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外感病学术简史

外感病学是以伤寒学说、温病学说为主线发展的，分六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

中国对外感病认识较早，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疫”“疠”“祸风”“疾年”“雨疾”“疾疫”“祸风有病”等记载。外感病以具有传染性的疫病最严重，致死率高。春秋战国时期多次发生疫病，《左传》载僖公十六年冬，齐国征民夫筑鄫城时发生了“役人病”。

《周礼》载周代设立以治四时外感病为主的“疾医”。古人认为外感病是气候异常所致，医和认为“天有六气……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左传·昭公元年》）。《吕氏春秋》曰：“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古称与时令气候变化相关的疾病为“时行病”“时令病”“时气病”“天行病”。在古代，下层劳苦民众生存环境恶劣，食不饱腹，衣不遮体，对自然界邪毒的抵抗力特别低，常在气候异常时感邪发病。《管子》云：“飘风暴雨为民害，涸旱为民患，年谷不熟，岁饥，籴贷贵，民疾疫。”古代社会是门阀等级社会，贵族将寒冷背景下发生的以发热为主的初起恶寒的疾病称为“伤寒”。《素问·热论》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葛洪《肘后备急方》云：“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诊候相似，又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道术符刻言五温，亦复殊，大归终止，是共途也。”《小品方》：“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

二、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设太医丞掌管全国医药，对医学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汉代，自然灾害频发，气候变化“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曹植《说疫气》），“六月，寒风如冬时”（《后汉书·五行志》），加之长期战乱，导致多次瘟疫流行，死亡无数。《汉书·纪·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资治通鉴》《后汉书·皇甫规传》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162 年）三月，皇甫规陇右伐羌时，军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汉末瘟疫流行，中原地区出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悲惨局面。《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三年（208 年）十二月，大疫，魏军吏士多死。据《三国志》《宋书》《三国会要》《晋书》等记载，汉末瘟疫持续至西晋咸宁元年（275 年），使整个社会恐慌，迫使医家思考外感病病因病机，寻找有效治疗方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和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脉书》等载有外感病及治法。古代医家在哲学思想指导下，总结实践经验，编撰《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分《素问》《灵枢》各九卷）、《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后世分割整理为《伤寒论》《金匮要略》）。《汉书·艺文志》载当时流传的医药学著作有《黄帝内经》、《外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外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外经》（《白氏外经》）、《旁篇》（《白氏旁篇》）医经七家，《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五藏伤中十一病方》《客疾五藏狂颠病方》《金创疭瘛方》《妇人婴儿方》《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经方十一家，及与养生保健相关的导引、按摩、养生、房中等八家和神仙十家，这些为外感病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内经》对汉以前的医疗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将阴阳学说、五行学说、道家学说、精气学说、天文学、气候学、物候学等移植于医学，构建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内经》认为木火土金水五运和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太过与不及是外感病的致病因素，介绍了风寒暑湿燥火等邪气的致病特点和临床表现及温病、伤寒、疫病等。《内经》认为外感病以正虚为内因，正不胜邪则邪气从皮毛而入致病。《素问·热论》认为外感热病“皆伤寒之类也”，分感而即发、两感为病、过时而发，即发按巨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演变，以汗法、泄法治疗。《素问·刺法论》认为疫病是五运太过和不及所致，分水疫、木疫、火疫、土疫、金疫，“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难经》继承《内经》之说，将外感病统归于伤寒，认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体现了外感病的多样性和“审因论治”“辨病论治”思想。

《神农本草经》载药365 种，阐述了药物性味、功效与主治、产地及用药原则、方法等，对指导外感病用药有极大意义。

《伤寒论》将“伤寒”的演变概括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阐述了各自证治方药，建立了三阳三阴辨证论治体系。

三、晋唐时期

晋朝太医令王叔和整理《伤寒论》，撰《伤寒例》，分外感病为“四时病”“时行病”。时行病分伤寒、温病、暑病、冬温、寒疫、温疟、风温、温毒、温疫，提出“伏寒成温”“重感异气为病”和温病、伤寒治法各异的观点。

