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

宋代宰辅与士人的交流互动：以衙署谒见为例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13世纪政治社会再探研”（编号：22JJD770005）的研究成果。

王化雨[1]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两宋时期，宰辅可以在两府衙署接受士人的谒见，听取建议，获得信息。有资格前往衙署谒见宰辅的士人范围广，所言之事无所不包，非常有利于宰辅周详地了解各方面情况，更为合理地制定决策。在交流互动中，宰辅与士人都会根据自身需要，有意识地采用一些策略，他们的举措，对相关制度的演进亦有影响。宰辅、士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往往与士人、君主之间的奏对存在微妙关系，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影响着最终的决策结果。透过宰辅与士人在衙署中的交流，我们能对宋代中枢政务运行形成更细致的了解。

关键词：宋代；宰辅；士人；交流互动

引言

两宋时期，由中书门下（元丰改制后的三省）、枢密院长贰构成的宰辅群体，上佐天子，下统百僚，在政务运行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宰辅履行职责，离不开对各类信息的掌控。在宰辅获取信息的诸多途径中，士人前往两府衙署谒见言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问题，既有研究有所涉及，但语焉不详[2]，值得进一步讨论。以下，笔者拟对此问题进行论述，以求推进对宋代中枢政务运行的认识。

一 宰辅的分厅受谒与聚厅受谒

如论者述，宋代宰辅衙署是一工字厅式建筑，正中有举行会议的大厅，两侧则分布着不同宰辅各自的单独隔间，即所谓“视事閤”[3]。宰辅在两府衙署中的日常办公活动，可分为在大厅中聚厅商议，以及在各自视事閤中分厅治事两类[4]。宰辅是在聚厅抑或分厅时接受士人的谒见？不同时期情况有所差异。

“国初时，不喜人附会，故大臣不于私第见宾客，百官亦罕造门，只诣中书请谒，日不下百辈，宰相至午时不得食……其私请者盖十八九。”[5]按上引史料，士人前往中书，多有私请行径。私相请托，自然不可能当着多位宰辅的面公然进行，而必定是单独陈述于某个和自己相熟的宰辅。故可以推断，宋初宰辅主要是在分厅治事时接见士人的。这一状况，自太祖朝一直延续到太宗朝中期。

宰辅分厅接受谒见，存在一定弊端。其一，如前述，容易造成私相请托。其二，谒见者络绎不绝，会干扰宰辅日常的工作，使得宰辅无法集中精力处理政务。太宗淳化二年（991）四月，右司谏、知制诰王禹偁“请自今群官候见宰相，须朝罢，于政事堂同时接见。其枢密院亦候都堂坐请见，并不得于本厅接见宾客，以防请托。诏从之”[6]。王禹偁的奏请得到太宗首肯，说明宰辅分厅接受谒见的弊端确实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令士人改在聚厅时谒见宰辅，一则可以杜绝私请，二则聚厅的时间有限，不至于对宰辅的日常工作造成冲击，有其益处。

但另一方面，令士人只能在宰辅聚厅时前往谒见，也存在弊端。其一，宰辅聚厅议政的时间较短，改分厅受谒为聚厅受谒，会压缩士人与宰辅进行交流的时间，进而影响宰辅所得信息、建议的数量和质量。其二，士人与不同宰辅的关系有差别。面对熟识之宰辅，自然敢于言无不尽，但若与自己关系疏远，甚或关系不协之宰辅在场，就未必敢于尽情陈述了。因此，这一规定颁布后，也遭到了另一些士大夫的驳斥。如左正言、直史馆谢泌言：“然则疑大臣以私也，夫以万机之务，属任辅臣，非接见群官，何以尽知外事？”[7]面对批评，太宗又废除了刚颁布的命令，仍然允许士人在宰辅分厅治事时前往谒见。

太宗朝这次谒见制度的反复，背后还潜藏着宰辅彼此间，以及君主与宰辅之间的勾心斗角。当时“吕蒙正以宽简自任，王沔怙权，政事多专决。素与张齐贤、陈恕忤，至是二人并知政事，沔不自安，常虑有以中书旧事告之。及禹偁奏入，遂下其事，复以（谢）必（泌）言，帝寤，遂寝”[8]。王禹偁素来刚直，当不至于附会王沔，但其言确实在客观上对王沔有利。而从“帝寤，遂寝”一语来看，太宗之所以接受谢泌建议，撤销刚颁行的命令，主要意图也不仅仅在于让宰辅更好地”知外事“，而是希望能对已有专权之势的王沔有所制约。

宰辅只能于聚厅时见宾客之制，真宗景德四年（1007）又被颁行。这一次是出于宰辅自己的奏请。是年六月，二府称：“盖枢机之任，诚务谨严，而政事之间，亦资询访。若早暮接纳，虑机务因兹滞留，如或延见艰难，亦利害无由启露。又分厅言事，或有异同，将狥至公……”，要求改为在聚厅会议时才能见宾客。最终，朝廷下令“今后中书、枢密院每有在外得替到阙及在京主执臣僚如有公事，并逐日于巳时已前聚厅见客，已分厅即俟次日，急速者不在此限，非公事不得到中书、密院”[9]。二府自请只能于聚厅时见宾客，说明之前士人于分厅时请谒，确实令其不胜其烦。另一方面，景德四年时真宗最信任的宰相毕士安已经去世，在澶渊之役中立了首功的寇准，又因为君主的猜忌而被罢出外。中书宰相王旦，则素以谨慎持重著称。故两府奏请聚厅受谒，应该也是当时宰辅群体，尤其是王旦显示自己大公无私的韬晦之道。事实上，王旦为相期间，中书门下便以“罕接宾客”著称，甚至一度引来士大夫的批评[10]。

