、today、tomorrow等表示贴近日期的指示词语，先用性质可能是指示词语的普遍性质。

国内对于现代指示的优选和反优选现象的研究，即真正语用学意义上的研究，最初是在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自20世纪80年代，指示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并有了一定的发展。

首先是先用现象的术语翻译问题。沈家煊在翻译莱文森的《语用学论题之五：指示现象》（1987）一文时将其使用的动词pre-empt译为“先用权”。随后张权在《试论指示词语的先用现象》（1994）一文中指出，先用权意味着指示词语有某些特权，太过于绝对，所以建议使用“先用用法”或“先用现象”等术语。王世凯在《汉语指示语探索》（2005）中认为，使用“先用”这个术语，容易使人误认为“指示的先用”是一种固定现象，是一种规约性的用法，意味着某些具有指示功能的语言形式具有某种特权，所以选用“优选”这个术语。

（2）指示的反先用现象

第一次提出“反先用”概念的是中国学者张权。在莱文森的著作《语用学》（Pragmatics，1983）中第一次使用先用现象来指时间指示词语优先于相应非指示使用的现象后，张权注意到莱文森之前没有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反先用现象，反先用现象是指某些情况下非指示词语优先于指示词语使用的现象。然而大多研究都只限于时间、地点和人称指示的先用和反先用现象。关于反优选现象的概念界定问题，张权认为，“倘若我们用称名词语指称指示域内的人、事物、时间和地点，听话者会产生其所指在指示域之外的心理排斥作用，因而通常是不适合的，但在一些特殊的语境和语体中，存在用非指示的称名取代指示词语指称的现象”，即反先用现象。^[11]他结合汉语实际，通过实例分析，指出“在一定的语境和语体中，先用现象会消失”，从而产生反先用现象。另外，还指出在新闻报道、文艺节目预报、天气预报、会议通知等特殊语境中，常有用历法称名取代指示词语的用法。王世凯将反优选现象定义为：在交际中由于说话人认为指示无法实现交际值最大化的情况下，而由非指示占位的现象。^[12]

此后，在《英汉人称指示语先用现象对比及其翻译》（2006）一文中，赵宏伟发现英汉两种语言中，人称指示的先用与反先用现象大同小异。刘呈华则发现，现代汉语中人称指示语存在反先用现象，即在不改变表达意义的前提下，以非人称指示形式的称名词来取代其相对应的人称指示在言语活动中承担指称功能的现象。^[13]

指示的派生现象研究还涉及借用现象和合取现象等，都有学者对其进行过探讨，如何自然、冉永平在《新编语用学概论》（2009）中论述了人称指示之间的借用现象。孙培培在《人称指示在汉语和英语中的语用对比分析及反先用现象》（2012）一文中以英语人称指示词语为例，对人称指示在英汉语用中的对比差异及反先用现象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另外，在《指示语反先用现象的生成机制探究》（2012）中，贺音通过语料分析，试图从认知角度寻找出指示语反先用现象的生成机制。

三 指示用法的研究

（一）指示的指示用法研究

菲尔摩的《指示词语讲义》（1971）中首先提到指示词语的指示用法，他区分了指示词语的两种指示用法：手势型用法和象征型用法。手势型指示词语通常和副语言特征连用，如用手指点、使眼色等。只有交际双方通过肢体语言，如眼神、手势才能理解此话语。可以用以下的例子稍作说明：

对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张老师，这位是李老师，……这位是王老师。

如果听话人不通过说话人的手势、眼神等，很难理解到底哪位是张老师，哪位是李老师。对象征型指示的理解则不必借助手势这个副语言特征，只需具备一定的语境知识，如交际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参与者等，就可以理解。又如：

来到这个城市以后，我发现它美极了。

只要我们知道说话人所处的地点，我们就可以理解话语含义，而不必借助手势、眼色等副语言特征。

莱文森在《语用学》（Pragmatics，1983）中采用菲尔摩的术语，区分了两种指示用法：身势型和象征型。他还把指示词语的非指示用法分为两类：照应用法和非照应用法。

国内学者对指示用法的研究大多基于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何自然在《语用学与英语学习》（1997）中先将指示分为手势用法和象征用法。何兆熊也将指示词语分为这两类，他指出姿势性指示词语通常和副语言特征一起使用，例如用手来指点、甩头、使一个眼色等。要理解这样使用的指示，必须要知道说话人在说话的同时使用了什么副语言手段。要正确理解姿势型的指示词语就得身临其境，既闻其声，又见其人。或者通过某种方式，如影像来重现交际情景。所以，姿势型指示词语的理解完全依靠原来的真实交际情景。与此不同，象征型的指示词语在使用时不一定有手势、眼色等的伴随，对它们进行理解也无须重现交际的真实情景，所需要知道的只是交际时间、地点与参与者。^[14]

（二）指示的非指示用法研究

虽然语用学关注语言结构与语言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多是研究指示的指示用法，但“不是所有指示都要靠语境来确定其所指和含义的。有一些指示在话语中无须有特定的指称对象，它们表示的是普通适用的泛指”^[15]，这就是指示的非指示用法。索振羽在《语用学教程》（2000）中指出，对于指示词语，只是说某个词语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指示功能，而不是说同一词语在某些情况下不能作为一个非指示性的词语来使用，同一个词语可能有指示和非指示的两种用法。他提到指示的非指示用法分为两类：照应用法和非照应用法。其中，照应用法是一个词语的所指跟前面出现的其他词语的所指是相同的事物。例如：

John came in and he lit a fire.（约翰走进来他点上个火儿。）^[16]

这句话中he是照应用法，承前指示John。再看下例：

You can never tell where they are from.（你不会知道他们来自哪里。）

其中的you不以语境为转移，能指任何人，表示普遍适用的泛指，是代词非指示用法中的非照应用法。

何兆熊在《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中也指出，语言表示所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文内照应，即词语所指的实体存在于文篇之中。用于文内照应时，具有粘连作用。另一种是词语所指的实体存在于文篇之外，即存在于语境之中，这一词语和它的所指之间的关系称为文外照应。其中用于文外照应时，有姿势型和象征型两种用法。在这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用法，例如，英语中we和you用以泛指人的用法，here和there在习惯用语“Here you are”，“There we go”中的用法等。在《教学语用学》（2002）一书中，戈玲玲从教学语用学角度探讨了指示，并提到指示的指示用法依赖语境，而一些指示的非指示用法在话语中无须有特定的指称对象，它们表示的是普遍适用的泛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