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南北战争小说的历史流变

与南北战争对美国造成的巨大伤害相对应的是，160多年来众多作家一次次重新书写内战，体裁多样，数量巨大。罗伯特·莱弗利在《小说打内战》（1957）中列举出多达512种小说，并以10年为一个时间单位统计了每个时段出版的数量，其中20世纪初的10年数量最多，达110本，其次是19世纪90年代76本，19世纪60年代69本。[1]艾尔伯特·梅嫩德兹（Albert Menendez）出版的《内战小说：注释文献》（Civil War Novels: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1986）更是列举出多达1028种的内战小说，并且也指出了三个创作高峰期，即战争结束后的10年，20世纪的30年代和60年代。[2]

同时，评论界普遍认为，与创作数量相比，内战小说的质量还不高，梅嫩德兹认为算得上佳作的也只有六七十部，[3]莱弗利认为高质量的作品不到50部。[4]传世经典更是少之又少，到现在为止，还能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有19世纪著名的《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1895）,20世纪米切尔·玛格丽特的《飘》（Gone with the Wind,1936）和迈克尔·萨拉的《杀手天使》（the Killer Angels,1974），它们先后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约翰·杰克斯的《北方与南方》获全美图书奖。在埃蒙德·威尔逊所撰写的《爱国者之血：美国内战时期文学研究》（Patriotic Gore: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1962）中，也惊讶于优秀的经典内战文学作品之少。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艾伦教授则指出南北战争这样的重大事件，本应该为作家创作提供大量素材，然而像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威廉·豪威尔斯等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家都对内战保持了沉默，他们的作品或许多少以内战为背景，却没有一部直接反映战争的，所以他的结论是，这是一场“未被书写的战争”（Unwritten War），艾伦认为这或许是由于战争过于残酷，内战期间意识形态、奴隶制和种族问题过于复杂，作家无从下笔[5]。在整个内战期间，美国伟大诗人艾米丽·迪金森（Emily Dickinson）一直平静地生活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小镇阿默斯特（Amherst），就她创作的1700余首诗歌来看，内战给她的思想没有带来什么冲击。或许这与她的生活环境有关，她居住在北方可以远离血腥残酷的战场，她的诗歌，是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可以指涉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唯独没有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方。因此，有学者认为，假如她生活在查尔斯顿或者萨凡纳，她将不得不在自己的诗篇中面对外部世界的真实。[6]不过也有研究者从横向对比来看，认为相较于其他战争的战争文学，内战小说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各领风骚，其中也不乏许多严肃优秀的作品，为后来的读者复原了那个时代的战争与社会历史。[7]

本章将梳理美国南北战争小说的历史流变，将内战小说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选取每一阶段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品，分析艺术形式、主题内容、政治立场上的特征和变化，通过纵向对比更清晰地审视当代内战小说的创新和突破。第一阶段以内战前的奴隶叙事和内战时期黑人参战故事为主，前者形成了推动内战发生的文化和舆论动因，后者是最早涉及内战与奴隶制关系的作品。第二阶段从内战后到“二战”，南北方作家作品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政治立场。第三阶段为“二战”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的作品情感和主题都发生了一定变化，叙事上大多依旧遵循现实主义风格，同时尝试吸收现代主义之长。第四阶段是本书重点探讨的90年代以来的当代小说，艺术形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对内战相关问题的思考更具颠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