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篇

第一章 全球工业发展趋势

回顾2014年，全球经济形势总体有所企稳，区域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世界工业发展仍呈现低迷态势，南北分化明显，政策取向协同难度加大。世界工业发展既存在技术创新步伐加快、生产方式变革、贸易形势好转等有利因素，又面临地缘政治冲突恶化、产能过剩严峻、市场需求疲软、区域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

2014年，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扩散效应不断催生新经济增长点，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继续影响工业经济发展布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动全球贸易形成新格局。发达经济体工业生产缓慢复苏，再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新兴经济体工业增速有所放缓，加快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预计2015年世界工业增速将在技术和要素价格的驱动下延续平缓扩张的趋势，发达经济体工业生产弱势扩张，新兴经济体缓慢复苏。

一、2014年全球工业发展特征

（一）总体上看，世界工业依然疲软，扩张缓慢

2014年世界工业整体依然较为疲软，虽然全球制造业增速在近两年来保持了较高水平，但考虑到石油价格暴跌和美元大幅升值对通胀的低估影响，全球制造业增长动力有所趋弱。2014年，全球PMI扩张动力主要来自北美地区，美国供给端和失业率明显改善，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也都显示出扩张势头，美国制造业的强扩张对全球制造业PMI有很大的支撑作用。美国经济指标走势如图1所示。

欧盟工业2014年经济复苏乏力。欧元区制造业新增出口订单量总体上仍然处于下行趋势中，欧元区制造业PMI连续18个月徘徊在荣枯线附近。除英国复苏态势良好外，法国经济持续收缩、低迷，而德国经济由荣转枯，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德、法、意首次同时出现制造业萎缩。意大利、法国、奥地利以及希腊失业率上升，进一步加剧欧元区经济通缩风险，欧洲版量化宽松政策在资产购买的规模和结构上并没有达到市场预期。欧元区PMI、PPI走势如图2所示。

巴西工业持续不景气，增长大幅下滑。2014年上半年工业产出同比是自2009年以来最快速度下降。巴西传统经济支柱的大宗商品进出口进入低谷，国营经济盈余水平持续下滑，财政危机加剧，受新订单和产出缩减以及劳动力市场需求收缩的影响，制造业萎缩形势十分严峻。巴西2014年的通货膨胀率接近6.5%，逼近政府管理目标的最高上限，生产品价格也正在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央行已多次调整银行间基础利率上升至11.5%。南非在2013年遭遇了经济增长放缓、本币急剧贬值、失业率居高不下、罢工此起彼伏等多重打击后，2014年工业增长不佳。

南非、巴西、德国经济指标走势如图3所示。

日本工业增长缓慢提升。日本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提升了资产价格，制造业产出增长率持续上升，但对内需实际提升以及通膨目标的达成影响非常有限，PPI波动上升后转而下降，显示出日本制造业微弱恢复的动力十分疲弱，消费税对经济的冲击影响不可忽视。基于全球经济发展复苏前景不确定、日本国内债务高企、能源依赖以及日本国内人口过度老年化等问题，未来日本工业能否恢复年初的复苏态势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预计2015年日本工业生产将在能源刺激下有所好转，但是工业增速仍在低位徘徊。日本经济指标走势如图4所示。

俄罗斯工业面临挑战。由于油价暴跌和西方制裁，俄罗斯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增速下滑，经济结构单元化转型困难。初步预测，俄罗斯2014年GDP增长仅为0.5%,2015年则将萎缩3.6%。俄罗斯制造业PMI超预期扩张，主要是由于货币大幅贬值导致投入品价格上升，表现为PMI上行。俄罗斯经济指标走势如图5所示。

中国制造业上半年继续保持微弱增速，但是在房地产增幅放缓后，固定资产投资低位运行，海外新订单大幅缩减，下半年产出出现收缩，PPI下行趋势明显，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保约束下部分行业供给出现一定萎缩。中国经济指标走势如图6所示。

