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综述

为了尽可能扩展研究广度，保证研究精确度，本书基于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凭借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突发性等指标，深入挖掘，呈现2000—2021年“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领域的主题演进及前沿热点。

文献的可视化图谱分析仅能提供把握知识关联的演进脉络，脉络背后的规律性信息解读才是关键。一般而言，研究领域的阶段发展由研究主题演变推进，而研究主题的演变则是通过知识基础和研究前沿勾勒出来。基于CiteSpace分析，一个领域的科学知识图谱可以经各种不同类型的网络得以体现。对于关键词共现网络而言，聚类代表同类节点的汇总，节点类型包括被引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连线的颜色代表首次关键词共现的时间[39]。根据聚类大小和平均发表时间可以判断一个领域的热点主题及其时间演进情况。

一 研究文献发表趋势分析

本书借助CiteSpace（版本5.8.R3），根据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建模，绘制聚类图谱、时间线图谱、时区图谱等来呈现研究领域的关键衍化路径，有助于探测研究前沿，实现文献研读方式从主观化、碎片化向客观化、全景化的转变。考虑到文献的集中度与覆盖面，检索策略设定主题为：“公共服务能力”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或“政府能力”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数据检索日期为2021年12月18日，检索时间跨度为“2000—2021年”。该策略基本涵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专用术语。为避免跨学科文献的丢失，未对文献来源进行精简，共获得6134篇文献（见图1-1）。

由图1-1可知，从发文规模上看，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00—2003年属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基础缺乏，学术根基不牢，年文献量低于100篇；2004—2007年属于成长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机构的加入，发文量快速增长，年文献量均超过100篇，文献数量逐年增长；2008年是转折点，年文献数量突破300篇，研究进入炽热状态，2014年度突破400篇。从整体可见，文献数量呈指数增长。这说明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逐步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将不断涌现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由此推测，在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研究前景依然很好。

二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主题演变

关键词是描述文献核心内容的代表性词语。通过关键词共现的分析可以更为直观地定位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本节利用CiteSpace获得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与时区图谱，获悉该研究领域的主题演变脉络。

分析过程中，设置Node Type 为关键词，时间范围为2000—2021年，时间切片为一年，网络剪裁方法为 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s。该领域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共856个节点，1098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3,Q 值为0.9081（＞0.3）,Mean Silhouette值为0.9645（＞0.4），这表明该共现图谱聚类结构合理，各聚类同质性较好，结果生成关键词聚类图谱（图1-2）、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谱（Timeline）（图1-3）与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Timezone）（图1-4）。其中，关键词聚类图谱以关键词共现图谱为基础，其聚类名称通过LLR算法，以关键词相似度为依据，将关键词节点之间的网络可视化，使同质性关键词集聚，并以名词性术语命名，由此得到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主题聚类[40]，如图 1-3、图 1-4所示，共包括26 个主要聚类（聚类排序越靠前，聚类规模越大）。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Timezone）显示了过去 22年中出现 4次以上的关键词，所处的时间段代表该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并按照关键词该时间段出现的总频次进行排序，排名越靠前，该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

由图1-2、图1-3、图1-4可以发现，2000—2021年，该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较为丰富，主要分布于25个聚类。其中，较为长久的时间跨度聚类如下：聚类#0地方政府（17年）；聚类#1政府能力与聚类# 6治理能力（15年）；聚类#2数字政府、聚类#7国务院与聚类#11创新能力（14年）、聚类#4电子政务、聚类#5能力建设、聚类#10公共服务与聚类#17政府职能（13年）。在不同时间阶段，各个聚类内的研究主题和分析视角也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结合该研究领域聚类的时间跨度及其高频关键词，可以将主题演变脉络分为四个阶段。

