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语篇的相关研究概貌
近年来，政治语篇作为一种很重要的语篇形式，逐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节首先对“政治语篇”进行概念界定；其次从修辞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视角对政治语篇研究现状进行文献方面的梳理和综合论述。
一 政治语篇的概念界定
“政治（Politics）”，从广义看，是指如何思考、讨论、分配社会产品。“社会产品”指人们所认定的权势、地位、价值或财富资源。[95]我们用语言来传达对社会产品分配性质的看法，即构建一个关于社会产品的观点。例如，“微软在操作系统中加载了漏洞”和“微软的操作系统中加载了漏洞”是不同的，前句表示我认为微软是故意的、应该负责任，甚至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而后句表示微软不是故意的、责任较小、罪责较轻。语言的措辞牵涉到罪行、责备、法律责任和动机等。[96]政治弥漫于我们的生活——即使我们并非总是意识到这一点。[97]
政治即是语言，语言也是政治。没有语言政治将无法施行，语言的运用才出现了广义的“政治”。[98]语言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联。语言自身没有权力，它通过权力人物对它的运用来获得权力，实现政治抱负。福柯（1977，刘北成等译：2007）考察了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监狱史后提出，与古代不同，现代的“权力中心”不是武力网络，而是利用高墙、空间、机构、规章和话语不同因素组成的复杂网络实现对人的规训、塑造和统治，是一种对各种性质与各种层面的因素的战略分配。[99]福柯放弃了宏观叙事方式，着眼于微观政治权力层面，他认为，权力已潜入“语言”这一微观层面，牢固地掌控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100]“语言把政治规则抽象出来、传播开去、延续下去。政治不仅以权力、制度、暴力、政党等实体方式存在，它也以语言的方式存在。政治语言是政治样态之一”。[101]政治语言可划分为语言的政治性和政治言语，前者对于言语主体来说只是客体、对象、环境，是自然语言中沉淀的政治成分，是各种政治话语的总和；而政治言语永远都以主体为中心，是主体为政治目的使用语言的过程，通过听、说、读、写的言语行为实现主体的政治意图，是政治意识的语言实践。[102]
政治语言（the Language of politics/political language），也称政治语篇（political discourse/text），[103]为方便表述，本书采用“政治语篇”。政治语篇可以理解为两大类，广义上认为，所有的语篇都属于政治语篇，认为“语篇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战场，是社会意义产生与挑战的动态语义空间，所有语篇都可以产生和强化价值系统，通过建立信仰来实现控制人们的行为、动机、欲望和恐惧，使建立的意识形态成为‘常识’”。而狭义上则认为，政治语篇就是政治家的语篇，如“总统演讲、国会辩论、媒体采访、宪法和其他法律等等，这些都涉及如何说服对方以及如何通过语言来实现政治家的权威与合法性，从而实现其政治意图”。[104]本书从狭义方面理解政治语篇，因为研究的侧重点以及观察的角度不同，学者对政治语篇的定义也有所不同。
亚里士多德将“演说”按听众的种类，分为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典礼演说三种，其中“政治演说”，又名“审议式演说”，是指演说者在这种演说中对政治问题加以审议，提出劝告。这种演说在公民大会上发表，听众为公民。政治演说用于劝说和劝阻。政治演说涉及未来的事，因为劝说或劝阻都是对未来的事提出劝告。政治演说的目的在于指出建议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劝说的人认为是比较好的，劝阻的人则认为是比较坏的，其他一切问题，例如正义不正义，光荣不光荣，都是次要的。发表政治演说的人总是不理睬别的指责，只是否认他提出过不利的建议，或否认他阻挠过有益的建议。同样，称赞人或遣责人的演说者总是不问那人的行动是有益的或是有害的；他们往往把它作为称赞的根据，说那人不顾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了光荣的事情。[105]亚里斯多德认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分枝，也是伦理术的分枝，伦理学应当称为政治学，由于这个缘故，修辞术貌似政治学。[106]
威尔逊认为，政治语篇是指政治家本人的演讲。奇尔顿与谢夫纳认为，政治家在政治与语篇之间设置了强迫、抵制和反对及抗议、掩饰、合法化与非法化四项策略以体现政治功能。麦克奈尔认为，政治语篇是指“围绕政治所进行的有目的的交际”，包括：（1）政治家和其他政治参与者为达到某一特定目的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交际。（2）诸如选举者和报纸专栏作家这类非政治家和这些政治家的交际。（3）新闻报道、社论和讨论政治的其他媒体就这些政治家和他们的活动所进行的交流。[107]
沃达克（2009，田海龙等译：2019）认为，文本常常被视为斗争的场域，因为它们显示了不同话语和意识形态斗争及争夺主导性的踪迹。[108]每个行动场域是与社会现实相对应的政治片段，构建和塑造了立法、自我呈现和推销、获得选票、治理和执行、控制和异议等诸多功能的话语框架。[109]沃达克提出，文本的意义和结构一般由三个维度构成：（1）所谈及或书写的话题；（2）所运用的话语策略；（3）用以实现话题和策略的语言手段。[110]
孙晓珍（2009）从四个角度对政治语言分析的哲学基础进行阐释：第一，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论述了政治语篇的目的；第二，从哈贝马斯的交互能力说论述了交往关系与理解认同；第三，从福柯的有关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关联学说论述了语言行为的社会建构作用；第四，从建构主义认识论考虑话语在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111]
帕尔蒂（2015）认为，书写政治语言史必须超越文本表层，必须切入政治语言背后的生成机制，考察语境痕迹，重构争议发生的语境，这样，才可以理解争议主体的思想观念。[112]