（二）区域上看，工业生产格局初变，分化明显

从格局上看，“南北贸易”经济和政策分化明显。全球工业经济发展的“南弱北强”格局延续，发达国家间增速分化亦更加明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工业发展阶段，面对的却是同样的发展环境，政策取向日益分化，美国继续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而欧日大幅放松货币政策，俄罗斯和巴西货币政策收紧，而中国政策趋向放松。

技术引领，能源驱动，美国再工业化进程持续。美国的“再工业化”主要是对以往以“去工业化”的金融创新主导经济发展模式有所调整，重视实体创新而非金融创新。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新经济战略”，重新重视国内产业，强调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近年来，在“再工业化”战略的驱动下，谷歌、通用电气、苹果、卡特比勒、英特尔等大公司公布了将部分高端制造业务回迁至美国的计划。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准备在美国本土制造某些汽车零部件，美国ATM供应巨头NCR把部分ATM的生产从中国移回美国，工程机械巨头卡特彼勒也在美国建厂布局。

受益于“页岩气革命”，美国本土油气开发成本大幅下降，全球能源体系遭遇需求放缓和供给新增的双重冲击，国际油价大幅下挫，主导工业经济发展的资本与劳动力要素投入价格面临再平衡，美国再工业化有望深入发展。

从区域看未来发展格局，欧洲经济区最成熟也最成型，一体化程度最高，在复苏乏力下逐渐向东扩展；美洲经济区实力最雄厚，资源也最丰富，能源独立趋势下经济势力范围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两面扩展；亚洲经济区的经济水平相对最低，但活跃度高，发展速度快，与东南亚和南亚发展合作的潜力大。

（三）产业上看，技术驱动产业升级，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

互联网思维推动新业态形成。互联网思维和平台思维逐渐深入人心，并带动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变革，助推传统制造业流程改造和营销思维创新，面向知识和信息化社会的以用户体验和参与为核心的下一代开放式创新形态加快形成。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日趋明显。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传统的行业边界日益模糊，跨界竞争壁垒降低，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产品替代速度加快，透明度的提高给予消费者议价能力和深度参与能力，营销模式的改变使得产业价值链和企业价值链进一步缩短。

信息化与制造业的融合在企业层面影响加深。跨国制造公司自信息技术革新以来，纷纷调整战略，将竞争重点从产品制造转向客户服务，以提高制造业的获利能力。通用电气实行由制造型企业转变为服务型企业的战略调整后，不断转移或外包原有制造业业务，以制造业为基石，将业务范围扩张到金融、医疗、企业和家庭解决方案等众多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美国IBM公司从最初以电脑服务器、磁盘驱动器、网络设备及数据库软件等生产开发为主营业务，整体转向信息技术服务业，现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技术服务商；施耐德电气变身为全球能效管理专家，为全球100多个国家的能源及基础设施、工业、APC数据中心及网络、楼宇和住宅市场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经济以及环保的能源。全球跨国企业兼并重组的步伐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将对世界工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技术上看，信息化驱动产业创新，生产智能化崛起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相继不断引领人类生产方式的新变革，正成为一种全面、动态、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重塑全球化时代国家产业竞争的新优势，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娱乐的各个领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生产的智能化。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成都生产和研发基地（SEWC）是西门子在德国之外的首家数字化企业，于2013年9月落成并投入运营，全面应用了Siemens PLM Software的数字化制造解决方案，以突出的数字化、自动化、绿色化、虚拟化等特征定义了现代工业生产模式。

服务的智能化。互联网巨头占领平台最高点后借助智能化向制造业延伸。2014年，百度、小米、微软、苹果等纷纷涉足智能硬件领域，聚焦智能家居、儿童安全可穿戴、移动医疗、健康管理等垂直细分领域，抢占智能化市场，智能化硬件终端产品层出不穷，包括苹果的iWatch、三星的Andorid Gear手表、百度自行车、360儿童安全卫士手表、小米智能净化器、FuelBand运动手环、英特尔女性智能手镯等。

