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科社与国际共运学科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治教授访谈录[1]
编者按：李景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5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政治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含合著、主编）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科技革命与大国兴衰》《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研究》《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共运史学百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论》《国际战略学》《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政治学基础》《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等。
马嘉鸿（以下简称“马”）：李老师，您好，请问科社和国际共运这两个专业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它们合并之后，如果从助推科社与共运综合学科的整体发展的角度上来说，这二者之间形成一个怎样的关系更有助于学科发展？
李景治教授（以下简称“李”）：更早的我就不说了，因为高放老师肯定有很权威的回忆。从80年代开始，科社、国际共运是划分开的，当时要进行标准化的管理。
那么科社、国际共运划分包括什么？首先是招收研究生，就是说科社的研究生、国际共运的研究生招生划分开了，那就等于从官方承认这两个学科的正式的划分。这两个学科在当时来讲都是很大的学科，完全有这个能力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因为学术界的很多学术梯队和学术领头人，都是在这两个学科里，所以划分开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从传统来讲，科社和国际共运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国际共运本身是从史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比如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接着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然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它是按史学的一个思路来设计学科。另外，还有教材、学会，学会的发展也是科社的学会和共运的学会，早都建立起来了，各自一摊。然而，科社则是注重理论，它不是从史的角度去研究，而是从理论方面去研究，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等，当然它也不是绝对不涉及史，因为研究过程当中可能也涉及这些内容。后来它的侧重点是马克思主义教育，需要专门培养老师，这样的话它需要更加具有学术性。所以历来科社、国际共运就没有合起来。后来是因为学科调整的缘故合在了一起，因为学科太多了。
对我们这个学科来讲，既包含科社也包含国际共运，这两个合起来对我们来讲影响并不是很大，与此相关的教研室也是这样合过来。本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的前身就包含了科社教研室和国际共运教研室，科社教研室当时跟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没有连起来，所以实际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是把科社、共运的这些资源都整合起来了，只不过纯粹搞科社的老学者都逐渐退休了，相对来讲纯粹搞科社的就很少了。现在纯粹搞科社的，包括学会什么的都是在马院那边，这样自然就划分开了。
好像还有一段时间很混乱，现在好多了。刚开始划分的时候，两边都招科社、国际共运的硕士生，出考题怎么出，还有教材怎么选，这些都经过了磨合，现在总算是处理好了，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学科，一个现在规模并不是很大的学科来讲，还是以稳定为宜。
马：之前好像是1988年，当时教育部的一个规定，要在全国的高校开设硕士研究生的科社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后来高放老师牵头把科社、国际共运，还有当代的这些世界社会主义融合在一起，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个教材，是吧？
李：那时候研究生的规模越来越大，主要是硕士生，各地的情况不是很统一，所以从教育部的角度看来，实际上也是需要有一个统编的教材，关于科社、国际共运这方面的教材，教育部当时委托高老师起草提纲。后来在高老师的主持下，这个提纲成了我们现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它就是这么来的。这本书在写作、出版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还是一直延续下来了。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现在依然有很大的市场，依然在不停地修改。教材是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结合点。“马工程”系统里的教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也在不断完善，依我看，这两本书应该相互借鉴，学术发展应该留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包括教材的建设，多几个范本没有什么坏处。虽然高老师不在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个传统的教材做好。
马：我们发现“国际共运”这个词作为研究的词，现在就转化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也是我们国内的国际共运研究在这种新形势下寻求的某种学科转型，所以这是否需要进行重新界定？即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学科范畴，包括研究方法和国际共运传统的研究之间有哪些继承的关系？又有哪些新的发展？
李：国际共运很早就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课程就是这样的，教材也是这样的，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一直这么使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极大的挫折，东欧国家都发生了变化，甚至于社会党也都受到了冲击。所以就有人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否还存在的问题。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有一个中心，比如说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特别是第三国际，都有中心，苏联在现实中给予强大的人力、物力来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如今这些都不存在了，那么国际共运还有什么意义？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这个研究的发展本身范围比较窄了，这就涉及是不是只有共产党才是和国际共运有关的，除了共产党以外，其他党都和国际共运没关系了？有些学者和领导就逐渐地提出来世界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大家所接受后，使用世界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范围很广，国际共运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部分，不是国际共运就等同于世界社会主义，不是等同的关系，而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把世界社会主义都等同于国际共运，也存在问题。因为世界社会主义这个范围比较广，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慎重起见，官方对外就不太使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种表述了。因为我们并没有要像苏联那样举起一面旗帜。