基于各学说的研究，笔者认为，狭义上的政治语篇由三部分构成，即以某政治团体的代表或某政治团体为主体，以演讲、辩论、宪法等法律条文、媒体社论为呈现方式，功能意在获得听者或对方的共鸣与认同，旨在强调所属政治团体权力运行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二 政治语篇分析的研究现状
1.修辞学视角
古希腊时代和古罗马时代的修辞学是语篇分析的前身。[113]政治语篇中的隐喻使用在古代希腊已是修辞学家们的关注焦点。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第一部系统而全面阐述修辞学的专著，他将修辞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114]通过人品（ethos）、情感（pathos）、理念（logos）三种功能的运用可以使演说具有最强的说服力，即演说者要能作逻辑推论，所以是论辩术的分枝；要能分析人的性格和美德，还要能分析人的情感以及产生情感的原因和方式，所以是伦理学的分枝。这样一来，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分枝，也是伦理术的分枝，伦理学又属于政治学范围，修辞术也就貌似政治学了。[115]按照听众的种类将演说分为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和典礼演说。政治演说用于劝说和劝阻，政治演说涉及未来的事，因为劝说或劝阻都是对未来的事提出劝告。[116]修辞术享有两种好处，有的演说富于例证，有的演说者擅长修辞式推论，依靠例子的演说的说服力并不差，但依靠修辞式推论的演说更能受到高声的喝彩，所有的演说者都采用例证法和修辞式推论以求产生说服力。[117]亚里士多德提出，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政治的动物，所以，修辞学的社会功能是不可替代的。修辞学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能使政治家更有效治理国家，因为修辞学能把人引向更充实、更好的生活。人的理性决定了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修辞手段使用的逻辑性、合理性。人的政治性，也即社会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合作性，也决定了修辞学的最终目标以及“幸福”的社会性内涵。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强调劝说手段的“寻求”，表明修辞关注精心设计的、有意识的言语行为，而不把无意识的言语纳入进去。[118]施特劳斯（1964，何博超译：2016）认为，“修辞术是一种对政治事务的、起到政治效果的处理，它不是针对所有事情，只是处理政治事务”。[119]
博克作为新修辞学的领袖，拓宽了修辞学研究。博克（1998，常昌富等译：1998）将修辞定义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运用语言来形成某种态度或引起某种行动”。[120]他说，“哪里有劝说，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劝说”，[121]完成了用“认同（identification）”取代亚里士多德的“规劝（persuasion）”作为修辞的中心概念。博克认为，旧修辞学的关键词“规劝”强调“有意的”设计；新修辞学的关键词“认同”包括部分的“无意识的”因素。“认同”是目的，话语主体不一定由外界某个有意的人物作用，而是可能完全主动地去为自身而行动。[122]「アイデンティフィケーション（identification）とはAとBとを、互いの本質（少なくとも、その一部）を共有するものとみなす行為である…説得は相手のなかに自分と共有する資質、意図、人生目的などを認める同一視を前提として発生するものだ」[123]，成功进行劝说或说服的条件是话语主体必须赢得听众在性质、思想、人生观等方面的接受和认可，要和听众享有共同的话语规范和价值观念。“认同”有同情认同（in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三种形式。同情认同强调人们利用共同的东西来构成话语主体与听者的亲密联系，如一个政客在竞选中亲选民怀抱中的孩子，就是象征性地亲了选民；对立认同强调对立面，强调从分裂中谋求团结；误同也就是无意识的认同。[124]“认同”挖掘的是更为普遍和更为深层次的东西，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认同的情景之中。博克提出，“认同”是修辞的必然归宿，也是一种策略手段。[125]修辞学的目的不再是寻找在每件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而是“为了增进理解，研究人们相互误解和消除误解的良方”，是一种把“相隔绝的人们联系起来的工具”。[126]
20世纪60年代起，修辞学领域出现了革命性地变化，修辞认知论、后现代主义转向等新学说不断涌现出来，呈现多元开放的新格局。修辞认知论认为，“人类必须将真理看作不是固定的、最终的，而是在各种我们身处其中并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中不断被创造的，在人类的事务中，修辞学是一种了解事物的方式：他是认知性的”。[127]理查德·什尔维兹认为，“真理是人们努力获取的东西，而不是先验存在的东西。因此，通过执着（修辞）的努力，人的认识越来越肯定”。[128]后现代主义转向由瑞米·麦凯罗于《批评修辞：理论与实践》中首次提出，他探索性地建构了批评修辞的理论框架。批评修辞试图揭开权力话语的神秘面纱，目的是为了理解权力和知识在社会中的结合，这种结合会导致或阻止什么样的变化以及什么样的干预策略能恰当地引起社会变革。[129]
近年，新语境下的修辞学理论也有进一步发展和创新。2018年的“第一届修辞学前沿理论国际研讨会”[130]上，巴里·布鲁梅特认为，修辞的功能和形式对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修辞的内涵与运作具有重要意义。肯德尔·菲利普斯阐述了修辞与记忆的关系，他认为，记忆是修辞性的，突出反映在以纪念碑和纪念馆形式传达的公共记忆，如林肯纪念堂从修辞意义上赋予人们敬畏和尊重，越战士兵纪念墙促使人们哀思和冥想；同时，修辞是记忆性的，如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演讲时，调动并重构着听众对于林肯的公共记忆。胡范铸认为，修辞学主要研究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人与机构的语言交往如何发展等问题，修辞学的核心概念是“新言语行为”。[131]