营销的智能化。制药公司和医疗设备制造商的合作也不断深入，试图通过大数据扩大研究合作，提升临床试验效率，加强对药品供应链的监督，杜绝假药并防止滥用。移动医疗和远程医疗在智能终端和移动信息化的驱动下已成为医疗服务变革的新一代引领者，药品电子监管码已经得到应用，电子商务最终将扩大非处方药市场，大幅提高市场营销的效率。

产品的智能化。百度深度学习实验室与清华美院共同打造的智能自行车DuBike，以百度大脑为核心引擎，由安置在车身的智能感应系统以及具有健康管理和社交功能的APP组成，通过模块化IO，集成传感器、人工智能、自动控制、大数据分析等多项技术，可以实现自行车的导航、社交、健康监控、众包骑行地图、智能推荐路线及健身计划等功能。

（五）互联互通，工业领域生产数据化趋势明显

2012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率先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概念，互联网技术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全面转变，人的互联衍生到人与物、物与物的双线互联，从间歇性向实时性转变，助推工业经济从生产向制造服务一体化方案解决商转变。

工业互联网将复杂的机器同联网传感器、软件系统等紧密结合，综合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获取传感器产生的数据，包括产品的数据、运营的数据、管理的数据、供应链的数据、研发的数据等海量的数据，通过分析有针对性地对生产和服务进行相应的调整，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各行业推出产品或服务的速度将显著加快，生产效率将在系统层面得到优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有望得到大幅改善。

数字信息化逐渐从工业生产的营销服务端创新向生产研发段渗透，从消费数据积累和用户行为分析向工业数据积累、共享和分析转变，从单纯卖产品向一体化解决方案服务转变，软硬件一体化下实时监控工业产品运行状态，研发、生产以及营销的水平化降低了时间成本和试错成本，可视化与互动化的沟通进一步加强，用户黏性和服务水平得到提高。

（六）渠道创新，互联网金融促进新兴产业崛起

中小企业长期面临融资成本高企的困难，传统产业对金融资源的挤占严重影响了新兴产业的成长空间，抑制了社会的创新活力。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力和波及面越来越大，金融业传统的竞争框架和模式开始发生改变，金融机构利用信息技术降低成本、开拓新市场的紧迫性更为突出。根据中国工商银行的估算，网上的交易费用仅是网点柜台的七分之一。提高风险管理和降低交易成本，可让银行有能力服务更多的个人和中小企业客户。

Lending club、P2P、众筹等互联网平台快速崛起，二维码等支付方式不断简便化，促使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纷纷搭建了网络平台，通过对互联网上海量的实时数据点分析，银行可降低不良贷款风险，同时提高市场营销和与客户互动的有效性。

互联网数据的公开和透明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对金融抑制的影响，大数据（管理信贷风险）和网络渠道（减少交易成本）增强了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的能力和诱因，互联网金融在工业领域的大数据也增强了信用体系，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有力地平衡投融双方的议价能力。

二、2015年全球工业发展面临的环境

（一）政治环境复杂

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众多，影响区域工业经济布局和对外投资活跃度。根据摩根大通整理的数据，2014年，爆发战争的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11.7%；产油量占全球总产量的9%; FDI合计占全球总规模的3.8%; GDP合计占全球的3%。马航MH17、乌克兰冲突、埃博拉病毒、美国克莱顿示威抗议等事件的发生对地区的经济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还将持续。2015年，高危地区主要在中东和欧洲。中东地区高风险范围扩大，增加到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叙利亚和土耳其五个国家，欧洲地区主要在乌克兰和英国。

美国继续主导全球话语体系和贸易规则。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来，区域整体合作机制迅猛发展，全球的贸易规则、传统WTO的多边机制正在“颠覆”。全球掀起了新一轮自由贸易区谈判热潮。在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IP、PSA、RCEP等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推动下，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面临重塑。以美国为主导，美欧所有发达国家参与其中，正在加快对现有多边机制的颠覆速度，在太平洋、大西洋，东半球、西半球立体化全方位方向出击。战略东移瞄准新兴市场，美国提出2013年年末就完成TPP谈判，目前来看已接近破局；再工业化瞄准发达国家，美国又在此次G8峰会提出2015年前完成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并签订美欧自由贸易协议。

