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因士人而报人：维新报刊的资源获取机制

京沪强学会勃然而兴，猝然而止；后辈菁英的领军人物文廷式又遭罢黜。但在看似万马齐喑的表象下，却潜伏着生机与动力。在各派政治势力的相互制衡下，中枢虽然叫停了京沪强学会，却没有对会员施以任何惩罚。与会者的官位、科名仍在，他们在士林中原有的地位和关系网络也并没有受到毁坏。而且在上海强学会的会员那里，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私人交往仍然保持了下来。

正因为在朝堂上暂时无可作为，才促使了维新中人与民间社会进一步结合。以他们当时的地位，比上明显不足，比下却绰绰有余，如以在野之身从事民间事业，却能颇得助力。近代的中国虽然国势不振，在社会中却始终蕴藏着可观的人力、物力，只是缺乏有效的整合。这就给维新各派的社会动员事业，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在“士农工商”的秩序格局下，士林中人在整体上调用资源的优势，已近学界共识，此处不赘。但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着眼，如果缺乏勾联密集的传导机制，即便能在看似高端的层级声势显赫，也未必会引起广泛的即刻效应。然而，此时的“士林”在举国的分布状态恰是广泛且连绵的。如据张仲礼先生的估算，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全国的“绅士”总数约为145万左右，其中有近20万为“上层绅士”（官吏或者有虚衔者、进士、举人、贡生），其余属于“下层绅士”（生员、监生和例贡生）。[1]绝大部分生员和大多数举人散居本县本省，为数不少的二、三甲进士，在刚入仕途时也是在京师以外，甚至在中小城市供职。以甲午战争前的最近三科（光绪十六年庚寅科、光绪十八年壬辰科、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为例，共计449人以二、三甲登科，其中至少68人在甲午至戊戌之间，曾任各省学政、督抚属员，或是知县。[2]即便他们中的个体因迁转等原因离开原在的地域或职位，填补空白的也多属同类。也正是在个体的频繁流动中，“士林”才保持着总体架构的动态稳定。譬如光绪二十三年云南、湖南、甘肃三省的学政分别是姚文焯（光绪十六年进士）、江标（光绪十六年进士）、夏同瑜（光绪二十年进士），在其前后任分别是：高剑中（光绪二年进士）、张建勋（光绪十五年状元）；张预（光绪九年进士）、徐仁铸（光绪十五年进士）；刘世安（光绪十五年探花）、吴纬炳（光绪二十一年进士）。[3]再如劳乃宣曾署理的清苑县，前后任是陈鸿保和徐铭勋。陈鸿保是光绪元年乙亥科举人，劳乃宣本人是同治十年进士，徐铭勋是光绪三年丁丑科二甲进士。[4]较之清苑这样冲繁疲难齐备的附郭首县，闫婷婷对道光三年至宣统三年四川省19个县（17个为非附郭县）正印官出身的统计应更具代表性，其中翰詹、进士、举人出身的占到75%，另有10%是生员中最为稀贵的拔贡。[5]虽说仅据现已公开的材料，未必能绘出精确的全图。但据以上描述，推定“士林”在空间上对囊括口岸地带和内陆地区的全中国（至多除了藩部）县级区域的覆盖有如月映万川，虽稀疏有别却无处不在，应当不算太过牵强。更确切地说，明清的“士林”，原本就是以科举为主导诱因，从整个汉族以及汉化的族群和区域中自然生发，而又始终绵延在地的举国存在。在这样既有的分布状态和关联方式下，如果网络中人试图有所创设，便不难透过广泛连绵的关系传导，扩散到他堪称其中菁英的范围。