2.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
系统功能语言学由韩礼德创立。韩礼德（1985，胡壮麟等译：2017）认为，任何语篇分析的目标都有两个可能的层次：一是帮助对语篇的理解：语言分析可以说明语篇为何以及如何表达相应的意义。处理过程可能揭示出多种意义、不同解释、歧义、隐喻，等等。二是要有助于评价语篇的优劣：语言学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某个有效的语篇是否达到了应有的目的，即在哪方面成功了，在哪方面失败了，或者不是很成功。[132]第一个层次要解释“语篇表达意义的方法和原因，是描写和解释语篇的活动”，是两个层次中低层次目标，通过分析语法就可以实现；第二个层次是对语篇作出评价“语篇是否有效，是说明和评价的活动”，[133]是高层次的目标，比较难达到。不仅需要解释语篇本身，还包括相关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以及语境与语篇的系统对应关系。[134]韩礼德从微观和宏观方面分别为语篇分析提供了理论和方法。
韩礼德与麦蒂森是从系统功能语法视角对政治语篇进行分析的主要代表。雷耶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工具，研究乔治·布什和奥巴马有关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的政治演说后，认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领导运用合法化的语言策略对语篇建构也是不同的。邓迈尔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研究了乔治·布什对伊战争的政治演说，解读其通过政治语篇嵌入对未来的描述和对听话人的影响。穆蒂戈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分析了欧盟就业政策的相关政治语篇。[135]黄国文运用系统功能语法框架解析广告语篇后认为，系统功能语法比其他任何语言学框架都更适合分析语篇；方琰（2005）使用系统功能语法分析三个语篇后得出结论：一是系统功能语法框架能够揭示语篇的深层含义，能够理解和解释语篇的语义和文体特点；二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语篇—评论”模式用来分析语篇是可行的。[136]田海龙（2001）以人际功能的论述为理论框架，从讲话人对所谈内容的确认程度以及对交谈对象的态度两个方面观察英汉语第一人称复数代词“WE/我们”的人际功能，发现“WE/我们”人际功能的不同，反应出中西文化的差异。[137]
3.批评话语分析视角
批评语言学家从韩礼德的功能语言观出发，认为“语言的语法体系所具有的特定形式与其服务的社会和个人需要密切相关”，其方法论主要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基础，同时运用图式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适用的概念与方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完成三大纯理功能：意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138]1989年，费尔克劳夫在Language and Power一书中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研究过程中大量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理论、语言学、文学评论、哲学等不同学科的合理内核，并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如，费尔克劳夫与沃达克所概括的批评话语分析的原则如下：
（1）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
（2）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
（3）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是社会和文化再生和/或变化的场所；
（4）话语从事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结构展现、加强、再生社会中的权力和支配关系，并使其合理化或对其进行质疑；
（5）话语是历史的，应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
（6）语篇与社会的关系经由中介产生，话语与社会的关系是辨证的；
（7）对语篇结构不仅仅描述，更注重解释；
（8）话语是社会实践的形式，他揭示权力关系的隐晦性；[139]
上述八项原则为批评话语分析构成了这一领域的基本理念。批评性话语分析源于批评语言学，区别就在于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媒介把二者联接起来，批评性话语分析具有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基础。
「CLとCDAは、言語の中に現れた支配、差別、権力、そして管理という、目に見えるだけでなく、不透明な構造上の関係性を分析することに大きく関わる研究、別の言葉で言うならば、CDAが目的とするのは、言語が使用される中で（もしくは談話の中で）表現されたり、意図されたりする、また、作り上げられたり、正当化されたりする社会的不平等を批判的に研究すること」[140]，批评话语分析关心的是语篇和话语中语言的选择是怎样反映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权势关系”的，人们是如何通过使用语言、语篇和话语操纵社会活动，如何使用语言和篇章来保持、创造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结构，语言、篇章是如何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中生成，再创造、再现并产生了权利和权势，以及社会中权利、权势支配和不平等的结构和关系是如何被合法化和合理化的。语篇、话语建构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也被社会和社会实践所建构。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的惯用和使用都携带着意识形态因素，其分析的目的是揭露并最终试图抵制现实社会中权力的不平衡，社会中不平等、不合理的行为和其他不公平现象，从而达到质疑、改变语言使用现状、改变社会活动、消除不公平的最终目的。[141]