中国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中国成功举办APEC会议，“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取得重大进展，牵头与亚洲域内、域外国家进行了广泛沟通，共同正式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获得广泛响应。截至2015年4月13日，包括印度、新加坡、德国、法国、英国等在内已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国完成中韩自由贸易区协定实质性谈判，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均超过“税目90%、贸易额85%”。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17个领域，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21世纪经贸议题”，东亚经济一体化在更大范围迈出了关键一步，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融合。随着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不断争夺全球贸易格局调整的主导权，全球贸易格局重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主动融入全球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将深刻改变全球产业格局。

（二）经济环境不稳

2015年，全球经济面临增速的不稳定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原油价格大幅下滑，欧美制裁以及东欧地缘政治都是俄罗斯经济的风险点，卢布贬值、稳定金融市场挑战俄罗斯政府的决心和改革能力，经济结构多元化和制度改革是其长期挑战。欧元区国家坚持财政紧缩，但是区内国家间矛盾激化可能导致部分重债国政局再次动荡；产业空心化、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长期结构性问题，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效用递减；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增大，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国际资本流向发生逆转，金融市场有动荡风险。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结构转型和增速放缓，环保和资源压力导致供给收缩。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热点频现。吸引直接投资参与信息化改造，是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优化财务和资本结构的有效手段，有利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刺激投资和消费，提升工业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为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领先优势和实现弯道超车蓄积力量。

资本替代劳动驱动力，制造业转型升级压力巨大。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联邦政府在经济危机后负债增加，州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并未大幅变动，企业和家庭的负债率和杠杆出现下降，而我国中央政府负债占GDP的变化虽然不大，但通过基础设施、过剩产能和房地产逆向刺激经济，地方政府负债率则大幅上升，企业未充分去杠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上升明显，偿债压力大。

（三）技术环境多变

经济和技术的变化为全球制造业带来巨大的转型挑战，整个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一场制造业的变革。新技术推动信息化消费形成新增长点和消费点。信息技术的突破，体现在对高难度模式识别、复杂沟通的攻破，应用层次的深化以及爆发式的增长速度等方面。

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通过虚拟生产结合现实的生产方式，未来制造业将实现更高的工程效率、更短的上市时间，以及更高的生产灵活性。

从企业结构来看，互联网寡头在移动互联网的引领下发展强势，以Facebook、Google以及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以构造生态系统为目标，不断突破行业边界进行跨界和跨区域整合，通过并购和战略合作扩展存量用户，通过丰富产品和服务深挖存量用户潜在价值，逐步渗透金融、通信、医疗和社交领域，对制造业的生产和消费关系以及产品流通渠道产生了一系列冲击。

（四）社会环境多元

互联网时代的技术革新形成和渗透速度日益加快，快速影响着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引发了企业兴衰更替，冲击了产业结构，造成了利益格局的转换，信息扁平时代下思想价值的多元化更是使得区域、国家以及族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重。乌克兰冲突、非洲埃博拉疫情、ISIS宗教极端势力、街头政治的兴起都加剧了全球政治冲突，暴露了全球经济的脆弱性风险。

在传统制造业高级化转型的过程中，智能融合的热潮逐渐兴起，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的不断普及将导致人才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高素质专业人才将更加紧缺，而大批低素质、低技能的劳动力将面临职业转型和技能提升困境。

人口老年化影响全球总供给和需求结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继续，日本和中国尤其明显，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改变产业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人们对服务的诉求上升，对商品的诉求下降，整体社会投资需求长期来说面临趋势性下降，全球可贸易商品的需求下降将更进一步加剧企业竞争和贸易摩擦，日本、欧洲更多地可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弱汇率的手段从全球“抢”需求以弥补内需的不足。

