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末民初女作家的历史出场

时间的概念绝不仅仅是自然时间如此简单，内在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与“自我中心错觉”的联系，[3]向我们昭示了文化心理对于历史时间的影响作用。我们聚焦清末民初女性知识群体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身份确认和性别构建问题，话题中的女性文学、女性解放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展开的。让我们回溯一下中国整体女性解放的历史，在时间的历程中确立研究的起点。

学界一般将女权运动划分为三次浪潮：以选举权为目标的第一次浪潮、以平等权为主旨的第二次浪潮、以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性别平等权为焦点的第三次浪潮。中国的女性解放思想，早在明清后期就开始出现松动和萌芽，这不仅表现为一些男性思想家如李贽、张履祥、钱大昕、臧庸等人对历史上女性历来陈词戒律的批驳和讽刺，更体现在当时妇女文化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运作形式，并突破着既定的社会性别体系。[4]同时，中国女性运动不可不提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这时期的社会上出现了海外传教士影响下的女性留学，比如从 1881年到 1892年有 4个平民女性[5]出国学习，这些都与教会有关；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女子学校，培养了早期真正意义上的女学生；[6]这一时段还有一些幸运的闺秀得到跟随丈夫出使他国的经历，如1899年单士厘遗芳后世的《癸卯游记》 《归潜记》，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上发表的《记江西康女士》中的康爱德也是中国最早留学西洋的典范，这些女性的海外游历和求学经历[7]是女性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内容。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近代，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在国家命运的思索中将女性问题一并加以考虑和分析。在真正意义上触动女性社会秩序根基并将女性解放提到议事日程上的，要首推维新变法。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切实的废缠足、兴女学社会运动角度，开展了一场爱国图强的女性解放运动。代表人物梁启超更是在多篇著作中激扬文字，从几个方面论述了改良中国女性的方式，为女权运动指明方向。王林在《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一书中指出，仅1907年一年有关“不缠足” “兴女学” “革陋习” “介绍国外妇女”等方面的文章就有百篇之多。[8]尽管言辞多样，但究其理论导向，大都不约而同地模仿或者同声传译了梁启超的观点。另外在这一时期，大量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和动态文章被广泛译介、传播至国内，1902—1903年，马君武翻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译述了英国哲学家穆勒的《女人压制论》，以及西欧社会民主党《女权宣言》中男女平权的思想，在国内广为传播，把“天赋人权”中的“男女平权”与政治文明相连接。1903年，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金天翮的《女界钟》更在当时引起巨大震动。一时间，“国民之母”“女学”“女权”成为热点词语，从而与社会改革步伐紧密结合在一起。

兴女学，因在社会上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行动而迅速发展起来，1898年5月31 日经元善开办了经正学堂（又名中国女学堂）。1901年，由蔡元培任会长的中国教育会开办了爱国女学。1902年，吴怀久创办了务本女塾。1904年，张之洞在湖北省成立敬节学堂，挑选粗通文理的节妇100 名入学，同年，江苏史家修创设中国第一所女子职业学校——私立上海女子蚕业学堂。其中，教会女学是重要力量，1898年上海就已经发展出了15 所女子学堂，招生人数也从1869年的 576 人增加到了 1877年的2064 人，到1902年达到了4373 人。[9]到了1906年，在社会女学呼声日强的情况下，慈禧太后面谕学部兴办女学。[10]1907年3月，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女学堂的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 条，正式承认了女学的合法性。虽然这时期主张的女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知守礼法”的贤妻良母，并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比如说女子教育的最高机构是女子师范学堂而非大学，女子教育也没有中学和实业学堂，女子小学堂与师范学堂的修业年限也比男校各少一年，而且实行了男女完全分校的、两性双轨制教育体制，但在女性教育史上仍然迈出了一大步。据统计，至 1909年，全国已有女子小学堂308 所，占小学堂总数的0.6%；共有女学生14054 人，占小学生总人数的0.9%。[11]1908年10月10 日的《大公报》这样描述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借苏州大同女学招考的盛况：“是日考者有二百多人，江督端方帅特派专员护送江宁各女学六十人赴苏考试。是日商埠旅馆，几至住无隙地。”[12]1909年10月12 日（原文为宣统元年九月初二日）,《盛京日报》在东三省新闻栏目刊发《女学报名踊跃》的文章，并认为“足见近今风气之不闭塞矣”[13]。可见当时女学兴起遍布全国之势。[14]

女性不仅在国内就学，海外留学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二十世纪初年，女留学生逐步增多，除了赴美留学外，还有不少女子到日本、英国、法国等地留学。留美幼童中有不少人也将自己的子女送往美国深造，那些开明的官僚、有钱的商人、著名的学者、富有神通的买办也通过各种门路将女孩子送往国外留学。”[15]特别是1905年以后女性留学日本成为热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沿海江浙闽粤诸省，伴读女子出国者时而有之。也许是因为沿海诸省交通方便，经济发达，女子教育比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要好，风气也不太保守的缘故吧，伴读女子留学也较多出现在沿海诸省。也许是浙江省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加之与日本的地理位置最近，中日贸易往来较多，所以伴读女子留学最早出现在浙江省，而且是前往日本留学。”[16]这与当时的留日热不无关系，据《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统计，从1898年开始，留日学生数量直线上升，从143 人到1905年的8000 余人。[17]1905年后，清政府开始正式派遣官费女留学生。1905年7月，湖南派遣了20 名女学生赴日，辽宁省派15 名女学生到日本学习师范教育。1907年在东京的中国女留学生约有100 名。[18]秋瑾、燕斌、何香凝、何震、陈撷芬、唐群英、林宗素、张汉英等人就是这一留学群体的典型代表。

