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08年至今，笔者一直致力于美国自白诗诗人及其诗歌的探索与研究。在深入探索的过程中，中国1980年代诗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男诗人包括多多、芒克、张曙光、王家新、苏历铭、冯俊等，女诗人包括王小妮、翟永明、陆忆敏、伊蕾、海男、唐亚平等进入笔者的视野，这批诗人可能分属不同的诗歌代际，但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1980年代西方流派大量涌入的时刻接触到了美国自白诗并被之深深吸引，而且在其影响下，开始创作兼具美国自白诗歌样貌及中国文化底蕴和诗学特征的自白诗。在这批诗人中，有的写作了大量的自白诗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风格，如翟永明、多多、陆忆敏、伊蕾、海男、唐亚平等；有的只是进行了并不系统的自白诗诗歌写作，如芒克、王小妮、张曙光、王家新、苏历铭、冯俊等，但他们诗歌中的自白特征不容忽视。
自1980年代末始，中国学界即开始关注美国自白诗在中国的接受及传播，并对中美自白诗进行了多角度的对比分析。笔者在梳理学界的研究时发现以下五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中国自白诗研究大都和第三代女诗人及女性诗歌纠缠在一起，而受到美国自白诗影响并写作自白诗的朦胧诗人及男性诗人很少出现在美中自白诗对比分析的案例中；二是学界较为关注美国自白派（Confessional School）两位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1]及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对中国女性诗人的影响，但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1917—1977）、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1914—1972）等男性自白派诗人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涉及较少；三是部分评论以普拉斯和塞克斯顿的疯癫、自杀及其凌厉决绝的诗风为背景，对她们的诗歌美学及内容进行多方面的贬抑，并以此为参照，热情讴歌中国女诗人及其诗歌的“成熟”“理性”“克制”“疏远”等优秀品质；四是部分评论以中国自白诗缺少文化和经验为立论点，批判中国自白诗中没有历史、没有文化而只是对美国自白诗的盲目模仿；五是对“自白”本身的艺术性及美学价值的评价在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命运走向。一、二两点中朦胧诗人及“男性”诗人的缺失，三、四两点几乎互为矛盾的观点及中国学界对“自白”美学价值始终如一的质疑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在对美国自白派诗人，及受到美国自白诗影响并写作自白诗的中国诗人的诗歌文本、诗歌批评、访谈、传记、日记等进行细致的梳理后，笔者形成了本书的研究思路：本书拟以美国自白派四位代表性人物罗伯特·洛威尔、西尔维亚·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及约翰·贝里曼“自白”叙事的代表性文本为主要“互文本”[2]，以1980年代受到美国自白派影响，并创造出一批兼具美国自白诗表征和本土诗学特征的中国诗人的“自白式”诗歌文本为“当前文本”[3]，以历史、文化语境为背景，以中西比较诗学为理论基础，以双方各自的诗歌批评为参照系，对美国自白诗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自白诗在中国土壤上的美学继承及诗学建构、中国自白诗对美国自白诗的诗学创新及移植变形等方面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
（二）研究意义
综上所述，基于比较诗学视域的中美自白诗研究具有一定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是美国自白诗一经诞生，即得到了评论家的关注和命名，虽历经波折，甚至遭到诗人自身的否认和反对，但评论界对美国自白派这一派别定义及其成员构成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它自1980年代初进入中国并与中国诗人结合后却一直是命运多舛：它先是与中国女性诗歌纠缠在一起被赞扬、被质疑，后又混入第三代诗歌的大潮中，形迹渺渺，虽有部分学者对其成员构成现状的质疑及诗歌独有特点的评述，但声音单薄，很快被淹没于女性（主义）诗歌或第三代诗歌的批评浪潮中，迄今为止，国内并无关于中美自白诗比较研究或中国自白诗研究的专著出版。所以，对中美自白诗渊源的梳理、对中国自白诗及诗人群体的重新界定、归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自白诗的核心概念“自白”一词进入中国文化土壤之后，无论作为话语方式、诗歌形式或抒情手段均受到强烈的否定与质疑。那么，从“自白”在文学中的起源及发展流变出发，追踪和分析“自白”批评在中美学界共有的倾向和各自的发展趋势及走向，从诗学理论、诗学批评及诗歌文本中探寻“自白”的真正面目和本质就有了积极的诗学意义及价值。
