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九卿的内涵
虽然汉代对九卿没有确切所指，但他们是官僚体系中具有特殊内涵的一个层级的代称却是毫无疑义的。九卿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这类职官都是中央行政长官。太常、廷尉等职官是掌管全国性事务的朝廷官员，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还有一部分三辅官被列于九卿，如汲黯，“召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17]这似乎说明九卿未必都是朝廷中统领全国事务的行政官员。然而我们细绎史料，却发现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三辅官被称为“九卿”，共有三例。除了上引这个例子之外，还有朱买臣，“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有功。征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18]以及前引郑当时的例子。这三个人做主爵都尉或右内史的时间，史书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参之相关材料，大都在武帝前期。也就是在太初元年正式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之前。在此之前，三辅官的性质并不是完全掌治京师的地方官。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治内史右地。”也就是说，在太初元年以前，主爵中尉（都尉）是主管列侯事务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央职官。而对于内史，《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曰：“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这条材料似乎是说明内史自周历秦以来，一直是掌治京师的。但我们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所提供的材料看，内史除了掌治京师的职能之外，还有掌管天下钱谷、作为中央经济职官的职能。按照有的学者研究，作为中央主管经济职官的职能是到秦始皇统治后期，分出治粟内史（即后来的大司农），才使得内史丧失了这一职能，成为专司京畿的地方性质官员。[19]司马迁去秦不远，仍然将右内史视为中央官员，称之为“九卿”。
其次，这类职官的秩级是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这种标准是因时而变的。在西汉中前期，他们的标准是两千石，据《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记载：“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尉，卫将军，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奉常，秩各二千石。”属于两千石这些职官缺少了宗正等几种，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秩律》律文本身就失载了这些职官（如宗正），另一种可能是，在吕后二年（这批竹简的时间下限）这些职官尚未设置。另外，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这些职官中包含了内史，可知内史在这一时期属于中央职官，这也印证了我们在前文中的判断。其二，御史大夫名列其中，说明在此时也是列于卿职的。稍晚的材料也可以做一个旁证，据《盐铁论·褒贤》：“赵绾、王臧之等，以儒术擢为上卿，而有奸利残忍之心。”赵绾在武帝时期曾任御史大夫，昭帝时仍然称之为“卿”，只是因为其地位逐渐提高，又被称为“上卿”。随着禄秩等次的变化，部分中央官员的秩级衍生成“中二千石”，[20]而这部分人就成为九卿的组成部分，较之前期九卿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如以前可称为九卿的三辅官就被排除在外了。这除了是因为此时的三辅官已成为地方官外，还因为在以前同为二千石的官员的秩禄提高的背景下，他们仍然是二千石。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将中央所设置的中二千石的职官排列在一起，大约所要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汉书》中的纪传部分有时直接以中二千石这个禄秩名称来替代九卿。如《汉书·淮南王传》：“于是王锐欲发，乃令官奴入宫中，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吏中二千石列于丞相等中央职官中间，接着又单列太守、都尉等地方官，因而在班固的眼中，他们无疑就是中央的九卿。另据《北堂书钞·仪式部》引《汉官仪》：“九卿、中二千石，青绶，三采，青白红，纯青圭，一丈七尺，一百廿首。”[21]九卿在仪式中所享受的待遇相同，与中二千石是一致的。
最后，两汉时期九卿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政治身份的一种表达方式。如《汉书·杨敞传》：“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可见卿同侯一样，显示的是一种政治地位。所以九卿有时被当作汉代官员任职过程中的重要履历，如“（石）显因荐（贡）禹天子，历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礼事之甚备”。[22]又如孔昱，“七世祖霸，成帝时历九卿，封褒成侯”。[23]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只需要指明他们有过九卿的经历，至于担任何种职务就不甚重要了。有时在诏书中也有这种表达方式，如《汉书·晁错传》：“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由此可见，在皇帝看来，九卿也是一个官僚群体。
从上面几点分析看，九卿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他们是任职于中央，具有共同秩级的一个官僚群体，同时体现的也是一种政治身份。虽然汉代人并不确定九卿究竟包含哪些官员，但他们却注意到了九卿内部存在的差异。一方面认为其间有尊卑之分，如《汉书·杜周传》：“又方进为京兆尹时，陈咸为少府，在九卿高弟。”则当时少府在九卿中的地位较高。又如“太常，社稷郊畤，事重职尊，故在九卿之首”。[24]另一方面，汉代人有时还将卿分内外，《汉书·儒林房凤传》：“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如淳曰：“邛成太后亲也。内卿光禄勋治宫中。”若按如淳所言，则内外卿是按他们职掌的范围而划定的。
综观以上所言，在汉代的官僚体系中，九卿并无具体所指，他们只存在于当时人的观念中，是一个特定官僚阶层的代称。这反映了汉代的政治文化中所存在的特殊现象，在政治理论和现实的政治实践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异。
[1] 司马迁：《史记·郑当时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3112页。
[2] 《续汉书·百官志四》中“其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都长安，皆秩中二千石，谓之三辅”，因而学界一般认为三辅官的秩级为中二千石，例如阎步克先生说：“三辅级别实为中二千石，在大郡、万骑之上。”参看阎步克《西汉郡国官秩级相对下降考述》，《文史》2003年第四辑。但对于《续汉书·百官志四》与《汉书·百官公卿表》之间记载的矛盾，阎先生则认为只是个大致的说法。但我们认为，从成书时间看，《汉表》要早于《续汉志》，因而可信度前者要高于后者，班固在中二千石官员的序列中没有排列三辅官，而认为他们是二千石官，本书从其说。
[3] 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第1082页上。
[4] 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23页。
[5]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24～125页。从文献记载看，最早出现“九卿”是在《国语·鲁语》当中，但徐复观认为这是《国语·鲁语》将《列女传》的材料误校其中了。
[6]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27页。卜宪群先生从经学发展的角度进行了阐述，结论大致相同，只是将九卿坐实的时间定在王莽时期。参看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27页。
[7]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第83～85页。
[8] 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六《光武皇帝纪》，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第155页。
[9] 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第181页。
[10] 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3138页。
[11] 转引自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6。
[12]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第214页。
[13] 班固：《汉书·循吏召信臣传》，中华书局，1962，第3642页。
[14] 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第132页。
[15] 在两汉的典籍中，列卿一词最早出现在《盐铁论·未通》中：“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辂于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车。”这条材料将它与大夫连读，在当时的官制序列中，卿与大夫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列卿的含义不是九卿之卿，而是与先秦时期卿大夫的概念更为接近。事实上，同书中也的确有这种写法，《贫富》：“余结发束脩，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
[16] 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第140页。
[17] 司马迁：《史记·汲黯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3105页。
[18] 班固：《汉书·朱买臣传》，中华书局，1962，第2794页。
[19] 崔在容：《秦汉内史和三辅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
[20] 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21] 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第189页。
[22] 班固：《汉书·佞幸石显传》，中华书局，1962，第3729页。
[23] 范晔：《后汉书·党锢孔昱传》，中华书局，1965，第2213页。
[24] 《北堂书钞·设官部》引《汉官解诂》。阎步克先生较早注意到九卿中存在的这种差异，通过排比时间上的几个关节点，对这种差异的演化作了细致精密的考证。参看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