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现有责任政治研究述评
责任政治是一个旧有而又全新的概念:之所以称其为“旧有”,是因为曾有学者对其展开过一定的描述和说明;之所以认为其全新,在于学术界还没有对这个概念做出整体性的分析。通过梳理与阅读当下有关责任政治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文献都是责任、政治责任、责任政府等方面的研究。这意味着,纵然存在责任政治的相关研究,也是零散地存在于有关“责任”“政治责任”“责任政府”等学术成果中,缺失了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通过整体性的阅读与把握,我们发现,责任政治研究的诸多文献并没有事实上的对话关系,所以本部分将沿袭传统文献综述的手法,分别从国内、国外两个维度梳理责任政治的相关研究。
(一)国内责任政治相关研究述评
总体来说,国内学界对责任政治的基本认识与论述,可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
1.责任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相关关系
这种观点倾向于认同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内核或子集,主要将责任政治等同于责任政府。这是国内学术界对于责任政治的共识性看法,大部分文献聚焦了民主政治的背景,强调民主政治下责任政治的内涵与构成。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献是张贤明教授的《论政治责任——民主理论的一个视角》。这本专著的焦点是政治责任,责任政治是政治责任运用的一个场域,用于强化政治责任的民主内涵。书中指出,责任政治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所谓狭义,指的就是责任内阁制政府;广义上看,指的是公共权力行使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对人民负责的政治形式。[10]书中援引了其他学者的论点,认为责任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甚至是民主政治的替代性概念,例如,“民主政治的特质包含四点:平等政治、公意政治、法治政治、责任政治”“民主政治的本质可以归结为三点:公意政治、法治政治、责任政治”。[11]责任政治还可以被视为政治文明的基本形态,因为其与平等、信任等现代价值理念融会贯通。[12]类似的论述还有“责任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13],作者也将责任政治分为狭义和广义。与《论政治责任——民主理论的一个视角》一书类似,狭义的责任政治就是指责任政府及其一系列组成责任政府的制度与关系;而广义的责任政治——作者认为——就是代议制政府的另一种表述。责任政治是一项民主制度,实现责任政治也需要依靠民主制度的一系列构成,例如法治、政治监督等。对于中国而言,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责任政治的基础。文章《责任、责任政府与责任政治》将责任政治理解为与责任政府相关的概念:“责任行政与责任政治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价值理念,又是一种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控制的制度安排。”[14]也有观点同样认为,责任政治是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和组成部分,责任政治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15]这种观点也被其他学者沿用。例如一篇从责任政治角度分析政府绩效评估的文章指出,民主制的实质就是责任政治,要求有适当的机制保障政府受托责任的实现。现代责任政府理论强调,责任政府的核心特征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是强调权力与责任的统一,有权必有责。[16]
2.责任政治与政治问责的贯通关系,甚至将责任政治视为政治问责的替代性概念
这种观点在国内学术界并不鲜见。事实上,将责任政治等同政治问责也立足于民主政治的宏观历史背景之中,只不过对于责任政治的理解各有侧重。例如,王若磊的《现代国家与责任政治》就详细地阐述了责任政治和政治问责的关系。文章从现代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责任政治的组成部分。[17]文章提出了六个维度的责任政治内涵: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负责、问责、回应以及韦伯的责任伦理,等等。其后论述中,作者直接将责任政治等同于政治问责,又对政治问责做了详尽的分析,但未能说明责任政治何以能过渡到政治问责。邹庆国的《从不作为政治到责任政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一个分析维度》将责任政治理解为“不作为的政治”的对立面,责任政治就是以问责制度为保障的“作为政治”,强调了责任主体的主动作为、积极负责。责任政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价值诉求。[18]文章《责任政治中的问责与避责互动逻辑研究》探讨了问责与避责对于建构责任政治的影响。作者将问责视为建构责任政治的核心。“对于责任政治的建构而言,问责旨在通过促使公职人员对其行为负责,从而使公权力受到制约”,“推进责任政治的建构,需要在重新认识问责与避责关系的基础上,建立问责与避责有效链接的机制,从而使二者在辩证中实现有机统一”。[19]
3.以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理解与界定责任政治