三是从诗学形态的异同、异域文学传播规律、文化植入的变形、文化与文本关系、诗歌美学的流变等方面出发，既寻求诗歌艺术共同的“诗心”、诗歌美学的“共谋”之处及人类相通的审美之心、美学原则，又从移入国的“文化模子”（叶维廉语），即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气质、精神风貌出发，对中国自白诗进行综合的考量。也就是说，既寻求中国自白诗与美国自白诗共有的艺术气质及美学表现，又发掘其中国诗学精神及文化精髓的独特诗美体现。这种对外部植入艺术的内化及建构研究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和价值。
二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一）美国方面
1959年9月，M.L.罗森瑟尔（Macha.L.Rosenthal）在《民族》（Natio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作为自白的诗》（“Poetry as Confession”）[4]的文章，文章对洛威尔相较前期诗歌风格突变的新诗集《生活研究》（Life Studies）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正是在此文中，罗森瑟尔率先使用了“自白诗”一词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73年罗伯特·菲利普斯在《自白派诗人》（The Confessional Poets）[5]中以洛威尔为中心，将西奥多·罗特克、斯诺德格拉斯、约翰·贝里曼及20世纪50年代参加由洛威尔主持的波士顿诗歌研习班，并由此开始写作带有自白风格诗作的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西尔维亚·普拉斯归入自白派的麾下，并在他们诗歌的基础上总结出“自白诗”的十五个基本诗学特征。自此，自白派这一在美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诗歌流派正式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引发了美国学界经久不衰的研究兴趣。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研究侧重诗歌中自白与自传、死亡与疯癫、女性主义、宗教神学等问题。21世纪以来，美国自白诗的政治性、社会介入及社会关注性成为美国自白派研究的显学。从2000年的《私人细节，公共景观》[6]开始，《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怖》（2001）[7]、《回写》（2002）[8]、《受伤的外科医生》（2005）[9]、《黑暗系统》（2009）[10]、《被迫的自白》（2011）[11]、《理论时代的抒情》（2012）[12]、《约翰·贝里曼的公共视野》（2014）[13]、《语境中的西尔维亚·普拉斯》（2019）[14]等著作从自白诗中凸显的排犹大屠杀、“二战”、冷战、社会，以及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等多个方面系统研究了自白诗所蕴含的强烈的身份政治、种族政治、精神政治等社会介入内涵，以有力的证据再次批驳了自白诗是“赤裸裸的个人化诗”[15]的早期论断。
相对于对自白诗中政治美学的关注，评论界对自白诗中“自白”的兴趣更持久：从1959年起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激烈异常，但幸运的是，归指已较为明晰。
从1959年《哈得逊评论》的编辑约瑟夫·贝尼特（Joseph Bennett）的《两个美国人，一个婆罗门和资产阶级》[16]起，60年代的汤姆·岗恩（Thom Gunn）（1960）、詹姆斯·迪基（James Dicky）（1963）、杰罗姆·马扎罗（Jerome Mazzaro）（1965）、戴恩·杰夫（Dane Jaffe）（1966），70年代的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1970）、查尔斯·高兰（Charles Gullans）（1970）、塞尔登·罗德曼（Seldon Rodman）（1973）、查尔斯·莫尔斯沃斯（Charles Molesworth）（1976），再到后来的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1988）、萨克·罗戈（Zack Rogow）（1990）等均对美国自白诗中的“自白”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满，并对其美学意义强烈质疑。
