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狭义心性之学时期（“西化心学”时期）

钱穆在大陆任教共38年，从1912年开始，至1949年结束。这一时期，他先是在小学任教11年，然后在中学任教8年，最后在大学任教19年。其中，在大学任教的19年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北平高校阶段和南方各省高校阶段。大致说来，钱穆的狭义心性之学时期（西化心学时期）主要指1922年到1937年执教于中学与北平高校的这15年[2]。

一 任教于中学时期

钱穆自1922年执教于中学，至1930年，共在中学任教8年，在这8年中，钱穆的心性思想初步形成，这一时期他于心性之学持狭义的见解，最为推崇阳明心学，以《国学概论》和《王守仁》为代表。

1912年新年之初，时年18岁的钱穆就已步入教坛。当年，钱穆尚未中学毕业就在无锡三兼小学开始执教生涯。后来，又在家乡的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在后宅初级小学出任校长。他在任教小学期间，就已出版有《论语文解》，这是钱穆生平第一部著作。在《孔子与论语》的出版说明中，作了如下说明。

钱穆四先生毕生崇扬孔学，其最先出版第一种著作，即为《论语文解》，时维民国七年。民国十三年任教于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编撰《论语要略》；……收并入《四书释义》中。二十四年出版《先秦诸子系年》，于孔子生平历年行事，多所考订。……出版《论语新解》，通释《论语》全书。……又撰有《孔子传》，详述孔子生平，考论复有超出于旧著之上者。[3]

虽然此时钱穆已开始“崇扬孔学”，但《论语文解》的写作体例仿照《马氏文通》，仅把《论语》原文按“起、承、转、合”的思路标明句法，并未从义理角度进行深入思考。所以，即使钱穆后来认为“孔学即心学”，但在其任教小学时期，这一思想还未产生。

1922年中秋节后，钱穆28岁时，赴厦门集美学校任教，为其担任中学教师之始。1923年秋，他又开始任教于江苏省无锡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7年秋，转任苏州中学教师。

在中学任教其间，尤其是任教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时期，钱穆心性思想开始萌芽。当时，钱穆任学校的国学教席，且这一职务是随班递升。同时，学校还要求除国文正课外，教师每年都要有新的课程。钱穆第一年讲了“文字学”，第二年讲了“论语”，第三年讲了“孟子”，第四年讲了“国学概论”。这一系列课程，促使钱穆对孔孟之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与归纳，其独具特色的心性思想也初显端倪。这一时期其心性思想的代表性作品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和《王守仁》。《论语要略》成书于1924年，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孟子要略》成书于1925年，1926年由上海大华书店出版；《国学概论》成书于1928年，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守仁》[4]系1928年春受上海商务印书馆之邀而作，收到该馆所编“万有文库”，于1930年3月出版。

《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原为钱穆在江苏省无锡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时之讲义，二书无论是在行文体例、文字风格还是思想内容上都有着强大的相似性与一贯性。在论及“孔子之学说”时，钱穆有从人心、人情角度阐发“仁”的思想，在论及“孟子之性善论”“孟子之修养论”时，钱穆也从人心、人情角度揭示“性善”的本义。试举几段文字为例。

孔子与弟子论行己处世之道，最重“仁”字。仁者，从二人，犹言人与人相处，多人相处也。人生不能不多人相处。自其内部言之，则人与人相处所共有之同情曰“仁心”。自其外部言之，则人与人相处所公行之大道曰“仁道”。凡能具仁心而行仁道者曰“仁人”。……人之相处，首贵直心由中，以真情相感通。[5]

心者，身之主也。非极吾心之善端，则不知性之善也；故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性为天之所赋于我者，非知我之性，则不足以知天；故曰：“知其性，则知天矣。”心不存则放，性不养则戕，我之心性赋于天，故存心、养性所以事天也。夫极乎我心之量，而达乎性之至善，任则至重也，道则至远也，死而后已者也；故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矣。此虽天之所以命我者，而贵乎我之能自立其命，此之谓“立命”也。此章可谓孟子论修养之大纲极则也。[6]

在任教中学时期，钱穆对于孔子、孟子的思想开始进行整体的阐发。无论是对于孔子的“仁”，还是对于孟子的“性善”，钱穆那时就已开始从人之心性角度加入剖析。这一点，在钱穆七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是一以贯之的。与后期他在阐发中国传统学术之旨时不同的是，钱穆在此一时期对儒学的理解还是就事论事的，并未从整体上进行打通式的解读，因此，也并未如前后期那样，将儒学整体定义为“心性之学”。这一点，在《国学概论》中有鲜明的体现。

