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互联网历史、社会记忆与媒介记忆
本节阐明，互联网历史研究可以从多种路径进入，社会记忆是研究互联网社会史的可行路径之一。
一 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
（一）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概念及基础理论
本书从社会记忆角度切入研究互联网历史。为了阐述社会记忆及相关理论，有必要先厘清它与集体记忆、个人记忆的关系。关于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例如，有论者认为，不存在所谓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只有“集合的”记忆（collected memory）。这样一来，社会记忆则处于割裂的状态（呈现一个一个的集合）。但是，记忆一旦诉诸表达，便具有了社会属性（记忆需要召唤语言等社会性的象征符号和资源进行表达），[1]成为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2]在此意义上，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可以视为社会记忆的表现形式。在三种记忆的理论中，集体记忆的理论是发展最为成熟的，可以为社会记忆的研究提供支撑。
在新闻传播学的视域中，集体记忆经由记忆中介（memory agents）的“代理”而形成，官方及其认可的解释者（sponsored interpretations）、大众媒介、学者等是主要的记忆中介，[3]而政治精英和学者则一直垄断着集体记忆。[4][5]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介成为当代的“公共历史学家”，并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对过去的建构，[6][7]它们通过选择性记忆或遗忘的机制塑造集体记忆。[8]大众媒介常常把自身界定为“权威叙事者”，在塑造重大社会事件的集体记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10]不过，记忆主体和记忆中介会在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争夺各自的“版本”，以界定自身的历史位置。[11][12]
在争夺和协商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有些记忆会被强化，而另外一些则会被选择性地遗忘，这涉及记忆机制的问题。遗忘是官方叙事和大众媒介建构集体记忆的机制之一。[13]李红涛和黄顺铭发现，南京大屠杀在1949年以来的《人民日报》中曾被遗忘。[14]周海燕指出，在建构“大生产运动”的集体记忆时，权力通过掌控新闻生产的过程与话语，实现了记忆的“写入”与“忘却”。[15]这意味着，记忆的争夺与协商，以及如何对抗遗忘，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议题。
在全球化深入推进和新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集体记忆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全球数字记忆场域形成，[16]大众文化成为一种记忆机制，[17]技术成为建构记忆的“新行动者”。[18]特别是，不断革新的媒介技术通过改变储存和传播记忆的方式，[19][20]给集体记忆带来了显著的变化。第一，新的媒介生态为记忆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多种可能性。霍斯金斯（Hoskins）认为，“记忆存活于一个新的媒介生态中，其中的传播网络、节点和数字媒介内容及其规模的丰富度、普遍性和可存取性，都是全新的”。[21]范迪克（Van Dijck）进一步指出，博客、视频分享网站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个人记忆机器”。[22]对于韩德（Hand）来说，“在潜存记忆（potential memory）活跃的当下，大量的痕迹（traces）散布在增殖的媒介类型之中，‘生产’出了不可预知的‘活档案’。通过这些档案，有关自我的数据很有可能在意料之外‘复现’”。[23]
第二，从记忆主体上看，得益于技术赋权，新媒体用户通过现场见证和在线保存记录，生产了大量的数字记忆，在记忆重大的突发性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4]这意味着，与数字记忆的出现相伴随，记忆正在变得个体化，记忆的交换是即时的。[25]
第三，网民在新媒体空间中生产民间记忆，形成与官方叙事和主流媒体记忆相并存、相竞争的格局。个体能够以公民书写的方式参与建构集体记忆，进而与官方的记忆进行竞争和对话。[26]鲁滨逊（Robinson）通过分析官方媒体与自媒体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周年纪念发现，二者的叙事迥异。[27]有时，网民还会利用互联网争夺书写历史的话语权。[28]当然，网民之间也会围绕某些话题展开争夺，例如争夺南京大屠杀的维基百科导言。[29]这些新变化正在改变记忆的结构。
总之，在“大众自传播” [mass（self-）communication]生态中，[30]个体生产的记忆内容正在成为集体记忆的来源，个体也由此参与历史写作，实现了历史书写的公共参与。[31][32]对于官方和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个体记忆是书写其历史的替代性资源，也是对抗遗忘的手段。
（二）记忆文体