文廷式被罢黜后，后辈菁英群龙无首，只能以同乡、同门、同好等人脉关系为纽带，分头行动，形成了多个具有一定程度排他性的群体。各群体既因为咸与维新而相互认可，又因为人事重合而声气相通，还存在着事实上的竞争关系。可以说，直到此时，随着群体边界的逐渐明确，派系观念在维新事业中的浮现，对后来局势的演变产生强烈作用的“趋新各派”才真正形成。[6]派系分化的确分散了维新士人的力量，但力量分散却不一定会导致绩效低下。正因为没有谁能执其牛耳，所以他们在开展维新建设时，基本局限于自己具有优势的范围。但局限于此的另一面，就是专注于此，须知在此时，维新建设是每个省区和领域都亟须。而且，直到政变爆发，政治环境也在向有利于维新士人的方向演变。实际上，就总体态度而言，当局对后辈菁英从来就没有严苛过。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到，在京师强学会的被叫停，所体现的首先还是京师士林的派系纷争，而非守旧与维新的两极对立。况且“当政者”也绝非铁板一块。当时与维新士人关系疏远，甚至处在对立状态的重臣，倒也不乏其人。但是他们或是像李鸿章那样，本身并不反对维新，完全是出于私人原因才会针对其中的某些人士。或者是像徐桐那样，确实是极端守旧，但是却缺乏实权。其余多数重臣如李鸿藻、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等，不仅在不同程度上赞成维新自强，还与维新士人保持着较为良好的私人关系。就算是徐桐，也和绝对属于维新阵营的李盛铎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

在李、翁、孙、张等人或明或暗的调护、斡旋下，在从公车上书到戊戌政变的三年多时间里，政府对维新人士及其事业，总体上是抱着有限度的许可，甚至扶持的态度，作为整体的维新士人从中颇为获益。纵使时有抑制，也仅是针对具体的对象，并没有据此制定通用的禁令。至于政府会抑制哪些具体人士，哪些具体维新方式实际上取决于各派势力在政局中的进退起伏。杨崇伊之所以能扳倒京师强学会和文廷式，既是因为的确抓住了“聚众谋利”这个要害，更是因为此时朝廷已在谋划联俄拒日，不得不借重李鸿章在外交中的声望与影响。但是，李鸿藻、翁同龢、孙家鼐此时在中枢的地位相当稳固，此事也就大事化小，乃至于书局都能起死回生。文廷式虽被处以革职永不叙用，却也没有同时处分和他关系密切的其他人士。而且从《文廷式年谱》的记载看，他在被罢黜后，不仅能自由地来往各处，还颇受各地官绅的礼遇，即使是在戊戌政变发生后避祸日本，驻日公使李盛铎仍和他公开往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到八月，李鸿章出使欧美，对国内的影响力进一步减弱，中枢政治气候进一步有利于维新各派。在这种情形下，诚如在第一章里所论，只要不公开宣示与学会的关联，又不触犯底线，创办民间报刊本身并无太大风险。

然而，环境的宽松，只是为维新各群体办报提供了最基本的外部条件。到底能不能把报刊办起来，又能办到何种程度？就得看有心于此的各路人士，是否也具有相应的资源调动能力。姑且不论出报后是否会因言贾祸，在当时环境下，要将报馆创设起来，就至少存在两个现实难处。

首先，在报刊上市发售以前，报馆完全是资源的净投入单位，必需的前期投入为数不少。从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申报》登载的《强学会收支清单》中，可以大体推测当时的印刷费用及薪酬成本。《强学报》只有5名员工，存续不到1个月，共出3期，每期8页，总共印数4500份，总页数3.6万页，用去印刷成本33.7元和薪金155元。[7]以这样的页码和印数，势必既难以有足够的信息容量，也难以覆盖较大的区域和人群，很难在信息传播上取得多大的业绩。如果要增加页码、加大印量，薪金、印刷的成本也势必会水涨船高。《清单》中还记载了办事人员的薪酬开支“何（树龄）、徐（勤）每月修金五十元、账房杨葵园修金五十元、书写杨子勤每月修金十五元、翻译马善子修金四十元（附注：译人仅译五纸）。”[8]这几类都是报馆所必需的员工，合计每月薪酬共155元，而且仅凭这五人根本无法完成支撑起像样的报刊。此后，《时务报》馆每月运营成本更在2500元以上。[9]当时维新人士自身财力多不丰裕，除了严复，只怕没人能够独力承担这样的开支。