其一，2000—2004年聚焦政府内部组织体系优化阶段。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并且随着中国进入治理转型期，对各级政府机构及其行政人员的能力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41]。陈振明认为，政府能力构成当代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核心或主导部分。一个民主、灵活、回应、高效和廉洁的政府（好政府）应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目标[42]。但政府能力过剩或短缺[43]、腐败[44]、过于集权[45]、财政资源限制[46]、行政决策偏差[47]等政府内部组织体系问题限制着地方政府能力建设。在这一阶段，学者们针对政府现状，通过界定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选择[48]与政府再造[49]的重要地位，探索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的关系[50]，进一步明确政府能力的提高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51]。还有学者特别强调，行政改革不仅是机构精简、职能转变和权力结构调整，而且是对各类行政关系的道德整合与行政诚信的高度重视与提升，使政府运作达到最佳状态[52]。与这一阶段研究主题相一致，中国学者聚焦于政府部门特征与公共管理者的知识与技能，尝试建立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评估体系，例如，任建明等以心理测量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形成了开拓创新、操作执行、观察分析、言语表达、组织协调、决策分析、宏观把握、领导才能等八项公共管理职业的基本能力[53]。

其二，2005—2011年关注公众需求阶段。这一阶段，学界将研究视角从政府组织内部向外部环境转移，聚焦于政府信用[54]、政府形象[55]、维护社会公正秩序[56]等方面，对有效政府建设进行本土化探索。学者们认为有效政府应具备高素质、高效运转、公平施政、注重合作的特征[57]，并且强调能力建设应符合中国现阶段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及其对政府的内在规定[58]。一方面，从外部压力来看，全球化趋势推动各级地方政府从强力型向能力型转变[59]。为了增强政府执政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与公共责任，将创新视为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60]。另一方面，从国内发展规划来看，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将和谐社会的背景、内涵与特征贯穿于政府能力研究中。例如，基于和谐社会的理念视角，金太军等将政府能力概括为政府要求能力与政府支持能力两类[61]。熊水龙分析了政府核心能力的内涵特征[62]。肖文涛认为政府行政能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主导作用[63]。周艳玲等更是强调了政府规制能力对保住和谐底线的重要性[6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全球化”“和谐社会构建”的延伸发展体现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善治上。学者们认为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以及“结果平等与程序平等”，并将关注焦点集中于对能力建设有至关重要影响的公共服务领域[65]。洪荣塔[66]与麻宝斌等[67]进一步提出在公共服务领域内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积极性，建立分级管理机制，规范各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改变传统管理模式，逐渐转向新型合作治理模式，形成多中心秩序格局，实现善治、达成“共赢”。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政府能力评估也体现了对外部环境的关注。例如，张钢等从政府战略管理的视角，考量了政府面临的三重压力，即在稀缺资源、地方公众、上级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评价地方政府能力的指标体系[68]，对政府公务员的选拔、任用均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三，2012—2018年大数据嵌入政府治理阶段。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已然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的大数据技术将一种新的治理理念、组织结构和治理能力嵌入政府治理范畴，改变了政府回应的理念向度、工作方式和决策思路，影响了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涵[69]。有学者指出，大数据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大数据嵌入为政府社会沟通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危机预防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公共服务精细化人性化、公共管理透明化高效化、社会治理精准化法治化[70]。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在对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71]。政府应直面大数据技术的挑战，从意识、管理、技术、法律和伦理层面，科学合理地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的有效流动，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推动政府从“权威型治理”向“大数据治理”的转变[72]。同时，在这一阶段，一些学者们将研究主题进一步聚焦到“大数据技术”[73]与“智库服务”[74]对“政府决策能力的建设与优化”的支持上来，特别强调了“政务热线” “网络问政” “电子政务” “电视问政” “政府网站”等载体在畅通民意诉求、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积极作用。[75]