景德禁令在“急速事”方面，还是留了一个口子，并未彻底禁绝宰辅分厅时见宾客。不仅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禁令也慢慢无法得到严格遵行。真宗后期，即又有士人于宰辅分厅治事时前往衙署谒见的事例。王素记，王旦为宰相时，陈彭年为翰林学士：

求对，归诣政府，纳所言事。公方议事，乃延见之。顾陈曰：“何所启？”陈起，次以其状呈之，曰：“条贯科场。”公投之于地曰：“内翰做官几日？待隔截天下寒士。”陈惶恐而退。时向文简同在中书，归令堂吏取之。一日，陈再来，公不见。堂吏言陈有以事启白，公曰：“令到集贤厅。”晚见向公曰：“陈内翰所留文字。”公瞑目取纸封之[11]。

这条史料记载了陈彭年两次赴中书见宰相的事迹。第一次见时，王旦“方议事”，指的应该就是中书宰辅每日的聚厅议事。向敏中令堂吏取陈所带来之状，也说明王、陈交流时，还有其余宰辅在场，知晓相关情况。第二次陈赴中书，王旦拒不接见，令其“到集贤厅”。即是让陈在宰辅分厅治事时，单独去见集贤相向敏中。陈彭年所言之事，并不属于“急速事”，王旦令其单独见向敏中，固然事出有因，但事实上确实有违之前朝廷的规定。

此后“王沂公曾在中书，翰林李承旨维视沂公为侄婿，凡两日诣中堂求免某子挽铎之执。沂公曰：‘此末事，请叔丈少候，首台聚厅当白之。’丁晋公（谓）出厅，沂公白之。丁遂诺，谓李曰：‘何必承旨亲来？’李遂拜谢”[12]。由“首台聚厅当白之”一语，可知李维前往中书见王曾，是在宰辅分厅治事之时。丁谓为首相，是在天禧（1017—1021）年间，此时距离景德四年（1007）不过十余年，景德禁令就已经遭到破坏了。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称，宰辅只能于聚厅时见宾客的制度出台后，有人表示反对，“复分厅见客”[13]。究竟是哪些人提出反对？恢复分厅见客的具体时间节点为何？今日皆难以详考。结合上文所述，很可能是真宗后期以降“违制”现象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了景德禁令名存实亡。禁令被突破后，分厅谒见的弊端又显露了出来。仁宗皇祐元年（1049）“殿前副都指挥使郭承祐屡谒宰相陈执中于本厅，坐久不退”，仁宗下令“中书、枢密非聚议，毋得通宾客”[14]。再度申明了景德禁令。从相关史料来看，如前面太宗、真宗一样，仁宗之所以重申旧制，既有防范宰辅弄权的意图，也有防止请谒者“坐久不退”，影响两府政务运行的考量。仁宗这次重申旧制，从制度规定层面最终明确了宰辅只能于聚厅时接受谒见，此后制度规定未再出现变化。元丰（1078—1085）改制后，士大夫也须于三省宰辅聚于都堂时谒见白事“元丰中，（曾巩）为中书舍人，因白事都堂，时章子厚为门下侍郎，谓之曰：‘向见舍人《贺明堂礼成表》，真天下奇作也。’曾一无辞让，但复问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语，语同列曰：‘我道休撩拨。'”[15]“同列”即指三省其余宰辅。

宰辅在聚厅时接受谒见与分厅时接受谒见，各有利弊，不同政治人物，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在其中加以取舍。最终聚厅时接受谒见成为定制，说明这一受谒方式在时人看来更符合宋廷的长远利益。当然，仁宗皇祐元年（1049）以后，制度规定是否始终得到了严格执行，依然要打个问号。嘉祐（1056—1063）年间，孙抃为枢密副使“多病，志昏。医官自陈劳绩求迁。吏以文书白抃，抃见吏衣紫，误以为医官，因引手案上，谓曰：‘抃数日来体中不佳，君试为诊之。’闻者传以为笑[16]”。“吏以文书白抃”，显然是指胥吏持文书前往孙抃视事阁子禀事。又，以情理而论，若有其他同僚在旁，孙抃也不可能要“医官”为自己诊脉。由此事可知，仁宗重申景德禁令后不久，分厅时谒见这一“违制”现象就又出现了。北宋晚期以及南宋，陆续出现了若干只手遮天的权相，这些人当政期间，宰辅只能于聚厅时见宾客的禁令无疑更难得到认真执行。分厅谒见的便利，始终促使着不少士人与宰辅采用种种手段去突破制度限制。

二 士人谒见言事的基本情况

哪些士人能前往衙署谒见宰辅言事？他们能否顺利见到宰辅？谒见时以何种方式与宰辅交流？须遵循怎样的制度规范？须结合史料记载细加推敲。

大体而言，前往衙署谒见宰辅者可分为四类：其一，按照惯例，在赴任前前往两府“参辞”的地方官。其二，受君主之命，谒见宰辅言事之人；其三，宰辅主动召其前往衙署言事者；其四，自行前往衙署谒见宰辅言事者。第一类人，主要包括路、州两级官员。如绍兴十七年（1147），高宗曾问秦桧“凡除郡守，莫须到堂否？”后者答曰：“例须参辞”[17]。即证明知州是必须在赴任前前往衙署“参辞”的。又，由后文述王旦告诫张士逊事，亦可知路级官员赴任前也须面见宰辅“参辞”。第二、三两类人，只要得到君相的首肯即可前往两府谒见，在身份上自然不会受限制。那么，对于第四类自行前往衙署谒见宰辅者，在制度上有无资格要求？笔者在现存史料中，尚未发现十分明确的规定条文。而从一些具体事例看，士人自行前往衙署请求谒见，似不会遇到太高的身份“门槛”。