晋朝葛洪著《玉函方》（《金匮玉函方》），采其要约为《救卒方》（《肘后备急方》），阐述了伤寒、时气、温病、虏黄病、虏疮、疟疾、痢疾等外感病的治疗，提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的病因说，载葱豉汤、三拗汤、麻黄解肌汤、葛根解肌汤、黄连解毒汤等治疗外感病的常用方剂。

隋朝“太医署”巢元方奉诏编纂病因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系统阐述了风、寒、湿、燥、暑、毒、疠气、瘴气等邪毒致病的证候。

唐朝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备急千金要方》设伤寒、温病，《千金翼方》将散失的《伤寒论》整理成九、十两卷，对传承《伤寒论》和发展外感病学起到了促进作用，所载犀角地黄汤、紫雪散等至今仍是治疗外感热病常用方剂。

唐朝王焘任职弘文馆20 年，系统阅读馆藏医书，摘编成《外台秘要》，收载了伤寒、天行、温病、疟疾、霍乱等外感病的文献及医方。

四、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气候变暖，以发热为主的瘟疫大规模流行，医家发现《伤寒论》三阳三阴辨证论治体系不能有效指导临床，反思温病病因病机及证治。庞安时著《伤寒总病论》，称温病为天行温病，不独是伤寒所致，按四时分五类论治，认为“温病若作伤寒行汗下必死……天下枉死者过半”。

韩祗和撰《伤寒微旨论》，认为伤寒“其始阳气内郁结，而后成热病矣”，主张用柴胡、薄荷、葛根、防风、前胡、桔梗、石膏等辛凉药治疗，制调脉汤、葛根柴胡汤、人参桔梗汤等。

朱肱撰《南阳活人书》，注重伤寒与温病的辨别，对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温疫、湿温、温毒等进行了阐述。

郭雍撰《仲景伤寒补亡论》，认为温病不限于冬伤于寒，“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

宋代设太医局，元丰年间，太医局将有效医方制成定型药剂销售。崇宁年间设掌管药材和药剂经营的和剂局，和剂局拟定的方药及制剂称“和剂局方”，陈承等人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介绍了大量外感病方药。

宋末金元间，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阐发《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认为风、寒、暑、湿、燥皆化火，玄府郁闭、阳气怫郁则发热，伤寒六经传变皆热证，“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药”“一切怫热郁结者，不必止以辛甘热药能开发也，如石膏、滑石、甘草、葱、豉之类寒药，皆能开发郁结”，创制许多辛凉方，后世尊为“寒凉派”宗师和温病学派奠基人，形成了“热病用河间”的局面。

元代朱震亨著《丹溪心法》《局方发挥》《格致余论》等。《格致余论》承刘完素之说，参以“太极”之理，提出“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湿热相火为病”。《局方发挥》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及信奉者滥用温热辛香燥药和“一方通治诸病”的危害。《丹溪心法》主张虚火和实火分别对待，实火可泻，用黄连解毒汤或大黄、芒硝、冰水之类；火盛而体虚者，不可骤用凉药，应从治或反佐，兼用生姜之类温散；虚火宜滋阴降火，用四物汤加黄柏、知母之类，创制大补阴丸；火邪内郁则发散，用李杲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升阳散火汤、火郁汤等。朱氏被后世尊为滋阴派代表，温病“养阴清热”的治则导源于此。

张元素重视脏腑辨证，创“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王好古秉元素之学，以寒热为纲，阐发三焦寒热和气分血分寒热用药大例。上焦热用清神散、连翘防风汤、凉膈散等，中焦热用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洗心散等，下焦热用大承气汤、五苓散、八正散等。气分热用柴胡饮子、白虎汤，血分热用清凉饮子、桃核承气汤，通治大热用三黄丸、黄连解毒汤。上焦寒用桂附丸、铁刷汤、胡椒理中丸，中焦寒用二气丸、附子理中丸、大建中汤，下焦寒用还少丹、八味丸、大真丹，气分寒用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血分寒用巴戟丸、神珠丹，通治大寒用大已寒丸、四逆汤。

