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晚清至五四，是中国社会重要的转捩点。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在这个时期开始分崩离析，而逐步散落于民间；而受西方近现代社会思潮的影响，现代性开始落地生根，不断发展壮大，波及整个20世纪以至当下。21世纪的今天，虽然中国社会已迈入“全球化”“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全新时代，但我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层面的很多命题，仍需要追溯至百年前的五四，甚至更早的晚清。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好处于从传统到现代急遽的转型中，“新”与“旧”、“激进”与“保守”、“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个人”与“社会”等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和碰撞，这些矛盾相互牵制、撕扯、缠绕，熔铸而成为现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座思想文化宝库。

这里所说的五四，是更宽泛的文化意义上的五四，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她受孕于晚清以来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的近代思想启蒙，肇始于1915年《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创刊。五四在时间上，可能持续不到十年，但其影响却深远至百年后的今天。在这场以价值翻转、个性自觉为特色的思想文化运动中，“民主”（Democracy，时称“德先生”）、“科学”（Science，时称“赛先生”）、“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独立”（Independence）等为代表的现代理念，开始迅速取代支配了中国近两千年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文化。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在界定“五四”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地位时，有人将之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亦有人将之定位为中国的“思想启蒙”。[1]也许，更多的是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是“文艺复兴”，还是“思想启蒙”，两者都充分强调了五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鲜明的价值取向：对“传统”的全面否定和大胆批判，对“现代”的无限想象和不断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代以来，港台、海外的一部分学者开始围绕五四的“反传统”问题大作文章，先后作出了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全盘性反传统”“民族文化灾难”等否定和质疑五四的论断。[2]无疑，这些言论，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方法逻辑上，都对我们以五四为基点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

对此，三十多年前，王元化、耿云志、王瑶等学者曾作过有力的回应。他们在积极为五四“反传统”做辩护的同时，还更进一步强调了五四的“现代性”。[3]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身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更为复杂：一方面，在“全球化”“互联网”的大背景下，“本土化”似乎正走向消亡，但与此相悖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地域性”“民族性”“种族性”的矛盾和冲突却日显激烈；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流话语导向下，各种所谓的“国学”、旁门左道的“传统文化”也借势回归，干扰着我们的视听。另外，在“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语境下，价值模糊、立场摇摆、信仰坍塌的现象大量存在。如此种种，百年来中国社会所建构的新文化、新思想，却似乎难以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对这一切作出有力而积极的回应。而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以王德威、顾彬为代表的海外汉学，却凭借全新的学术观念和独到的分析论证，在新一轮的消解五四和“现代性”质疑的学术浪潮中[4]，赢得了万千拥趸，让我们不得不注意和反思。

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新诗，必须在这样的思想学术背景下，一一正视和回应如下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晚清至五四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如何看待五四前后中国新诗在否定传统中发生，又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新诗在20世纪上半叶的传播和接受问题等。

我们仍然是上溯，回到百年中国新诗的历史现场。其实，历史的原生态是多声部的，可谓“盘根错节”“众语喧哗”，跟我们相对单一的文学史描述相比要复杂得多。按照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5]的说法，我们的文学史描述总是主观的、指向当下的，总是以有利于我们自己的言说方式来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历史书写和话语表达总存在遮蔽、压抑和误读的成分。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芜杂的史料文献中，发现一些为我们所忽略、遮蔽和压抑的历史细节，并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角度，来作重新的梳理和研究，而避免作简单的价值判断和草率的伦理分析，借此来达到对中国新诗的更进一步认识。

本著就是基于以上的思考和问题而展开的。希望通过“民间”话语，这样一个长期被文学史遮蔽、压抑和误读的视角，来重新梳理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新诗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的，重点分析和阐释民间话语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等，并透过这些来探究和思考中国新诗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及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