记忆的表达即记忆叙事，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媒介和文体。[33][34]媒介和文体不同，记忆的意义也会有所不同。例如，纪念碑、纪念馆等有别于回忆录，而长篇的回忆录又不同于短小的回忆性散文（或随笔）。记忆媒介与文体还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例如，纪念碑、纪念馆往往由国家和政府支持建造，具有官方色彩和历史叙事的合法性。[35]
传记和自传是重要的记忆文体。人类学家有着对物（物体）开展传记式研究的传统，[36]他们将物体作为像人一样有生命历程的“有机体”对待。自传式记忆是一种特殊的记忆类型，与人们回忆过往的生活的能力有关。[37]自传式记忆基于个体的经验而展开，具有如下属性：个体通过记忆复活了过去的经验或经历，可视化的图像更容易唤醒记忆者的回忆，回忆者相信自己的回忆是真实的，等等。[38]虽然对于回忆者来说，他们相信自己的记忆是真实的，但是自传式记忆的准确性是一大问题。Larsen等人指出，距离回忆时间越近的事件，其出错的可能性越低。[39]个体之所以开展自传式记忆，情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方面，过去的事件如果曾经激起过回忆者强烈的情绪反应，则更容易被记起。另一方面，回忆者回忆时的情绪也会影响其回忆。[40]
记忆叙事在媒介和文体方面的多样性，说明在研究互联网历史的社会记忆时，有必要注意这些特点。
二 媒介记忆与互联网记忆
“媒介记忆”是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的交叉领域，近来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41]媒介记忆有两种基本内涵：第一种指的是通过媒介所叙述、建构的有关过去的记忆。媒介作为社会记忆机制生产、保存、传递与转换集体记忆，从而放大和拓展个体记忆。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介利用日常的信息采集与报道等活动，可以形成以其为主导的社会记忆，[42]在集体记忆的塑造与传播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是现代社会重要的记忆机制。[43][44]第二种指的是有关媒介的记忆（about the media），[45]可以是使用者对媒介的个体记忆，也可以是群体对某一媒介的共同记忆。前一种脉络的媒介记忆是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范迪克（Van Dijck）建议使用中介记忆（mediated memories）的概念来阐释数字化时代人们存放在各种媒介上的记忆。[46]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发展，“记忆的媒介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后一种脉络的媒介记忆面向“人与媒介的关系”，探究人的媒介使用与记忆，可以在社会记忆的不同维度展开。人们对媒介的记忆伴随使用媒介的过程，出现了电影记忆、电视记忆和互联网记忆等多种形态。这些媒介记忆不仅具有记录媒介历史的价值，而且折射着媒介所处的时代，以及媒介的社会效应。例如，在对老式家庭影片的怀念中，人们传递出对家庭仪式的向往。[47]当前，媒介记忆的研究以第一种路径居多，第二种路径的研究相对缺乏，即对有关媒介的记忆的研究显得不足。[48][49]但是，随着媒介研究的繁盛，有关媒介自身的记忆的研究越来越引人关注。本书在第二种脉络上讨论媒介记忆。
从人与媒介的关系出发，探究人们的媒介使用与媒介记忆，是研究媒介记忆的路径之一。身体实践与记忆的形成密切相关[50]，媒介记忆基于人们的媒介使用而形成，既保存与建构着人们使用媒介的经历与体验，又承载着人们对媒介的回忆与怀念。例如，在对1960年代的北京报纸的记忆中，读者为抢到一份“号外”报纸而“激动”与“自豪”。[51]露天电影被认为映射着一代人对于看电影的美好回忆，[52]人们记住的“不只是电影里的故事，还有看电影的经历，在看电影中享受的激动与乐趣”。[53]在彩色电视时代，人们对于黑白电视怀有“美好的”记忆。[54]在网络传播时代，网友追忆早期的互联网应用与消逝的网站，[55]形成了互联网记忆。在很大程度上，过时的或死亡的媒介因被记忆而继续存在。
媒介记忆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其一，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在“过去”使用特定媒介的情形，发掘人与特定媒介的互动过程，从而更好地理解人与媒介的关系，以及媒介使用的社会效应。其二，媒介记忆可以延续媒介的“生命”，可以从使用者角度书写媒介历史，是媒介历史的“入口”之一。通过研究媒介记忆，我们能够再现与阐释媒介的历史。其三，媒介历史是社会历史的映射，通过探究媒介历史可以洞察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媒介记忆具有连接人群、媒介、社会与历史的意义，超越了技术与媒介使用的限制。由于媒介记忆的上述价值，它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媒介自身的记忆的研究主要沿着两种路径展开：一是有关媒介的记忆叙事，二是从物质性的角度保存与记忆媒介。其中，又以媒介的记忆叙事为主。此一脉络的研究关注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及其记忆，[56]倾向于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与媒介文化史[57][58]的路径，以弥补自上而下的媒介记忆研究的不足。[59]研究者们既将媒介视为集体的社会参与的产物，又关注使用媒介的个体对媒介的叙述与定义。[60]之所以关注个体的媒介叙述与定义，是因为个体记忆所传达的不仅是个体对所经历的过去的认识，也是个体对于自我的理解与认知。[61]个人记忆作为历史工具，构成了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不见的历史”中的“零碎的”现实，因而个体的解释需要得到关注。[62][63]