其四，2019—2021年优化政府应急管理水平阶段。2019年新冠疫情的暴发让学界的关注焦点转移到公共危机、公共信任等研究主题上来。为了有效应对公共危机，提高政府公信力，学者们强调了大数据与共性技术的重要性。孙峰等基于吹哨制度，发现“互联网+”撬动了应急管理吹哨预警机制嬗变之窗[76]。王法硕等也以健康码省际扩散事件史为例，进一步解释并论证了大数据技术对政策扩散的影响[77]。学者们呼吁多方协同研发共性技术，强调其在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预防或降低重大事件不良影响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78]。同时，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协同治理更是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孙彩红构建了在重大危机事件中实现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即主体与组织要素—价值目标—舆论权威与引导—法律制度与技术[79]。徐顽强等将当前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界定为“国家—社会—市场”同时在场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模式[80]。而陈鹏则指出需要通过构建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大数据系统和由政府掌握核心算法的智能政务平台，有效提升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能力[81]。

三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热点分析

本章节继续使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设置Node Type为Keyword，时间范围为2000—2021年，时间切片设置为一年，网络剪裁方法为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s，获取关键词856 个，出现总频次为6742 次，生成前40 位的高频关键词列表（见表1-1），并且通过节点突发性探测，获得 2000—2021年影响程度最高的前25 位关键词（见表1-2）与体现突发性结果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1-5）。突发性关键词代表某些年份文献中共现频次骤增的专业术语，在年代分布与聚类关系上表现出一定的连贯性、关联性，表征了某一时段的热点。关键词的累进被引频次与突发性探测能够表明一个话题已经或正在引起研究人员在特定时期的关注程度[82]。本书综合对比了2000—2021年该领域研究文献的高频词与突发性关键词，提取出14 个关键词用以描述不同阶段下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研究热点（见表1-3）。

（1）“政府能力”与“政府职能”于 2000—2007年突发，其中“政府能力”突发强度最高，达到60.59，被引频次高达354。199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激起各国实务部门与学界对变迁社会中政府能力建设的高度关注[83]。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跻身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随即进入新的转型期。但在这一背景下，各种政府能力弱化的现象日显突出，诸如政策执行能力弱化、汲取社会资源能力较低、社会管理服务能力不足、社会利益平衡能力低下、社会控制能力弱化等，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84]。相应的，加强中国政府能力建设的现实需求日益迫切。尽管学界相关定义并未统一，尤其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下，政府能力的内涵特征更为丰富。其中，汪永成认为从本质上，政府能力是政府与环境互动关系中政府活动的可能性与限度[85]。臧乃康认为政府能力具有公共性、汲取性、权威性、自主性、综合性的特征，并且可以从政府有效程度、政府权威程度、政府法治程度三个方面来衡量其能力强弱[86]。有学者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政府能力进行界定，如谢庆奎认为政府能力是政府制定与执行政策的势能与效力[87]。王骚等则将政府能力细分为政策问题认定能力、政策方案规划与选择能力、政策执行能力、政策评估能力以及适时的政策调整能力[88]。值得注意的是，较为经典的分析视角是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思考政府能力这一抽象而复杂的客观存在[89]。其中，林尚立提出政府职能形态是职能结构关系、运行逻辑与实现方式的有机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政府的能力范围与内容[90]。而侯保疆也认为政府能力的转换与提高是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发生的，但他强调政府能力变化并非政府职能转变的本身内容，二者存在一定差异性[91]。

（2）“危机管理”从2003年开始突发，到2009年结束，突发强度为6.11。2003年“非典”危机之后，危机管理研究在国内随之兴起。并且，伴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体制转型而出现的种种利益矛盾、社会不和谐、秩序紊乱、危机涌现等现象迫切要求政府实施变革，主动进行危机管理能力建设[92]。薛澜等将危机界定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与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且在时间压力与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93]。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是指政府组织利用相关力量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预测、监督、控制与协调处理，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与消除危机、减少损失的能力[94]。特别是，当前危机的突发性、危害性、非常规性、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95]。有研究发现，政府一元化治理、被动回应、技术导向及偏好经验决策是制约中国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96]。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国家行政管理必须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资源，大数据可以提升国家的智慧决策水平、公共服务能力与风险治理能力[97]。因此，应着眼体制建设与数字建设，重塑中国的政府危机管理系统。