根据徐鹰等（2013）、辛斌等（2013）的研究认为，批评话语分析主要有三大分析模式，即话语三维概念模式、话语—历史分析模式、社会认知模式。
费尔克劳夫提出了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话语三维概念模式”，如图1-12。语篇（text）是话语实践的产物，而话语实践（discursive）往往又受到一定社会实践（socialpractice）条件的制约。语篇解读时，费尔克劳夫借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着眼于分析词汇、语法、衔接与连贯，以及语篇结构；话语实践解析时，他借用了福柯的话语秩序和佩舒的话语互文场，着眼于分析语篇的互文性与篇际互文性；社会实践阐析时，他借用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展开分析。[142]费尔克劳夫又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个层次：
（1）描写（describe）—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
（2）阐释（interpret）—语篇与话语实践过程的关系；
（3）解释（explain）—话语实践过程和它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
图1-12 费尔克劳夫话语三维概念模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徐鹰、武建国：《批评性话语分析：综述与前瞻》，《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沃达克提出了“话语—历史路径”。他采用话语历史分析方法，把所有的背景信息融合起来，分析和解释公众话语中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偏见，这种方法适合分析话语中隐含的偏见，解释偏见话语中的语码和暗指。[143]沃达克认为，话语—历史路径区分了构成文本意义和结构的三个维度：
（1）所谈及或书写的话题；
（2）所运用的话语策略（有意的或潜意识的）；
（3）用以实现话题和策略的语言手段；
话语—历史路径中系统的定性分析应考虑以下四层语境：
（1）言谈、文本、语体和话语之间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和互语性（interdiscursivity）关系；
（2）语言外的社会/社会学变量；
（3）文本和组织的历史和考古学；
（4）特定情境语境的机构性架构；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探讨话语、语体和文本是如何因社会—政治语境而变化的。[144]
沃达克的话语—历史研究分析框架和费尔克劳夫的话语三维概念模式都涉及到语篇分析、互文性与篇际互文性分析，以及社会分析。但沃达克与费尔克劳夫的研究顺序不同，沃达克是由社会分析到语篇分析，而费尔克劳夫则是从语篇分析到社会分析，从研究步骤顺序看，沃达克较为注重从社会现实问题思考。[145]
迪克提出了“社会认知模式”。他认为，话语与社会结构是由“社会认知”这一媒介联系起来的，并构筑了一个话语、认知与社会的话语分析三角模式，如图1-13所示。
图1-13 话语分析三角模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徐鹰、武建国：《批评性话语分析：综述与前瞻》，《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注：阴影部分表示微观的语篇结构，而双箭头则表示由社会认知联接起来的语篇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辨证关系。
迪克把话语看成一个交际事件和言语成品，是各种意义的表现形式，包括互动话语、书写文本、相关的手势、面部表情、印刷布局以及其他符号等。迪克认为，思想意识可表现在语言的七个方面：话题选择、图式组织、词汇化、文体、修辞手段、局部意义和连贯、含义和预设。批评话语分析所涉及的社会语境包括群体、角色、知识、规则、常规、目标、组织机构等多个特征。语境在体现话语的意识形态方面有重要作用，不仅可以反映社会环境中的所有结构性特征，而且还跟篇章话语的产生过程、结构、解释和功能有关。语场如果涉及社会群体的目标和利益的，语篇就会出现表达群体身份、活动、价值观、立场的词汇语法，就会包含浓厚的思想意识。[146]
4.语用学视角
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在他的《符号理论原理》一书中首先使用了术语“语用学（Pragmatics）”，他把语言学定义为“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关系”，之后又修正为“语用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研究符号的来源，用法及其在行为中出现时所产生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后，荷兰正式出版发行了《语用学杂志》，语用学才作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学科而得到确认。奥斯汀、格赖斯、塞尔、布朗、利奇、斯珀波和威尔逊对语用学有着精辟的论述。[147][148]
奥斯汀提出了言之发的以言指事（以言表意行为），示言外之力的以言行事（以言行事行为），收言后之果的以言成事（以言取效行为）之“言语行为三分说”，创立了“言语行为理论（Speach act theory）”。[149][150]后继者塞尔是奥斯汀的学生，塞尔进而提出理解和传达间接言语行为应该遵循以下四条依据：
（1）言语行为理论，特别是“示言外之力”论，了解人们如何以言行事；
（2）语用含义理论，特别是了解“会话含义理论”中有关合作原则的各准则的恪守和违反可能带来的语用含义；
（3）说话人的知识和听话人所理解的语境信息；