三、2015年全球工业发展趋势

（一）技术和政策驱动工业增长稳步扩张

2014年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在稳步上涨后保持平稳趋势，波动幅度降低，总体依然属于长期均值范围，显示出全球制造业的稳步扩张势头不变。全球较低的利率水平和宽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投资，缓解了制造业的财务压力，稳定了制造业的缓慢复苏趋势。主要经济体中，受益于信息技术、页岩气等技术突破，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美国制造业扩张势头强劲，北美地区是2015年全球PMI上涨的主要动力，加上英国PMI的上升，全球PMI的表现将保持平稳扩张。

预计2015年世界工业将持续目前的复苏状态，增长速度将有所提升，全球制造业PMI指数仍将保持在50以上，制造业扩张动能进一步增强。需重视传统重点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峻、发达国家加强财政削减、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以及新兴国家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的风险。

全球制造业PMI走势如图7所示。

英国与部分欧洲国家扩张势头有望持续，爱尔兰、西班牙、荷兰继续领跑欧元区，制造业延续大幅扩张态势，印度增长势头强劲。英国经济指标走势如图8所示。

印度受益于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推进，莫迪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的预期强烈，新增订单和产出大幅增加，内需新订单强劲扩张，经济景气度高。印度经济指标走势如图9所示。

（二）信息化驱动数据智能化深入生产领域

在知识和资本的新要素驱动下，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代表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形成，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形成，智能终端的普及使生产智能化向生活智能化衍生，不断迭代引发新一轮的投资和消费浪潮，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转型升级和弯道赶超机遇。机器人、人工智能、3D打印和新型材料等技术正在引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新技术赋予和刺激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条件和需求，发展中国家也面临适应环境和技术的变化而必须推动产业升级的问题。

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继续在各个层面推动创新发展。例如技术层面，汽车制造技术和电子技术融合产生了汽车电子技术，工业生产和计算机控制技术融合产生了工业控制技术。在产品层面，信息技术融合到工业产品中增加了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在数控机床、3D打印和智能家居的应用和发展上。在业务层面上，信息技术应用到原材料采购、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环节，促进业务创新和管理创新，例如SAP、OA系统等体系建设以及网上订购系统、电子商务系统等营销方式的创新管理。在产业层面上，两化融合对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产业、信息服务业、电信业等产生了大量市场需求，将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有效推动着智能农业、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医疗、智能家居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壮大。

（三）新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信息化建设成为工业新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激发了传统工业经济的活力。美国政府自2009年以来就出台法案规划把发展先进信息技术生态系统作为战略性基础设施，加大投资力度，积极抢占物联网、新能源、生物医药、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加快宽带、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等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信息经济深入渗透工业经济，信息化技术在原有土地、水利设施等农业基础设施和交通、电力、能源等工业基础设施的更新升级上发挥着巨大的工具作用。

云计算、大数据等基础设施，重点在于提高数据的分析利用能力和集成能力，数据中心的集约共享建设浪潮正在到来，PC、移动设备、可穿戴设备、传感器以及以软件形式存在的各种APP应用开发等智能软硬件终端，是数据的来源，也是数据的最终需求者和实现服务提供最终的价值点，其大量普及使得数据量大、实时性强、类型多样、价值丰富的数据的来源渠道变得更加宽广，将触发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四）要素和资源价格改变地区经济再平衡

全球化和信息化极大地拓展了生产要素的流动配置空间，推动了产业分工的细化。能源和环境成本、法律成本的比较优势转变将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深刻改变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构成，进而影响全球产业布局，形成新一轮分工和产业双向转移。

全球产业双向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政策以及要素比较优势转变的刺激下，跨国企业纷纷加强对本土的投资力度，发达国家制造业持续回流，欧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完成初始资本积累后，抓住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下的基础设施升级需求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加快实施资本和产能走出去战略，加强了多边相互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保、法制约束趋紧的情况下，全球也面临产业转移和产业链重新调整的问题，东南亚国家纷纷加快本国产业转移和承接的力度，一般加工制造产业继续向印度尼西亚、越南、墨西哥等低成本国家转移。

