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

朝鲜半岛作为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唐代开始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就确定了宗藩关系的基本原则。《皇明祖训》“首章”载：“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此后开列不征诸夷国名，朝鲜位列第一。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废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李氏政权。为了获得宗主国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李成桂遣使大明王朝，请求赐国号，朱元璋以“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赐国号为“朝鲜”。从此李氏朝鲜便对明朝奉行“事大”原则，建立了更为稳定的宗藩关系。

1636年为了解除朝鲜对大清后方的威胁，皇太极率军征讨朝鲜，迫使朝鲜放弃了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并于崇德二年（1637）与朝鲜签订了“丁丑约条”，规定：

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躬来朝谒。尔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3]

从此，朝鲜向大清国称臣纳贡，建立了新的宗藩关系。丙子之痛的历史记忆相去未远，屈辱的城下之盟翕然而至，宗藩关系建立之初，双方都保持着警戒及不信任的态度，在朝鲜王朝看来，女真族始终是连年寇掠，其罪盈贯的蕞尔凶丑，对其政权能否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体系洪流中屹立不倒深表怀疑，而大清亦是对朝鲜充满了猜忌和不信任，尤其是三藩叛乱以来，朝鲜王朝内部“北伐”的呼声越来越高，康熙帝为了稳固后方，对朝鲜采取怀柔政策，随着三藩叛乱的平定以及台湾的收复，朝鲜对“反清复明”的期望情绪日渐低落，燕行途中，当朝鲜使臣怀着热切心情积极打听吴三桂时，从对方讳莫如深的态度和谨慎小心的应付之语，燕行使似乎已经读懂了“反清复明”几乎失去了可能。在东南局势业已稳定的情势下，为改善双方的关系，康熙帝对待朝鲜施德化与怀柔并举之策，经济上的厚待，政治上的恩许加快了双方冰释前嫌的脚步，尤其是乾隆皇帝，格外厚待朝鲜，礼待之意更非他国可比，朝鲜使臣蔡济恭曾言：“皇帝之于我国，其所优待者，迥出寻常。想其六十年治平，秦汉以来所未有，必有所以然而致之也。”[4]不仅如此，赏赐颇丰，厚往薄来之举超过其祖父时甚许。在朝鲜燕行文献中，乾隆皇帝恩赐朝鲜使臣之记载不胜枚举，乾隆四十八年（1783）二月，时为冬至谢恩使身份的朝鲜使臣郑存谦记载：“皇帝赐臣以御桌玉杯之酒，仍问曰：‘使臣能诗乎？’礼部尚书传语通官，通官传语于臣，故臣对曰：‘文词卤莽，未能工诗矣。’皇帝顾礼部尚书多有酬酢，臣虽未谛解，而皇帝之和颜喜色，溢于观瞻。”[5]是年八月乾隆皇帝赴盛京，拜谒祖陵，朝鲜方面派出了以李福源为首的问安使团，《农隐入沈记》记载：

皇帝以鞭指使臣曰：“国王平安乎？”伯父对曰：“平安矣。”皇帝曰：“你国年事如何？”对曰：“幸免歉荒矣。”皇帝指伯父而问曰：“彼何品官？”通译徐继文对曰：“伊国阁老”皇帝曰：“你们远来久待，今番当比前加赏矣。”礼部官令使臣叩头谢恩，行一叩头礼。皇帝曰：“朝鲜人当有能满洲语者矣。”礼部官以玄译对。皇帝曰：“使臣何姓？”玄译曰：“姓李矣。”皇帝曰：“国姓乎？”对曰：“不然矣。”皇帝曰：“然则民官乎？”对曰：“然矣。”皇帝曰：“四十三年入来之使臣亦是姓李，此亦民官乎？”对曰：“然矣。”皇帝曰：“你等今番辛苦矣。”仍为进马，自初酬酢之际，言笑款款，显有和悦之容。盖皇帝戊戌幸沈时，笠洞李判府溵为上价，玄启百亦为随行与皇帝打话，故今问“朝鲜人当有满语者”及“四十三年使臣亦姓李者”，皆记戊戌时事也。七十老人能思六年之事于万机烦扰之外，精力之过人亦可知也。[6]