我个人的看法，这两个词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关系，不是必须用世界社会主义来代替国际共运，特别是在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当中，仍然可以使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相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更不能把它给抹杀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现在没有这么红火，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容抹杀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发展至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研究它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怎么研究。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从我们的研究视野，甚至于教材当中都抹去了，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马：我在高放老师的口述史当中也找到了一个依据，他是把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相对应，中共党史是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国际共运史就是讲的国际共产党的历史，他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界定的，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李：这两者完全对应起来未必合适，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还是很多的。相比之下，国际共运史的发展研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客观上确实规模缩小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主观上的关注程度还不够。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这种大党执政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时，就觉得世界上很多的共产主义抗争没有那么重要了。但实际上我们回忆起来，想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最初创建的时候，也就是几十个人，当时谁也没想到能有后来轰轰烈烈的发展状况。所以我倒是建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这些研究还是要继续加强。
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可以不必去使用它，但是作为我们的学科，我觉得像人大、北大、社科院大学仍在教授这门课，是完全正确的。人大也应该把这个课上好，要以这个课为中心把相关的学科重新振兴起来。这里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单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经验来看，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恐怕就够总结、研究一辈子了。我们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教训大多局限于苏联，其实这还是有缺陷的，世界社会主义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后有很多的教训，比如说世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等，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总结的。
马：所以高放老师认为国际共运史是国际共产党史，我也跟您一样，不是很认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国际共运史应该是要远远超出共产党史的范畴，它其实有很多社会的面向，包括工会这类非政党组织，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李：我同意你的这个看法。
马：今年是苏联解体30周年，我们作为年轻人很想知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发生后，主流学术界都有哪些声音，请您谈一谈。
李：实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学术界对苏联问题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从毛泽东时代开始，认为从赫鲁晓夫全盘否认斯大林开始，苏联的改革就是修正主义；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看法，在当时来讲是比较大胆的，就是认为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搞修正主义，相反，赫鲁晓夫他是改搞改革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赫鲁晓夫时代，我为什么使用赫鲁晓夫时代，而不是赫鲁晓夫，因为东欧有比苏联更早的改革，比如说像南斯拉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潮。所以，一直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这两派在国内学术界都是同时存在且公开进行学术争论的。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发生时，这两派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较传统的观点认为赫鲁晓夫果然就是把苏联给搞垮了，更是全盘否认他的修正主义做法；另外的观点则认为赫鲁晓夫是搞改革的，只是后来继任的领导人都比较保守，没有继续改革下去。后来这两派剑拔弩张，甚至都坐不到一起讨论问题，各开各的会，各说各的话。
我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本身还是苏联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去搞社会主义、怎么搞改革的认知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苏联共产党到最后走到了穷途末路，并不是主观上想这么做的。所以我们总结苏联的经验，恰恰是要为苏联寻找一条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之路，这才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这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转变成一种相互交流的状态比较好。