《画墁录》记，仁宗朝，柳开因所作小词“不雅驯”而“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18]由“吏部不敢改官”一语观之，柳开是以选人的身份，前往中书门下谒见宰相晏殊的。宋代关于柳开的逸闻甚多，上述故事未必真的发生过。然《画墁录》作者张舜民曾在朝中任职，熟知典故，选人可自行赴衙署见宰相，必不与典制相悖，否则张舜民也不会记载这一故事。《萍洲可谈》称：“宰相礼绝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则坐，选人立白事。”[19]也证明选人可前往宰辅衙署谒见言事。

除在京官员外，外任官员也可以入京赴衙署谒见宰辅。南宋时，余端礼知乌程县“民间赋丁绢钱，率三氓出一缣，不输绢而折其估，一缣千钱，后增至五千，民不胜病，端礼以事告于府，事得上闻，又自诣中书陈便宜，岁蠲缗钱六万”[20]。“自诣中书陈便宜”云云，表明余端礼是以知县身份，自行前往中书衙署谒见，成功见到了宰辅言事。由此事观之，知县这类级别较低的地方官，也有资格前往两府请谒言事。

两宋时期，下级官员、士人向宰辅言事，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一是将己见写成申状文书呈递给两府，二则是前往衙署面见宰辅言事。能直接向两府呈递申状者，中央包括尚书省下辖各部、司、寺监官员，地方则包括路、州两级机构官员，范围相对有限。不少层级较低的官员，只能将申状呈递给自己的直属上级，由后者代自己申宰辅[21]。前引余端礼事中“端礼以事告于府，事得上闻”，即是这种制度的反映。对于言事者而言，这无疑会带来不便。相比之下，有资格前往衙署谒见的官员范围更为宽广。部分无权直接给宰辅呈递申状如余端礼者，却有机会面见宰辅言事。这为部分地位较低的士大夫提供了进言便利，也显现出宋廷对衙署谒见这种信息交流途径的重视。

下级官员前往二府衙署，可以单独谒见，也可以与其他同僚一起谒见宰辅。仁宗朝，言官进谏废后事，仁宗不予接见，令其诣中书。孔道辅等多名台谏遂前往中书，集体与宰相吕夷简进行了交涉，此为治宋史者所熟知。又如建中靖国（1101）元年，右司员外郎陈瓘，“与左司员外郎朱彦周谒左仆射曾布于都堂”[22]。也是多人同前往衙署谒见宰辅的事例。从上述事例来看，一般情况下，供职于同一机构，且在某事上有相似看法的官员，可以同去衙署谒见。多人一起面见宰辅言事，可以为后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建议，另一方面，言事者有时也可借此对宰辅施加更大的压力。

有资格前往衙署谒见宰辅，不等于一定能顺利见到宰辅。正因为有资格谒见宰辅的士人范围较广，所以每日都有大量士大夫聚集于两府衙署外等候。欧阳修记，北宋初年，“（翰林）学士将至，宰相出迎”，但北宋中期以后，“近时学士，始具靴笏，至中书与常参官杂坐于客位，有移时不得见者”[23]。每日前往衙署求见宰辅的士人之多，排队等候时间之长，均可见一斑。很多士人每天很早就前往两府衙署等待，以便能及早见到宰辅。《夷坚志》记“绍兴（1131—1162）初，韩叔夏璜以监察御史宣谕湖南归，有旨令诣都堂白宰相。时朝廷草创，官府仪范尚疏略。两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简倨称，先在客次……少焉朝退，省吏从廊下过。徐见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挥某事，已即奉所戒。'”[24]从这条史料可知，韩、徐二人，在当日清晨宰辅入宫参与朝会，尚未返回衙署时，就已经前往衙署等待，以求能尽早得到接见。面见宰辅言事之不易，从中可见一斑。

官员主动前往衙署谒见宰辅，成功与否，多取决于宰辅的意愿。真宗朝“（陈彭年）在翰林日，尝诣中书谒宰相，王旦辞不见，翌日复至，自言有当启白，旦谕令见向敏中。他日，敏中命吏取彭年所留文字示旦，旦瞑目索纸封之。敏中曰：‘何不一览？”旦曰：‘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取耳。'”[25]翰林学士地位已经相当高，可说在群官中仅次于宰辅，然亦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得到接见。又，从这条史料来看，宰辅群体中首相的态度至关重要，见与不见，见谁，首相都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决断。

众多官员前往衙署见宰辅，孰先见、孰后见？目前在史料中，找不到非常明确的制度规定。从一些事例来看，受君主之命，前往衙署谒见宰辅的士人，大多能得到优先引见。上引韩璜、徐大夫事中，徐先到都堂而韩后至，但宰相回到都堂后“丞相下马，直省官抗声请察院”[26]，反而是韩先见到宰相。至于那些并非受君主之命，而是自己主动前往衙署谒见的士人，孰先孰后似乎并不是根据官职高低来定，而很有可能是以先来后到的原则排序，否则就不会出现地位仅次于宰辅的翰林学士，还需与其他官员“杂坐”，且“有移时不得见”的情况。真宗朝已降，宰辅只能于聚厅时接见宾客渐成定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宰辅与士人的交流时间。很多士人在衙署外苦候多时，最终很可能也无缘见到宰辅。