辛亥革命之后，女性留学欧美日渐繁盛，除前文所述的钦差眷属在早年出洋（单士厘、赵彩云、裕氏姐妹）外，在1912年以后很多女学生留学欧美。1914年夏，留美中国学生会会员就达到1300名。清华庚款留美女学生最早在1914年出现，包括陈衡哲在内的10名女学生到达美国后升入了大学，到 1917年，留美女生增加到 200人。[19]陈衡哲、谢冰莹、胡彬夏、吴贻芳、林巧稚、冰心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

辛亥革命的发生给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运动创造了全面发展的契机，女子北伐队解散后，女性参政运动在社会层面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沈佩贞等人在南京组织“男女平权维持会”，女子北伐队在上海组织“中华女子竞进会”，徐清等在南京组织“女界参政同盟会”，林宗素在上海组织“女子参政同志会”，唐群英在南京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20]北京、上海、武昌、长沙、杭州、广州等地也展开了相关活动。陆国香、吴淑卿等人在武昌还组织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推举黎元洪的妻子黎本危为会长，成立法政学堂，为参政女子做准备。[21]1912年 9月 20日，在中国女子参政同盟会集会上，唐群英、沈佩贞、王昌国、傅文郁等人积极参与，她们提出“我等今日如不能达参政之目的，急宜有一种手段，以对待男子。手段为何？即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22]，其观点虽然带有盲目激进色彩，却也体现了当时女性争取参政权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行动力。

女性不仅仅争取以参政权为代表的社会权利，还认识到女性生活能力丧失、经济独立匮乏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所以“欲挽回妇女之权，非振兴实业不可”[23]。上海昆山张凤如女士倡议成立女子国民银行来赞助民国，[24]妇女们成立了女子兴业公司、中华女子实业进行会、女子振兴国货公司、植权女子物产公司等。另外，还有很多女子工厂开办起来，如中央女子工艺厂、爱华公司等。爱华公司生产的“爱国女帽”大受欢迎。再者，利用女性缝纫专长，当时还开设有中华女子缝纫社、天津手工竞进会[25]、华新女工社等。

随着袁世凯复辟，女性争取参政权活动开始回落。1914年 3月，袁世凯政府公布了《治安警察条例》，其中“不能参加政治团体” “不能参加政谈集会”，也包括了女子。[26]同月，又出台《褒扬条例》大力鼓吹妇女节烈贞操，表彰了节妇 503人、烈女 57人。[27]女性解放运动进入了低潮期。以1911年到1917年出版的《妇女时报》为例。1912年辛亥革命后，该杂志中女性参与革命的话题很多，特别是关于参政权的论述，但是到1913年关于家务以及卫生的新闻突然开始引人注目，与之对应的是“贤妻良母” “家庭教育”相关话题的盛行，关于革命的文章锐减。相同的趋势在1915年前后创刊的好几种女性杂志如《妇女杂志》 《中华妇女界》中也呈现出来。

五四运动无疑是近代女性解放的最强音，而女学对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女子义务教育的推行为女性解放运动提供了保障。1918年 8月 12日，教育部颁布了《女子高等师范规程令》，女子开始享有接受高等师范教育的权利。女子中等教育（主要包括女子中学教育与女子师范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仍在江浙、京津地区，其中女子中学江苏有 36 所，京兆有20 所，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各 20 所，其他地区有 24 所。[28]根据《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的统计，1919年全国初等小学教育普及程度最高的为山东，达到57.37%；其次是广西，达到28.09%；浙江为24.39%；京兆及直隶为23.38%。到了1922—1923年，以县为单位，全国拥有女子初等小学的县占 76.6%，有高等小学的县占35.9%，其中女子初等小学普及率在 95%以上的省有 6个，分别是：四川、直隶、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将女子中学教育纳入学制，这不仅是简单的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质的飞越，这意味着政府承认女性享有同男性同样的中学教育权利，并将为此而做出努力，也意味着女性的职业领域将会得到进一步拓展，女性‘社会性人’的身份将进一步得到肯定。”[29]

陈东原先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详细记录了女性进入高等学校的过程：

“五四”以前，中国并没有自己办的女子高等学校。教会办的，北京有个协和女大，南京有个金陵女大，福州有个华南学校，专是中国女子受高等教育的地方。民国六年，北京女子师范开办国文教育专修科一班，次年又办手工图画专修科一班，虽然有了改建高等师范的准备，究竟还没有完全成立。“五四”是民国八年上学期的事，那年秋天，有女生王兰、奚贞、邓春兰三人，要求北京大学开放女禁，那时考期已过，只能准许旁听，审查合格允许旁听的，便一共有了九位女生。蔡孑民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演说，说到北京大学开女禁的情形，最滑稽了，他说：“从前常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我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当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从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言行录》四四五，六）他这话看来滑稽，实则可以箝教育部之口，拒反对者之标的的。不久南京高等师范也就招收女生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次年也完全成立。到现在，除属专门的技能职业，如交通税务之类外，全国的大学算都是男女同学了；不过还有两个专门教女子的大学。[30]

女学生就这样开始进入中国最早的女子高等学府学习，在1920年，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共有学生236 人，这个统计数字就包括黄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等在校生。[31]到了“民国十一年度全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除教会学校的不计外，已有六百六十五人！这就是‘五四’解放的成绩”[32]。

正如夏晓虹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导言中所言：“在晚清的社会震荡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更为显著的变化。从基本人权的严重缺失，到争取男女同权，更进而与男子一道，为现代国家的国民所应具备的各项权利努力奋斗，这一女性逐步独立自主的历程，也成为晚清社会基础变革最有利的印证。”[33]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女性解放运动在各个方面齐头并进，与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时代大潮一起，并融入高歌猛进、狂飙突起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研究也正是在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