王履师从朱丹溪，著《医经溯洄集》，认为“温病不得混称为伤寒”，伤寒、温病、暑病各“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当，始可以言治矣”。伤寒发于天气寒冷之际，寒邪在表，闭其腠理，卫阳被遏，治用辛温之剂，否则不能散其寒邪。温病、热病发于天气暄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于腠理，外无寒邪束表，治用辛凉苦寒之剂，否则不能解其热。王氏将温病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来，促进了温病学的发展，诚如吴鞠通《温病条辨》云：“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

五、明清时期

明代，万历戊子（1588 年）夏季暑病盛行，张鹤腾搜集历代名医治暑证著述，1623 年撰成《伤暑全书》，阐发暑厥、暑风、暑瘵、绞肠痧、寒疫、时疫的病因、脉理、证治、方药。周扬俊引而著《温热暑疫全书》，叶霖增为《增订伤暑全书》。

张介宾从卫气营血出发阐释温病。《景岳全书》云：“营属阴而主里，卫属阳而主表”“卫主气而在外，营主血而在内”。外邪“必先舍于皮毛……然后内连五脏，散于肠胃”“初必发热，憎寒无汗，以邪闭皮毛，病在卫也。渐至筋脉拘急，头背骨节疼痛，以邪入经络，病在营也”。“寒邪在卫，肺脾气虚”“寒邪在营，肝脾血少”。“凡血分之病，有蓄血者，以血因热结而留蓄不行也；有热入血室者，以邪入血分而血乱不调也”。“凡伤寒瘟疫表证初感，速宜取汗，不可迟也”，“热多者，忌温燥之属”而宜“柴胡、干葛、薄荷凉散”，“时热火盛而表不解者，宜以辛甘凉剂散之；时气皆平而表不解者，宜以辛甘平剂散之”，“宜平散者，以其但有外证，内无寒热，而且元气无亏也”，制柴胡饮、正柴胡饮治外感热病初起。张氏认为邪“在表未散，外虽炽热，而内无热证者，正以火不在里，最忌寒凉”“里热者，宜于清降”“大热之气，必寒以除之，宜抽薪饮、白虎汤、太清饮、黄连解毒汤、玉泉散、三补丸之类主之”。邪热初入营，斑疹隐现，烦躁难宁，治以透邪煎，使营分热向外透发而解。热累及血分，“血气燔灼，大热之候……为烦渴，为狂躁，为斑疹”，治须气血两清，用玉女煎；“吐衄斑黄，及血热血燥，不能作汗，而邪不解者”是“热入血室”“宜局方犀角地黄汤。若热邪闭结血分，大便不通，而邪不能解者，宜拔萃犀角地黄汤”。

缪希雍撰《先醒斋医学广笔记》，认为温疫邪毒“必从口鼻”入，痧疹是热郁肺胃的“时气瘟疫”，当清凉发散解邪热。

吴有性穷医源，究病理，著《温疫论》，提出“戾气（异气、杂气）”病因说，认为《伤寒论》为外感风寒而设，温疫乃感天地之异气所致。温疫邪自口鼻入，先伏于膜原，后传于表里。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未能顿发，治宜疏利膜原、表里分消。

戴天章著《广瘟疫论》，详述温疫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等法，强调温疫汗不厌迟、下不厌早，清法贯穿始终，补法善后，表里寒热虚实并见或余热未尽用和法。

清代叶桂著《温热论》，认为温病“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发展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

薛雪著《湿热病篇》，补叶天士等详于温热略于湿热之不足，详述湿热病病因病机、发病特点、辨治规律。薛氏认为湿热病多“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多阳明太阴受病”。湿在上焦以轻清之品开宣阳气，湿在中焦当芳香理气燥湿，湿滞下焦则分利之。