士人在衙署中面见宰辅，主要是以口头交谈的方式与后者进行交流。除了口头汇报己见外，有时也会辅之以文书交流。例如前引陈彭年事例，即是陈到中书后“以其状呈之”。下级官员在衙署将文书呈递给宰辅，宰辅有时会当场阅读，并阐明自己的看法。陈瓘与朱彦周见右仆射曾布，“以书责布曰：‘阁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内所赞颂也。然谓阁下无过，则不可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圣主不得闻其说，蒙蔽之患，孰大于此？’又曰：‘熙宁（1068—1077）条例司之所讲，元丰（1078—1085）右曹之所守，举朝公卿，无如阁下最知其本末。今阁下独擅权柄，首坏先烈，弥缝壅蔽，人未敢议，他日主上因此两事，以继述之事问于阁下，将何以对？当此之时，阁下虽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布读瓘书大怒，已而笑谓瓘曰：‘此书，他人得之必怒，布则不然，虽十书亦不校。’瓘以《日录辩》及《国用须知》纳布而出。”[27] 从上引史料看，曾布当场阅读了陈瓘呈递的文书，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臣僚当面呈递文书，既可以保证文书能得到宰辅的亲阅，又可能迅速获得宰辅的意见反馈，较通过生事房等两府附属机构投进文书，时效性更强。

朝廷为了提高交流效率，保证双方所言之事有据可查，有时也会径直命令官民在中书、枢密院见宰辅后，当场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文书。仁宗朝“尹师鲁为渭帅，与刘沪、董士廉辈议水逻城事。既矛盾，朝旨，召尹至阙，送中书，给纸札供析。昭文吕申公因聚厅啜茶，令堂吏置一瓯投尹曰：‘传语龙图，不欲攀请，只令送茶去。’时集相幸师鲁议将屈，笑谓诸公曰：‘尹龙图莫道建茶磨去磨来，浆水亦咽不下。’师鲁之幄去政堂切近，闻之，掷笔于案，厉声曰：‘是何委巷猥语辄入庙堂，真治世之不幸也。’集相愧而衔之”[28]。从这则故事来看，官员在中书门下用笔札“供析”己见，也须在宰辅聚厅时进行。又，由上引史料可知，官员在衙署撰写己见时，还是有可能与宰辅发生语言交流。双方的意见可能会当场发生碰撞，进而影响到最终的“供析”。这较之官民自行撰写申状，再呈递给两府，更具“互动”色彩。

士人前往衙署谒见宰辅的言事内容，宋廷多次规定必须是“公事”。景德四年（1007），朝廷下诏“今后中书、枢密院每有在外得替到阙及在京主执臣僚如有公事，并逐日于巳时已前聚厅见客”[29]。强调下级官员只有“有公事”，才能赴衙署言事。《宋会要辑稿》载，徽宗朝尚书省言：“自熙宁年，官员参辞谢呈敕告并本职公事，方许赴都堂，仍禀取指挥相见外，余并依于尚书省投状。今来官员自不合入宰执幕次并下马步行处接便唱诺，并待漏院及阁子内出头呈纳文字。欲以上并依元丰旧制，如违，徒二年，因而听采漏泄，因中书漏泄法。”[30] 可知神宗朝宋廷又再次重申了官员只有“有公事”才能赴两府言事的规定。南宋建炎三年（1129）八月十三日，诏“今后除官员系堂除得替人，许到都堂见宰执陈乞差遣外，其余词状，如系军期边防急切机密公事，许诣尚书省陈乞，余更不收接”[31]。对于官员赴都堂见宰辅言事的内容作了较以往严格得多的限制，要求只有“军期边防急切机密公事”，才能赴宰辅衙署进言。这应该与当时朝廷戎马倥偬、事务繁忙，无法用更多时间来应对各种琐事有直接关系。等到时局稳定后，上述禁令必然会有所松动。不过对于士人前往两府只能言“公事”的限定，建炎以后应该也一直存在。

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士人前往两府只能言公事，恰说明很多士人并未严格遵循这条规定，宰辅衙署中私相请托的现象一直存在。也应看到，“公事”本身，是一个内涵相当宽泛，边界较为模糊的概念。宋廷以此来限定士人面见宰辅言事的内容，事实上赋予了士人相当大的言事空间。如后文所述，举凡兵刑钱谷各类事务，都在士人谒见宰辅进言的内容之列。这既有助于士人进言，亦有助于宰辅纳言。

前往衙署见宰辅之人，还需遵守一定的礼仪规范，沈括记“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躬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高声赞唱，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升朝则坐，京官以下皆立”[32]。魏泰则记“百官以事至中书，即宰相据案百官北向而坐，前两府白事，即宰相去案，叙宾主东西行坐”[33]。在服饰方面，士人与宰辅在衙署中交流时，必须穿着朝服，南宋孝宗朝以后，规定方有所放宽。“大臣见百官，主宾皆用朝服，时（孝宗朝后期）伏暑甚，丞相（王）淮体弱不能胜，至闷绝。上亟召医疾，有问。复有诏，许百官以衩衣见丞相，自淮始。”[34] 这些礼仪制度的功能，一是突出宰辅高于其余臣僚的尊崇地位，二是彰显衙署谒见的“公见”属性，抑制“私请”，三则是可以营造一种相对严肃的氛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使言事者抓紧时间认真进言。