马：上学期第一次通讲国际共运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有一种倾向，就是越来越向着专题史、断代史、国别史这样的方向去发展，这样的趋势需要修正吗？如果国际共运史还继续作为一个整体的面貌存在的话，是否背后应该有一个整体史观来支撑，或者说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作为支撑？但是传统的共运史研究背后却受“辉格史观”主导，将国际共运史描绘成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高光历史，但这实际上是很难在学术上站得住的。那么作为一种宏观的、综合性学科的国际共运史，它的整体史观应在什么意义上进行重建？
李：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断代史和整个的国际共运史的问题，这背后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原来像人大、北大的教员，除了研究一般性国际共运史以外，普遍都有一个重点研究方向，研究苏联的，研究列宁的，或是研究第二国际的，都有一个侧重点，甚至有点走极端，只关注一个领域的问题。
我刚留校的时候是1982年，当时教研室20多个人，占了全系教师的差不多1/3，大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比如研究巴黎公社的，就写文章出专著，他带的徒弟也是这样，我当时刚到没多久就发现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只做研究，比如在社科院或是编译局，你这一辈子就研究这一块完全可以，但是做老师就不行，因为老师得讲课。那时候我们国际共运史能通讲的老师很少，当时我作为教研室副主任提出通讲的建议，受到了很大阻力，大家都不愿意碰。这对我刺激比较大，因为各地都在开国际共运课，人家请我们去讲课，我们居然拿不出几个像样的教师来讲国际共运，总不能一去就七八个人一起，每个老师只讲一章。
我当时就提出，这对人大的发展是不利的，要求改革，即每个人必须能够通讲，从年轻教师开始，从新入职教师开始，都得能通讲国际共运。有断代史或专题研究没问题，要和通讲结合起来，这样也能使讲课深入进去。国际共运史的宏观视野和大的背景是不能丢的，丢了就可能成问题。你刚才讲现在研究巴黎公社的人，可能是学法语出身的，或者是学世界历史的，他对这段感兴趣就做了博士论文，但如果对整个国际共运史了解不够，这可能就是他研究的一个缺陷。因此，要对国际共运史上基本的理论、基本的思想家、基本的历史都有所了解，然后再落实到自己感兴趣或者有积累的方面进行研究。
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国际共运史研究它本身是一门什么课程？我觉得国际共运史它既是一门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史学的课。所以，应该发扬这两方面的研究长处，避免两方面的短处，特别是我们不能把它单纯搞成一个意识形态说教的课程，这样我们这个课程没有前途，人家也会看不起我们。需要借鉴包括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的理论和国际上研究历史的理论。只要是历史，它就是有始有终的，不可能永远是高光的。所以，我们现在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研究心态也应该放平和。
马：由于我们以前教研室的传统领域是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国际共运史，人大的传统强项是研究苏联、东欧问题，随着国际共运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转型，您认为从学科的长远发展角度，我们应该坚守哪些传统的阵地？并且开拓哪些新的阵地？
李：我觉得关键就是在现实当中遇到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到底坚持什么，遇到了什么问题，创新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特色在什么地方，等等。这是一类难题，而且越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地位的提高，这类问题越是难以逾越。对于我们专业核心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我们恐怕还得弄清楚。再有就是历史，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至少得有人知道，不一定研究得很深刻，但至少我们要有人研究，而不是让别人研究。
在这两点的基础上，我觉得倒是可以把视野放宽一点，包括你们左翼政治工作坊，都可以去抢占。因为我们有国际共运这样的基础，我们更有可能在这个领域中创造出来一些新的东西，这恰恰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很好的发展机会。这也是一个潮流。
马：今年暑假，我到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做国际共运史的讲座，他们给我传递的信息是马院系统普遍欠缺国际共运史这样的课程，而且他们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基础是很弱的，所以尤其感到您说要坚守住国际共运史的传统是特别有道理的。
李：国际共运史现在到了振兴的时候，并非传统那种政治运动式的，而是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必须得有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大共产党，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社会主义国家，都没几个人来了解、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个失误恐怕是太大了，不是一般性的失误了。我们想想，苏联当时是一种什么气派，它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心，它确实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研究。我们韬光养晦是可以的，可以不去指挥人家。但是国际共运从理论上来讲去做这个工作，我觉得迟早，我们会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必须得做的事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不对？对的，这是我们的成功经验，特色在什么地方？前提就是首先得有世界社会主义，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规律和教训，然后才有中国特色。如果只讲中国特色，不去很好地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么中国特色，可能慢慢地就变成枯燥的教条了。就人大来讲，国际共运学科在人大本就是创始，这必须坚持下去。我们不提这个学科的振兴，至少要先把它坚持下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走出新的路子。
马：李老师为我们提振了信心。我们现在都在说，为了应对西方主流话语和普遍价值，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那么我们的话语是什么？连儒家的思想资源都在被重新激活，对国际共运的历史与理论重视却远远不够。这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二三十年新自由主义的辉煌发展有关，也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成长在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之中有关，这都促成了我们国际共运传统话语的衰落。