区域要素分工合作重新调整。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要素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而美国、中国和印度在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上存在比较互补优势，存在差异化的巨大市场需求，在相关支持性行业和产业链上存在区域合作基础，三方在工业经济领域上存在潜力广阔的开放合作空间。一是美国的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衍生技术日新月异，美国作为技术领先国，对于低技术含量商品的进口需求仍将延续，而依赖美元的强势地位和强大的创新能力，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服务输出将是以后的主要方向。二是中国的资本。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有比较优势，经验丰富，资本积累已初步完成，产业升级产生了对新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的新需求。中国资本和产能“走出去”需求强烈，“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促使产业金融资本进一步深度融合、企业兼并重组加速，传统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在良好的政策和市场下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三是印度的市场。印度地域广泛，人口众多，有年轻的劳动力市场，未来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基础设施落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有巨大需求。四是欧洲的改革。欧元区经济复苏仍然非常脆弱且不均衡，欧洲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整顿财政状况，重建可持续的公共金融。在欧洲的需求引领和大力推动下，世界工业绿色转型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太阳能、核电技术、美国页岩油的崛起将改变地球能源版图，欧洲能源生产和运输的变革对全球贸易格局、工业布局和产业转移的影响不容忽视。

（五）分散合作，跨区域跨界合作孕育新生态

传统的工业规模经济面临挑战，工业讲究规模经济，强调价值链上下游在不同国家和企业间的分工，内部研发具有封闭性，而新经济生态秉承开放与合作的思维，提倡基于业务价值网络上的交互与协同，追求对跨区域和行业的资源和数据的使用和共享。在新经济生态下，实体地域和地理人口因素将不再制约资源成本和市场空间，城市工业边界将大范围扩展，制造业区域布局的重心将进一步下沉。范围经济依赖企业资产的通用性，企业的专利技术、品牌渠道、客户等信息和知识类无形资产具有通用性特征，是构成企业竞争新核心优势的重要来源。范围经济的乘数效应在互联网巨头向工业制造领域延伸渗透时优势明显，制造业的精准式营销、零库存和个性化订制将成为其重要特征，范围经济继规模经济之后将在驱动工业转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传统的行业界限将逐渐模糊，创造新价值的过程正在发生改变，产业链分工将被重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制造系统在横向集成和垂直集成的融合下将逐渐形成。

（六）增材制造、3D打印率先开启制造业新时代

从减量制造向增材制造（AM）转变。新一轮的全球制造业竞争中，基于离散—堆积原理，由零件三维数据驱动直接制造零件的科学技术体系的3D打印技术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实现制造业回流、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载体，3D打印与机器人等高端装备的竞争代表着资本的重新崛起。

在工业领域，AM已成为先进制造技术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在复杂零件的精密铸造技术应用、金属零件直接制造、大尺寸航空零部件制造、组织与结构一体化制造发展方面进展迅速。其中，高能束流快速制造作为增材制造领域的重要分支，以激光束、电子束、等离子或离子束为热源，加热材料使之结合，能够直接制造复杂零件。AM早就受到国外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发展增材制造技术的国家战略和规划，目前主要的研究机构就包括了美国“增材制造创新研究所”、英国的“增材制造研究中心”、德国的“直接制造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的“微型发动机增材制造技术”项目，日本也在大力推广增材制造技术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应用。

同金属切削、铸、锻、焊、粉末冶金等制造技术相比，增材制造还不够成熟，面临打印成本、材料限制、耗时等制约因素，在推广上也面临利益格局调整的阻碍，但是，以3D打印为代表的数字化、智能化制造以及新型材料的应用开创了制造业增材制造的新时代，它在客户需求上提高了个性化程度和用户参与度，在生产上解决了复杂结构零件的成形问题，减少了加工工序，缩短了加工周期，极大地减少了材料浪费，使生产的组织方式向专业化、小型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有望重塑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改变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加快新一代工业革命下全球经济发展格局转变的进程。