也应指出，较烦琐的礼仪规定，在无形中拉大了宰辅与臣僚的距离，难免会对交流造成负面影响。《涑水记闻》称“宰相，自唐以来谓之礼绝百僚，见者无长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尝下阶。客坐稍久，则吏从旁唱‘相公尊重’，客踈躇起退”[35]。“踈躇”一语，非常传神地显现出礼仪对谒见宰辅之士人的束缚。不仅如此，前往衙署谒见宰辅者，言行举止稍有不慎，即可能面临“失仪”的指责。《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仁宗时，殿前副都指挥使、振武军节度使杨崇勋诣中书白事。当时正值雨过天晴，杨崇勋穿着带泥之靴直登阶而上，宰相王曾大怒，认为杨崇勋失仪“不以常礼延坐，崇勋退，奏劾其失”[36]。高级将领尚且因些小失礼之过就遭到弹劾，普通臣僚若赴两府言事，自然更不免紧张。这对士人与宰辅的交流，多少也会有所妨碍。

三 衙署谒见与政务运行

在两宋政务运行中，士人与宰辅在衙署中的面对面交流，往往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前来衙署谒见的士人，宰辅可以获得很多详细的建议，使其制定的决策更为合理。司马光记“前都水监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尝召立之问曰：‘有建议以决白马河堤以淤东方之田者，如何？’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对曰：‘此策虽善，但恐河决，所伤至多。昔天圣（1023—1032）初，河决白马河东南，泛滥十余州，与淮水相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横贯韦城，断北使往还之路，无乃不可。’介甫沉吟良久，曰：‘听使一淤亦何伤，但恐妨北使路耳。’乃止”[37]。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对王安石多有攻击，上引文中所记的“听使一淤亦何伤”云云，就不无讽刺之意。但是从中还是可以看出，李立之当面给王安石细致陈述决白马河堤的危害后，王安石从善如流，立即放弃了之前的计划。衙署面谈的功效，在这一事例中得到了反映。

衙署谒见，不仅有助于宰辅从士大夫处听取建议，获得信息，更可以使宰辅通过面对面交流，对相关士人的品行才干形成更为深入的了解。舒亶名闻于朝廷，朝廷“令都省审察。舒状貌甚伟，博学有口辩，王荆公一见大喜，荐对称旨，骤擢”[38]。在面对面交流中，宰辅能直观地了解到谒见者的气质、应变能力等文书无法反映的信息，作用无可替代。绍兴三年（1133），侍御史辛炳言：“乞宣谕大臣，自今勿废都堂公见之礼，则必无乏才之叹。《传》曰：‘上臣事君以人’，况在今日，不可忽也。”诏令三省通知[39]。“勿废都堂公见之礼，则必无乏才之叹”云云，表明衙署谒见在甄别人才方面的功能，也得到了时人的重视。

相比于申状等公文，面对面交流的效果往往更好。因此，当士人有意见要向宰辅开陈，而文书交流难以充分表达其意时，他们多会选择前往衙署当面陈述。例如元符（1098—1100）时期，中枢宰辅与泾原帅臣章楶在进筑没烟峡一事上产生了分歧，双方几番公文往还都未能达成一致，反而渐生龃龉。在这样的情况下，章楶特意遣其子章綡前往京师，在枢密院谒见了知院事曾布，陈述了不可进筑的理由：

布语綡：“泾原此月八日，尚奏无雨，没烟前峡若果无草及大暑旱灾，未可进筑，但奏来不妨。朝廷不可欺罔。若可为而不为，固自不可；若不可为，亦何可强？”綡曰：“此事须赖密院主张，若丞相则不容其如此。“布曰：“苟不可为，何可强也？边事内外一体，但要稳便。此事系安危休戚，何可使性气？质夫左迁，但以奏报偶有不当，不足介意。朝廷方倚以边事，有可论列，不可蓄缩。若所陈有理，亦何敢不从？若五月未可进筑，即七八月，方西兵点集时，亦未可为。须俟十月间，贼马已散，或并兵在他路，或俟来春，亦未晚。”綡曰：“但恐丞相督责，不容如此。”布曰：“事理当然，亦不可夺也。”[40]

通过当面晤谈，章綡与曾布详细交换了意见，最终获得了曾布的支持。面对面交流的优点，在此事中得到了充分显现。

衙署“公见”，为宰辅与官民提供了交流机会，但最终的交流效果如何，还有赖于双方如何对这一机会加以利用。在衙署中，宰辅对待言事者的态度，常常因人因事有所不同。和颜悦色者有之、敷衍冷漠者有之、声色俱厉者亦有之。《宋史》载，程颢为监察御史里行时，“被旨赴中堂议事”，宰相王安石对反新法言论十分不满，故“厉色待之”。程颢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色以听。”王安石为之“愧屈”。[41]《宋史》对程颢多有溢美，对王安石则多有不实之攻讦。不过揆以熙宁时期的政治背景，以及程、王两人的性格特点，上述事例未必纯属捏造。宰辅位高权重，在面对言事者时难免盛气凌人，这种态度，极可能会对交流造成不利影响。毕竟不是每个士人都能如程颢那样平心静气地面对宰辅的“厉色”。

宰辅时有“厉色”，谒见言事者有时亦不遑多让。张戬的事例，可谓十分典型：“（张戬）一日至政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答，以扇障面而笑。天祺怒曰：‘参政笑某，不知天下人笑参政也。’赵清献公同参大政，从旁解之，天祺曰：‘公亦不可谓无罪。’清献有愧色。”[42] 面对两名宰辅，张戬不仅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显得咄咄逼人，实属有气性之人。张戬等士大夫敢于如此刚直地与宰辅进行交流，也与宋代政治氛围比较宽松，士大夫因言获罪的事例相对较少，以及儒学复兴导致不少士大夫崇尚气节有关。衙署中宰辅与谒见者的激烈碰撞，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宋代政治文化、政治氛围的整体特色。