语用学发展快速，奥斯汀的同事格赖斯提出了“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他认为，言语交际中，谈话双方都有“互相理解和共同配合”的愿望，即双方都在遵守着“合作”的原则；但有时因礼貌或语境的需要而违反合作原则，听话人就会迫使自己设法领会话语主体，于是就产生了“会话含意”理论。之后，布朗和利奇等人对“合作原则”进行了修补，创建了“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也丰富了“会话含意”理论。利奇将礼貌原则划分为得体准则（Tact Maxim）、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六类。[153]近年，语用学领域又涌现出关联理论和新格赖斯原则。关联理论由斯珀波和威尔逊共同提出的，他们主张谈话双方需遵守的准则可以减少到一条原则，即“关联原则”—「伝達者は刺激を作り出し、この刺激によって聴者に想定集合を顕在化、もしくは、より顕在化する意図を持つことを自分と聴者相互に顕在化するようにすること」。[154]新格赖斯原则因与格赖斯的原始理论接近，又称后格赖斯理论，指霍恩提出的Q原则和R原则，以及莱文森提出的数量原则、信息量原则和方式原则。[155]
田海龙（2001）从语用学和语篇研究的渊源、性质、研究对象三方面考察语用学和语篇研究的特点，如图1-14，指出语用学和语篇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二者相互兼容，呈现出相互渗透的态势。[156]
图1-14 语用学与语篇研究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田海龙：《语用学与语篇研究的互动关系》，《外语教学》2001年第2期。
杨敏（2011）调查2004—2009年有关政治语篇分析的国际学术期刊后发现，运用语用学中的“预设”“暗指”“复调”等概念进行政治语篇分析的文章所占比例不少。马兹达使用“预设”概念分析了美国前总统布什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之后9月20日对国会两院的讲话；奇尔顿与谢夫纳概括了政治语篇的四个策略功能：强压（比如法律、命令等）、抵制和抗议（比如标语、请愿和集会等）、掩饰（从麻烦和矛盾问题上引开注意力）、合法化和合法性丧失。沃达克用一份政治演讲语篇来演绎如何使用语用学里的概念如暗指、暗讽、预设和文字游戏等来分析政治语篇里的意识形态。弗洛特与斯坦沃尔用“复调”概念分析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两次演讲，主要分析了布莱尔两次演讲中模糊复调的语言标记：对照连词BUT和否定词NOT，人称代词和物主代词“I/ME/MY”和“WE/US/OUR”等也被当做构成语篇的声音标记。[157]
5.社会语言学视角
罗常培于1950年出版了《语言与文化》一书，堪称我国社会语言学的开创之作，他指出，“一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时代的语言内容；语言的内容足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各面影。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158]美国语言学家哈佛·丘里于1952年发表的论文《社会语言学的设计：语言和社会阶层的关系》中首次明确提出社会语言学概念，“言语因素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1966年，布莱特归纳了社会语言学的五个重要研究内容：
（1）说话人和听说人，即交际双方的社会身份；
（2）言语事件发生时的社会环境；
（3）对社会方言的共时和历时分析；
（4）说话人对不同言语行为的社会评价；
（5）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实际应用。[159]
田海龙（2001）通过对汉语实际语料的分析，发现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在表述自己观点时使用“我”或“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认为，区别使用“我”和“我们”是讲话人的个人语言习惯，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讲话人自信或自谦的个人性格。不同语言的人称代词所体现的个人性格有所不同这一现象证明了语言植根于文化之中这一共识。[160]
杨敏（2010）认为，“身份”是政治语篇分析时用得最广的社会语言学概念。如李（Lee）运用“身份”理论对韩国和朝鲜的政治语篇的比较分析，发现它们在构筑共同的文化敌人—“对方”（美国）时，又如何各自展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布迪厄认为，分析国家/民族身份的语言习性有助于理解政治语篇的意识形态内涵。布索法拉·奥马尔论证了语码转换在继任总统演讲里面的重要性。禁忌语理论中的“谩骂语”研究可以解读语言是如何被用作武器的。比如，阿吉耶库姆搜集了加纳的大量报纸，与社会背景文化相结合，分析谩骂语在政治语篇中的使用。他认为，使用谩骂语的人思想方式倾向于极端，看不到对手的优点，也说明加纳的政治尚处于向民主和文明的政治语境发展的阶段。另外，罗德里格斯以古巴的卡斯特罗、委内瑞拉的胡果·沙维兹和玻利维亚的伊沃·莫拉的演讲为语料，考察政治语篇利用一系列的语言标准化变量改变语体风格以适应不同听众的特性。她发现，政治家们在用了不同的语言标准化变量，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语篇的语体风格和语体变异后，可以针对不同的听众发表内容相似的成功演讲。[161]
6.语料库语言学视角
美国布朗大学1964年建成世界上最早的机读语料库“Brown Corpus”后，以柯林斯/伯明翰语料库为代表的大批语料库陆续完成，同时，“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开始被使用，语料库在语法、词汇和文体等领域逐渐得到广泛应用。[162]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自然语料进行加工和标注；二是用已经标注好的语料进行语言研究和应用开发。[163]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范式也有两种：一是语料库驱动的研究范式，哲学基础为激进的经验主义，语言学基础为弗思的语境论；二是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范式，哲学基础为温和的经验主义，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对其影响巨大。语料库驱动的研究范式主要目的在于语言描写，主张从观察词语入手，反对利用语料库之外的理论前提；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范式不排斥外部理论，它与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甚至心理语言学都有接口。[164]