四、全球工业发展新格局对中国的影响

（一）关注政策变化需求，应对增长放缓和经济下行的风险更加突出

世界经济分化局面愈演愈烈，各国政策取向也面临两难局面。美国能源独立的长期趋势不可避免，石油价格暴跌将继续影响非洲、俄罗斯以及中东等大量依赖石油出口的财政金融稳定性，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基本上都接近于零，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的操作空间有限。

2015年是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资本和产能“走出去”的关键阶段，美元的强势升值和加息预期增加了中国货币政策微调的平衡难度，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凸显，稳增长难度加大，国际资本外流和新兴市场金融动荡波及中国的风险有所增加，对内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地方债务风险、国际资本流动以及出口波动，对外必须加强政策协调，严控海外投资风险和金融动荡风险。

（二）比较优势发生转变，消费需求和人才优势迎接的挑战更加艰巨

机器人和工业智能自动化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发达国家在资本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面临再工业化新机遇。相应的，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逐渐弱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进一步冲击部分以资源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国家，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经济结构多元化和转型升级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能源消耗大国，市场吸引力仍然巨大，资本优势逐渐体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空间和缓冲空间加大。

全球人才需求结构在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的冲击下面临剧烈调整，人才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会有一个调整适应期。长期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短期不可避免，全球资本代替劳动的结构性变化不会改变，中国制造业面临双重挤压：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中国原始的劳动力数量以及价格优势面临严重的区域竞争以及技术挑战，在短期制约企业发展，长期则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所积累的发展经验、积累的资本以及培养的人才，所提升的市场购买力，是未来中国发展最主要的优势，也是中国将来驱动力转型的重要支撑。

我国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更要立足自身基础，发挥市场优势，大力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和自贸区建设，主动融入和开创新贸易体系，扮演好制度和技术跟随者、创新者角色，我国在东南亚、中亚、南亚、非洲以及南美洲所拥有的战略转移与缓冲空间广阔。

（三）基础设施面临机遇，资本和产能走出去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

全球经济复苏疲弱，技术热点频现，在稳增长和产业竞争的驱动下各国开始了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中国的出口结构存在大幅改善的空间，资本和产能走出去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

我国首先要紧抓新一轮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推动中西部交通、水电、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建设，深入挖掘信息化需求，优化区域投资环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其次要开拓合作区域，拓宽合作领域。发达经济体面临基础设施的更新，有巨大的投资需求，中国基建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需求大，是促进中国的资本和优势产能走出去的主要方向。我国要主动引导国际形势变化，适应新常态的要求，延伸“一带一路”向中亚、南亚、印度以及非洲发展，联通欧美，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口，带动发电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移动通信设备等成套设备的出口，促进企业在当地的落地和发展壮大，最终实现制造业“走出去”和转型升级。

（四）深化市场化改革，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更加迫切

继续加快改革步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改善发展环境。新一轮的互联网技术加快了信息传播和产品应用的速度，技术更新和资产重估的周期缩短。互联网金融和民营银行准入降低了金融门槛，互联网巨头跨行业渗透能力加强、趋势加快，企业面临的竞争和创新压力剧烈增加，需制定清晰、透明的企业破产和退出机制，公平的产业政策和税收环境，方便透明的行政审批管理服务，以强化企业风险管理能力、项目管理能力以及研发能力，加快资源流动和配置效率，激活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活力。

中国企业需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顺应经济发展大势，加快推进智能制造转型和产业转移调整，把握国内由东向西、国外由北向南的产业转移趋势，开拓新领域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布局和配置要素资源。同时，要抢占新一轮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全面优化产品结构，创新服务模式，在生物制造、消费电子、航空航天、医疗服务、新材料、节能环保和基础设施设备领域树立新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