余霖著《疫疹一得》，认为乾隆时期的瘟疫乃运气之淫热入胃，敷布于十二经脉所致，治以石膏重剂泻诸经表里之热。

吴瑭著《温病条辨》，分温病为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以三焦统六经和卫气营血，认为“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温病以手经为主，未始不关足经也，但初受之时，断不可以辛温发其阳耳。盖伤寒伤人身之阳，故喜辛温甘温苦热，以救其阳；温病伤人身之阴，故喜辛凉甘寒甘咸，以救其阴”。“治外感如将（兵贵神速，机圆法活，去邪务尽，善后务细，盖早平一日则人少受一日之害）……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王士雄著《温热经纬》，阐发暑邪、伏气温病、顺传、逆传和霍乱及暑、湿、火三气辨证，补前人所未及。

清末雷丰著《时病论》，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为纲，详述风热、伤暑、冒暑、中暑、暑温、疰夏、热病、湿热、湿温、秋燥、冬温、春温、风温、温毒、伏暑的辨治规律。

柳宝诒撰《温热逢源》，详论伏气温病，强调伏邪为病颇多，致病较重，治以清泄里热为主，兼顾温肾育阴、疏解新邪。

总之，明清时期，随着温病（瘟疫）学说、卫气营血辨证体系、三焦辨证体系和《时病论》的问世，外感病学体系渐臻完善。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洋务运动兴起，西医传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迫使医家迎合西医，产生了以唐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恽铁樵等为代表的中西医汇通学派，以西医印证中医，对外感病多从中西医汇通角度阐述。1915 年，何廉臣在《绍兴医药学报》发表《公编医学讲义之商榷》，强调仿照欧美治学之法，对中医药学按生理、卫生、病理、诊断、疗法、辨药、制方等进行整理。自此，中西医汇通成为潮流，人才培养和教材编写仿西医模式，虽然对传承国粹起到了作用，但导致中医渐脱离自身思维模式，影响了发展。

六、现代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医药积极介入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取得巨大成就。20 世纪50 年代，河北石家庄地区因洪涝灾害、蚊虫滋生，导致乙型脑炎流行，以郭可明为主的中医专家组采用银翘散、白虎汤、清瘟败毒饮、针灸等治疗，提高了疗效，经恩师路志正国医大师等调查核实后在全国推广。1956 年，北京地区乙型脑炎流行，郭可明和中国中医研究院蒲辅周等中医专家积极参与治疗，取得治愈率90%以上的疗效。郭可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石家庄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成果获得卫生部第一个部级科技进步甲等奖。陕西省汉中地区曾流行流行性出血热，在温病学说指导下，中医采用清热解毒、活血凉血等法治疗，疗效显著，经验后经恩师张学文国医大师整理推广。江苏部分地区出现流行性出血热疫情，周仲瑛国医大师带领的团队也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彰显了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开展对中医药治疗疟疾的方药研究。中国中医研究院屠呦呦根据《肘后备急方》以青蒿治疟疾的经验，1972 年从青蒿中成功提取青蒿素，后开发出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生命。屠呦呦2015 年10 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03 年，我国流行感染冠状病毒的严重呼吸综合征，在国医大师邓铁涛、路志正等推动下，中医以温病学说为指导，采用轻清宣化、表里双解、清气凉营、辛温复辛凉、开达膜原、通阳利湿等治法，提高了疗效，并得到国际认可。2020年开始全球严重流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我国，中医药全程干预，中西医协作，取得全球瞩目的疗效，中国经验在全球得到推广。这些向世界宣告，中医药是防治现代急性病和应对重大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发展中医药及开展中医外感病学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当代外感病学的发展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开展文献研究，整理出版了许多古今医家的外感病著作，发表了数以万计的论文，促进了学术交流与发展。二是《伤寒论》《温病学》列入中医教育必修课程，建立了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大批人才。三是采用现代技术方法对伤寒学说、温病学说及治法、方药进行研究，初步阐明了作用机制，创新了中药剂型（注射剂），开发出许多中成药。四是在继承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著名中医学家姜春华创立“截断扭转”学说，提倡先证而治、药先于证，“在卫应兼清气，在气须顾凉血，以杜传变”。国医大师张学文提出“温病毒瘀交加”学说，认为毒瘀贯穿温病全过程，治以解毒活血凉血为主。五是以伤寒学说、温病学说为指导，开展中医药防治多种感染性疾病研究，取得许多重大成就，制定了中医诊疗规范。诚然，外感病学发展仍存在不足，研究工作主要围绕具体病种，辨治方法没有一致性认识，剂型不能适应临床需要，亟需创新，以期取得理论上突破。