与此同时，另一批评论家却极力肯定自白诗中的“自白”表达，认为它像其他文学手段一样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这些评论家包括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1960）、梅·斯文森（May Swenson）（1963）、A.阿尔瓦雷兹（A.Alvarez）（1963）、詹姆斯·麦利尔（James Mcrrill）（1968）、欧文·埃伦普雷斯（Irvin Ehrenpreis）（1968）、阿兰·威廉逊（Alan Williamson）（1974）等。到了1980年代以后，“自白”的文学性得以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劳伦斯·勒纳（Laurence Lerner）（1987）、米德尔布鲁克（Diane W. Middlebrook）（1991）、罗莉·珍·威廉姆斯（Lori J.Williams）（1995）等开始将目光集中在“自白”及“我”的美学效果及美学意义上。21世纪以来，关于“自白”是否具有“艺术性”的争议渐熄，而对其作为美学表达形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如菲利普·麦高恩（Philip McGowan）（2004）、琼·吉尔（Jo Gill）（2007）、米兰达·舍温（Miranda Sherwin）（2011）、维克多·阿尔辛多（Victor Alcindor）（2013）等从仪式表征、精神分析、文化政治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深化了对“自白”美学意义的挖掘。
（二）中国方面
1980年代开始，随着国外文学译介的深入，美国自白诗逐渐进入中国学者和诗人的视野。一方面，中国学者开始对美国自白诗进行译介和评介；另一方面，美国自白诗歌本身逐渐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并影响了大批1980年代的中国诗人，他们开始追随美国自白诗人，创作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视角并具有强烈“自白”特征的诗歌文本。
在对美国自白诗的研究与评介方面，张望的《略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自白诗”》（《外国文学》1988年第3期）及向飞的《“神圣的痛苦，辉煌的绝望”——介绍美国“自白派”诗歌》（《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拉开了美国自白诗评介的序幕，随后，对美国自白诗的研究开始在国内逐步展开。张子清的《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1995）是较早并以较大的篇幅对美国自白诗进行介绍的著作。期刊论文方面，骆晓戈（1996）、鞠玉梅（1996）、潘小松（1998）、林玉鹏（2001）、傅浩（2005）、朱新福（2006、2013）、曾巍（2008、2015、2016、2018、2021）、杨国静（2009、2010、2014）、汪玉枝（2010）、李文萍（2010）、张意（2011）、魏磊（2012、2017、2019、2021、2022）等分别从普拉斯诗歌中的“自白”、生命、自我及生态意识、非私人化诗歌理论、语言特征及意象运用、暗恐及大屠杀描写、文学伦理学、创作心理机制、色彩运用、微政治、自白诗的姊妹艺术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多方论述；黄宗英（2003）、李佩仑（2012）、彭予（2017）、郑燕虹（2018）、魏磊（2022）等从《梦歌》的诗艺、创作理念、情欲书写、精神政治方面对贝里曼及其诗歌进行了介绍及评论；陈光明（1997）、郭一（2011、2016）、张逸旻（2013、2019、2020、2022）、白利兵（2014）、曾静（2015）、却俊（2016）、李保杰（2020）等从诗歌疗伤、母性书写、主体书写、宗教信仰、跨媒介表现、身体书写等角度对塞克斯顿及其诗歌进行了评介。博士论文方面，2013年魏丽娜的《普拉斯诗歌意象研究》、曾巍的《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创作心理研究》及2014年张逸旻的《“自我”、“自白”与自传：塞克斯顿的“诗性真实”观研究》从普拉斯的诗歌意象、诗歌创作心理及塞克斯顿的“诗性真实”等方面对自白派的两位女诗人及其诗歌进行了具体论述。
值得专门指出的是，从1990年的《〈梦歌〉：清醒的呓语》一直到2017年的《试论约翰·贝里曼的情欲诗学》，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彭予不但对自白派的单个诗人进行了多方论证，还分别从自我、疯狂、死亡、诗歌技巧、精神分析、社会批判等方面对自白诗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和判断。而其出版于2004年的《美国自白诗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国内迄今为止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较为系统地论述美国自白诗的学术专著。