当然，宰辅毕竟是百僚之首，所以不少士大夫谒见其言事时，也不会一味刚直，而多会精心设计进言策略。例如元祐（1086—1094）初年，苏辙前往都堂谒见宰相吕公著，进言自己反对回河东流的看法，即先发问曰：“公自视勇智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得到吕“何敢拟”的回答后，进一步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勇智势力过先帝也。且河决自元丰，导之北流亦自元丰，是非得失，今日无所预。诸公不因其旧，而条其未备，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为责也重矣”。既强调了回河的难度，又点出了此事可能给吕带来的风险。最终吕对苏辙之言亦不能不予以认可[43]。

还应看到，宰辅聚厅见宾客的制度确定以后，衙署之中往往有多位宰辅同时接见一名士大夫。不同宰辅在面对同一问题时，常会持不同立场。正因为如此，士大夫很多时候无法预判自己对宰辅所言之事，最终会在政治上造成何种影响，言事时也不免会有所保留。元祐元年（1086），范纯仁自庆州回京，在都堂接受了三省、枢密院关于“边事”的询问。事后，他立即向皇帝、太皇太后上章奏，称：“臣乍从外任远来，不暇深思熟虑，即随所问略具胸臆陈对。问欲降诏，则以解仇释怨罢兵息民为对。问欲审察敌情，措置事机，则以专委帅臣为对。问弃地可否，则以不可徒然便与，可换易陷蕃军民生口为对。缘臣不见先朝举兵征讨因依，及夏人后来乞和请地，并答诏阻绝本末，加以臣志虑短浅，讫无果决定论以副所问。以臣思之，此是国家大事，安危所系，兼二三执政所见未同，伏计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决。臣今则有愚见须密具启陈，难以形于文字，伏望圣慈只作中旨特诏臣上殿，赐以闲燕，俾得敷陈一二，庶几少裨圣明。”[44] 从这份章奏来看，范纯仁在接受二府垂询时，并未将自己的真实看法和盘托出。之所以如此，“乍从外任远来，不暇深思熟虑”，未必是主要原因。“弃地”一事得敏感性，以及“二三执政所见未同”的背景，才是使范纯仁心有顾虑、不敢直言的主要原因。

宰辅有时也会利用衙署面谈的机会，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谒见者。比较典型的事例，是王旦为相时：“张文懿士逊出为江西转运使，辞公于政事堂。文懿言：‘士逊止历县道，而未亲郡事，今则领使职，愿闻善教。’公从容曰：‘朝廷榷利至矣。’文懿起谢。后迭更是职，思公之言，未尝求锥刀之利。既去职，识者语曰：‘此运使识大体。'”[45]“未尝求锥刀之利”云云，或许失之夸张，但王旦在“公见”时对张士逊的告诫，应该确实对张的履职方式产生了不小影响。

除了自己的想法外，宰辅时常还会在面谈中将其他种种信息告知谒见者。元丰（1078—1085）时期“蔡确初未知（邢）恕，文彦博之归洛阳也，恕有诗送行，神宗尝对确称焉，且谓恕久在馆下，当迁。确曰：‘熙宁变法之初，恕有异议，不可用。’神宗不答。确退朝，即招恕告之。恕寻迁著作佐郎”[46]。蔡确在知晓神宗有意拔擢邢恕后，特意招邢恕，告知其相关情况，无疑有市恩的意愿。在面谈中，蔡确等宰辅定然不会将自己御前所说之语全部告知邢恕，而是会有所取舍，以达成自己的目的。然无论如何，二府衙署中的面对面交流，始终是士大夫获知高层信息的一条重要途径。

士大夫与宰辅在二府衙署中的交流，与君臣之间的奏对，往往存在直接关联。不少臣僚在面君奏事后，会径直前往两府，将自己对君主所奏之事告知宰辅。仁宗庆历元年（1041）“冬郊，公（张方平）乃请因赦书招怀夏寇”,“仁宗喜曰：‘此朕心也。'”张方平奏对后，“至中书”,“白执政”，被执政赞誉为“嘉奏也，非君孰发此者”。此后“赦文所载皆如公请”,“因是西贼通问遣使”[47]。又如仁宗时“嘉祐六年（1061），司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谏院，上章乞立宗室为继嗣。对毕，诣中书，略为宰相韩公言其旨”[48]。再如绍兴和议缔结后，洪皓归国，“既对，退见秦桧，语连日不止，曰：‘张和公金人所惮，乃不得用。钱塘暂居，而景灵宫、太庙皆极土木之华，岂非示无中原意乎？’桧不怿”[49]。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与两宋中央政府的决策机制有关：君主虽为最高统治者，但在大多数事务上，不能万机独断，而必须要征求宰辅的意见。只有君相达成共识后，决策方可真正完成。因此，士大夫即便在殿上得到君主的首肯，也并不意味着其意见一定能得到采纳，因为很可能宰辅会在随后的决策讨论中，否定其看法。对于奏事者而言，能否得到宰辅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能在宰辅“进呈取旨”之前，先与之沟通，则臣僚可以增大自己意见得到实行的可能。当然，奏对中君主的动向，也会经言事臣僚之口，被宰辅获知，进而影响宰辅对臣僚所言的态度。张方平之言，能得到宰辅的赞赏，与仁宗在奏对中对其的首肯，应有直接关系。