《国学概论》一书偏重对学术史的梳理与概括，于先秦两汉魏晋时期中国传统心性思想尚未有关注，直到佛教传入，中国化佛教宗派出现，尤其在分析禅宗时，钱穆才开始对心性进行分析。那一时期钱穆对心性思想的阐发具体体现在先是从佛教角度阐发心性之学的特点，进而从宋明理学角度进一步分析其主要特征。

故佛学之兴，其先由乎汉儒说经，支离繁委，乃返而为内心探求。接步庄老，体尚虚无。而机局转动，不能自已，翻经求法，不懈益进。驯至经典粲备，教义纷敷，向外之伸展既尽，乃更转而为心源之直指。于是以禅宗之过渡，而宋明学者乃借以重新儒理。其循环往复转接起落之致，诚研治学术思想者一至可玩味之事也。[7]

从上引文字不难看出，钱穆此时认为，在中国，心性之学本质上是一种“反动”，是对儒家经学从外在支离烦琐的解读的反动，是源自对佛教经典的“向外之伸展”的反动。而宋明理学在佛教禅宗的基础上，又将儒学学术思想从心性角度向前推进了一步。也就是说，这一时期，钱穆虽然开始关注与解读了心性之学，但并未将心性之学定义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本质属性，而仅将其视为宋明理学特有的理论特征。进一步说，其实此时的钱穆也不认为心性之学是全部宋明理学的共性特征。

在钱穆看来，宋明理学思想中有“唯物”和“唯心”之别[8]，像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都是从外在的宇宙本体角度入手立论人生正道，因此属于“唯物”路径。

故要而论之，此三人者，皆以惟物之观念，说明宇宙之本体。皆以化小己为大我，奉为人道之正鹄。[9]

也就是说，在钱穆看来，北宋时期的周、邵、张虽属理学家，但其向外的运思路径决定了他们的学说是“唯物”的，所以不能从心性之学角度入手进行阐发。但是，这一情况到了二程那里有了变化。

其后有二程（明道与伊川），而学风乃一变。[10]

那怎么变的呢？

则二程之勿尚玄言，专贵真修，断可识矣。[11]

而二程论学，亦自有别。明道之学，首本“识仁”。[12]

二程（尤其是程颢）一系不喜欢“玄言”，喜欢从人本身入手进行“真修”，这无疑走的是有别于“唯物”的“唯心”路径。具体说来，程颢要通过“识仁”来体认人生正道，程颐要通过“居敬求理”来践行人生大道。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则仍是体认大我之意。然只就此心当下识取，则不须远索之于人物未生、宇宙未分以前，冥漠虚无之境，而必为太极无极、阴阳五行之纷纷也。故曰：“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盖濂溪、百源、横渠，皆不免悬空探索，造一宇宙缘起，人物本原之理，而以工夫为凑合。明道则鞭辟近里，谓心苟不懈，存久自明，即以吾心为宇宙，即以本体属工夫，而更不劳有勉此赴彼之迹也。故识仁而后可以“定性”。[13]

从中不难看来，虽然此时钱穆已开始研究心性思想，还不系统，但已能看出其早年心性思想偏于“陆王心学”的特点，确切来说，是偏于阳明学。对于阳明学，钱穆早年是极为推崇的。

自阳明出，而理学之天地乃一新。[14]

及阳明出，单提“致良知”一语，从行事着眼，而后“吾心”之与“外物”，“居敬”之与“穷理”，皆可以沟通而无阂。盖明道、象山偏于内，其失也涵养持守而无进学，不免于空疏。伊川、晦庵偏于外，其失也记育博览而无凑泊，不免于支离。惟阳明即本吾心之真诚发露，而一见之于行事，即知即行，相寻而长，乃可以超乎居敬穷理之上，而收心物兼济、内外交尽之功也。故言宋明理学者，濂溪、横渠究极宇宙万物本原一派，终不免为断港绝潢。虽朱子《格物补传》之说，汪洋恣肆，汇为大观，亦得非朝宗所极。而明道“识仁”之意，至姚江出而言“致良知”，乃然后心物兼赅，体用一源，为可以无遗憾也。故理学之有姚江，如百川之赴海，所谓不达而不止者也。[15]

从上引文字不难看出钱穆对于阳明学的推崇。在那时的钱穆看来，宋明理学诸家除阳明外，为学都有所偏重，或偏于内，或偏于外，唯有阳明能做到“即知即行”“心物兼济、内外交尽”“体用一源”，之所以能如此，就在于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简易直接，是真正的“本吾心之真诚发露，而一见之于行事”，这在钱穆眼中才是心性之学的最正当表述。当然，后来，钱穆对自己早年在《国学概述》中阐发的某些观点有所修正。他曾在1955年“新版附识”中作了如下解释。