乾隆皇帝勉慰数语令使团成员如沐春风，话语之间无不透露出大国君主对番邦使臣的体恤关切之情，且能将与朝鲜使臣数年前的交流情状娓娓道来，厚待之情不言而喻，这令使朝鲜使臣倍感振奋。此外，乾隆皇帝的宽恩厚德之举还体现在对使团成员的丰厚赏赐上，盛京接驾的朝鲜使臣共得到皇帝两次赏赐，尤其是作为回赠礼赐予朝鲜国王的“御制七律一章，《德符心矩》一帖，玉如意一副”[7]，被朝鲜使臣称为绝品，更视玉如意为异渥，受之顿感无限荣光。另有“缎弓一矢、九弓壶箭袋各一、龙栏缎四匹、红壮缎四匹、纺纱五匹、鞍具马一匹、貂皮一百领”[8]。均是种类丰富、品质绝佳的宫中上品。接驾的随行使团官员也得到了丰厚的赏赐，“上、副使各缎十匹、银一百两、马一匹、书状官缎六匹、银八十两、通官各缎六匹、银六十两、押物官各缎二匹、银四十两，从人分等以十两、四两为差，达于驿奴、刷驱，通计银为二千六百六十二两。”[9]两日后，使臣正官又得到了格外赏赐，“上、副使各纸十张、笔十枝、墨十笏、砚一面、而纸有黄、白、缥、绯四色，即写御诗之品。笔芦管牙饰，刻‘景星庆云’四字。墨如中品，紫玉光，而两面皆画蝙蝠，似取百福之义也。砚方四五寸，环刻小龙矣。书状以下从人，又分等赐银、缎。”[10]赏赐之丰厚令朝鲜使臣大发感慨：“前日之赐已倍常例，而此则又是格外云！”此举足见乾隆皇帝泽被四表的慷慨气度，另一方面也让朝鲜使者遥想清朝“国力之殷富亦可知也”。

繁华而悠长的康乾盛世日渐化解了冰冻已久的中朝关系，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一改努尔哈赤、皇太极对朝鲜的强硬态度，以政治怀柔取代武力威慑，以行宽之政取代苛刻之名，促进了宗藩关系的良性发展，朝鲜朝对清廷的负面情绪逐渐淡化。除此之外，朝鲜王朝“北学”思想的兴起也促使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北学”中国是以朴趾源、洪大容为代表的朝鲜有识之士目睹乾隆盛世而兴起的实学思潮，皇帝的恩威之举，经济的富庶，政治的稳定，百姓生活的安宁，无不昭示着这个帝国的强大，朝鲜使臣也逐渐改变了固有的敌视态度，而是以客观的立场关注着这些变化，并提出了主动学习的诉求，北学派试图建立一种“华夷一也，皆为人类，相互学习，无可非议”的新世界观，朴趾源夸赞清王朝说：“今其天下所以百年无事者，岂为德教政术远过前代哉！”[11]在此基础上，提出“苟使法良而制美，则固将进夷狄而师之”的主张，北学思潮极大地推动了中朝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是巩固良好宗藩关系的催化剂。中朝关系的良好局面是伴随着清廷的强大、城市的繁华、经济的富庶，文化的进步而产生的，是清王朝行包容优厚之举，朝鲜王朝以感慨接纳之姿共同促成的，这种良好的宗藩关系直至鸦片战争中西冲突而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西方列强的重压，天朝上国的迷梦被打破，清王朝自顾不暇，疲于应付，更无力保护属国，朝鲜与清廷渐行渐远，离心离德，随着西方列强及日本对朝鲜、越南、琉球等属国的染指，原有的宗藩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日占琉球、虎视朝鲜，朝贡属国危机重重，而甲午海战中国失利，其后中日《马关条约》载明了朝鲜国的独立自主，至此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彻底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