媒介记忆研究方面，成果较多的是关于电视记忆的研究。例如，马修斯（Matthews）研究在童年时期接触第一代有线电视和录像机的美国人的记忆发现，有线电视和录像机对塑造美国这一代人的自我认同有着长时期的影响。[64]布尔东（Bourdon）研究法国人看电视的记忆发现，电视对社会的影响既不是破坏性的，也不是总像大型“媒介事件”那样起着整合社会的作用。[65]相反，布尔东发现，电视的社会影响介乎以上两个极端之间。人们记忆中的电视，深深嵌入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看电视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66]
媒介记忆是社会变迁的指标，但是针对特定媒介的记忆是复杂的。特恩希尔（Turnbull）和汉森（Hanson）指出，理解有关电视的记忆，不仅需要将其置于作为社会机构的家庭的情境中理解，而且需要基于更宽泛的日常生活场域解读电视记忆的形成。[67]在记忆发生的过程中，有些因素会强化回忆者的记忆。例如，当发生了与看电视密切关联的事件（包括电视中的和日常生活中的，例如打断观看进程的事件）时，观众的电视记忆会更加深刻，而这些事件也容易被记起。[68]
互联网记忆是媒介记忆新近的研究话题，可以沿着媒介记忆的两种取径（即一是媒介作为社会记忆机制，二是将媒介作为记忆对象）开掘。在互联网作为社会记忆机制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关注数字记忆这一新议题。[69]当前，对互联网自身的记忆的研究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与报纸记忆和电视记忆不同，人们可以在网络空间生产、表达与交流互联网记忆，“互联网”既是记忆对象，也是记忆工具和“记忆之所”。[70]互联网为自身记忆提供了便利，也有助于形成记忆社群与阐释社群。[71]不过，由于分散于网络空间中的记忆资料容易消逝或变得对研究者“不可见”（无法正常检索、获取与利用），因此，互联网记忆面临消逝的危险，[72]对其研究较为困难。这提醒我们及时保存互联网记忆档案并进行研究。
与报纸记忆和电视记忆一样，互联网记忆具有记忆者（网民）自传式记忆的性质。这是因为，个体的媒介记忆基于媒介使用而生成，是个体与媒介“交往”的产物，常常具有媒介传记与个体自传的双重性质。[73]这意味着，不仅个体在记忆媒介时会不可避免地“代入”自身视角，赋予媒介记忆以记忆者自传的属性，[74]而且媒介记忆包括个体对媒介的认知与理解。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网民的互联网记忆窥探他们对于互联网的认知与想象。网民是互联网的源头之一。Hauben和 Hauben在《网民：论新闻组网和互联网的历史与影响》一书中，从网民（“使用者”）的角度而不是网络“建造者”（“巫师”）的角度，探究了互联网的“草根”源头。[75]这提醒我们，互联网记忆研究需要回归对人/网民的研究，关注网民的记忆叙事和记忆实践。
互联网记忆是研究互联网历史可行而必要的路径。当前，从互联网记忆角度研究互联网历史，正在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例如，艾伦（Allen）提出，可以通过考察网友对互联网的日常记忆来研究互联网历史。[76]吴世文、杨国斌从网民记忆的角度研究了消逝的中国网站。[77]Horbinski使用50余份口述历史的访谈资料，追溯了女性粉丝在1990年代使用互联网（主要是邮件列表）的历史。[78]当下，呼应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有必要推动互联网记忆研究，以丰富互联网历史研究，并保存“史料”。
近年来，媒介记忆研究（即对媒介的记忆）在国内引起关注。[79][80][81]其中，大众媒介和公众对新闻媒体与新闻人的记忆是热门话题。例如，郭恩强探讨了新闻界对《大公报》百年的纪念，[82]白红义考察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83]陈楚洁探究媒体对前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逝世的纪念，[84]李红涛剖析报业“黄金时代”以及记者节的媒体记忆，[85][86]等等。不过，鲜少有研究涉及网民的参与和体验如何影响其数字记忆，网友如何记忆互联网等命题。
从方法论上讲，不同的记忆者及其所处的情境（包括记忆者的年龄、生活情境、情感倾向等），会导致记忆者形成对媒介的差别化记忆。[87]个体生命故事（life story）被越来越多地用来研究媒介记忆。[88][89]个体生命故事的方法收集以第一人称讲述的连贯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作为更为广泛的故事的片段探讨。[90]个体生命故事并不针对庞大的人群展开，而是在一个社会阶层、种族群体、特定专业群体或者性别群体中展开。[91]该方法把使用媒介的行为放在受众/用户的日常生活中探讨，可以形成有关媒介的个人档案（personal archives）。这些档案是受众/用户的媒介传记（“media biographies”of audiences）。不过，目前有关媒介传记的研究尚有待发掘。[92]这呼唤从媒介接收的角度（例如网友的角度）研究媒介记忆与互联网记忆。
由于媒介的社会渗透，媒介记忆连接了广泛的内容，是一个广阔的记忆场域。在这个意义上，媒介也是记忆之场。从根本上讲，媒介记忆呈现了人与媒介的关系，以及媒介所中介的人与社会、人与群体的关系，包括私人关系和公共关系等。这意味着，媒介记忆是一个“窗口”，透过媒介记忆可以“瞥见”广阔的社会图景。由于媒介是现代文明的指标，因此，透过媒介记忆可以“看见”现代文明的变迁，以及人与媒介的互动中所体现的文化因素。观照互联网的社会扩散与广泛使用，考察互联网记忆亦可以洞察互联网所中介的网民与社会、网民与群体的关系，以及网民与互联网互动所折射的社会变迁与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