再者，报刊是实物媒介，必须依托稳定和快捷的发行渠道，才能将报刊稳妥、及时、连贯地传递到读者手中。如果发行网络在地域和人群上未能达到相当的覆盖度，报刊的社会影响就基本无从谈起。诚如在第一章第一节中所述，此时的中国尚无畅达、经济的物流网络可用。对于商业报馆而言，上述困难并非迫在眉睫。他们办报的首要目的就是获取经济收益，完全可以先将报刊的发行数量和覆盖区域调适在可以保证盈利的范围内，然后再徐图拓展。这也正是甲午以前的中文报刊，其发行范围大致局限在沿江、沿海、交通中枢的原因所在。然而，维新人士原本就是为动员社会而办报，既然在他们看来当前国事危在旦夕，就必须在尽可能短暂的时间内，将尽可能多的报刊散布到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和人群中。在没有学会可做支持的情况下，维新中人就只能依靠一己之力，来筹措开设报馆所需的启动资金，以及尽可能广泛的发行网络。因此，他们在出报前，就得面对和处理以下四对关系。

第一，报人与士林的关系。士人身份是他们获得士林认可和接受，进而得以调动社会资源的重要依据。尤其是此时的维新报人，侧重的并非新闻报道，而是知识、观念与意见的扩散，这就更加需要报人在士林已有的认同能够达到相当程度。

不仅如此，如要维系这一认同，在包括报业活动在内的所有公开行为中，报人均需遵循士林的行为规范。即使不能绝不言利，也绝不可公开重利。在面对杨崇伊的指控时，京师强学会成员之所以会全无辩解余地，原因正在于此。但报刊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做支撑，还必须取之有道。如何才能让各界人士在看到报刊之前，就给予援助。除非在士林中颇有地位，而且人脉可观，否则很难有这个面子。

第二，报馆同人的来源。报馆参与人数越多，来源越多元，可能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多，但同时成员之间的差异也就会越大，进而可能矛盾丛生。因此，同人的来源就必须恰到好处，既不至于成员太少而势单力孤，又不至于品流太杂导致纷争不断。以《万国公报》为例，它至多也只是康门的一派之报，以师生而为同人，观念志趣的确是无甚差异。但此时康门原就根基浅薄，在满目金紫的京师士林，这一缺陷体现得格外明显。反观京师强学会，所属派系积怨甚深，不仅无法形成维新合力，还牵涉中枢政局之争，甚至还致使了在此后数年内，京师的维新建设始终处于停滞状态。再如上海强学会，不难想见，仅从学术观念来看，会中同志也不可能容许《强学报》长期使用孔子纪年、宣扬孔教。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以同门、同乡、同好等人际关系为合作的范围，才可能恰到好处。

第三，报人与政治人物，尤其是高层人物间的关系。要凭借士人身份调动社会资源，就必须借助士林网络。如果与高层关系越近，人脉越广，可获帮助自然就越大。但如关系太为密切，甚至如文廷式那样，与事者本身就是政局中的关键人物，却又可能被政府波折直接影响。而且，要从事报业，就免不了对国是、时事月品旦评。如由现任官员，尤其是地处清秘的翰詹科道，直接出面创办报刊，极易引来对立势力的打压。因此，报馆的主持人最好既在士林中有相当地位，却非现任官员；既与高层人物颇有渊源，派系色彩却并不单一。

第四，报馆的地理位置。从经济角度来看，在全国范围内的物流、通信网络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报馆的空间所处直接影响着其传播活动能涉及的范围。只有处在既是经济中心又是交通枢纽的地方，才可能便利地获得必需的器材设备，以及充足的信息来源，并能及时将发行遍布目标区域。从文化角度来看，在报刊的主持者、写作者和阅读者之间，地域认同的有无多少，对传播效果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而且，该区域内读书人的空间分布密度，也与报刊的影响能否沿着人际渠道再度延伸、扩散，关系甚密。从政治层面上来看，政治中心虽是信息中心，却也往往是是非之地。因此，在空间位置上，维新报刊的理想地点，就应该是既与政治中心有一段距离，彼此之间往来又较为频繁的商业口岸。

在只能由各派分别凭自力创办报馆的情况下，究竟得要怎样的人物，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据此获得这两种必需资源，将维新报刊办起来、办下去，进而打开局面、推动维新？在本章中，我们将从对《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渝报》《蜀学报》《湘报》，以及中途夭折的《民听报》这六个个案的对比分析中，对这一问题作具体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