朱炜（2010）以纳尔逊·曼德拉和罗纳德·里根的演讲为语料，探讨隐喻的使用规律，二人常用的隐喻为冲突类、旅程类、建筑物类、火与光类、人体部位类、植物类、地理环境类、宗教类、健康类和饮食类十类隐喻，并分析其使用功能和内在动因。[165]狄艳华、杨忠（2010）分析中国政府工作报告（1978—2010）中核心主题词的使用特点、分布及规律，从词汇入手剖析语言使用与社会发展的共变关系及规律，结合社会表征等相关理论进行历时阐释。[166]胡元江、陈晓雨（2018）基于特朗普竞选期间和就任总统后的演讲语篇的研究结果显示，特朗普于竞选期间以肯定自己、否定对手为策略，以赢得受众的支持；就职后则示政绩，表决心，让受众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竞选期间，特朗普从微观角度出发，提出具体民生计划；就职后，从宏观角度出发，规划全局。[167]
7.认知语言学视角
认知语言学由莱考夫、约翰逊及兰盖克创立。莱考夫与约翰逊研究隐喻及与人类认知的关系，兰盖克以认知语法研究为主。“认知语言学是以人的认知为出发点，探究人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或事件进行抽象，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或事件加以概念化；怎样运用语言符号以及由这些符号组成的种种语言结构实现人的交际活动，实现人的思维活动”。[168]认知语言学大都从认知和社会或隐喻的角度解析政治语篇。如前文提到的迪克所主张的“话语分析三角模式”便是从认知和社会视角进行的分析。
莱考夫于1990年在学术计算机网络推出论文『隠喩と戦争—湾岸戦争を正当化するために使われた隠喩の体系』[169]之后，关于隐喻与政治的的著作Moral Politics：How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Think（196）、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Know your values and frame the debate（2004）、The Political Mind（2008）等相继问世。自此，莱考夫一直运用认知语言学研究公共政治辩论的框架构建问题，并于21世纪初将“架构”引入政治学领域，开创了“架构理论（Framing Theory）”。“架构塑造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心理结构，架构也塑造了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制定的计划，我们行为的方式以及我们对行动结果好坏的判定。在政治上，架构塑造了我们的社会政策以及我们用来执行政策的制度。改变我们的架构，就是改变了所有这一切，重塑架构，就是变革社会”。[170][171]架构在我们大脑的突触里，以神经回路的形式真实地存在。一旦事实跟架构不吻合，留下的是架构，被抛弃的是事实。[172]20世纪90年代后，莱考夫提出了美国政治“严父”和“慈亲”的家庭道德模式。
莱考夫认为，隐喻的使用可以为意识形态提供表达手段，成为意识形态研究的工具，他开启了隐喻的批评性研究之先河。他在1990年的论文『隠喩と戦争―湾岸戦争を正当化するために使われた隠喩の体系”开篇就是“隠喩は人を殺すことができる』[173]。文章说，隐喻会杀人的，时任总统乔治·布什和国务卿贝克围绕是否出兵海湾地区的讲话就是一副隐喻的全景图。莱考夫运用概念隐喻理论进行了早期的批评隐喻研究。当下，政治语篇最普遍的研究视角是批评认知语言学。布莱克于2004年在其著作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中首次提出“批评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CMA）”，以揭示话语主体潜在意图。批评隐喻分析将语言分析与认知理解和社会知识相结合以解释话语主体在特定语篇中选择隐喻的意识形态动机。[174]
汪少华（2011，2014，2016）认为，道德模式、美国政党及核心价值观与演讲中的架构、概念隐喻之间密切相关，政策背后的架构和隐喻决定着美国两大政党政策为公众接受的程度。[175][176][177][178]汪少华（2018）认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根本使命和主要理念基本一致，并提出批评架构分析的新路径，批评架构分析是指在描述语言特征层面引入架构的新视角，在阐释推理过程和话语之间的关系层面引入操作性更强的架构隐喻模式，在解释推理过程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层面引入道德模式作为分析意识形态的工具。[179]
三 日本政治语篇——政府施政报告
日本政府施政报告是执政党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所在党派集体智慧的展现。报告内容会受到日本国民的高度关注，也会影响到日本民意的走向。
关于“所信表明演说”，『日本大百科全書』的解释如下：
「内閣総理大臣が行う、政権として取り組む重要課題や政権の運営方針などについての演説。衆議院解散·総選挙後の特別国会や、会期中に内閣総理大臣が交代した場合など、新任の内閣総理大臣が内閣発足にあわせて行うほか、臨時国会冒頭でも演説する。」[180]
“所信表明演说”是指首相在临时国会或者特别国会召开之初于参众两院，就当前的问题表达内阁的政策方针。
关于“施政方针演说”，『日本大百科全書』的解释如下：
「通常国会の冒頭に内閣総理大臣が内閣を代表して衆議院および参議院の本会議場で行う演説をいう。内政および外交の国政全般にわたり以後1年あるいは1年以上の長期にわたる内閣の基本的政策または政治の方針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を内容とする。」[181]