在中美自白诗对比研究方面：国内对美国自白诗在中国的接受及中美自白诗的比较研究始于1987年唐晓渡发表在《诗刊》第二期，题为《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的评论文章。文章对翟永明1986年出版的组诗《女人》中的“黑夜”意识进行了评述，并在文章结尾部分简略地谈到了普拉斯对翟永明的影响，以及文化背景在诗歌移植中的作用。但是，因第三代诗人中的翟永明、陆忆敏、伊蕾、唐亚平、海男等人诗歌中突出的自白倾向及其女性诗人身份，美国自白诗对中国的影响及对比研究一开始就较为集中地与女性诗人及女性诗歌纠缠在一起且进展缓慢。自唐晓渡发表《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之后，直到1994年胡兆明才在《现代女性诗歌的诗美取向》中重提美国自白诗派，胡兆明认为，虽然“西方诗中形成了一个自白诗派”，但我们“此处的所谓自白，不尽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主要是指女性诗中自我陈述那么一种表达方式”[17]。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对美国自白诗对中国诗人的影响似乎有些回避。1999年，顾广梅以《焦虑：中美两国自白派女诗人的趋同心态》为题，分析了中美自白诗人因女性身份所产生的“焦虑”心态及其不同的命运归指。21世纪伊始，李蓉在《中国现代女性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其文化意味》中继续对美国自白派的影响保持淡淡的态度，她认为：“（中国）‘自白诗’尽管受到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塞克斯顿的直接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对女性未知世界的探寻是女性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迟早必须面对的。”[18]2004年，凌建娥从普拉斯、塞克斯顿及中国1980年代女诗人诗歌中的“黑暗意识”出发，将“黑暗意识”归类为中美女诗人女性意识的觉醒，对男权的解构及女性诗学的建构策略。[19]2007年，张晓红、连敏的《〈女人〉中的女人：翟永明和普拉斯比较研究》从主题和意象两方面出发，讨论了普拉斯对翟永明的影响。2009年，针对国内美国自白诗对中国诗人影响研究的迟缓发展，周瓒提出了多重问题，“作为译作的美国自白派诗歌如何能对一位或几位中国诗人产生强大的影响，进而形成了另一个诗歌潮流？这种影响论的依据是什么？是风格的模仿，还是经验的契合？抑或是诗歌通过对现代汉语的一种勘探，进而追寻到的一种现实？作为阅读的翻译和作为批评的翻译有何不同？诗人读者和批评家读者的创造性差异何在？性别研究和风格研究的关系怎样？它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当今中国有什么特征？”[20]
2010年以来，对美国自白诗在中国的接受及比较研究有了一定的起色，2010年张如贵在《美国自白诗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及《并非同质的精神向度——美国自白派诗歌之比较研究》中对美中自白诗之间的渊源和关系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和介绍。2013年白杰在《中国自白诗派——女性与自白的诗意邂逅》与《中美自白诗派私密话语比较研究》中以“私密话语”与“自白”为切入点，对中美自白诗进行了比较分析。同年，赵林云的博士论文《论女性意识视域下的当代女性诗歌》中就美国自白诗在“女性意识”“死亡意识”及“自白”方面对中国诗人的影响作了简略的介绍。2014年，吕周聚将美国自白诗对中国诗人的影响研究扩大到整个第三代诗歌，较为宏观地论证了美国自白派与中国第三代诗歌之间的关系。[21]
在中美自白诗比较研究中，有两种几乎对峙的观点值得重点考量。一是以九叶派诗人郑敏为代表的一批评论家认为，中国女诗人对自白派的接受并未得其精髓，只是盲目的模仿，“由于本身的知识架构所限，并不能掌握当代西方诗派的精髓，唯有照猫画虎，追逐于自白派、垮掉派甚至语言派之后”[22]。而另一批年轻的评论家则以美国自白诗凌厉、决绝的诗风为背景参照，凸显中国自白诗的“成熟”“理性”“克制”“疏远”等优秀特质，如赵林云《论女性意识视域下的当代女性诗歌》（2013）、匡籽衡《翟永明诗歌与普拉斯诗歌比较研究》（2013）等。
在对“自白”叙事的评价方面，中国评论界的观点出人意料地一致，从开始到晚近一直对其充满质疑和批评。早在1995年，在《自白的误区》中，臧棣一方面指出，“在西方，自白是人文话语的一种极其普通的方式，而在中国，自白从来不属于自我认识的传统”；另一方面，他认为，“一个女诗人如果能抵抗住自白话语（并非要全然放弃）的诱惑，那么，显示这种抵抗，才会被认为是最终成熟的标记”[23]。崔卫平的《我是女性，但不主义》（1998）、罗振亚《解构传统的80年代女性主义诗歌》（2003）、《“复调”意象与“交流”诗学：论翟永明的诗》（2006）等均对女诗人诗歌中的“自白”叙事表示出了相似的否定态度。2019年，刘格等把“自白”与男性写作对立起来，认为“‘自白’这一话语形式”是1980年代女诗人“抗击男性写作的有力武器”[24]。
需要提出的是，针对目前美国自白诗在中国的接受及传播研究，张晓红、周瓒等学者指出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张晓红对国内学界将“自白”单纯与女性诗人联系在一起质疑并指出，“自白不是女诗人的专利和特权。不过，男女诗人的自白书写往往带有明显的性别特质。中国批评家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自白标签贴在女诗人身上，一方面隐含性别歧视的意味，另一方面遮蔽了男性自白诗的真面目”[25]。周瓒不但在《翻译与性别视域中的自白诗》中肯定了张晓红对学界的批评，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颇为矛盾的现象是，一方面，批评不断地重复和强化当代女性诗歌是受美国自白派，尤其是普拉斯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美国自白派究竟是怎样的流派，普拉斯的诗歌面貌究竟怎样，相关的翻译和研究则处于缓滞状态”[26]。