李：任何一个学科如果总说小圈子里的那些话，那么早晚是要被大众抛弃的。我们的学术资源要和现实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应该学一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研究不能够离开整个大环境和热点问题，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众化、边缘化的学科，这样会使我们的研究越来越不受重视，自己也感觉没有成就感，对这个学科以及对教师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国际共运在历史上很辉煌，我们的话语权是很多的。我们的话语基础是什么？绝不是简单鹦鹉学舌一样地学西方或者学官方，我们需要有建立在自己独立思考基础上的话语。
马：从我的个人观察来看，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在国际上找一个我们科社与国际共运这个专业的对应物的话，恐怕有三个方向；第一是communist studies，即关心苏东国家，包括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第二个是labor studies，就是把共产主义作为工人自我组织进行社会抗争的一种社会运动，纳入广义劳工研究的范畴，包括劳工史、劳工的生产关系、劳工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有点偏于社会学；第三个就是 critical theory，即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和政治经济领域的批判，这些更多的是偏人文的专业。这几个方向哪些可以作为我们科社、国际共运学科发展的方向？
李：人大研究的传统强项就是苏联这一块。高老师、蒲老师研究的领域都在这儿，这是我们不应放弃的。再有就是共产主义本身的理论和概念，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应该怎么去理解共产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都提出很多新的东西，这也涉及共产主义的理念，都可以结合起来研究。但你说劳工问题，它是一个专门的方向，很多理念上跟我们不是完全一样的，而且社会学的研究很细，虽然我们不排除这样的研究，但作为我们专业的侧重点还是前两个更加现实一些。
马：想请您谈一谈个人的经历，就是您当时在什么契机下来到人大国关，然后当时我们所的学科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包括研究领域、师资、人才培养、课程设置，还有对外交流这些情况，您能否聊一聊？
李：原来我是在北大读的政治系，那时候分学科分得不这么细。我们1963年入学，1964年就改成国际政治系，学科与课程建设都在变化当中。我们当时在北大读的两门最基本的课程，一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一个是中共党史，还有世界近现代史和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史。“文革”后恢复招生，人大和北大都招国际共运专业的学生。当时人大的国际共运力量比较强，招收的人也比较多。我考那年人大招6个硕士生，北大只招2个，所以作为考生来讲，我还是选择保险一点，而且当时人大在国际共运领域已经有很多的成果了。
虽然1978年恢复招生，但是当时国际共运的专业没有招，是在第二年（1979年）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史这些专业才招进来学生，我们是作为正规硕士生培养的第一批招进来的。人大当时在国际共运这个领域中，是非常突出的。刚才我也讲了，我们二十几个教员，占了全体教员的1/3以上。而且国际共运史上的每一段都有老师负责研究。比如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还有第四国际和托派，每个人的研究都很细，而且那时候也很有市场，大家都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我那届人大招了6个，有北大的2个、人大的3个，还有北师大的1个，一共6个学生。
第一年没有分导师，就只有导师组。第二年开始才发现有导师还是很必要的，一共三个导师，除了高放老师，还有杨光远老师是做第三国际的、杜康传老师是做第二国际的，这三个老师每人带两个，高老师是带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我是高老师最早的硕士生，那时候的国际共运史的课程建设基本是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发展起来的。最初，讲课的是苏联人，我们都看过他的讲稿，当时我们有一个翻译室，专门把专家的讲稿翻译过来。
当时，高老师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研究，我当然还上其他老师开设的一些课程，因为我们是硕士生，国际共运史这个课程我们在北大时就已经学了两年了，当时张汉清老师是主讲。硕士生的主干课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题研究，这些老师每个人都上来讲自己的研究。当时硕士生第一届只招6个人，而且还是要三年毕业以后再招新的，本科也一样。在原有的“文革”前的教材基础上，教研室还出了比较系统的、若干本的国际共运史，我现在可能找起来也不是很容易了。那个时候系里最大的教研室就是国际共运教研室，其他还有科社教研室，还有政治思想教研室后来发展成了政治学教研室，再有就是民族解放运动教研室，后来发展成为国际政治教研室，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你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关于学科发展的问题，我把它结合起来讲，我1982年毕业以后就留校了，那时候留校的人也很多，我们留校的人普遍有一个好处，就是都能通讲国际共运史，因为我们系统学过不少。而且之前的老师虽然有的很优秀，但是不习惯一个人把通史都讲下来，他还得去研究和备课，而我们这些新上来的老师却能够通讲，这也使得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
马：您当时也有教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那本教材对应的课程吗？
李：我原来留校以后就是教国际共运史，给本科党史系的人讲，讲了两年，因此也练了一些基本功。这门课我倒没有上过，1988年以后我就没有再教本科了。硕士的课我就讲专题了，比如苏联共产党的专题研究、苏联的改革，还有意大利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这些东西，就开始跟我的硕士论文的研究结合起来了。
马：您说您最初讲国际共运的时候是讲两年吗？
李：两年！厉害不厉害？而且党史系，也是两年。最初那时候讲得非常细，不认真备课真不行。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也是，像张汉清老师他们讲得也是很细。最初，教研室就是把给本科生通讲国际共运史的任务交给我们年轻教员，而老教员还是讲专题，这个通讲的训练还是很重要的。
马：确实厉害！我讲半年14个专题就已经吃不消了，讲两年实在太了不起了。
李：不仅是两年，而且每周课时是4课时，讲得非常详细，所以我自己的讲稿出一本共运史教程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我还在电视上专门讲过国际共运史，应该是在电视大学吧？！当然在电视上就不会讲这么详细了，但也是讲了不少的，那时候青年教员能上电视讲是很稀少的。老教师都只能讲一段，人家总不能一下请来七八位老师，所以那时候我也算因为通讲而获益，通讲使得我对很多问题有一定的研究。
