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互联网历史研究的理论面向

由于互联网历史研究在全球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因而相关的理论还未形成体系，处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之中。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关于互联网史观的问题。研究者秉持何种史观，取决于史料、研究路径与研究者的素养。对于互联网历史来说，线性史观、发展史观以及编年史观显然难以适应互联网的时间（计时甚至小于“秒”）与空间（空间被压缩）特性。这就要求研究者通过发掘史料，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去发展互联网史观。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借鉴既有的史学理论、知识论与方法论，把互联网历史研究上升到媒介哲学的高度，将互联网、媒介哲学、互联网史观结合起来，发展新的互联网史观。例如，结合互联网历史的内容复杂性，需要发展整体史观以规避碎片化的互联网历史书写。再如，需要从“复数的互联网历史”转向讨论“复线的互联网历史”。在杜赞奇看来，历史的传承和历史的散失同时存在，因此需要把历史看成是复线的发展。[113]借鉴复线的历史观，有助于挖掘被单一的线性历史所掩盖、压抑的中国互联网历史多重而复杂的面相。

二是如何研究互联网历史的主体（尤其是普通网民）。从根本上讲，互联网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因而需要关注和研究网民（包括个体与群体），通过研究网民个体与群体的网络行为及其演变过程，实现互联网历史理论创新。历史由人所构成，人是历史的主人，网民是互联网历史的“主人”。但是，既有的互联网技术史、互联网企业史与互联网事件史的研究常常“见物不见人”。一些研究者或观察家已经开始关注互联网中的人，但大多限于“技术英雄”或“商业精英”，难觅普通网民的身影。Mansell批评道，互联网历史研究仅仅关注政治或产业等关键玩家（key players），关注他们如何利用或规训技术，是为“短视”。[114]过度关注技术英雄与商业精英，跟互联网发展的事实不符。在媒介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媒介与人的关系，像互联网与个体的关系这样紧密。杜骏飞指出，“新媒介即人”。[115]因此，互联网历史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普通网民。

人带来了体验（经验）、情感、故事与事件。倚重网民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可以关注网民的体验、使用互联网的故事、网络行为（例如参与网络事件）以及网络精神生活（包括心态与情感），等等。这些命题可以为互联网历史研究注入新的“源头活水”。

客观地讲，由于网民规模极其庞大，构成复杂，而且异质性高，因此对其展开研究并非易事。那么，如何研究网民？第一，需要关注网民的创造性与集体智慧。网民的互联网体验各不相同，但在网民看来，他们不只是简单的或被商业定义的技术使用者，而是能动的中介（active agents）。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网民互联网使用的创造性。第二，重视描述，而不只是倚重理论。杨国斌认为，不能忽视描述，实实在在地描述与认认真真地记录网民使用互联网的线索、故事与情节是必要的。这是中国“互联网深度研究”的题中之义。[116]第三，在研究路径上，Winters提倡采取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个人、组织与事件）相结合的分析路径。[117]第四，在方法上，网络自传和口述史、[118]生命故事（life-story）等方法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这些方法可以催生理论创新。

还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历史的参与（书写）主体众多，其产生的历史叙事和历史数据具有同质性，也具有异质性，还有不少是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与数据。那么，如何整合这些异质性的叙事与数据，从而形成“有意义的历史叙事”，是一个新的挑战。

三是发掘互联网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互联网与特定社会互动（相互建构）的规律。这涉及对互联网历史的“本体论”研究，可以从技术史、事件史、媒介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多种路径切入。

四是注重开展地方性的互联网历史研究与全球比较研究。因为网民及其群体生活于特定的情境，因此，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地方性的、情境性的互联网使用过程。既有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取决于语言、市场（比如竞争和价格）、政策（比如政府的规制）等因素，[119]受到特定社会条件和地方性文化的规训。因应这种地方性与情境性，阿巴特（Abbate）指出，应当从技术、使用与地方性经验的维度重新定义互联网，[120]从而开启“多元互联网”研究。在研究清楚了地方性的互联网，全球视野的比较研究就有了比较的基础。当前，地方性互联网历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这是对群体互联网使用历史的尊重，亦是对欧美中心主义互联网历史研究的“纠偏”，有助于摆脱全球化互联网研究的“普遍话语”的宰制。这种比较的落脚点，是寻找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一般规律，以及互联网与各种文化与情境互动的共性。

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由于互联网历史覆盖的内容极为丰富与庞杂，那么，其研究的边界为何，是否需要边界？新闻传播视域的研究有何问题意识，能够生产何种增量知识？这也是需要通过研究和在研究过程中思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