三 研究思路与创新
综上所述，对美国自白诗进入中国后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于受美国自白诗影响的诗歌命名较为随意，虽然“中国自白诗”的称呼较为普遍，但自白诗有什么特征？什么样的诗才是自白诗等未得到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论证。二是研究多与第三代女诗人及女性主义纠缠在一起，男诗人及朦胧诗人与美国自白诗的关系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虽然张晓红和周瓒等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答案仍悬而未决。三是研究多强调美国自白派女诗人对中国诗歌的影响，而自白派男诗人洛威尔及贝里曼等对中国诗歌的影响较少提及。四是与美国自白诗中“自白”的命运不同，评价界对中国诗歌中的“自白”特征几乎是一边倒地提出批评，“自白”是否真的等同于“直白”？“自白”是否是艺术手段？“自白”是内容还是形式？等等，并没有得到深入的追问和探索。五是评论界对女性自白诗中的性别意识关注较多，并将其与美国自白诗中的女权主义相混合，但对自白诗诗歌本身的美学构成及美学呈现关注较少。六是迄今为止，对于美国自白诗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研究仍局限于学术论文的形式，并未有专著等的专门研究或讨论。七是虽有对诗歌中黑暗意识、死亡意识或两性关系的比较研究，有批评家对所谓“模仿”的批评，或对中国诗人诗风单方面的赞美，但并未深入到异域诗学、文化植入、文化与文本关系、具体文本表现等方面来综合考量外来诗歌在本土土壤中的重新生成、建构、裂变等问题，所以批评仍局限于较为表层的影响及接受研究。
基于此，形成本书的研究思路：本书拟以学界前辈的研究成果为参照，将中美自白诗置于比较诗学、接受美学、文化政治、文本批评、诗歌美学等的理论框架中，以中美自白诗的渊源关系为研究起点，中美自白诗歌为文本依据，从诗歌创作主体、“自白”话语诗学批评、文本美学、艺术创新等方面对美国自白诗在中国的接受、建构及流变进行较为客观、充分的论述，以期对美国自白诗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自白诗在中国土壤上的美学继承及诗学建构、中国自白诗对美国自白诗的诗学创新及移植变形等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和揭示。
综合看来，本选题的创新体现为以下四点。
一是从创作主体出发，以自白诗的基本美学特征、诗人访谈、诗歌文本等为依据，重新界定中国自白诗及诗人群体，改变中国自白诗与女性诗歌的胶着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视野的限制与遮蔽。
二是从“自白”的文学批评史出发，针对国内对“自白”话语的主流批判，以美国学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对“自白”态度的曲折转圜为参照，并根据“自白”自身具体的诗学表现及诗学特征，重新认定中国自白诗中“自白”书写的艺术价值及美学价值。
三是从“诗”本身出发，以诗歌文本为依据，从诗歌的多重戏剧性、丰富的意象表达、多样的节奏及“声音”等方面充分展示中国自白诗可与美国自白诗相媲美的诗技、诗艺及诗美品质，既实现诗人“少谈些性别，多谈些诗”[27]的理想，又达到以事实对中国自白诗歌的艺术价值进行肯定和去蔽的论证初衷。
四是从文化与文学关系出发，将中国自白诗中的两性关系叙事、黑暗叙事、死亡叙事等置于美国自白诗同类叙述比照中，这种论述模式使中西异质文化的交融带给文学的强烈、内在的影响得以直观而形象地呈现，中国自白诗在这些主题上迥异于美国自白诗的部分清晰地表征了中国诗人在融会中西诗学之后的明智之选，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对诗人潜意识的形塑及由此带来的积极意义。
[1] 美国自白派诗人名及相关作家、学者在论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在中文译名后标注英文原文，再次出现不再标注；因所涉美国自白诗诗集或诗歌名在中国国内没有较统一的翻译标准或没有中文译名，为防歧义，则一直以中英文名同时出现（括号内注解除外）。诗集或专著以斜体形式标示，单篇诗歌名加注双引号。
[2] 因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1908-1963）、斯诺德格拉斯（W.D.Snodgrass，1926-2009）及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等也被一些评论家如罗伯特·菲利普斯（Robert Philips）等归入美国自白诗人行列，所以在论述过程中，本书也会取用他们的少量诗歌以资参考。
[3] 需要说明的是，这批诗人如多多、芒克、王小妮、张曙光、王家新、翟永明、陆忆敏、伊蕾、苏历铭、海男、唐亚平、冯俊等的自白诗创作并没有像美国自白派诗人一样结集成册，而是较为分散地出现在1980—1990年代初的十几年间。
[4] Macha L.Rosenthal，“Poetry as Confession”，Nation，Vol.189，No.8，1959，pp.154-155.