“施政方针演说”是指首相在每年一次的定期国会上于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陈述政府在未来一年中施政的所有基本政策和政治方针。
日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演说”与美国的“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国情咨文）相类似：
「アメリカの大統領が連邦議会両院に対し、重要な内外政策に関する報告および1年間の施策方針（一般教書ないし年頭教書）を口頭で表明する演説のこと。通例、毎年1月の最終火曜日に行われる。」[182]
国情咨文是美国总统每年1月最后一个星期二于联邦议会两院针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及未来一年的施政核心内容所做的演说。
按照1889年的明治宪法规定，1890年日本首设国会——帝国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构成。1946年11月3日日本颁布新宪法后，帝国议会改为“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是日本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立法机关。按照日本现行宪法第66条第1款规定，因为首相是日本内阁的最高长官，也是日本政府的首脑。[183]又，第72条规定，作为政府首脑，首相有义务代表内阁和政府向国会提出议案，汇报日常国务和外交事务。[184]首任首相伊藤博文和第二代首相黑田清隆称呼国会演说为“训示”，意为上级对下级的训示或谕告。第三代首相山县有朋将其称为“国是”，意为国家政治上的方针或国策，自1890年第三代首相山县有朋开始将其称为“施政方针演说”。从1947年日本新宪法施行后，首相的国会演说主要分为两种，即“所信表明演说”和“施政方针演说”。自1885年12月首任首相伊藤博文至今（2021年），日本共经历101届首相，由65人担任，共计留有286篇政府施政报告。[185]施政报告作为每届日本政府执政的施政纲领，主要针对日本未来一年的内政和外交表明观点和立场，明确日本国家利益及国家战略的一种政治演讲，是极具代表性的、最为典型的政治语篇。
四 日本政府施政报告的研究现状
东照二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自战前第40任首相至第89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的语言表达特点，关注语言及与政治的关系。东照二（2006）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伊藤博文至小泉纯一郎的表达特点及演变进行了分析和解读。东照二对“～あります”“～ございます”“いたします”“～です”“思います”“まいります”“～こ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等表达方式在历任首相施政报告中的使用次数进行统计，并加以对照分析其使用目的和效果后得出以下结论：
（1）演説の長さは平均的には、四百字詰めの原稿用紙にして十四枚ぐらいである。短い演説のトップは吉田、岸、逆に長い演説のトップは橋本である。
（2）一文中の文節数には、その増減に波がある。小泉は文節数が少ない。
（3）ソト的、抽象的な「～こと」の使用頻度にも波がある。小泉は使用頻度が低い。
（4）細川は、戦後最初のメディア宰相と言われているが、文節数、「～こと」の使用頻度ともに最も高い首相といえる。
（5）演説口調の「～であります」は、歴代首相が最も頻繁に用いた文末表現である。特に、戦中の首相は、「～であります」一辺倒だったが、小泉になるとその使用頻度は著しく低下してきている。
（6）謙虚さ、低姿勢を示す「ございます」、「おります」、「思います」は、殆ど使われていない。しかし、細川を含めた数名の首相は、比較的、頻繁に使われている。
（7）単刀直入で最も単純な「～です」を頻繁に使ったのは、歴代首相の中で、小泉だけである。
（8）単純明快な「～します」を頻繁に使ったのも歴代首相の中で、小泉だけである。
（9）慎重な態度を示す「考えます」は、竹下などによってよく使われた表現である。
（10）田中は、控えながらも実行、決断を明確に表す「いたします」、「まいります」、「いたしました」、「まいりました」などを比較的、頻繁に用いた首相である。
（11）自分の名前を冠した内閣名、政策名を使ったのは、歴代首相の中で、小泉だけである。[186]
东照二（2007）又分别从社会语言学角度介绍和剖析了日本第64代、65代首相田中角荣，第74代首相竹下登，第87代、88代、89代首相小泉纯一郎，第90代首相安倍晋三，第92代首相麻生太郎的演说特点。东照二对比分析小泉和安倍的就职演说语言表达后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1）演説口調の「～あります」をあえて使えなかったことが挙げられる。歴代首相が最も頻繁に使ったのがこの「～あります」だが、安倍は小泉を遥かに凌ぐ率で、「～あります」を避けたという点だ。
（2）明快で直線的な「～します」を極端に多用したという点だ。それも、これまでの首相の中でも突出して多用した小泉を遥かに凌ぐ頻度でだ。「～です」の高い使用頻度も特徴的だ。
（3）カタカナ語の多用である。歴代首相の中で最も頻繁に使っている。つまり、安倍は小泉を超えたといってもいいだろう。演説口調の「～あります」を避け、明快で力強い「～します」を多用する。さらに、新鮮で進歩的なイメージのカタカナ語を頻繁に使う。[187]
东照二认为，安倍通过精心模仿小泉的遣词风格，其形象战略超越了小泉。
中村秩祥子（2004，2006，2007）从系统功能语法角度将研究重点放在对明治时期、大正时期、昭和时期共计21位首相施政报告的文体分析方面。中村秩祥子著有三部以『内閣総理大臣演説の文体分析』为题的系列论文，第一部以1955年的鸠山一郎至1978年的大平正芳为研究对象，第二部以明治时代的伊藤博文至西园寺公望为研究对象，第三部以大正时代的山本权兵卫至加藤高明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细致绵密的话语分析。[188][189][190]
铃木崇史则运用计量学将目光置于施政报告的文体变化及其与政治间的关系上。铃木崇史主要相关论著有2006年发表的『時代による総理大臣演説の文体的変化』，2007年发表的『総理大臣演説における語彙多様性の変化』以及『総理大臣国会演説の計量文体分析：細川·小泉·三木を中心として』和『総理大臣国会演説にみる対外認識の推移：東西問題·南北問題を中心として』，2008年发表的『総理大臣国会演説における基本的文体特徴量の探索的分析』等。
