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萨特的“实践”概念和“实践文学”理论

“实践”（praxis）概念是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中的主要认识范畴，在其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融合了认识和行动两个方面，而且形成从匮乏（scarcity）概念到需要（need）概念的过渡，此二者都与客体的各种关系有关。同时，这些关系又都是由于人类的实践结构，即为了人类的目的对各种事物进行再创造而得以存在的。因此，萨特的“实践”概念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同名概念的延续，又是萨特式的综合修正，它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结果。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把“自我”称为“个人实践”，并强调“自我”的绝对自由。《辩证理性批判》修订了《存在与虚无》中的观点，萨特将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化，把“自我”放到了社会现实中，自由意识转为自我约束（承担义务），并向整体和事物过渡。在探讨“自我”（或者“实践”）同整体的辩证关系时，他分析了个体实践整体化过程中的多种模式，并将其划分为个人实践、群集实践和集团实践三个层次。

个人实践产生于人的需要，其目的是使物质存在满足人的要求。人为了自身的需要改造周围的物质环境，制造工具。物质作为被加工的对象，它既是实践的，又是惰性的，由此确立了一个“实践—惰性”（practicoinert）领域。[1]所谓惰性，是指非创造性的受动状态；所谓“实践—惰性”，则是指使人丧失了生成性的受动行为及消极的物性状态。在詹姆逊看来，“实践—惰性是一种物质客体（如地铁、警服、支票簿、人行道、日历等），它像体制一样发挥功能，用某种更有序更直接的东西替代直接的人类关系”[2]。人的实践行为取决于一个实践—惰性领域，但实践—惰性的影响对于在它之中的不同存在并不统一。于是，人一方面要成为他自我造就的，另一方面要通过物质条件实现他的自我。

一旦进入实践—惰性领域，被加工过的物质同时把人变成自我之外的存在，促成个人之间的互相交换和惰性统一，同时又使人被物质异化。尤其在匮乏状态中，物质被动地统一把许多个人——个人实践的主体——联系起来，从而推动个人实践向集体实践的扩大。这就是个人实践整体化的第二个层次——“群集实践”，它使个人过渡到社会、自由过渡到必然性。同时，由于是通过物质对象实现的外在结合，它又是消极的。在萨特看来，群集的关系是不真实的、非人性的，群集的实践是惰性的实践。萨特甚至用“实践—惰性”环境解释被广播媒体异化了听众。

社会实践的第三个层次是集团实践，它具有与个人实践、群集实践完全不同的性质。在匮乏范围和存在结构中发生综合变革后，群集开始解体，一种共同集团的实践代替了群集实践。于是，群集的原子主义让位给了集体的有机团结，集团克服了群集的异化。集团从群集的基础上产生，由于具有自由设计的生命力，它以有机的巩固性代替了机械的巩固性。[3]

萨特通过他的历史人学描述了人类社会实践的三个层次：个人实践—群集实践—集团实践，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出发点是孤立的个人实践，而反抗则是人性的肇始，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异化和反抗、革命的循环往复。由此可以看出，在个体实践整体化的过程中，萨特一方面突出具有主体性个人实践的重要性，同时也重视社会历史条件对人的实践活动的限制。他说，“人是他的产物的产物：通过人的劳动而自行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结构，对每一个人规定了一开始的客观状况……”[4]萨特从强调绝对自由的个体实践逐渐转变为强调在一定历史境遇中的社会实践，显示出个体与群体相结合的特征，这表明萨特实践观的发展。萨特的“实践”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故步自封的，它的含义和结构具有层累性和开放性，这也是他的文学实践活动的思想状态。

萨特的实践观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战前，他把自己仅仅看作一个“个体”，只强调个人实践，看不到个人的存在与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联系。战争带来的激烈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使他逐渐意识到，个人是不可能超越历史和环境的，只有在社会斗争中才能创建自己的自由。他从个人的小圈子里跳出来，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力图“在社会世界中重新发现人，并且在人的实践中探求人”[5]。由此，萨特从强调绝对自由的个体实践，逐渐转变为强调在一定历史境遇中的社会实践。

这一思想转型在哲学上是以1946年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un humanisme）为代表，在文学上则是以1947年发表的《什么是文学？》为标志。在前者，萨特明确地表示：“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6]存在主义是以尊重人权、尊重人的尊严为基础的，它体现了一种合乎人道主义的“善”。在后者，他提出了“文学介入说”，通过文学实践向人们展示他的存在主义人生观和社会意识，显示出个人在社会斗争中创造自己的自由、实现一种合目的的“善”的可能性。“介入文学”就是一种行动 （实践），它通过命名而揭露，而揭露就是变革。[7]萨特已从理想主义的自由论发展到政治行动主义的介入论。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萨特在坚守存在主义立场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使之和马克思主义相一致。“在个人存在的问题上。萨特总是偏向海德格尔，而每当论及社会历史关系时，它又倾向于肯定马克思。”[8]萨特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实践概念，将他原来强调个人自由的人道主义，提升到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层面。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方式，正努力发挥这种作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是自觉的，而且是自由的，因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9]。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创造了美”的命题，把美与“人化的自然”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联系起来，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待美的生成和起源。马克思已经把生产劳动视作艺术活动，这是由于物质生产活动和艺术生产活动一样，都是展现自由的活动典范。