[5] Robert Philips，The Confessional Poets，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3，p.2.
[6] Janet Badia，Private Detail，Public Spectacle:Sylvia Plath’s and Anne Sexton’s Confessional Poe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Reception，Ph.D.dissertation，Ohio State University，2000.
[7] Harriet L.Parmet，The Terror of Our Days:Four American Poets Respond to the Holocaust，New York:Rosemont Publishing & Printing Corp，2001.
[8] Robin Peel，Writing Back:Sylvia Plath and Cold War Politics，New Jersey: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2.
[9] Adam Kirsch，The Wounded Surgeon:Confe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Six American Poet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2005.
[10] Brendan Cooper，Dark Airs:John Berryman and the Spiritual Politics of Cold War，Pieterlen and Bern:Peter Lang Publishers，2009.
[11] Suzanne Diamond，ed.，Compelling Confessions:The Politics of Personal Disclosure，Maryland: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11.
[12] Laura E.Passin，The Lyric in the Age of Theory: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nfess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Ph.D.dissertati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2012.
[13] Philip Coleman，John Berryman’s Public Vision:Relocating the Scene of Disorder，Dublin: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2014.
[14] Tracy Brain，Sylvia Plath in Contex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
[15] Steven G.Axelrod and Helen Deese，Robert Lowell:A Reference Guide，Boston:G.K.Hall & Co.，1982，p.91.
[16] Joseph Bennett，“Two Americans，a Brahmin and the Bourgeoisie”，Hudson Review，Vol.12，No.3，1959，p.431.
[17] 胡兆明：《现代女性诗歌的诗美取向》，《华侨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18] 李蓉：《中国现代女性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其文化意味》，《文艺评论》2001年第6期。
[19] 凌建娥：《论当代中美女性诗歌兴起时期的黑暗意识》，《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 周瓒：《翻译与性别视域中的自白诗》，《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
[21] 吕周聚：《第三代诗歌与美国自白派关系探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2期。
[22] 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23] 臧棣：《自白的误区》，《诗探索》1995年第3期。
[24] 刘格、荣光启：《1980年代女性诗歌的“自白”艺术》，《写作》2019年第2期。
[25] 张晓红：《中美自白诗：一个跨文化互文性个案》，《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6] 周瓒：《翻译与性别视域中的自白诗》，《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
[27] 翟永明：《面对词语本身》，《诗潮》2006年第1期。