希望面见君主奏事的臣僚人数极多，而君主的时间则比较有限。因此，君主常常会先令臣僚前往衙署面见宰辅，若宰辅认为其言确有价值，再报告君主，令其上殿奏事。宰辅通过在衙署中与士大夫交谈，可以预先将一些请求上殿却并无紧要事宜奏陈之人“屏蔽”掉，以保证君主的时间精力不被浪费。“胡大监旦，丧明岁久，忽襄阳奏入，胡某欲诣阙乞见，真宗许之。既到阙，王沂公曾在中书，谓诸公曰：‘此老利吻，若获对，必妄讦时政。’因先奏曰：‘胡某瞽废日久，廷陛蹈舞失容，恐取笑于仗卫。乞令送中书问求见之因。’真宗令中人閤门传宣，送旦于中书，或有陈叙，具封章奏上。胡知必庙堂术也。至堂方及席，沂公与诸相具诸生之礼，列拜于前，旦但长揖。方坐，沂公问丈曰：‘近日目疾增损如何？’胡曰：‘近亦稍减，见相公、参政只可三二分来人。’其凉德率此。再问所来之事，坚乞引对。中人再传圣语，略无计，但言襄阳元书乞赐一见。诸相曰：‘此必不可行。’急具札子奏，批下，奉圣旨依奏，乞见宜不允。”[50] 胡旦并无太有价值的信息或建议，宰辅与之交谈后，随即取消了其上殿奏事的资格，这是宰辅通过衙署面谈发挥审核功能的典型事例。

也应指出，王曾等人之所以沮止胡旦上殿，含有防范其“妄讦时政”，进奏对宰辅不利之事的意图。这说明君主令宰辅助其预先审核臣僚，事实上也给与了宰辅操控信息的机会。孝宗时“（陈亮）力请移都建邺，且建行宫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韪其议，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问下手处。陈与考亭先生游，王素不喜考亭，故并陈而嫉之。陈至都省，不肯尽言，度纵言亦未必尽复于上。翌日，上问以亮所往言者，王对上曰：‘秀才说话耳。’上方鄙退俗儒，遂不复召见”[51]。王淮身为首辅，明了孝宗对“俗儒”的鄙视，故刻意将陈亮所言称为“秀才说话”，果然达到了自己沮止陈亮奏事的目的。又，由此事亦可看出，陈亮等士人，即便有机会前往衙署见宰辅，也会预先对宰辅的心态加以揣测，以决定自己到底讲什么。

另有某些时候，当君主意识到自己和臣僚可能出现激烈的碰撞时，也会刻意避免与臣僚进行面对面交谈，而令其去衙署谒见宰辅，再由宰辅将其意见转述给自己。仁宗朝废郭后事件，即是最好的例子郭后被废“范仲淹率诸台谏诣閤门请对，閤门不为奏。（孔）道辅等欲自宣祐门入趣内东门，宣祐监门宦者阖扉拒之”后仁宗令宦者宣旨“令台谏欲有所言，宜诣中书附奏。道辅等悉诣中书，论辩喧哗”[52]。在这类事件中，宰辅其实充当了臣僚与君主之间的缓冲阀。不过这也难免导致臣僚与宰辅矛盾的尖锐化。

在两宋一些重要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士大夫常常会先后与君主、宰辅进行多轮次的奏对和面议。“对”与“议”之间，会产生非常微妙的关系。以仁宗皇祐四年（1052）孙沔南征侬智高一事为例。是年七月，孙沔自徐移秦，入京奏事：

上曰：“吾始意召卿，将赖以平岭贼，今其微矣。”时广东使者鲍轲奏于朝，上信其然。公对曰；“是非告陛下以实者。臣闻贼破邕至广。广，天下宝货之储，而蕃舶之家，常以亿万计。贼悉取之。日聚刘王山，纵酒大会。亡命归之者万余人，而官军未尝胜，是岂衰息耶？”上惊其语，注目谓之曰：“昔黄巢以二千人过岭，莫能制之者。”公曰：“明朝虽非唐季可比，过虑庸何伤？”

第二日，宋军在岭南败绩的消息即传入朝中。仁宗“有诏止公毋行，中日堂札留议事”[53]。通过奏对，孙沔初步赢得了君主的信任，从而获得了前往二府与宰辅就平南事进行商议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孙沔奏事后，“上谕执政曰：‘南贼果如孙某料。’二府由此慊公”[54]。二府之所以“慊公”，主要应是双方存在策略分歧。孙沔主张“过虑庸何伤”，而陈执中等宰辅主张“镇静”，二府经仁宗之口获知孙沔所奏内容后，难免会对孙沔有所忌惮。此外，之前地方官敢于不以实情上奏，极可能其背后有宰辅的默许。孙沔所奏，揭破了宰辅的“壅蔽”，也随之触怒了后者。可以说，孙沔的首轮奏对，也为之后他与宰辅议事的不顺利，埋下了伏笔。

数日后，宋廷命孙沔为江南西路、荆湖南路安抚使。孙沔再次获得面奏机会。“上曰：‘南贼如此，欲遣富弼，弼母老，度必辞。汝为朕行，令石全斌副汝。’公曰：‘臣禄于从官之列，素虽有疾，恶敢辞？然贼势盛，须有将佐士马甲铠金谷之资，苟缺焉，亦诸将之今日也。今未敢承命，俟有奏论。’又明日陛对，愿得宣抚使可以集事，以为其贰。”[55] 这两次奏对中，孙沔与仁宗论及“将佐士马甲铠金谷之资”，以及是否授予孙沔宣抚使之职这两个具体问题。对于孙沔的请求，仁宗并未正面予以回应，而是令孙前往两府，与宰辅讨论。至二府：