谢文郁的《自由与责任四论》从中国传统思想入手,以西方文化传统为参照,提出中国是一个“责任政治”社会,西方则是“权利政治”社会。所谓“责任政治”,指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家国责任、君子修身等信条的强烈重视,责任贯穿于政治生活始终,政治是一种等级式的责任制度,中国的未来发展也要基于传统的“责任政治”。虽然作者对责任政治的论述富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但依然未能提供一个清晰的责任政治概念。[20]马雪松的《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是为责任政治做出明确界定的文章。作者站在国家治理的立场上,着重分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责任政治之间的“契合性关联”。作者认为,责任政治的概念一直较为模糊,所以要给予明确界定。作者将责任政治理解为政治体系的权责结构、职责界定、究责机制,实现责任政治也要从这几个方面展开。[21]马雪松等的《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下压力型体制的责任政治逻辑》中也沿用了这个分析框架。[22]张喜红在《权责一致:责任政治建设的基本前提》中认为,责任政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权责一致则是责任政治建设的基本前提。但是全文主要论述了“权责一致”的内涵与逻辑,以及分析了强化权责一致的路径,但没有说明责任政治究竟为何物。[23]
无疑,以上研究为我们理解责任政治提供了良好的启发与借鉴,然而就学术本身而言,这些研究仍然存在着些许不足。
首先,几乎所有研究都是从直觉意义上使用“责任政治”,所谓的解释也惯常使用“政治问责”之类的概念去替代。从日常语言的角度看,责任政治可以赋予直觉上的理解,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则显得较为武断。如果用抽象物去解释抽象物,就会容易陷入追问的循环。[24]试问,如果责任政治可以利用其他概念来代替,那么责任政治这一概念的价值又是什么?倘若我们的确需要责任政治来说明一种现象或者描绘一种制度,但是如果不对责任政治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或者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衡量责任政治,我们对于这种现象或者制度的描述也只能流于表面。另外,关于责任政治研究的批判与反思也会陷入“语言游戏”,让我们的研究无法摆脱概念的混乱。另外,虽然部分文献给予了责任政治以明确的界定,但是这些论述基本上都流于片面,或者是为了说明某种问题而做出的解释,或者是为了描摹某种现象而提供的诠释,责任政治的内涵并没有充分的理论深度与历史感,似乎就是将责任与政治进行简单相加。这种处理方式的结果是,要么是对责任的过于简化或者泛化处理,要么是对政治的片面性认识,无法得出一个系统性、层次性的概念框架,责任政治的运用也会受制于具体研究,反而可能因为研究观点与研究思路的差异造成割裂或矛盾。
其次,大部分研究倾向于将责任政治置于“民主政治”之下,认为责任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构成,政治问责、责任政府是责任政治的核心部分。这种论证方式的确有利于提升理论聚焦度,也降低了责任政治的论证难度。此外,现代社会中的责任政府、问责、责任制等概念也必然可以直接填充进责任政治的概念中。然而,这没有考虑到一个模糊的问题,即非民主政治之下是否就不存在责任?学者有一个论断,即“现代政治之前的主权者的历史,是一部不负责任的历史”[25]。这一来自密尔的修辞似乎被学者奉为金科玉律,甚至成为学术论证的理论基础。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可以吹毛求疵地追问:不负责任是何种意义上的?究竟是谁对谁的不负责任?是不是只有现代社会的人或国家才知道负责任?如果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等先贤对责任的讨论完全就是梦中呓语,人类社会也早就在彼此的争斗中走向崩坏了。的确,民主必然包含着责任,没有责任的民主是不可思议的。[26]但是,这种包含关系是否能够将责任政治等同于民主政治,还需要不断论证与商榷。我们认为,仅仅将责任政治置于民主之下,会冲淡责任对于人类历史的整体性作用,不利于我们把握责任的脉络特征。正如研究民主,我们不可能仅仅研究现代性下的民主,也必然要不断地回溯与阐释民主的滥觞,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民主,就不能了解民主制度。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民主与责任政治的相关关系事实上早已遭到定量研究的挑战。[27]在此,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可以在具体的语境中讨论问题,但是不能把具体语境中的事物抽象为普遍性的东西。
(二)国外责任政治相关研究述评
国外的研究成果同国内一样,大部分相关文献也集中在“责任”“政治责任”“责任政府”“政治中的责任”等主题中。“责任政治”[28]的专门研究成果较少,主题也并不聚焦。除了政治学与公共行政之外,有些文献还延伸到了教育学。[29]基于政治学的立场,这些文献既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思考,也有以现代社会基本问题与基本特征为出发点的理论建构,还有的研究立足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去探讨全球治理中的国家责任。就笔者接触到的研究来说,叙述较为系统、观点较为突出的著作有这样一些。
1.查德·拉文的《责任政治》
查德·拉文(Chad Lavin)的《责任政治》(The Politics of Responsibility)[30]一书是作者针对目前责任研究的缺陷所展开的批判性论述。为了同传统责任研究相区分,作者提出了“责任政治”(politics of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他认为,目前西方有关责任的研究文献虽然很丰富,但核心框架基本局限于自由主义(liberalism),并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紧密相连,而这正是当代政治话语的局限。[31]自由主义视域下传统责任关系中的“责备模型”(blame model)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社会结构,现代社会必须采用一个新的责任模型。查德认为自己的概念是“后自由主义的”(postliberal),他强调责任是一个过程,这样的过程反映了持久的反应能力,而不是简单的责备(reproach)。全书的论述相当晦涩,但是查德的核心论点在于构建一种集体的责任,这样可以使责任去解决更为复杂、更为系统的社会问题。例如,查德通过纽约警察暴行的例子来说明,由种族主义、歧视等问题产生的暴力与执法不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执法者或者警察部门,这种问题是整个社会造成的。[32]
2.乔纳森·福克斯的《责任政治》