（3）“执政能力”与“行政能力”均于2004年开始突发，前者突发强度为22.89，表明该主题在 2004—2007年内出现频率最高，成为该时段最新兴的研究热点。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行政环境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政府执政能力与行政能力成为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在新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维护党的领导合法性的基础。其中，张康之等认为执政能力建设最基本的要素在于制度设计、执政主体与执政方式[98]。田广清等更是明确指出，执政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99]。叶富春则是将关注点进一步聚焦，认为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是政府行政能力，它是为贯彻政府执政理念而存在的，能够体现政府对公共事务管理的本领与水平，具体包含了动员发展、学习创新、驾驭应变、吸纳整合、引导平衡、贯彻统领、廉洁服务与决策纠错等能力[100]。而陈康团认为政府行政能力包括合法性能力、合理性能力、政策执行能力与资源动用能力，而且影响行政能力的因素在于组织机构的严密性、制度规范的有效性、人员素质的优良性与财力资源的基础性四个方面[101]。另外，还有学者从公共行政价值的角度对行政能力进行理解，认为追求公正是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102]。

（4）“和谐社会”从 2005年开始突发，短短四年间突发强度高达34。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103]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政府的重要任务，它对政府职能转变与能力提升都提出了新要求，即从传统的行使权力向服务社会、管理社会、协调社会转换[104]。围绕着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与具体要求，熊水龙认为政府在行政发展的诉求中，应着力加强以下核心能力建设：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行政生态平衡、行政整合、制度及手段创新、基本社会公正实现与维护、公共危机管理、公共服务、公共信用、自洁自律自责[105]。金太军等则基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特征，将政府能力划分为政府要求能力与政府支持能力两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与实现路径。强调这两类能力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国家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106]。周艳玲等[107]与张皓玮[108]持相同观点，认为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过程，并且不同阶段所需的政府能力不同。这一时期学者俨然达成共识，即在当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下，承担主要责任的政府应更倾向于支持能力建设，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

（5）自2011年起，“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主题的突发时段与突发强度相似，尤其是“公共服务”截至 2021年 12月，被引次数达到336 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社会管理能力是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二者密切相关。当前快速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与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必然需要优化政府社会管理能力，有序促进公共服务领域的社会化改革[109]。这就不难解释公共服务能力与社会管理能力突发时段较为同步。一方面，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110]。政府组织的基本属性、性质与效率取决于组织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方式。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需要政府不断创新其组织结构，以满足公众对服务的需求[111]。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动力与压力方面存在多重困境，制约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质量与绩效水平[112]。作为特殊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在供给上主要由政府来负责，但不等于由政府全部包揽或直接提供[113]。随着公共服务领域的社会化改革进程加快，非政府组织参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必要性与现实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学者们进一步将关注焦点放到如何增强政府社会管理能力与水平上来[114]。为了更好实现社会管理，学者们认为政府应实现权力与责任的“五个统一”，即把权力来源与人民的主体性相统一、把权力行使与政府能力建设相统一、把权力运用与塑造政府形象相统一、把权力运行与激发公众参与相统一、把权力分配与政府责任重心相统一[115]，同时发挥社会组织的主力作用，吸纳更广泛的群众参与，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116]。

（6）“现代化” 、“国家治理”与“社会组织”于2014年突发，其中，“现代化”尤为显著，突发强度最高。关于“国家治理” “现代化”研究主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17]如何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构成此阶段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褚松燕认为应从凝聚国家认同、维护国家安全、优化治理效率与提高治理效益四个方面入手采取措施，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118]。而吴益兵等认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以及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是政府内部控制的健全，并以福山的国家建构理论与王绍光国家能力理论为基础，提出应建立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政府内部控制框架[119]。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在赋予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对其职能与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120]。随着国家逐渐向社会放权与公众需求日趋多元化发展，社会组织数量与规模快速增长[121]。因此，“现代化”、“国家治理”与“社会组织”突发时段相当贴近。在“社会组织”研究主题中政府购买服务构成学界的又一关注焦点。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将原来直接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按照一定的方式与程序，交给具备资质的社会力量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与质量支付费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这一措施有效地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效率[122]。但是，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成效很大程度取决于它们承接服务的能力强弱[123]。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原有体制的影响、新运行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社会组织陷入体制性困境，对政府的资源依赖程度日渐加深[124]。