执政疾其言，公曰：“苟不如请，愿朝廷应副军需，使无后顾之患。”诘难更数端，不得请。公曰：“素无具，则当盛贼势，必败事。徒受责，何益？”宰相陈执中曰：“败事岂止于责耶？”又曰：“密学无张皇”。公对曰：“是欲示镇静耶？有备固当尔，无备而示镇静，此危亡之本也。国家生灵可儿戏乎？”又明日，乞兵万人、马千骑、金帛称之，裨校八人，掌机要文籍者四人，军前备指顾者二十人。难者曰：“南方非用马之地，何以马为？”公曰：“贼去朝廷远，苟当用马，岂朝奏而暮得耶？”然终以马胜。又乞兼安抚江南东、荆湖北两路，冀以四路共赡军。盖向之两路，贫部也。复为大臣所沮。越二日，诏促行，才得人马军七百人、文臣四人，备指顾者十人，安抚池、江、饶、太平四州[56]。

商议中，陈执中等宰臣对孙沔的各项请求皆不甚以为然，双方互相辩难，针锋相对，这与之前孙沔和仁宗奏对时的祥和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孙沔的若干请求，如“愿得宣抚使”“兼安抚江南东、荆湖北两路”，皆被宰辅否决。其对“将佐士马甲铠金谷”的要求，也被宰辅打了折扣。最终孙沔所得资源之多寡，并非取决于他与君主的“对”，而是在取决于他与宰辅的“议”。宰辅在政务运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从中可见一斑。

在之前的奏对中，仁宗表面上对孙沔青睐有加，但对于孙的诸多具体要求，却未必都认可。然身为君主，若当面与臣僚就军马数量、职权范围大小等问题“讨价还价”，无疑有失体统。自己转入幕后，将具体事务的商议工作转交给宰辅，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仁宗规避矛盾的策略。从这个角度看，士大夫与宰辅的“议”，对君臣之间“对”，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还应指出，虽然陈执中等宰辅对孙沔颇为不满，在商议中更是竭尽刁难之能事，但对于孙沔的各项要求，却没有完全予以否定。如其并不认为需要出动骑兵，但最后还是调拨了部分骑兵给孙；没有同意让孙“兼安抚江南东、荆湖北两路”，但还令孙安抚“池、江、饶、太平”扩大了他行使职权的范围。之所以如此，除了出于战事的考虑外，也与孙沔之前通过奏对，获得了仁宗的信赖有关系。可以说，成功的君前奏对，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商议中宰辅的让步。

结束与宰辅的商议后，孙沔又与仁宗进行了面谈“对上曰：‘臣之所乞，举不从。臣虽欲尽愚报陛下，势不能。死固不足惜，惜羞国尔。至如乞宣抚使事，盖旧例两府大臣为之，凡有需于郡国，无远近皆给之。今臣所能令者，两路及四穷州而已，非所部，谁应军需者。’上曰：‘卿第行，事且急，为君出宣抚使。’公再拜曰：‘审如德音，平南必矣。’上喜曰：‘卿先到彼，但多为备。'”[57] 与宰辅的商议不愉快，必定会令孙沔有所不满，也会令其对朝廷的态度多少产生疑虑。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接下来的南征。仁宗通过奏对，当面承诺“事且急，为君出宣抚使”，则可在很大程度上安抚孙沔的情绪，使之能更好地履行职权。“对”与“议”的相辅相成，再一次得到了体现。

结语

两宋时期，宰辅可以通过前来两府衙署言事的士人获取信息，听取建议。有资格前往两府衙署谒见的士人范围广，其所能言之事亦无所不包，这既为广大士人提供了更多表达自己诉求的渠道，也令宰辅有了更多的政务信息来源，对于维系政局稳定，提高政务运行的合理化程度颇有裨益。

随着社会的演进，从唐代中期开始，需要宰辅亲自处理的“庶务”就越来越多。两宋在疆域上固然无法与汉唐比肩，但朝廷统治所能到达的深度，却甚于前代。同时，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使得大量既有法规难以完全应对的问题不断涌现出来，并最终汇总到中枢。在这样的情况下，宰辅要像再如以往那样坐而论道、协理阴阳，以宏观、务虚事务为自己的本职，势必无法办到。只有通过为士民请谒大开方便之门，宋廷才能保证宰辅获得足够的信息，更好完成各种具体事务决策工作。可以说，两宋时期一幕幕鲜活的谒见场景，其实反映出社会演进对政务运行的推动。

交流是双向的。宰辅在当面听取士民意见、建议的同时，也会将自己的种种想法告知后者。士人民众在向宰辅陈述自己看法时，则会根据宰辅的回应反馈、神态表情，探知其个人乃至宋廷的真实态度。从某种意义上看，宰辅与士民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也是宋廷向外界传布信息的一扇窗口。这亦有助于宋廷贯彻自身意志。

宰辅与士人的面对面交流，究竟能取得怎样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制度规定，更取决于交流双方如何对这一途径加以利用。在宋代政治进程中，宰辅、士人往往都会根据自身的现实需要，想方设法地在制度空隙中闪展腾挪。他们的举动，有时又会对制度的演进造成影响。可以说，宰辅与士人的交流过程，也是人与制度的互动过程。又，宰辅与士人的面对面交流，与士人和君主之间的奏对，常常具有密切关联。两者往往相辅相成，共同影响着最终的决策结果。以上种种，均提示我们必须以更为立体多维的视角，去看待宋代的中枢政务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