七、寒温学说之争

《素问》《难经》将外感热病统归于伤寒，《伤寒论》有温病、风温之论，导致了后世寒温学说之争。温病学家认为《伤寒论》专为伤寒而设，创温病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论治体系。伤寒学家认为伤寒是外感病总称，包括温病。宋·朱肱《类证活人书》认为“伤寒”包括伤寒、伤风、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中湿、湿温、痉病、温毒等。

柯琴著《伤寒论翼》，认为“原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将伤寒化热之证归于温病，“仲景治伤寒，只有温散、温补二法。其清火、凉解、吐下等法，正为温暑时疫而设”。

俞肇源《通俗伤寒论》认为《伤寒论》是四时感证全书，“伤寒”是外感百病总称，但不同类型的外感病的病因病机及治法应区别对待，伤于寒邪者是伤寒本证，其他为伤寒兼证。

吴贞著《伤寒指掌》，认为“凡感四时六淫之邪而病身热者，今人悉以伤寒名之，是伤寒者，热病之总名也”。但各种外感热病“所因各异，不可概以伤寒法治之……苟不辨明，未免有毫厘千里之差”。

王士雄博采叶薛诸家，著《温热经纬》，认为“守真论温，凤逵论暑，又可论疫，立言虽似创辟，皆在仲景范围内也”。王氏分温病为“伏气温热”“仲景伏气温病”“仲景伏气热病”“仲景外感热病”“仲景湿温”“仲景疫病”。

陆懋修推崇柯琴，力斥《温热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认为温病是五种伤寒之一，“温病即在伤寒中，治温病法不出伤寒外”“凡温热之治，即当求诸伤寒之论”“温热之病为阳明证，证在《伤寒论》中，方亦不在《伤寒论》外……《伤寒论》中自有温热、湿热也”。但又谓“伤寒自是伤寒，温热自是温热，正有不可不辨者”，强调“伤寒起自太阳，惟辛温始可散邪，不得早用辛凉；温热起自阳明，惟辛凉始可达邪，不得仍用辛温。寒与温皆称汗病，病之初皆当汗解。而辛温之与辛凉则有一定之分际，而不可混者”。

民国时期，恽树珏早期著作《温病明理》批判叶天士、吴鞠通，认为“春之热病伤于风，夏之热病伤于热，秋之热病伤于燥，长夏之热病伤于湿，无有是处”。以《内经》“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和外感病“皆始于皮毛”及“口通于脾”等为依据，认为“病属空气与血之关系，谓为从口鼻入则根本错误。谓为温邪犯肺，逆传心包，亦去题万里”“三焦辨证”之“三焦”与《内经》所言之三焦“丝毫无相通之处”“用药亦无有是处，清宫、增液、一甲、二甲、大小定风珠，一派滋腻之药，无非痴人说梦。”恽氏忽视了以寒统温导致“不死于病而死于医”的客观事实，孤立片面地理解《内经》原文。

祝味菊《伤寒质难》（陈苏生笔录）认为《伤寒论》是外感热病专著，“伤寒可以包括温热”，“寒温皆非致病之原”。他借鉴现代医学，认为“今夫外感者，客邪之外侵也。《伤寒论》者，治客邪之专书也……邪有无机有机之别。无机之邪，六淫之偏胜也，风寒暑湿燥火，及乎疫疠尸腐不正之气，凡不利于人而有利于邪机之蕃殖者，皆是也；有机之邪，一切细菌原虫，有定形，具生机，可以检验而取证于人者，皆是也……伤寒之成，有形之有机邪为主因，无形之无机邪为诱因”。“所谓温热，都是一种想象之邪……邪病之用温药而愈者，遂名之曰寒邪，邪病之用凉药而愈者，遂名之曰温邪……邪机之推测，乃从药效反溯而得之”。