宇治敏彦于2001年由东京书籍出版的『首相列伝―伊藤博文から小泉純一郎まで』中详细介绍和评析了自伊藤博文起至第89代首相小泉纯一郎共计56位首相的特点和业绩。
桥本武也关注的是日本国土政策。他在『歴代総理大臣の国会演説における国土計画、経済計画の変遷』中介绍了国会演说中历代首相的国土计划及经济计划的演变。他以『歴代総理大臣は「国土」をどう演説したか。～国会演説に見る国土と国土政策～』为题，分五次对伊藤博文至福田康夫的国土政策做了归纳和分析。[191]
在我国国内，刘桂萍的研究侧重施政报告中的教育理念、汉文化以及施政报告的文体及修辞方面的研究。刘桂萍在其系列论文中分析政府施政报告的语言表达特点和演变规律及其成因，如图1-15和图1-16是对日本首相报告中结语部分的称谓和“～う/よ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使用的历时统计。[192]
图1-15 施政报告结语部分的称谓使用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刘桂萍、张富国、孙岩帝：《歴代総理大臣国会演説の結びにおける言葉遣いの探索的分析》，延边大学，2013年，第409—420页。
图1-16 施政报告结语部分的“～う/よ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使用变化示意图[193]
刘桂萍（2016）在《日本历届政府施政报告多视角研究》中剖析施政报告所折射出的日本国家教育理念和中国古典思想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分析遣词风格以解读其中的意识形态动机。
张建立（2015）以施政报告为研究文本，对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轨迹进行了历时性考察。他认为，日本人第一看重的是国家的类属身份，其次是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194]宇治敏彦编写、潘昊翻译的《日本首相列传：从伊藤博文到福田康夫》一书按照先后顺序评述了从首任首相伊藤博文到第91代首相福田康夫共计58位的人物特点及其主要政绩，用历史事实说明了国家元首的行为抉择将会给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带来很深刻的影响。如对伊藤博文的评述是“内政之功，外证之罪”，对小泉纯一郎的评述是“打破永田町常识的‘怪人’首相”等。
小结
除从语言学视角分析政治语篇外，也有从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传播学等非语言学视角解读政治语篇的学者，这里不再赘述。从前述政治语篇的相关先行研究看，主要呈现以下几点：
（1）学科间融合倾向：政治语篇研究的语言学视角已走向借助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并与之相融之研究路径。批评话语分析已经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对各种话语的分析研究，近年相继出现了批评修辞、批评认知语言学、批评架构分析等。融入批评话语分析利于分析语篇中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三者关系，利于揭示语篇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又如何为之服务。[195]在政治语篇研究领域，无论是修辞学，抑或认知语言学，各学科有其所长与所短，学科之间可以形成相互补充和相互启发的研究格局。
（2）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倾向：语料库语言学逐步与其他语言学，诸如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相结合之新路径。语料库的运用能够避免个人内省判断时受到地域、年龄、个人表达习惯等影响的因素，因此，语言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多地使用语料库来发现、归纳、总结其中蕴含的客观规律，丰富研究手段。语料库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成为语言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196]
（3）我国国内研究的不足与展望：我国国内的政治语篇研究中，多是译介和引入西方既有理论、运用其进行应用型实证研究、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鲜有理论创新；运用西方既有理论研究方面，英语偏多，日语等其他语种和汉语的研究较少。国内语篇研究需走出单纯对西方理论的引介阶段，突破现有理论藩篱的束缚，构建新理论，以适应形式多样的研究需要，弥补我国研究于深度和广度上的不足。
（4）日本政府施政报告的研究现状：有关日本政府施政报告的研究，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研究内容方面尚未获得更多、更丰富的研究成果。东照二所涉及的领域限于语言表达与政治的关系；中村秩祥子关注话语分析；铃木崇史聚焦文体与政治的关联；桥本武也则关注的是国土政策；刘桂萍关注施政报告中的科教思想，语言风格和汉文化元素。可见：
其一，政府施政报告的研究数量不多；
其二，除社会语言学及系统功能语言学、计量学等研究视角之外，尚无其他，研究比较单一；
其三，除桥本武也涉及国土政策及刘桂萍涉及科教思想外，研究内容大多局限在文体分析范围。
日本政府施政报告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处于起步阶段。[197]本书主要依据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及架构理论、辅之以批评隐喻分析·语法隐喻分析·修辞学视角，对战后日本历届政府施政报告（1947—2020）中的隐喻进行研究，时间跨度七十多年，涉及日本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四个方面的内容，解读四个方面所蕴含的价值理念的变化轨迹及规律。目前，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政治语篇主要以英语和汉语两种语种为主，日语方面的研究国内尚无先例，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