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支配全球化世界的思想

当然，上述描述相当笼统，但也涵盖了许多要点。1990年以后世界秩序的主要意识形态以统一的、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为特点，因此公共舆论常将其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甚至直接将后者等同于世界秩序本身。在下文中，我们将尝试厘清这个支配全球化的思想学说，然后阐述它们之间的联系。

正如安德拉什·朗奇（András Lánczi）早在2002年所描述的那样，全球化是西方现代化逻辑的自然延伸。16它犹如一种近乎自然的力量，并且因此并不承载任何固有的道德价值。全球化作为一种现象，更像是一种趋势，甚至法则，就像太阳每日升起，除非世界经历根本性的变革，否则无法逆转趋势。对我们来说，这种现象的后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至于如何应对，取决于我们自己。接着上面的比喻，我们可以为恢复精力的睡眠时间已经过去而遗憾，也可以选择对起床期待不已，开启成效满满的一天。

相比之下，支配该进程的思想难以捉摸，其具体内容随时间变迁不断演变，很难定义其本质。17为确切理解它的本质以及其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历史角度对其探究。20世纪70年代，该思想作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崭露头角。当时，1945年后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路径（通常被称为凯恩斯主义）正处于危机中。这种经济政策路径强调福利供给，注重国家积极介入，并相信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加速增强大规模生产能力。然而在当时，除了高通胀之外，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关键预算指标为负值，公共债务不断增加。在此之前行之有效的西方经济体系也难以为继。

因此，它的出现首先是对这场危机的经济回应，体现为市场转向。此外，在某种意义上它标志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回归。18因此，它的核心主张在于限制政府参与，加强自由贸易，推动放松管制，简化税收制度，并尽可能减少税收体制中的累进要素，同时在可行情况下将工业私有化。19尽管如此，它在20世纪70年代仍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而非实际政治操作），因此在这一时期主要还是经济学家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大名鼎鼎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芝加哥学派，直至随后十年才真正走向政治主流。

正因如此，20世纪80年代通常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政治家已经从理论家手中接过了它的大旗。这十年间，西方世界两位标志性领导人——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以及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开始将该理论付诸实践，而这些理论原则成为摆脱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停滞的出路。20此外，西方世界的经济优势还推动了冷战的终结：苏联解体归咎于其自身的经济困境，而西方发起的激烈经济与军备竞争进一步加速了东欧剧变。

冷战结束后，该思想开始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21在这一时期，它成为美国向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非西方世界国家提出的发展计划的基石。该阶段的显著特点之一为1945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组织与协定，包括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自由经济原则的渠道。22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其初衷为促进拉丁美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23作为共识的一部分，上述机构通常将采纳该经济原则作为获得发展资源的先决条件。24

由此可见，该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概念在每个时期含义不同。上述历史概述说明了为什么难以给它下单一定义，因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揽子经济政策措施”，或解读为“政府体制”和“意识形态”。25所谓“政府体制”，按照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说法，指的是治理的隐含前提、价值主张以及其背后的具体逻辑。26按照该治理原则，若国家采用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作为其运作模式，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自由市场原则，那么国家就能运转良好，行之有效。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强调基于自由市场、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为全人类带来繁荣。因此，人类形象的理想状态是奉行市场价值观，并在社会生产、消费以及自由交换中实现个人价值的社会个体。因此，这与西方文明所倡导的理念高度契合。27

图1-3 亚里士多德指导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

资料来源：安·罗南（Ann Ronan），盖蒂图片社

注：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前，这位希腊哲学家一直都是马其顿统治者的老师和顾问，然而，亚里士多德并不同意亚历山大的希腊化计划，认为希腊化进程会最终导致希腊文化的终结，所以他在这场运动之初就离开了亚历山大大帝，正如亚里士多德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全球西方化的弊端现如今也显而易见。

在此坚实基础上构建的国际秩序，其基石在于各国间的相互依存，以及通过推行自由贸易制度，采纳该政治制度体系，期望能够在国际层面有效降低战争风险，并实现更为迅速的经济增长。需要强调的是，西方这一基本立场不仅强调深化经济关系，也强调传播政治价值与组织原则。这背后还存在别的考量，即相互依存固然为参与国带来利益，但西方国家最终在这一过程处于相对优势。28这些相对优势将加剧现存的经济不对称性。而经济力量盈余将最终转化为政治力量盈余。换言之，凭借强劲的经济表现，西方大国将能够对非西方世界政治走向指手画脚。29过去三十年，西方一直在对外推行这种战略，直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后，西方才出现了一位敢于质疑这一战略正确性的领导人。30

综上所述：全球化是一个持续数世纪的“自然进程”，而“支配这一进程的思想则指一系列具体的经济政策措施、治理原则以及意识形态承诺。两者之所以常被混淆，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大国利用其自身国际制度体系，开始将该原则强加于非西方国家之上。实际上，这意味着1990年后，它成为已经持续数世纪的全球化进程的组织模型与基本模式。因为全球化可被多种方式定义，这些经济措施、治理原则与方法、意识形态信条的传播都可与全球化这一模型联系起来。这也是它成为“美式和平”时代的全球化模型的原因所在，该时代开启了美国霸权地位，美国成为塑造世界秩序规则的力量。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