此稿成于三十年前，迄今回视，殆所谓粗识大体，未尽精微者也。……此次再版，于本章原文，亦一仍其旧，绝不再加增删。此非谓当时叙述，便成定论。盖使读者获知三十年前人对其当时学术思潮之一种看法。此亦可作一种史料视耳。[16]

对自己早年某些学术认知进行一定程度的否定，非常突出地体现在钱穆对于阳明学的看法上。可以说，对宋明理学的心性思想，钱穆早期是非常推崇阳明学的，但到了晚年居台时期，钱穆的治学重点转向了朱子学，对朱子心性思想的推崇与对阳明心学的批判是并列呈现的。[17]此为后话。

任教中学时期，钱穆推崇阳明心学的做法除在《国学概论》中有所体现外，还在《王守仁》中有大量表述，试举几例。

天理两字，是北宋以来理学家最认真寻讨的问题，其实天理只是分善别恶的一个总名，除去分善别恶，便无天理可见。至于善恶的标准，推极本源，只在人心的自然灵觉处。所以天理只从人心上发，除却人心，不见天理。那个天理本源的人心，便叫良知。[18]

据普通一般见解，阳明自是偏向象山，归入唯心的一面了；其实阳明虽讲心理合一，教人从心上下工夫，但他的议论，到底还是折衷心物两派别开生路，并不和象山走着同一的路子。……他在心、物之间特别指点出一个感应来，这是王学的超过朱、陆处。[19]

以上，说的是钱穆早期对心性之学的理解具有狭义性的特点，这是从范围上说；除此之外，如果从治学思维上说，这一时期钱穆对传统心性命题的解读还具有了“西化”的特点。再举例加以印证。

盖孟子道性善，其实不外二义：启迪吾人向上之自信，一也。鞭促吾人向上之努力，二也。故凡无向上之自信与向上之努力者，皆不足以与知孟子性善论之真意。若从别一端论之，则孟子性善论，为人类最高之平等义，亦人类最高之自由义也。人人同有此向善之性，此为平等义。人人能到达此善之标的，此为自由义。凡不主人类性善之论者，此皆不主人类有真平等与真自由者。爰特揭此二义于先，以为考论孟子性善论之大纲焉。[20]

孟子之意，仅主人间之善皆由人性来，非谓人之天性一切尽是善。吾所谓启迪吾人向上之自信，与鞭策吾人向上之努力者，必自深信人性皆有善与人皆可以善始。否则自暴自弃，不相敬而相贼，而人类乌有向上之望哉？[21]

“性善论”，是儒家心性思想之根。对孟子首倡的“人性善”，历代学者紧随孟子的思路主要从善端角度切入，到了宋明理学有了明显的本体论特征。钱穆则基于稳健的史学立场，在大量运用打通时空脉络的历史思维的同时，还从当时流行的“平等”与“自由”观念入手[22]，在古老的思想命题中加入时代的流行观念，将二者有机结合，使传统的“性善论”思想与近代学术思维接轨，使得这一古老命题焕发出时代的生机。

二 任教于北平高校时期

抗战之前，钱穆主要在北平高校任教，心性思想与考据学、通史观、文化观时有交错地并存于他的学术视野中，其早先所持的狭义心性观逐渐容纳了更多的学术资源，开始丰富发展起来，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代表。

1930年秋，钱穆36岁，受顾颉刚推荐，钱穆被聘为北平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开始了其人生的另一重要阶段。钱穆由南方来北平八年，陆续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授课，并在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兼课，这一时期，是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期。他不仅完成了与梁启超同名学术史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3]，以一人之力讲授《中国通史》（为其后来写作《国史大纲》作了前期铺垫），还有机会与学界名家切磋学问，进行学术争鸣，为其学术思想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定的基础。从客观来说，这时期钱穆治学的重点在考据而非义理，因此，其心性思想在学术视野上与任教中学时期并未有太大的变化，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此时的他开始用进化论思维分析中国传统命题。

里堂言性善，以人之有智慧言之，又以人之能进化言之。其说亦本于东原，而人类之自以其智慧而进化者，其一段之历程，里堂名之曰“变通”，变通之所得即善也，仁义则善之大者。故曰：“人性所以有仁义者，正以其能变通，异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则仁也。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正义《性犹杞柳》章）”人类何以必出其智慧以求变？里堂则曰变化所以为利。[24]

里堂以人智之进化言性善，故不喜言赤子之心。[25]

同样是阐发孟子“性善论”之旨，在《孟子要略》中，钱穆是用“自由”“平等”近代观念加以解读，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以“进化”说“变通”，以西方式的学术思维解说自《易经》流传下来的变易之道，不能不说，这是钱穆为学日进的一种体现。一直以来就有学者称钱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其实仔细阅读钱穆的文字就可发现，他并非墨守成规、顽固不化，他一直在关注时代、广泛涉猎，只不过他是择善固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