谢诵穆著《温病论衡》，认为历代所谓温病本义不同，是导致温病学术混乱的根源，叶氏“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温病为“肺系温病”，陆九芝“温热之病为阳明证”之温病为胃系温病，“叶吴之温病，不过温病学说之一部分，尚不足为全部温病学说之代表”。

疾病发生发展及临床表现和发病时令、地域、体质相关，同种或同类疾病因时令、地域、体质的不同，必然表现出差异，伤寒、温病不能相互否定，故有医家提出寒温统一。清·杨璿潜心伤寒和温病研究，著《伤寒瘟疫条辨》（简称《寒温条辨》），认为伤寒与温病始异终同，“寒证有六经之传变，温证亦有六经之传变，其阴阳脏腑顺逆无二也”。

章巨膺师从恽铁樵，早年反对叶吴温病学说，《温热辨惑》自序云：“余弱冠时雅好方术，初读《伤寒论》，无所得，废然而返。后得天士、鞠通之书，喜其清浅入时，以为道在是。越十年，从恽师铁樵氏受业，乃知误入歧途。”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入，认为《伤寒论》为温病学奠定了基础，温病学说是《伤寒论》的发展，伤寒与温病的基本内容都是当时最多见的热性疾病，辨证论治的思想方法、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主张将二者统一起来，在《上海中医杂志》1959 年3 期发表《统一伤寒温病学说的认识》。

万友生著《寒温纵横论》《寒温统一论》《热病学》等，认为伤寒和温病两说各有缺陷，主张伤寒和温病的辨证论治纲领可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并对流行性出血热、急性支气管炎、急性肺炎、急性菌痢、急性肠炎等设计了寒温统一方案。裘沛然力主“伤寒温病一体论”，认为“六经与三焦不可分割”“六经本自包括三焦”。肖德馨倡用“六经系统”概念做理论框架，统一伤寒六经辨证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辨证，形成统一的新的“六经系统辨证”体系。恩师张学文国医大师发表《伤寒与温病关系的探讨》《寒温关系纵横谈》，主张融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为一炉，创造一个新的辨证方法。邓铁涛认为温病学说是仲景学说的发展，两者结合才成为比较完整的外感热病学说，外感热病包括伤寒三阳病证和温病卫气营血各阶段，应统一寒温辨证，先结合发病季节辨风寒、风温、湿温、暑温、秋燥、冬温、温毒等，然后鉴别其发热之表、里、半表半里及营及血。

我们认为，在科技落后和交流不便的古代，中医对疾病命名主要是依据病因、症状。病因认识主要是以气候变化为依据进行思辨推演，受医家所处环境及个人认识的限制，必然导致同种或同类疾病出现多个病名。汉代瘟疫发生于寒冷之时而名“伤寒”，明清瘟疫发生于“天令暄热之时”而名“温病”“瘟疫”。伤寒学派是将广义伤寒作为一级病名，将狭义伤寒、中风、湿温、热病、温病等作为二级病名。温病学家是将温病作为一级病名，将《伤寒论》之伤寒限定为狭义伤寒，与风温、湿温、暑温、秋燥共同作为二级病名。

中医外感病即现代医学的感染性疾病，受社会环境影响，当代外感病研究基本上是从具体疾病出发，研究证候规律和辨治模型。同时，为诊疗标准化、规范化，常简单地将每种疾病分为几个证候，采用西医辨病加中医辨证、西药加中药的诊疗模式，致使中医特色被丢弃。中医治病是审证求因、辨证论治。“证”是证据、证候，“因”指发病与症、征产生的原因，应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恒动观指导下，从病因病机及演变规律出发，将寒温辨证论治体系合二为一，构建较完善的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外感病辨证论治模式体系，以更好地指导现代中医外感病临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