我就顺便说一下我们系所发展的几个历史拐点吧。“文革”以前，高老师讲过，我就不再赘述。原来马克思主义基础更多的是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感到国际共运不仅在我们系所，而且它在全国的高潮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整个20世纪80年代，国际共运学科处在一个高峰发展期。专家教授多，教材编得也很多，专著也多，社科基金拿的项目也很多，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高潮。
再往后就是面临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到底怎么发展的问题。人大在这方面还是贡献了很多。以蒲国良老师为代表的，包括北大的张光明，他们年轻的这一代既受过传统的教育，同时又接受了新的东西，所以他们的研究和他们的基本理论思路，以及看问题的角度都跟前辈不完全一样，这也出现了一段发展比较好的时期，或者算一个高潮。
马：您能谈一谈个人的成就吗？比如说在科研、师资引进、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方面，请您谈一谈自己的贡献。
李：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从所里头来讲贡献不是很突出，因为时间很短。我是入校以后担任教研室副主任，之后我就从教研室副主任提到国际政治系的副系主任，2000年成立学院后做院长。
如果要专门讲我的贡献，其中一个首先就是坚持通讲，进行整个国际共运史的连贯性研究和宏观性研究，打破原来人大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状况。
还有就是我们组织新的研究，包括新的教材、新的专著，比如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引进人才这方面是比较困难。即便有学术能力的人才，也很少愿意再继续研究这个领域。最不好的时候教研室只有四五个人、三四个人。那时是大环境的问题，现在来看，大环境应该是比较好。要说还有什么贡献，那就是支持高老师的研究教学，和蒲老师他们一起共同努力，把学科建设好，往前推一步。我们研究所的成绩以及学科的成就，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也有每一代人做出的贡献。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马：李老师太谦虚了。您能谈谈在教材编写方面的工作吗？
李：教材那时候也比较多。我们毕业以后跟着高老师一起编了《社会主义思想史》，这个教材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后来我到了学院后，在我的主持下，和杜康传老师一起决定搞一套系列教材，包括国际政治、政治学，当然也把国际共运纳入进去。这套教材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概论》这本教材，蒲老师实际上做了很大的贡献。我还参加了高老师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编写。
马：李老师在编写教材方面有这么多丰富的经验，您有什么经验之谈？
李：就教材本身来讲，还是要求事实准确，尤其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教材，容错率很低；另外，就是概念准确，要让人家感觉到你的教材可以拿来引用；还有就是要广泛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不一定自己研究出这么多成果，但是要关注并将别人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再有，就是要在思想上力求有深度；此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很重要，否则教材就很难出来。
马：谢谢李老师的建议。在人才培养方面，您觉得我们学科重点应该放在培养哪方面的人才上？我们这个学科最初是为全国高校输送政治教育和国际共运研究的学术人才和教员，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觉得我们科社、国际共运专业在培养人才方面可能需要比较重点培养学生哪方面的特质或者是才干？
李：我觉得培养教师、培养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的科研和教学人才，还是可以放在第一位的。虽然马院也在培养，但是它们在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方面的人才并不是特别突出。将来越发展，越要让人家都知道人大依然是培养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人才的地方。实际上，现在很多用人单位就是这样的，比如中联部，比如过去的中央编译局，他们看中我们的学生看中的就是这个。
有的人毕业后不一定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你的基础打好了，其他的事也能做好，比如学共运的很多人毕业以后去搞别的方面的研究，甚至于去当官了，我们专业里也出了一些领导人，这也是很好的发展。培养出有基本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这样他以后就能有发展。
马：请您谈谈时代和国情的大环境是如何造就您在教学、科研工作上的持续成长的？也就是时代和您个人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
李：一个学者，在大环境、大潮流当中毕竟是微不足道的，要跟上潮流，不能背道而驰。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学科的学者，必须跟上大环境的这种发展，要在整体上促进党和国家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个前提下，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相关见解自然就会受到重视，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是我很深的一个感觉，那就是不能脱离大的环境。
马：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自己的研究，包括研究方向的选题，和这个时代高度结合在一起。您在这个问题上能具体举几个例子吗？从您的研究成果来看。
李：总的来讲，我的研究尤其是晚近的研究还是紧跟现实的，特别是涉及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发展，比如对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尤其多，反而是对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些问题，关注相对较少。比如，我自己后来到中央政治局讲课，讲党内民主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研究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我的研究经常被引用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在学术上关注的一些问题比较前沿，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比如说《新华文摘》等就有过转载。还有就是来约稿的人很多，这就要求对现实的关切更强。
马：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谢谢李老师，您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跟我们聊一聊。
[1] 访谈人：马嘉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所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赵晓璇对本文初稿的文字整理亦有贡献，对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