（7）“政府治理”、“治理能力”与“大数据”于 2015年开始突发，其中“大数据”与“治理能力”截止到 2021年仍处于突发状态，被引频次冲破 100，突发强度分别达到 27.24、23.12。关于“治理能力” “政府治理”研究主题，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环节，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但处于急剧转型、改革深水区与攻坚期的中国，地方政府在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难、治理资源整合难、工作观念转变难、公开机制建设难等问题[125]。孙杰指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需要以战略布局为指导，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合理定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健全政府治理机制[126]。刘雪华等认为各级政府、社会、公民、市场等治理主体应构建框架化的治理格局，同时应稳步提升政府组织自身的治理开发能力、治理分工能力、治理学习能力与治理监测能力[127]。近年来，政府数据治理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政府能力建设带来了双重影响[128]。一方面，政府数据治理是政府创新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政府从权威型治理向大数据治理转变[129]。另一方面，大数据本身存在诸多缺陷，如偏重相关关系、数据独裁、结果预判、对基本伦理的冲击、信息网络安全等[130]。同时，政府组织本身缺乏大数据治理思维理念、大数据整体性管理机制、专业技术人才与信息开放共享制度保障等[131]。为了有效提高大数据技术对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的实际优化效果，许阳等认为需要立足于政府治理视角，厘清大数据的概念与核心价值，并侧重于特定治理领域的大数据应用研究[132]。熊光清[133]、吴旅燕[134]、陈之常[135]、杨元元[136]指出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政府应建立起“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治理机制，实现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科学治理，推动政府治理理念与方式的进步；实现信息监控，平稳快速处理危机事件；加强信息共享，构建分工有序的处理机制；运用大数据促进信息公开，保障相关信息数据安全。

四 小结

本书运用科学计量方法，运用施引文献分析的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突发性等指标，深入挖掘和呈现了2000—2021年“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领域的主题演进及前沿热点。从整体上看，“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逐步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首先，研究对象的局限。相对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以及普遍意义上的省际、城乡与基层的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方法针对某一时期内某一区域范围的地方政府之间相对的公共服务能力差异进行结构比较分析，尤其是有关不同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能力差异形成的生成机制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

其次，理论建构的限制。当前有关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涵及其构成成分的理论分析尚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建构，导致不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衡量标准选择以及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逻辑等也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然而自从党的十六大以来，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而建构科学有效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进而建构其系统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成效，尤其是不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差异性的结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的系统理论分析架构，就成为促成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体系和公共服务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前提和现实需求。

（3）研究方法的偏向。现有关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相关主题的研究文献大多偏重于哲学思辨和传统的比较分析，缺乏实证分析的科学支撑[137]。少数有关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实证研究又往往是偏重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建设成效[138]，缺乏有关不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差异性结构特征（尤其是其生成机制）的系统分析，相关研究成果的理论深度和有效性都有待深化。

为了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书以“十三五”规划贯彻落实效果为政策实践背景，基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的方向，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建水平”的发展要求，立足于系统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服务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政府竞争理论、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分离以及行政价值变迁等相关理论，尝试以湖北省16个省直管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基于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既有研究成果和政府实践，建构具有针对性的系统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和有关不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差异性的结构比较分析框架，综合运用量化与质性分析等研究方法，经对各个地方政府在“十三五”时期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的测度，深度描述和比较分析不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差异性特征及其结构类型，探讨能力差异性结构类型生成的内在结构机制和因果机理，进而掌握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差异性的结构性生成机制。换言之，就是要运用所建构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差异性的结构比较分析路径，对不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水平之间的差异性结构特征进行测度与深度比较分析，形成不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的结构类型，进而经对其差异性结构类型得以生成的内在结构性影响机制和综合因果机制进行探析的基础上，掌握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差异性形成的实践运行逻辑，以便为进一步重塑和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结构体系提供针对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