在《责任政治》(Accountability Politics)中,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从“政治责任”(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出发论述“责任政治”(accountability politics),主要将目光聚焦于社会层面,分析社会不同主体对责任政治的建构。这种思路基于现代社会行动主体多元化的事实,凸显了政党、社会公众、私人部门、大众传媒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政治责任——从最简单的意义出发——指的是政治权力主体负责任的行动。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中又出现了“社会责任”(social accountability)。社会责任是政治控制的一种形式,指的是社会公众与媒体组织等社会上的行动者对权力的监督,以弥补政治生活中“代表者”(representative)和“被代表者”(the represented)的简单关系。有鉴于此,政治责任已经不能够概括政治生活中的责任关系,需要“责任政治”的概念来整合政治与社会两种责任形式,以保证公共领域中不同的“责任相关人”(accountability holdees)负责任的行动。[33]
3.彼得·纽厄尔与乔安娜·惠勒共同编著的《权利、资源与责任政治》
彼得·纽厄尔(Peter Newell)与乔安娜·惠勒(Joanna Wheele)在《权利、资源与责任政治》(Rights,Resources and the Politics of Accountability)中认为,目前的责任机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虽然现代社会中责任的主体越发多元,责任对于良好的治理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责任的构建是多方面的,仅仅通过制度改革来实现责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当权者们可以操纵制度,使他们在某些议题上可以不负责任。所以,纽厄尔与惠勒认为,要实现责任政治,必须关注社会中的穷人和边缘化群体。换言之,他们认为责任事实上应运作于一个隔离的社会。虽然政治过程越来越透明,治理的技巧越来越高超——整个社会看起来“更负责任”了,但被忽视的是,掌握资源的人却一直通过控制资源来疏远穷人,而这正是当代责任制度最大的缺陷。[34]那么,责任政治应打通不同社会,使责任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4.乔舒亚·巴肯的《共同主权:资本主义中的法律与政府》
乔舒亚·巴肯(Joshua Barkan)的《共同主权:资本主义中的法律与政府》(Corporate Sovereignty: Law and Government under Capitalism)是探讨全球治理中“责任政治”的著作。作者针对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提出了要构建“全球性责任政治”(global responsibility of politics)。在国际关系中,由于没有一个通用的结构去确定国际关系各主体之间的法律意义(legal meaning)、权力与责任,所以如何在这种关系中保证国家间的责任是全球治理面对的重要议题。那么,乔舒亚的论点在于如何将责任带入国际关系,通过提供确定的标准保证国际关系各主体负责任的行动。[35]菲利普·坎利夫(Philip Cunliffe)的《主权与责任政治》(Sovereign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ponsibility)讨论了类似的问题。他认为,实现国际关系中的“责任政治”在于拓展主权国家的责任,要求主权国家在保护其管辖范围内公民的福利的同时对更广泛的国家社会负责,“用《联合国宪章》的话说,该国要负责防止其境内的人类苦难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36]。
从整体上把握国外的责任政治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研究的不同思路:一是国外研究更多将“责任政治”置于现代社会的整体情境中,借助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与分析思路,主要关注责任机制暴露出的问题。二是国内研究倾向于以政治权力为主体去分析责任制度的展开,例如对问责制度、责任政府等方面的讨论;国外研究则突破了纯粹的“政治”领域,强调了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体,尤其关注非国家行动者(non-state actors)对责任制度的影响,凸显责任机制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三是国内的责任政治研究主要关注主权国家内部的责任关系,国外关于责任政治的研究已经同全球治理结合起来,试图在全球的场域中构建起更为复杂的责任架构。
国内外文献的有机融合为我们研究责任政治提供了有益的启发。首先,我们应该厘清责任在责任政治中的具体内涵,既要完成责任政治的理论建构,也要将目光转向现实,关注历史维度下责任内涵的变化,重点把握责任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其次,整合责任的内在价值以及责任在政治中的基本结构,尤其在现代社会,理解政治需要打通社会不同领域,不仅要关注纯粹的政治权力主体,也要将政治场域中的多元主体整合其中。换言之,理解责任要整合考虑责任同国家以及非国家领域之间的关系。最后,在国家的基础上,可以将责任政治置于更广阔的“时—空”之中。一方面,要根植于现实考量现代国家的发展趋势,对国家层面的责任政治演变进行合理的预测;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的客观背景与宏观结构中,探讨国际社会中责任政治的理想形态,试图实现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总之,这表现了责任政治未来的发展取向。
归根结底,这些不同的学术资源为我们提供了责任政治研究的不同面向,而我们则要从整体入手,把握责任政治的历史传统、理论内涵与价值观念,以及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结构特征。然而,国内外的研究都暴露出了同样的问题,即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责任政治分析框架,对于“责任政治”的讨论仍然是对于责任的分析,只不过将视域转移到现代、社会与全球。在此意义上,我们才意欲提供一个责任政治理论,以填补这一学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