艺术活动如何展现人的自由？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表现了类似马克思的见解。他批判了康德关于美是“没有明确目的的符合目的性”的界定。他认为艺术是无功利的，它没有目的。萨特却指出，艺术品本身便是一个目的。它不是一个有不确定目的的工具，而首先是纯粹的召唤，是纯粹的存在要求。它是作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提出来的，一上来就处于绝对命令的级别。这一绝对目的，这一超越性的然而又是为自由所同意的、被自由视作己出的命令，便是人们称为价值的那个东西。艺术品是对价值的召唤。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说只限于引起想象力的自由的、有规则的游戏，只看到审美对象在表面上具有符合目的性，却没有说明每件艺术品里面回荡的那个召唤。所以，萨特认为康德的观点用在艺术品身上完全不适合。在他看来，观赏者的想象不仅有调节功能，还有构成功能。艺术并非只是游戏，而是吁请越过艺术家留下的痕迹，重组美的客体。想象与精神的其他功能一样不能享用它自身；它总是在外面活动，总是投入某一业举之中。[10]对这种业举的谋划，便是“介入文学”观的要义。萨特的“介入文学”一直致力于发掘潜在的读者，这体现了萨特对审美活动个体性与社会性关系的深层理解，表明“介入文学”不仅仅局限于实现个人的自由和价值，而要发挥它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政治参与作用。

在他看来，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艺术既是一种逃避手段，又是一种征服手段。[11]存在主义文学作品不是消遣而是使人困扰，它们要表现的不是一个给人看的世界而是一个需要变革的世界。这是因为，文学表现的每一种感觉都伴随着意识活动，并意识到人的实在是“起揭示作用的”。在利用文学进行批判、揭示和介入之时，他相信技术不仅能帮助人们反思存在，还能推动人们对可能性的探索——他认为这甚至比现实性更重要。在他看来，所有的技术都可以用之于介入，所有的介入都是技术式的介入。萨特像他的老师海德格尔一样，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追问技术的本质；而每当论及技术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时，他又倾向于马克思的立场。在利用现代媒介技术介入社会伦理和政治问题时，人道主义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他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反思科学技术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并且追问：凭借技术，我们要什么样的自由？我们怎样才能获得自由？

以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的立场，与其说他在从本体论意义上思考文学是什么，还不如说他是从实用论角度，探究文学可以用来做什么。在这种思路下，萨特逐渐放弃自己早年耽于沉思冥想的“存在文学”。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提出了“存在文学”“处境文学”“介入文学”“实践文学”和“整体文学”等几种概念。为了弄清萨特“实践文学”的思想脉络，在此有必要对这些概念加以梳理和区分。

所谓“存在文学”，是指“叙述一个稳定社会内部的个人生活中的事件”的文学。它“记录、描写、解释一个静止的世界内部某一个别系统的屈曲、分割、退化及其缓慢的解体过程”[12]。萨特认为，法国17 世纪的古典文学是存在文学的典范，它使人们陷入沉思冥想的静止状态而无法行动。

所谓“处境文学”，是指作家被重新纳入历史时被迫创作的一种强调历史性的文学，旨在历史事实相对性的内部重新发现形而上的绝对性。[13]比如，萨特创作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个人或集体处于“危机时刻”的“处境小说”或“情境剧”。

“介入文学”是萨特从哲学的角度对文学的界定。“介入”是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诗歌除外）都具备的功能，它意识到文学具有形而上学的能力，强调话语的力量。文学语言一经表达便“揭露”了世界，而“揭露”世界总是意味着已经“改变”了世界。“实践文学”则是一种强调文学社会责任的政治概念，号召人们在文学的感召下直接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整体文学”是指“只有在社会主义集体中，当文学终于明白自己的本质，完成了实践与存在的综合，否定性与建设的综合以及做、有、存在三者的综合之后，文学才配得上整体文学的名字”[14]。为了实现文学创造历史的举动，必须下决心“行动”，抛弃“存在文学”的惰性，倚借“处境文学”的历史性，以介入为宗旨，开创一种“实践文学”。

因此，所谓“实践文学”（法语littérature de la praxis， 英语literature of praxis），是指超越沉浸于沉思冥想的“存在文学”去唤醒人们行动的文学。实践文学既是“存在文学”的反动，又是“介入文学”的现实具化，同时还是“整体文学”的雏形或前奏。“实践文学”作为综合过程中的最后一环，当它完成了存在与实践、否定性与建设以及存在、有、做三者的交汇融合之后，便最终走向整体文学的通途。为了实现这一综合过程，萨特试图在一种文学理论和现实具化的巨大差异中找到一条可堪行动的方法，而寻找方法，就必须面对一种技术主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